国外有无类似中国的国家语委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并且有相当强制力的机构？ 第1页

　　先说重点：

　　1.语言规范机构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主要语言（英语除外）都有自己的规范机构，这些机构也可以称做语言学会（Language Academies）。语言规范机构是语言净化主义思想（Linguistic Purism）和语言标准化进程（Linguistic Standardization）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两者事实上都是相当晚近的事物：虽然渊源古已有之，但是实质影响始于16世纪。

　　2.语言规范机构不一定隶属于政府，尽管大多数语言学会都和政府有着或强或弱的联系，但很多语言学会（包括当今世界最古老的语言学会，负责规范意大利语的秕糠学院）都是民间创办的。因此，语言学会对于语言的影响力也不一定来源于法律规定，学术实力、历史威望同样可能是决定性因素。语言学会也不一定是专职的（例如波斯尼亚语由萨拉热窝大学负责），同一种语言可能有两个甚至多个互不隶属的语言学会（如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分布在多国的一种语言也可能由一个共同的语言学会负责（如德语、巴斯克语）。因此，语言学会的“强制力”其实是个不太牢靠的概念，没有人会因为执意把“下载”的“载”字读成三声而非四声遭受惩罚。一个语言学会的职能仅限于确定和维护一种标准语的规范（从语言学的意义出发，这种标准语同样是一种方言）。这一规范的实际影响力，取决于语言学会的实力，以及不同国家/地区法律、教育和传媒系统的差异。

“我说过，语言腐坏可以救治。”——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

　　“普通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年轻的东西，在这里打引号是因为，说的不只是汉语。

　　在1789年革命前夕，法国全国能够流利听说标准法语（奥依语巴黎方言）的人口只有10%左右；在1800年，所谓的“标准德语”只是一种书面语言，吕贝克人和巴伐利亚人把彼此当成外国人，也几乎无法进行口头交流；而在1861年刚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会说标准意大利语（托斯卡纳方言）的人在全国只占到可怜的2.5%。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再倒一千年，情况会更糟一些，但也糟不到哪儿去。在工业化之前的世界，“十里不同音”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实。试图对抗这一现实的只有两股力量，一是政治和宗教对于标准语言的鼓励，二是15世纪后印刷机的发明和逐渐扩散。但两股力量都被同一个决定性因素所阻碍，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区域，文盲都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所有传统国家都无比贫穷和孱弱，面对自然环境和封建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的阻隔，它们根本无力突破。在古罗马衰亡一千年之后，欧洲人仍然使用一种非古典的拉丁语作为唯一的共同语言，以应对各地数不胜数的口头方言（无论是拉丁的还是日耳曼的）。在中世纪欧洲口头方言的汪洋大海当中，一些方言渐渐获得了优越地位，或是因为政治原因（如奥依语巴黎方言，卡斯蒂利亚方言），或是因为文学成就（如普罗旺斯方言，托斯卡纳方言），这些方言彼此之间又进行了长期的竞争，最终那些胜利者获得了政权的青睐，得到了小范围推广，并最终成为了所谓“标准语”的前身。

　　但是，在那个语言还没有和民族主义挂钩的时代，“标准语”获得的支持也十分有限，特别是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看起来只是背负着文艺复兴的巨大名望，有幸受到了佛罗伦萨和罗马城一些统治者的垂怜。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保证它不会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无论是由于衰落，还是混杂。1583年，一些志在保护和发扬托斯卡纳方言的意大利学者创建了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是为今日意大利语规范的制定者，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规范机构。学会起名为秕糠，示意要把小麦和秕子米糠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维持意大利语的纯净。

　　更重大的转折发生在1635年，法国仿照秕糠学会创建了法兰西学会，以制定维持法语规范。法国在17-18世纪取得的优越地位又引发了欧洲多国的效仿，首先是西班牙（1713年），又有俄罗斯（1783年）和瑞典（1786年）等国，德语正字法始由19世纪的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共同制定。英语是历史上唯一一种没有成立过任何规范机构的主要语言，尽管英国历史上有笛福、蒲柏等多位名人提议，美国建国后也有过相关提案，但最终均未成行。

　　在1750年后，由于语言和民族主义关系日益紧密，语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成为了民族国家的需求，而不再仅仅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语言规范机构也似乎成为了某种必需品，和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国家会借助法律或传统保障语言学会的地位，确立其词典和语法书的权威，然后现代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教育系统就可以将其高效推广开来，实现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统一”和“固定”。

　　没有语言规范机构的“弊端”在英语身上体现的十分明显——英格兰不同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就要比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西语的差异还大，正字法的缺失使得一个单词在世界各地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读音，而且没有“正确答案”可言。但是从另一面来说，英语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它从古至今对各类外来词都来者不拒，而且英语的去中心化特征还可能保障了它的未来——不妨想象，如果世界权力的中心从北大西洋回到了亚洲，那么印度也许会接替美国充当英语世界的主干......

　　如果进一步追问，对于现代国家而言，语言更需要管理，还是放任？我无法给出答案，只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公开的探讨。不过有一点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一种现代语言无论标准是宽是松，它的趋同度和影响力都远远高于古代，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施加给我们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