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为什么不继续简化和改革？ 第1页

说什么传承、结构、美观、重复率的都没有抓住根本。最根本的是，第一版简化字施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文盲，说难听点，当年95%的都是文盲，推行起来非常容易。如果当时一步简化到第二版简化字，甚至第三版简化字，一旦推行起来大家习惯也就这样了。关键是现在14亿人已经习惯第一版简化字了，无论是再简化，还是恢复繁体字，这个成本是全社会无法承受的。

如果硬要从传承的角度来说，第一版简化字基本上都采用了历代俗字，属于有历史渊源基础。特别是宋代俗字较多，凭空造字的很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因素，甚至是很次要的因素。

因為他们意識到簡化漢字是多麼“失敗”的行為。

你以為没简化过？是有人干过这种“随便”的事的。在第一套简化字方案出台后，第二套就跟着出来了，跟煎饼馃子似的一套接一套的。然而不旋踵即有人抗议了：这样简化出来的简直不是汉字了。

其简化的后果，就是我初中时看到我们老师——当然不是语文老师——写出过这样的字来：

鸡旦

仃车场

shu（输入法根本打不出这个字：两横，串个竖钩，右边攵）学

还有这种狗东西：

这就是你说的二简字，乍看还以为韩文了。

连二简字这种“死板”的方案都废止了，你还打算再进一步简化？再简化了，汉字只能变成最低劣废物的文字：它既不能表意，因为完全失去了形态，你要知道汉字每个部件怎么写都是有用的；同时笔划还繁多，它怎么简化都比英语笔划多多了；也不能表音，因为简化字的声旁，出于种种缘故，根本不能表现字音。

再简化咱也不用简化了，直接换英文多好啊？英文有一个超过三笔的字母吗？

这个“三八”的二简字草案之废止，简直就是栽进悬崖之前的最后一勒马，可是好像你很期盼汉字变成那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上文中带引号词的拼音首字母，就是我对这简案的态度。

现在蹦着高咒骂官字表扬简化字的，我就不说不好听的话了，总之根本没什么道理；假如当初推行了二简字，那么现在咒骂一简字给二简字摇旗呐喊的，依旧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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嚯你瞧，没想到这贴关注的人还有一些呢。那再聊两句吧。

上面提到了”旦“这个字，上面也说了“汉字每个部件怎么写都是有用的”，旦是象形字，是太阳升上地平线的样子，美国上世纪有一位著名的汉字迷：庞德。他对这个字就发表过评论：多么精彩的象形符号！诗之魂。

然而这么精彩的象形符号，差点变成了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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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

评论里有人说，庞德不过是个“小小”的角色，不足道。

——庞德是不是小小的，见仁见智吧；西方文艺中著名的“意象派”风格，即是起源于庞德那一代几个人用英语改写汉诗的风尚。

在当时，西方文学界以能仿造汉诗为荣，庞德，艾米和叶赛宁等人曾数度互通诗作，并“相互抄袭”，是受到汉语文学界极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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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了呢，我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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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滴天爺嘞……居然快四千了。

我這兒網絡也不知出了什麼神經病了，有個現代人寫的文，叫“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各位有興趣的可看一看做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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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簡化了真的會出歧義的。

這是因為，“干”這個字在造字之初的確承載了“乾”的意思，但後來由於文明發展，文字字義越來越繁複，一個干字已不足以承載了，這才發明了“乾”、“幹”等字，漢字簡化，某種角度來看，是文明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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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很久了了，不管有沒有人看，我再針對留言補充兩句吧。

有人以“簡化字部分字形是來自草書的”為由，認為“簡化字也是正統”。

對不起，草書並不是應用字體，懂草書的人都知道這麼句話叫“寫草易識草難”，會寫草書的人都不一定認識別人寫的草書，否則也不會有行草這種字體發明了。況且，如果說從草書來就能證明是正統漢字的話，那麼日語的平假名也是從草書來的，難道也是漢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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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貼最近莫名又火了，謝謝大家的厚愛。

針對評論區裡有人的不滿我解釋一句：

我當初寫這個帖子是在單位，單位的電腦上只安裝了簡化字輸入法，因此這個貼子前半拉都是簡化字的，回到家我才補了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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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解釋：

有人覺得我最後的“牛肉乾嗎”那個例子不恰當，因為他們覺得錯在搞混了嗎和嘛。

嗎和嘛這兩個字看字面就知道，是表音字。最接近原始字的应该是“麽”，那么把圖中的“嗎”換成“麼”，看看是不是一樣會出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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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突然覺得，傳承字在古今存在的狀態，並不如想象的那麼大。

在過去，傳承字也不是每個人都用的，首先那年代認字的人就不多，但人們總有書寫的需要，因此發明了一些簡字。比如“义”這個字，就是基於“乂”這個字發明的。乂是個象形字，原本的意思是割草，它象形像的就是割草用的剪刀。由於乂和義同音，為了便於書寫記憶，人們發明了“义”，那個點就是為了和乂區分開用的，只表聲，不象形；只是不論如何，那時候，傳承字是正統，知識分子書寫的也多是傳統字。有人以歐陽修還是誰寫過一篇簡字的字帖為由，妄圖駁倒傳統字，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歐陽修寫的字肯定不是以簡字居多的，只能說偶爾寫一次換換口也沒什麼不好的。偉大的建築師還多有不入流的作品呢，只是玩兒而已；我國雖規定了簡字是官方用字，但並沒有徹底消滅傳統字，很多地方，如果人們願意寫的話，傳統字还是受到認可的。這一點，多年來我填寫過大大小小很多文件，都已證明過了。極少有人不承認的。意即，如果不討論地位只討論允許存在狀態的話，古今並沒什麼差別。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文字專家，需要簡字來應用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雖力主傳統字，卻也從沒否認過這一點。但反過來說，傳統字的意義並非只在於文字本身，而在於培養人們嚴謹較真的態度。而且，由於傳統字的字形成因絕大多數已破解，只要知道字為什麼這麼寫，就不容易寫錯了，這反而方便了記憶。（舉個例子：彝族的彝，這個寫法看似繁複，實際是講道理的：彝是種祭器，它象形就是蓋子+米和絲線+底座，這麼一了解，彝字就完全不難寫了。）與此相反，簡字雖說筆畫少，但仍有很多人提筆忘字或是寫錯字，並且這些人還不全都是文化水平一般的人。如果是路邊攤煎餅餜子的大媽寫錯字，我一點也不怪，但有些人動輒博碩，至少是接受過普通教育的專本學生，卻還是寫錯字，這就很說明問題了。至少說明很多人，在“實用主義”之外，就不再關注別的了，寫對字並不能賺錢用，所以就不在意了；若要糾正不斷惡化的社會風氣，恢復傳統字，並將之納入教育體系，也不失為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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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補充

我是刻意用英文字母和中文單字比較的，因為有個事實我不太想說：就是英語越長的單詞，中文往往越短：deforestation，漠化；navigation，導航；decentralization，放權；aesthetics，美學……除了英語最初發明的那些五個字母以內的單詞外，基本都遵循這個規律。這也是漢字強大的優勢之一。

漢字最大的優勢在於講理，正經的漢字應該是知道成因就不會忘記寫法的。即便一時忘了，回想一下很快就能記起。而英語世界至今頭疼於長單詞的拼寫，以至於grammerly這個工具在谷歌上還能找到不錯的廣告位。即便是使用英語多年的人，也不敢說一定能拼得對，更別說英語裏還有很多來自法語的不規則拼寫：cojones、rendezvous、entrepreneur……找個英國人就敢保證一定寫得對嗎？不能。

2022-01-19 声明：

突然发现本文评论区里的评论内容必须「经作者筛选后显示」，但并非是本人设置的，而是知乎官方干的，本人无法更改！！！本人也是今天才发现的！！！

原文：

很多朋友都从「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角度来解析，但我认为无法涵盖这个问题。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段无法细说的往事。

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么说有搞阴谋论的嫌疑，但就我所看到的汉字简化缘由，我发现基本上要么是取自清末民国时期的一点点片段，要么是取自90年代以来的一点点回忆，似乎这就能完美地诠释文字改革政策。不知道是忘了还是为何，人们很少引用50～80年代的资料，可这一阶段恰恰是文字改革和扫盲教育的最关键时期，那么对我而言，前者的说服力就弱了。

一言以蔽之，就是汉字简化的基石已经一个都没有了。文字改革政策也从未孤立于其他历史大事之外，而是不断被波及。

汉字简化的第一个基石，是当时的理论和认知。

「汉字最落后」的观念影响了中国近百年，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自清朝中后期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强势进犯，一批批有识之士就开始为中国寻找出路，汉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受到牵连。望着西装革履的洋人，再看看羸弱的国人，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

比如，在1923年1月（一说1922年8月）发行的杂志《国语月刊的特刊：汉字改革号》中，很多著名学者都撰文探讨了是否改革汉字、如何改革汉字以及汉字的弃留等问题。本期的封面同样发人深省：汉字作为中国腐朽落后的罪恶根源，被画成了外强中干的魑魅魍魉；熊熊炼狱和先进的「注音字母革命军」把它们追杀得屁滚尿流，赶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群西装革履的进步人士作为军师团，站在洋气的罗马字母后面冷冷地观望着这场战争——即使放到今天，这个封面也绝对是振聋发聩的。

人的认知在不断变换，不同时期的相同追求往往倚靠不同的理论或背景作支撑。上述这个时期的争论，透露出浓烈的反旧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延续。现在看来，当时的学者们可能有些激进，甚至荒诞，但无论怎么说，我相信他们的初衷都是单纯而美好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也难说是否会产生这种想法。

192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类似于教育部）颁布了《国语罗马字方案》，与先前的注音符号并存。但是由于政治及战乱原因，这两个官方的方案在大陆难以推广。

第三个字母文字方案被称作「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也是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方案，诞生于三十年代初的苏联海参崴，由旅居苏联的左翼学者们研讨、制定，灵感源自苏联人的扫盲运动。当时侨苏的中国工人约有十万，这份方案随即被用来为他们扫盲。

适逢第一次国共内战，这个消息和方案突破重重封锁，悄然传入国内，掀起了左翼进步人士的热烈讨论。各地左翼知识分子也纷纷成立民间团体，尝试用新文字为人们扫盲，或者为自己的方言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建国后，其中很多学者就成为了文字改革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1939年，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还特地谱写了歌曲《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表明学者们对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决心和坚定不移。

《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作词：王弦
作曲：戈忻（陈歌辛）
G调　4/4

我们，语文改革的战士，
今天我们在岗位上，
要扫除文盲，要唤醒大众，
为民族解放，动员全人民斗争，
动员全人民斗争。

我们，语文改革的战士，
前进打退欺骗迷信，
为语言统一，艰苦中努力，
光荣的责任，历史交付给我们，
历史交付给我们。

我们，知道改革的艰难，
必须冲破千万重难关，
传教士的精神，是我们的模范，
一天的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一生一世拉丁化！

尽管除了文言复古派、汉字简化派、中立派之外，很多人都支持大改文字，但由于政治派别的不同，国语罗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一直互相瞧不上，常常你来我往地攻讦对方……那么这个时期的拼音化运动及其理论基础，就会带有很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

1949年之后，注音符号和译音符号（即国语罗马字）随着民国政府远迁台湾，这时注音符号才开始大力地推广（仅限台湾）。在大陆，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实践，以及制定新的、更合理的拼音文字方案的活动，又逐渐开始在民间各个左派团体进行着（有直接学习拉丁化新文字的，也有先学新文字后学汉字的，诸如此类）。

进入五十年代初，拼音化运动业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略有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短暂的低谷期。但随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多年大讨论、扫盲实践，官方认为，拼音文字有利于扫盲和信息交流，即使是为汉字注音，也可以提高汉字扫盲的效率和帮助推广普通话。

相比之下，大家对汉字简化的接受程度比直接制定新的拼音文字要高一些，认为眼下汉字简化也是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字改革任务被分为四个部分：

1、统一推广从左到右的横排书写；

2、推广普通话；

3、减少汉字的复杂程度，希望有利于当时各个方面的实际使用（如打字、印刷、翻译、手书、教学等）；

4、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帮助大家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还可以在拼音化实现之前让大众先熟悉熟悉字母。但在1956年，确定汉语拼音不作为正式的新文字方案。

1958年1月，周总理对文字改革的争论作了最后的定调。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拼音化，但同时也指出，完全拼音化尚非当前的文字改革任务，至于未来怎样，交给未来评判。

正是这次讲话，对当时的各派定分止争；也或许是这种未置可否的态度，为后来的二简字、八十年代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埋下了伏笔。

其实，此前仍有大量异见声音委婉地流露出来，可惜这个时期的「大鸣大放」平息得异常仓促和草率。此处不赘。

汉字简化的第二个基石，是当时的群众和现实。

这一点很好理解。当时的中国人有80%以上是文盲，因此民间对于汉字的改革，不论是汉字简化还是彻底的拼音化，大体上都是抱有热情的。

根据之前确定的方向，文字改革政策正式开始：

自1955年1月起，全国各大书刊统一采用从左往右的横排印刷，消除了汉字排版或左或右、或纵或横的不统一现象。

1956年1月，颁布《汉字简化方案》。其中的简化字被分为四批推广试用，至1959年7月大致推广完毕。

1958年2月，颁布《汉语拼音方案》。随即大力推广，明确说明要作为扫盲的重要手段。

1960年6月，开始新一轮汉字简化的筹备工作，力求让每个汉字都不超过十画。^[1][2]

1964年5月，颁布《简化字总表》。这是1956版《汉字简化方案》的改良版，以规范社会用字，减少人们胡乱写字、任意造字、用字大混乱的现象。

1965年1月，颁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以规范字形。这是一简字时期的最后一个文字改革成果，我们如今的选字、字形标准，大抵就是源自这两份文件。

强势插入一大段：

提到文字改革，就难免会涉及另一个政策——扫盲教育。

但遗憾的是，由于多次的旁生枝节，文字改革被逼迫得难以彰显出今人以为的扫盲能力。

民间有些人都把文盲率的降低全部归功于汉字简化，这种说法看似确凿，却偏偏可能是最含糊不清的。

上图是我国政府统计的扫盲数字，也是唯一的官方扫盲数据，所有相关论文中的扫盲数字，也均引自此处（1966~1974年扫盲活动基本停滞，即便有个别地区坚持扫盲，数据也至今无从统计）。

（注意：有人认为建国初的十年间扫盲人数已达1.5亿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1.5亿人是指参与了扫盲班学习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的人数，两者皆属成人教育。^[3]真实情况是，截至1965年末，新中国共扫除文盲约一亿人。）

扫盲是成人教育的一环。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即开展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扫盲工作，创造了接二连三的扫盲运动高潮（期间也曾短暂地推行过注音符号），在五十年代末更是掀起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最大规模扫盲运动。

1964年我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经降低至33.58%，其中绝大部分正是在五十年代末提前攻克扫盲难题的——

1958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大喜报，声称：

开创了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自诩为「文明」的美国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

今年前八个月已扫除文盲8900多万人，比过去八年的总数还多出两倍！

已有67.2%的县市基本消灭文盲！
……

好在有人意识到这不过是普遍浮报后而产生的飞语游言，最后才统计出4000多万（1958年）和2600多万（1959年）的数据。即便如此，今人仍应对这些漂亮的数字持理性态度：这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响应国家号召，为完成扫盲任务使尽浑身解数，只怕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进入六十年代初，每年的脱盲人数旋即暴跌到不足百万，最低谷时期仅十多万，尚不及改革之前。

1966年夏天，大家懂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二简字制定、异体字整理、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推广进程，也全部受到波及，近乎停摆。

同年12月，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先生与世长辞。《汉字简化方案》起草者陈光垚先生则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于1972年病逝。其他文改会元老亦被扣上帽子，下放劳动。文字改革先驱们的遭遇，亦给既定的文字改革进程造成不小的打击。

一系列教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就造成一个反常现象：一简字刚推行完的整个六十年代，反而成了前四十年里脱盲人数垫底、扫盲效率最差劲的十年。而五十年代末的「扫盲运动」，正值繁简过渡时期，各地的扫盲课本还存在相当多的繁简并用情形，群众们有的学简，有的学繁，有的索性繁简一起学。这样看来，当时人们的繁简转换能力，可比我们强得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找当年的扫盲课本、学生笔记。）

举个例子：1960年4月5日，安徽省萧县举行了首届千人拼写竞赛大会，约1180人参与。这本是当地为了检阅一年来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扫盲的成就，而举办的大会考，但我们还是可以窥见，照片中的成年人正是繁简并书的。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扫盲和文字改革工作逐步恢复，按照常理，此后的扫盲条件肯定愈来愈优越。但自1985年起，脱盲人数又逐年下跌，为了迎合1990年的「国际扫盲年」，扫盲活动自1989年起又逐年回暖，1990年共扫除文盲399万人，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最好记录。八十年代至今，扫盲人数整体趋于平缓，再没有达到五十年代末的高度。

——很明显，文字改革并没有让脱盲人数在短短数载之间激增、锐减又停滞的能力（真正的原因是成人教育事业受到了三件历史大事的强力干扰）。

而且，即使文盲率降低，也并不意味着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多好，遑论大家的文化生活；再加上「亚洲四小龙」的强势崛起……这一切的变数，令「中国落后、文盲多，得归咎于汉字」之类的观点都难免镌空妄实之嫌，颇受诘诮。

自然地，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点，这成为一些人质疑二简字的理由之一。其实细心的话，会发现不论是近些年教育部的声明，还是一部分与扫盲、汉字简化相关的权威文献当中，这类说辞都有可能会被淡化或回避，即使有，也多是「减轻人民群众和学生的学习负担」等等暧昧、浮泛的略述。

^[4]另一方面，《汉语拼音方案》才是当时文改会元老们最力推的扫盲手段。

好在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对顺遂的，一简字和汉语拼音的推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其实，不论是汉语拼音还是汉字简化，它们对学习者的帮助，都理应是体现于具体的学习进程中，而非直接导致文盲率的降低和国人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二者是不应当混淆的。这也是官方一般只会说「汉字简化是为了减轻学习负担」的原因之一。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一部分被下放劳动的原文改会委员们被召回，二简字的制定计划重新开启。此时的人们还摇旗呐喊着要将汉字逐渐拼音化，不论是否口是心非。

委员们敬小慎微地选定了一百多个字，却被质疑实在太少，建议大量增加新简化字的数量。另一方面，与周总理不同，「F4天团」坚决反对汉字简化。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和干与，令二简字的制定命运多舛，拖至1977年年末才公布，也就是最高赞回答里的那份《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公布之后，方案中的第一表随即开始试用。

虽然这只是一份草案，并非正式方案，但却是唯一面世过的二简字方案。为了迎合它的公布和试用，很多人纷纷发文，热烈欢迎它的到来。相声大师侯宝林还特地编写了一出相声，称赞创造简化字的人民群众真是「当代仓颉」。

至于「F4天团」，早在1977年年初就被冠上了「恶意阻止文字改革」的骂名，和其他罪名一起见诸报端，受大肆批判。

尽管如此，也难以掩盖这份草案遭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批评，其中不乏一简字的制定人员。而且，由于制定年代比一简字更加特殊，使得草案本身就有更多的先天不足。这令二简字的制定者们进退两难。

约莫半年之后，草案全部回炉重制，其第一表的试用也随即停止，文改会再次重组。对二简字进行修正的过程，标志着被打乱步伐多年的文字改革事业终于又步上正轨。

（虽然这份草案被召回、修正重制，但一直到1986年国家正式终止二简字制定计划时，它才被宣布废止。）

时代在变，人也会变，政策自然也要变。第二次百花齐放就在讨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期间，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

改革开放时，信息时代早已悄然降临。多年的经历和挫折，以及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带来的强烈思想冲击，让人们对汉字认知的既有分歧，再次日益地突显（之前，持异见者必须将真实想法深埋心底，或者口是心非）。许多人又一次重新审视汉字，认为汉字是一种早已发展成熟的文字，并非尚未进化成拼音文字的过渡阶段，更不是什么阻碍中国进步的糟粕。他们也终于意识到，扫盲、教育和文化事业远非区区文字能够左右，反而是后者依赖前者。

在民间，由于之前多年的乱折腾和文盲的逐渐减少，很多人对汉字继续简化、拼音化的反应也越来越多元化，还因为港台文化产业的强势大回灌，反倒掀起了一股把繁体字视作洋气、时髦特征的热潮，风靡了二十多年。

而且，由于中国方言、语言众多，之前推广普通话却又收效有限，也成为妨碍实现文字拼音化的一个难关。

在官方内部，老一辈人心怀理想，新一代人反响平平，加上国家已经将重心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改革上，文字改革的理论与认知基石产生强烈动摇。

首先是第一个观点：从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官方的对外表态一直坚持继续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明面上往往都宣称绝无抛弃汉字的想法，（我认为）实质上就是要彻底废除。

加之当时（简化）汉字无法输入电子计算机，或输入效率低下，这也为文字改革提供了新的正当理由，更有一些激进学者如陈明远先生甚至公然宣扬：「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5]

这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是老人们秉持了一生的美好理想。

上面两幅图片中描述的情形，宛若现在的朝鲜、韩国、越南一般。如果在建国之前，这还算得上进步的话，那么在日新月异的八十年代，仍持这种想法就略显保守了。

而且，台湾早在七十年代就成功发明了最早的汉字输入法「形意检字法」（仓颉输入法），率先打破了（繁体）汉字不能输入电子计算机的魔咒，大陆的王永明先生也在1983年发明了最早的简化字输入法「五笔字型输入法」，而由王选院士带头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逐步成功解决了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的显示、排版、印刷等问题。因此，前述新理由也难免受非议。

第二个观点是：拼音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废除汉字。每一种文字都是平等的，不应再强论轩轾。我们可以保留汉字，另外创造一种拼音文字，让两种文字在不同领域各展所长。长此以往，两种文字中总有此消彼长之日。

第三个观点是：恢复大多数无须合并简化的繁体字。

第四个观点是：将一简字规范化。

1985年，出现最大转折点，兹略。

1986年，最终结果出炉，我们都知道了：

a. 名义上，中国汉字将仍旧向拼音化发展^[6]，但今后对文字改革要慎之又慎，使汉字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实质上，拼音化正式进入历史，不再被谈及，拼音文字方案的制定更是自1958年起就止步不前，停留于设想阶段。）

b. 汉字规范化成为新的主题，一简字正式作为规范字使用至今。

c. 二简字无疾而终。原定的计划是最快能于1982年下半年颁布新的二简字方案，之后几经波折，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易名《增订汉字简化方案》，删改至仅收录111个新的简化字。1985年春夏之交，因上头对「汉字是否应当继续改革或拼音化」的争议过大，新方案于即将公布之际突然难产。同年12月，上头对「汉字规范化」作出定调，暗示了新方案将胎死腹中，故正式版本的《增订汉字简化方案》迄今未面世。至于先前的1977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亦于1986年6月24日正式宣告失效。

d. 被合并的繁体字几乎不予恢复，官方理由也是汉字应当规范化，认为当时情境下不宜再大幅度变动，只得依靠注解或微调尽量加以区分^[7]。

e. 汉语拼音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其实汉字简化还有第三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各种政治因素，嗯……这些基础自产生时就互相交织，它们的消亡亦然。

回首往昔，汉字正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中国缩影，宛若历史浪潮中的一叶扁舟，历尽风霜仍顽强地挺了下来。对于文字改革的主张，尽管我不支持，老人们也没能如愿达成自己的救国理想，但细细体会，我们能享受着现在的成果，评说着从前的功过短长，也正是仰赖着前人不懈追索而带来的福荫啊。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面对港台文化产业及某些涉政言论的有意无意的强势倒灌，也伴随着新一轮的推广一简字、推广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又有官方和相关人士表态、站队，力求从各个角度挖掘出一简字的合理性，不提倡民间自发使用繁体字，并采用立法的方式来保障；港台及大陆繁体字派自然不甘示弱；二简字和拼音化则被不断边缘化和淡化，几乎不为年轻人所知。

当年有人称此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网上争论的有一部分理由其实就是源自这个时期的。

不过，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部分内容，源自当年参与过文字改革的学者们的著作。）

参考

1. ^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1960-04-22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1960-06-04
3. ^让更多的人识字——建国初期扫盲纪实，2009-08-20 http://www.gov.cn/jrzg/2009-08/20/content_1397146.htm
4. ^ 1980年代尝有学者发文，担忧中国扫盲教育的实际成果及实际文盲率，遭其他学者发文反驳，斥其无中生有、杞人忧天，唯周有光先生持肯定态度，甚至佐证了其观点。
5. ^ 陈明远. 电子计算机与汉字改革[J]. 语文现代化,1980,(1):70.
6. ^直至2019年12月，原中国政府网站之「国情」页面下，仍明确存在「汉字最终会走拼音化道路」的表述，但2020年3月经全面改版、编辑后，相关内容均已删除，这或许是政府正式放弃「汉字拼音化」的一种悄然信号。 http://www.gov.cn/guoqing/2015-03/17/content_2835377.htm
7. ^教育部就《汉字简化方案》等发布50周年答记者问，2006-03-22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jyb/document/313457/313457.htm

比二简字强大得多的是，莫斯科为中国准备了一套汉字拉丁化方案，打算把汉字彻底送进棺材。参与这个方案的有中国人。我们能不能称之为汉奸呢？

如果建国时识字率是和今天一样的96%，而不是历史上的不足10%，那么简化字方案也是绝对不可能推行，甚至不可能被提出的。

简化字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是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让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消除了为数众多的文盲，适应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进而让一个沉沦落伍数百年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规模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而从来并不是为简化文字而简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套简化字方案，推行几年后便草草告终，根本原因同样在此：此时中国识字率已经达到80%以上，5亿多公民都已经摆脱了文盲，

所以，再多专家学者苦心考据、研究多年的成果，已经和大多数已经习惯了一简字的人民群众站在了对立面，又怎么可能成功？

而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从五笔打字法到更简便的各类拼音输入法的普及，更让汉字输入再也不成为障碍，汉字继续简化的可能性同样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一项事业或者改革，如果能够成功，肯定是站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反之则必然失败。这才是真正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试过但失败了

哪为何一简体字很成功。二简体字就失败了?

一，一简后大多数劳动力都脱离了文盲。反对二简的人过多。

一简前是一个识字者对四个文盲。

那么二简就是四个识字者对一个文盲。

二，一简多（80%）是古人曾经用的字，或草书。与旧字联系较大。

而二简则有很多生造出来的字。很多字都拼音化。看起来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想继续简化，拼音化必不可取。草书楷化才是正道。

比如熊然下面的四个点 阔以改成 一。

1、人脸识别技术成熟了吗？

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不知道还没有人记得劳荣枝，就是自1999年后潜逃20年的上古女逃犯。她是法医秦明笔下“人皮牢笼”案的真凶；也是影视剧《红蜘蛛》里的“美女蛇”；更是与法子英合谋杀害7人性命的女魔头。

然后这个人，在2019年11月28日，因为被商场的人脸识别系统识别而被捕。

略过其20年的逃亡轨迹和肢解尸体的残忍，其20年容貌的变化和隐形埋名为什么仍然会被人脸识别抓住呢？

第一个原因，不管是电脑训练的过程，还是在线识别的过程，都需要对人脸的典型特征进行提取，主要包括全局特征、两个眼睛的特征，鼻子的特征、还有两个嘴角的特征。所以担心换了发型后打不开支付宝是多余的，女生留长发后遮住耳朵也不会影响人脸识别。人脸有些特征变化是很微小的。

其次，人随着年龄生长这些部位会有一些变化，会影响到人脸识别，但人眼睛上部的轮廓、鼻子两侧的颧骨、还有嘴角边缘区域的颌骨是不会变的，这也是劳荣枝逃亡20年后，仍被抓到的主要原因，当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劳荣枝逃亡后，仍坚持健身、跳舞等，相貌特征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要不然凭目前的人脸识别还是很难抓到。

以上也可以看出，如果只是做了双眼皮或者是短时间内脸长胖或者变瘦也并不会影响到人脸识别的结果。因此，目前的人脸识别已经相当完善了。

2、人脸识别的隐私困境

然而为什么没有大范围的应用呢？原因是可能会与法律和道德相冲突。

（比如上图，给不同陌生男性开门这种隐私信息，受到法律的保护，也和失足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可能是该女性的私德，不应该进入人脸识别领域。PS：网上选取的图片，真实性有待考察）

目前如果强制接入全员无差别的人脸识别，并不是一个好时机，因为隐私保护的相关法规并没有特别健全，这个时候接入会造成隐私泄露或滥用安全隐患。明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对人格权建立了独立的章节，从1032条-1039条都对隐私权进行了规范，但之所以说目前法规没有特别健全，原因有三：

1、《民法典》还尚未真正施行，要到明年的1月1日才开始“转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援引原来《民法总则》关于隐私权的法条，一般要求侵犯隐私权的同时具有一定经济利益。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窄。

2、即使《民法典》投入使用，还有很多的补丁需要打，很多的解释需要颁布。法律在于实践，没有实践的法律是谈不上完善的。

3、即使《民法典》投入使用，也没有对人脸识别做出特别的解释和适用。其中1033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三）拍摄、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1034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明眼人想想就知道，上面的那个“失足”截图中，违背了民法典规范的多少种信息类别。姓名、身份证好吗、联系方式、肖像、住址、电话号码（有打码）、行踪信息等等，如果大面积使用人脸技术，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渐成普遍？这可谓是现实版本“黑镜”了。

另外，IBM也宣布将不再提供和开发面部识别技术，并指责执法机构或私企滥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行为了。在IBM首席执行官Arvind Krishna在今年六月致国会的信中表示，IBM将不再提供通用面部识别或分析软件。IBM也将不再开发或研究这项技术。

信中说：由于人工智能的进步，人脸识别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此同时，提供相关技术的通常是缺少监管的私营企业，而这些技术也被证明存在对年龄、种族和族裔方面的偏见，这使得这些工具在执法和安全方面显得不可靠，并为潜在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3、人类识别的授权困境

所以人脸识别技术就算再成熟，真的那么适配目前的社会吗？

需要考虑的是，与用户或者公民签订“人脸识别技术”的是商业公司还是政府？（不会想一声不吭就识别了吧？虽然现实往往是默认地认为“你的隐私没有价值”）如果要求用户签订协议的话，那么对未成年人如何进行保护呢？要知道，《民法典》第20条下调了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的范围，8周岁以下的统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部分人的人脸识别协议怎么签？8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人签订的人脸识别协议在法律上又该判定为效力几何的合同？

立法还尚未跟上，又怎么能仓皇普及呢？但若人脸识别有相配套的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就能处理目前很多因为“人和操作者对应不上”的问题，比如未成年人对游戏进行支付和对主播打赏等等。

例如，国家对未成年游戏付费的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须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未满8周岁的用户，不得为其提供游戏付费服务。8到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到18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现有条件（手机号、身份证授权等）没有办法检测谁是未成年人，所以实践中导致了两个问题：1、未成年使用成年人的身份证进行游戏，充值，最后被家庭发现产生诉争和讼累。2、成年人充值之后假托是家里未成年所为，要求退费。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人脸识别和法律授权、司法解释完全合拍之后，这两种问题当然也就在可能性之外了，但如果人脸识别与未成年民事行为能力这方面的衔接不跟上，怕是很难真正普及，这里面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总结：人脸识别好技术，法律保护不滥用

目前我国的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正在越来越好，除了明年实施的《民法典》独立出了人格权编，今年10月1日出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及明年的《民法典》，都对个人的隐私权做了更大的保护，对其他各方使用、存储、买卖用户信息做了更大的限制。假如有一天立法能更上（事实上已经在飞速发展了），人脸识别技术也就真正地成为一个普遍技术了。但还没有去毒之前，随意放出笼子可能会产生一些《黑镜》之恶，这也许就是社会不想看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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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jian-32-2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数据不可信，还有个原因，有关调查是什么调查？是哪个专业机构还是部门发布的？

数据来源有什么论文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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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设置了已关注才能评论。

我自己确诊过，所以不相信这个数据。

作为一个十大几年的老病号，来回复发，我已经过了有人为我发声就高兴的年代了。

因为他的目的未必是帮我，结果更是未必对我有益。

很多人说好多没去看过，那这9000万数据是咋来的。如果按照某个比例，这个数字岂不是应该更大？

我认识我们好几个医院的心理科大夫，门庭冷落，如果像这数据统计的，岂不是每天应该门庭若市？

我从来没有那种自己抑郁，全世界都有问题的观点。

有抑郁症治疗就好了。没必要总是呼吁和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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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数据有问题，我们单位大概有一千多人，我几乎都认识的。加上社会交往，加入了几个心理咨询的圈子，我身边确诊的人数不足五人。

我所在的四线城市，大概有四百多万人。但身边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很少。在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包含了很多有点问题，有的确诊，有的没有确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按照统计，十几分之一的抑郁症。。。这个就很神奇。。。感觉有点哗众取宠。。。。这个周刊，你是认真的么？

因为这个数据感觉明显失真，所以也不知道该说啥。

不过抑郁症的诊断总觉得还是比较随意的，国内的心理学圈子也比较杂乱。之前有一次坐网约车，司机正好是我们这医院心理科的大夫，聊了一会儿，嗯，挺不专业的，开车的过程中，和媳妇吵了一路。。。。

倒不是因为他的斜杠职业，而是确实感觉不对路。

总体几年求医的经历，感觉除了精神病院没去过，其他的感觉都就那么回事。当然这方面和我所在的地区医疗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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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十大几年的老病号，来回复发，我已经过了有人为我发声就高兴的年代了。

因为他的目的未必是帮我，结果更是未必对我有益。

很多人说好多没去看过，那这9000万数据是咋来的。如果按照某个比例，这个数字岂不是应该更大？

我认识我们好几个医院的心理科大夫，门庭冷落，如果像这数据统计的，岂不是每天应该门庭若市？

我从来没有那种自己抑郁，全世界都有问题的观点。

有抑郁症治疗就好了。没必要总是呼吁和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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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数据有问题，我们单位大概有一千多人，我几乎都认识的。加上社会交往，加入了几个心理咨询的圈子，我身边确诊的人数不足五人。

我所在的四线城市，大概有四百多万人。但身边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很少。在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包含了很多有点问题，有的确诊，有的没有确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按照统计，十几分之一的抑郁症。。。这个就很神奇。。。感觉有点哗众取宠。。。。这个周刊，你是认真的么？

因为这个数据感觉明显失真，所以也不知道该说啥。

不过抑郁症的诊断总觉得还是比较随意的，国内的心理学圈子也比较杂乱。之前有一次坐网约车，司机正好是我们这医院心理科的大夫，聊了一会儿，嗯，挺不专业的，开车的过程中，和媳妇吵了一路。。。。

倒不是因为他的斜杠职业，而是确实感觉不对路。

总体几年求医的经历，感觉除了精神病院没去过，其他的感觉都就那么回事。当然这方面和我所在的地区医疗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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