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奈师的回答很好了,这里补充一些关于Bugut碑文的信息,主要是基于Vovin老师新发表的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s(2019)。
Bugut碑分为两面,正面是粟特文,背面是婆罗米文字。正面的粟特文早已破解,由内容可知,该碑是为阿史那家族的木杆可汗(Muγan Qaγan)和佗缽可汗(Taδpar Qaγan)兄弟所立的。关于背面所书写的语言,之前一直无从破解。直到Khüis Tolgoi破解之后发现,和Khüis Tolgoi一样,Bugut使用的语言很明显也属于蒙古语族[Mongolic,注意与蒙古语(Mongolian)的区别[1]]。阿史那家族与整个突厥汗国上层的口语是古突厥语(Old Turkic)一般并无疑问,所以这里使用的蒙古语族语言,更有可能是先前在草原占据统治地位的柔然语的遗存,这也和之前从汉文史料中的记音材料中推断的鲜卑、吐谷浑和柔然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的结论相符。换句话说,早期突厥汗国虽然口语使用的是突厥语族的古突厥语,但书面文字上使用的却是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属于蒙古语族的柔然语。都播(Tuβa)人的情况可能也与之类似。
因为粟特文内容已知(虽然很多与婆罗米字母部分并不重合),所以Bugut碑文中反映当时蒙古语族形态(可能对应了Proto-Mongolic或Para-Mongolic的形态)相对于历史内容,更加独特一些,例如:
*p-在八思巴文反映的中世蒙古语中变为h-,并在现代的达斡尔语(为x-)、东乡语(为h-)、土族语(Monguor, 为f-)中保留。回鹘体的古典蒙古文中,h-用字头alef(喉塞音)拼写,在现代的核心蒙古语方言中最终脱落为喉塞音/零声母。
*-p-在八思巴文反映的中世蒙古语变为喉塞音,在回鹘体的古典蒙古文中用heth(-γ-)表示。在现代蒙古语核心方言中,和真的来自-γ-的情况一样脱落,其前后的元音合并为长元音。
2. 古突厥语的某些蒙古语族化特征,如单数-n与复数-t的交替,可能来自柔然语。同时,诸突厥语与蒙古语共享的某些词汇[如称号qaγan“可汗,复数为qaγad~qaγat;digin~tegin“特勤”,复数为digid~tegit]可能并非蒙古语借自突厥语,而是古突厥语借自某蒙古语族语言,尤其是柔然语。
另外,“然”更可能对的是柔然语的*ñ-,而绝不可能是*r-。因此“柔然”几乎不可能和“尼伦”[*niru-pun(?)<niru'un~niruγun]同源。
附原文转写与释读:
译文:
这个碑叫Khüis Tolgoi碑,以下简称KT。确实很震撼,KT碑的内容是现存史料完全没有出现的东西。
首先KT碑其实1975年就被学者发现了,但是取得的拓片质量很差,一直没有进展,这回法德土联合考察队用3D扫描重新取像,取得了突破进展,破译出来碑铭是一种蒙古语言。KT碑其实是用婆罗米文(Brahmi)书写的——也就是阿育王石柱上那种文字——而不是鄂尔浑突厥文(也叫突厥如尼文),这并不是草原上第一次出现婆罗米文,著名的突厥第一汗国的布古特(Bugut)碑也有一面是婆罗米文,也至今没有破译,KT碑的破译很可能可以给B碑提供参考。
KT碑的时代,如前所说,比布古特碑更晚,碑文中提到了突厥泥利可汗(583 - 约604)。碑主是一个被称作「再生为菩萨的可汗」(śińin bodisatva török qaɡ̆an,按隋唐音译大概可以叫尸忍菩提萨埵突陆可汗?)的人,似乎是「都播」(Tuwa)人的可汗,碑文多次提到了都播人(所以图瓦人归根到底还是蒙古人么……)。菩萨可汗跟「突厥的泥利可汗」有争斗。学者猜测这位可汗是当时铁勒人反对突厥汗国运动(比如回纥第一汗国、薛延陀汗国)的一部分(回纥当时的俟斤也叫菩萨,应该跟他老没什么关系)。这个碑自身没有提到任何柔然相关的东西,碑文中提到了阿那瓌(ańaqay),但是作为一个官号提及的,而且因为时代的原因,显然不是指柔然末代可汗阿那瓌。不过在那个时代草原腹地出现的蒙古语族人群,当然应该跟鲜卑-柔然汗国的遗产有关,这个碑文是现存唯一的2 - 6世纪主导草原的那些蒙古语族人群留下的自我描述。
KT碑的语言可以肯定是一种蒙古语言,从词汇和非常典型的蒙古语式的黏着成分可以确定,这无疑是现存最最最早的蒙古语族语言的文字材料。澄清一下,蒙古语族是在草原上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匈奴时代的东胡人,但是我们称呼原始蒙古语(Proto-mongolic)一般指的是古典蒙古语(大蒙古国时代的蒙古文字资料体现的语言)的直系祖先,也就是唐代蒙兀室韦那群人的语言。而与原始蒙古语已经分化的蒙古语族语言,比如契丹语、拓跋鲜卑语、柔然语、吐谷浑语这种,我们叫做Para-mongolic,para是对、旁、并、平行的意思,有人翻译成准蒙古语,不太好,大概可以叫旁蒙古语言。碑文的语言当然按定义也是一种para蒙古语言,不过它相比辽金契丹文反映的契丹语,更接近主流的原始蒙古语,这大概是契丹语创新比较严重的原因。
意义么,跟匈奴人肯定没关系,离得太远了。主要还是对东突厥内乱提供了新的材料,连都播部都推出了自己的可汗。还有给草原佛教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嗯,这碑完全没提腾格里长生天。以及,杭爱山地区在草原偏西,都播人按传统的说法是铁勒人,铁勒人本来基本被认为是(后代的)突厥人群的同义词;他们也使用蒙古语文,可以给拓跋汗国、柔然汗国时代草原人群的分布提供一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