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我媽的同意,在最底下更新了她上小學前學國語的經歷。博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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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半同意
@林霄所述的結果:
即「江浙加閩南的女學生腔」。但成因其實更複雜些。
身為一個臺北人,我想我必須補充一些時代背景,方能讓各位理解 「臺北腔」的形成 。
畢竟諸位對於「臺北人」的成因想必都比較陌生 。
即使是今日的臺北,
都能夠很清楚地辨別出本省(閩南為主,漳泉均有)、外省(即隨民國政府來台者)的分野。
也就是說在臺北有一大塊區域是以外省人為主;
這一塊區域也長期是臺北的政治中心。
可以說這一塊區域的優勢腔,就是今日臺灣標準腔的基礎。
(下文所指「臺北」均專指此一區域)
在臺北的這些外省人,很多人縱使會說國語,但他們也說不標準,濃厚的鄉音非常常見。
再加上各省的人同時聚集在一起──
諸位可以想見,在一個班級裡頭每一個人的口音都完全不同,會是什麼光景。
這號稱「九腔十八調」,臺北腔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那是一個「大家都知道自己說不標準,而說不準的方式還不一樣」的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外省人之中江浙人佔多數,
但是在國語政策之下,他們也是知道自己的發音不標準的。
大人的口音大多數已經定型了。
(諸位操方言者應該都能同意,小孩子的普通話平均水平較大人好)
所以真正的臺北腔的成型,還是在當時的臺北小孩,即1945~1965年這一代的人身上。
這個環境之下成長的臺北小孩,他們學習國語的管道不外乎:
1、家人。這個毫不靠譜,基本就是口音濃厚。
2、學校老師。(後述)
3、廣播,後來是電視。但是對那個年代的小孩子來說,物質生活不發達,這塊的影響較小。
這其中學校老師所帶來的腔調,影響是最深遠的。因為小孩子每天接觸、學習這種腔調。
再加上「禁說方言」政策的推行,
對於臺北的外省小孩,除了完全模仿老師的腔調以外別無他法應對,
因為他們知道可稱為「標準」的國語腔調只有老師的腔調。
而且,此政策在臺北的影響還遠較其他地方大,
其他地方小孩下課跟家人、同學都還能講閩南語、客語,
但在臺北,跟同學也只能講國語,畢竟所有人的方言都不一樣。
於是閩客二語在臺灣還存在,但外省小孩基本都不會說家鄉話。
而學校老師的腔調,具體而言,
是小學低年級老師,尤其是國語課老師兼級任老師所說的腔調。
(國語課即語文課,級任老師即班主任)
那小學一二年級的老師從哪裡來?
他們多半是從「女師」或「女師專」畢業的。
女師即當時的「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三年。
而於1964年改制為女師專,即「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五年。
經過多次改制後,為今日的「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其實還有相對應招收男生的學校,
但在臺灣小學低年級老師幾乎都是女生,男老師不多且多負責高年級。
基於當時國語人才的缺乏,
這些師專十八歲二十歲畢業的女孩也就擔起了教授國語的重任。
所以我們回到
@林霄所說的:
所以我感觉存在一种可能:台北国语是一种
江浙外省女生 和 闽南本省女生 在台湾版标准下 融合出来的一种 「80年代台北女学生腔」
我想這樣答案應該比較清楚些了。
這種「女學生腔」定型為臺北標準腔的最關鍵的原因,
除了各種女學生文化的影響之外,最直接的方式其實還是學校教育。
更進一步,由於師專都是免費的,
所以一直以來都吸引了大量成績優異但是家境比較清寒的學生。
也因此,這些師專的女孩仍然都是從全臺灣各地而來,
這也部分解釋了臺北腔裡頭「閩南本省女孩」的來由。
此外還有一部分則是來自於原來的「北平讀書音」的腔調。
至於江浙部分,則更多是在於辭彙上的影響。
以我個人去幾次大陸的經驗而言,
雖然說臺北腔與臺灣閩南腔差異甚大,
但能夠講出臺北腔,讓我覺得「我講話跟他好像」的人,從福建來的還是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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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原回答)
更新一下地圖。竟然忘了把重要的大直給畫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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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也掉毛提到為什麼大陸並未形成這種腔調。
以下的推論僅限我的推測,
還需要各位就大陸實際情況補充。
1. 大陸各地無法形成此一腔調:
即使是外來人口最多的北上廣,方言的勢力也仍存在;
在這個情況下所形成的普通話口音比較會受到方言的影響,
如同臺灣的閩南腔「臺灣國語」。
然而,臺北這塊區域可說是沒有原生方言,
所以會更明確地趨向於共通腔調。
2. 大陸所形成的共通腔調與臺灣的不同:
臺北腔的出現是在1970以前,然而大陸比較強力推普的時間晚於此,
這時候廣電媒體已經發達,人們會更容易通過媒體來學習口音,
就不容易產生「主播腔」與一般人腔調的差異。
再者,在大陸可以看到強烈的北京文化輻射,
人們更容易、更傾向學習京片子;但是在臺灣並無法如此。
北京土話的腔調又更是如此(注意:並非辭彙唸法,而是整體的腔調)。
3. 可能還有標準音的取向不同:
國語更傾向於讀書音,在教授的時候都會明確指出其與土話的不同。
但我猜大陸應該不會如此?會這樣區分的在那年代大概也會被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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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提到
@建川等人所說有關臺北腔神韻的問題。
通常我們判斷一個人的腔調,不外乎是從兩個點判斷:
一者是那些各方言不同的各式「不分」之處,
這點因為一般人都能夠指得出來所以一般人提各種腔調的差異多半比較會強調這點;
另一者是每個音的音色的微小差異。
具體說是母音的舌位開閉前後不同,配合輔音可能的不同。
在底下
Arjuna 的回答裡頭就有提到,普遍南方方言的各種母音都比較偏前偏閉。
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言,其實只要把舌頭習慣性往後伸就能夠說得更像京腔ㄧ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前者在國語教學時會被明確糾正,
所以在教師訓練會特別注意這點的情況下,比較難以透過學校教學的途徑來產生。
然而,後者不僅較難以糾正,且因為它比較難以指出,
所以就可能被認為不大需要糾正,畢竟即便有此差異仍然可以明確表意。
所以我個人認為「ㄣㄥ不分」這層應該不是來自於師專,
而更可能是與辭彙一樣來自於臺北常見的「江浙上層人士」。
(題外話,臺北的江浙館子非常多,且很多都有一定的水準......但年輕人都不認識它們了。)
也因此這些各式的不分在臺灣都會出現,但也都是偶發現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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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回應一下
@安嘉门院 的回答所提到的例子,做一些個人的推測。
她说,其实小时候在家里面(外省人父亲)他们都是说这样“比较纯”的北方味普通话,因为两位蒋总统时期都是那么说的。但是到了她上艺校的时候,如果不说老师说的那种”台湾腔“,就会被别的同学取笑说老土,所以就学了起来。
對於中年一輩(他爸那輩)的人來說,那種北方腔在他們的認知裡頭曾是「北京土話」,
相對於一般的臺北腔被認為是「官話」,這也是認為其「土」的來由之一。
雖然說把北方腔都說成「土」有點武斷,
但臺北外省人畢竟是以南方人為主,北方腔調就比較難聽到,而且可能南方人也不好分差異。
對於家裡一直能說國語(而不是如南方人的家長能意識到自己國語說不準)的家庭而言,
這種腔調是可能在家裡傳承下去,但到了學校則較難如此。
(80年后期,正好也是李登辉开始去中国化的年代吧?)
然後這邊要稍微指正一下,這時間點應該要拉晚到差不多90年,甚至是94年以後的事情。
在89年以前的社會氣氛要去中國化也去不起來......
但差不多是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
當臺灣人從電視上意識到「大陸人原來講話都好捲舌」的時候,
那種對於「土話」與「官話」的對立意識就逐漸轉移成「大陸腔」對「臺灣腔」的意識。
而大S讀藝校的1994年正好是前後幾年政治意識在媒體上炒作的高峰期;
一切都是為了1994年12月的省市長選舉,也是三十年來的首次台北市長選舉。
那時候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與趙少康恰好代表了光譜的兩端,
而因為是第一次這樣全臺矚目的政治意識對決,
即使臺北市長這個位子其實應該管不到那些國家級的事務,但仍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
那時的政治氣氛是濃厚到包括高中生都會受到影響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一口京片子那想必會被人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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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竟然已經破500贊了。
徵得我媽的同意,來分享一下她上小學前學國語的經歷。
也算是讓各位更能體會那個特殊的時空背景。
我媽在上小學以前就已經看了不少書、認了不少字。
因為外公外婆彼此的方言不同,所以家裡面一直都是用國語溝通。
然而,因為外公長期外派,外婆也知道自己國語說得不標準,
因此也不會要我媽學她的腔調來講話。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媽看到不會念的字要如何是好呢?
當時每天到下班時間都會有交通車把剛下班的叔叔伯伯載回眷村裡頭,
我媽就會把不會念的字抄在日曆紙上,然後等在交通車的站牌那裡,
問那些從交通車下來的叔叔伯伯那些她不會唸的字要怎麼唸。
那些叔叔伯伯的發音,我媽都能夠記得很牢;
但每天我媽問的人都不大一樣,畢竟就是看到誰先下車就問誰。
就這樣到了小學開學第一天。
國語課。老師問說有誰會說國語。
我媽當然高興,因為她看到課本上的每一個字她都會唸。
就舉手自願了。因為只有她舉手,老師也當然只能點她。
然後我媽就開始唸課文。
可是隨著我媽一面唸課文,
老師的臉就逐漸開始扭曲,然後一臉懵逼。
還好小學一年級的課文很短,我媽沒多久就唸完了。
老師忍不住問:「(我媽的名字),你......是哪一省人啊?」
我媽:「湖北省」
老師:「為什麼妳每個字的腔調聽起來都不一樣.....」
這是因為,我媽每天問的人都不一樣,
而那些叔叔伯伯每個人的腔調也都不一樣,甚至有些可能鄉音還很重。
但我媽就真的認真把這每個帶有各種濃厚腔調的讀音記下來。
於是就造成了我媽當時說國語每一個字的具體腔調都不一樣的狀況。
當然我媽現在已經說得是一口標準臺北腔。
只是我覺得還滿可惜現在已經沒法記下來......
畢竟這種雜糅九腔十八調的國語,還有能夠形成這種腔調的環境,
都絕無僅有,各位更可能一輩子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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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不少湖北人來認親其實挺感動的。
但是要讓各位失望了,其實我媽這輩子尚未去過湖北;
之所以我媽會說自己是「湖北人」,
是因為我媽的「籍貫」在湖北,
更精確一點說,是我外公及其先祖在湖北出生長大的關係。
外公也是讀武漢大學的,抗戰的時候參加青年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