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土嘉绒语的研究现状是什么样的？ 第1页

先一句话总结：四土嘉绒语是最早为本地以外的人所知、记录并研究的嘉绒语组语言，但是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四土嘉绒语的研究仍局限在少数几个方言，而且没有非常优秀的参考语法，同时许多方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什么是四土嘉绒语

“嘉绒语”大家就听得多了，都知道这是什么什么正宗。但是这个“四土”是啥意思呢？听起来好像很土。实际上，四土是“四个土司”的简称。有人说，土司不是用来吃的吗？这里的土司，不是toast那个“吐司”，而是指从前藏族地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执政官，在藏语里，我们可以叫ཐུའུ་སི་ tʰuɦu.si（汉语音译），也可以叫རྒྱལ་པོ་ rgʲal.po（国王）。这些土司每人管辖相当于今天一个乡大小的地盘，而“四土”中所包含的四个土司，指的是卓克基、梭磨、松岗和党坝四个土司，而四个土司领地所通行的嘉绒语，我们就习惯性地称为四土话，说得正式一点，就是“四土嘉绒语”。这四个地方都成为了马尔康市下辖的乡或镇。虽然传统上，四土话仅仅包含以上这几个地区的嘉绒语，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四土嘉绒语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马尔康市，它的覆盖范围包含了阿坝州的小金县、金川县、黑水县、理县，甘孜州的丹巴县，雅安的宝兴县。所有的四土话方言都有一定的互通度，当然不同地区的四土方言也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音系、形态和词汇的变化。如果让一个马尔康本真村的人到甘孜州巴底，或许能驾驭简单的对话，但是聊久了就可能出现无法沟通的情况。

在解放以前，四土话就是今天阿坝州东部嘉绒语组语区的通用语。其它嘉绒语的使用者，比如讲茶堡话、草登话和日部话的人，都能用四土话进行交流。后来汉语变成通用语以后，其它嘉绒语使用者就没有学习四土话的动力了。有的地方甚至连四土话本身都开始逐渐式微。

我在以下这个视频中，用我想象中的四土话（基于我读过的文献以及与四土嘉绒语研究学者的交流“生成”的四土话）与甘孜巴底邛山村的居民交流，她居然可以get到我的意思，并维持一小段对话的时间。

四土嘉绒语何时开始被记录、研究

四土嘉绒语很可能是唯一一种保留了古代文献记载的东部嘉绒语组语言。以前土司都有秘书，这个秘书称为དྲུང་ཡིག་ druŋ.jig，他们会零散地用藏文字母记录土司的政务、杂事、甚至民间故事。这些记录可能很不规范，前后缺乏一致性，所以很难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献中唯一一篇被翻译出来的，是当代传教士Marielle Prins在2003年的报告中介绍的^[1]。讲的是嘉绒地区耳熟能详的Amyes Sgoldong的故事。不过Prins这个报告并没有正式发表，而她也更加沉迷于传教而非语言调查，所以我们暂时找不到她的原文。

清朝时期，政府或民间对嘉绒语的调查，并出版过短小的词表。比如说《满蒙藏嘉戎维语五体字书》，就记载了一种四土嘉绒语方言的词汇，用满文注音。可以看下边这个回答。

乾隆年间的《西番译语》的其中一个部分《嘉戎译语》，用藏文和汉字为709个四土嘉绒语词汇注音。如下图^[2]。

当然，这些清代的小词典记音都非常粗糙，我们几乎无法直接使用参考。不过从里边的内容来看，除了有个别词汇的变化，我们需要的信息基本上可以在现代嘉绒语中找到。

四土嘉绒语作为传播范围最广的嘉绒语，在十九世纪末被现代语言学界注意到。von Rosthorn在1897年发表了一篇短文^[3]，里边记录了两种四土方言，木坪（宝兴县）和沃日（小金县）的四土方言。下边就是他所记录的开头几个词汇。在没有国际音标的年代，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1936年，Wolfenden在《通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小文章^[4]，简要地介绍了四土话的形态——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都仅仅关注词汇，有时候，我们记录到的词汇很可能是带着形态的，而不是词干本身。Wolfenden能把嘉绒语的词素进行分析，为名词（如从属前缀）和动词（时体）提出了以当时的标准较为准确的描写，而且还附上了带有注释的语篇。实属不易。但我们不知道他描写的具体是什么方言，因为他的母语老师没有办法描述清楚自己家乡的具体位置，提供的地名也很难查询。

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对嘉绒语感兴趣。比如闻宥就在1940年代研究过嘉绒语的动词形态^[5][6]。金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对嘉绒语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他首先开始采用国际音标记音，对四土嘉绒语的音系进行了基本正确的描写，其中包括首次记载了四土嘉绒语的声调。1949年，金鹏先发表了一篇100页的论文，对理县的杂谷脑方言进行了描述^[7]，这篇文章是用法语写的。1957年，金鹏带领了一个四人的团队，研究了四土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发表于当时刚刚创刊不久，但已经很不错的刊物《语言研究》上。

这些作品都是在这文革开始前的十多年中，新中国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语言普查中诞生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材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当年究竟调查了多少四土嘉绒语方言，我们现在暂时不得而知。根据一些参与其中的老专家的口述，调查方言点还是蛮多的，不过也造成了许多方言点调查准备不足，过于仓促，停留时间也比较短。我曾经跟孙宏开老先生打听过，他回忆当年普查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可能今天还在北京，第二天突然接到调查的通知，就已经在阿坝州了（当然以当时的运输能力，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

我个人是很敬佩五十年代这群不畏艰险到山区调查的老前辈的。即便是今天，阿坝州的某些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不方便，供电、供水都不太稳定，山路也经常会遭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七十年前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总之，他们进行了这么多、这么珍贵的调查的动作，是值得后辈学习的。所以，偶尔被他们批评两句，我们也是很接受的。

1980-2000的四土嘉绒语研究

五十年代的大普查热度过后，国内外的嘉绒语研究都沉寂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六十到七十年代这二十年，文献寥寥可数。我们要耐心等到八十年代才能看见这个领域的复苏。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跟着金鹏一起参加过普查的林向荣。林向荣老先生出生在一个“藏汉团结家庭”，父亲是汉族，母亲是马尔康卓克基人。所以四土嘉绒语中的卓克基话是林向荣的母语之一。年轻的时候，林向荣不仅经过商，而且还参加过平叛战役，最终弃戎从笔，开始了对嘉绒语的研究。在发表了几篇有关卓克基话音系、形态、藏语借词的文章^[8][9][10]以后，在1993年，他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四土话的参考语法：《嘉戎语研究》^[11]。

这部语法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从理论层面和描写层面都不是特别出色，今天真正引用其中内容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其历史意义。它不仅仅是第一部完整记录一种嘉绒语的参考语法，而且还包含着林老先生的对科学的执着以及对后辈学者的深远影响。

三十年前，嘉绒语在更多的人看来是藏语的一种方言。这种从语言学角度看起来有问题的观点更多是民族情感主导的。这种民族情感不仅仅存在于藏族人本身，也存在于潜心研究藏语多年的非藏族学者中：既然我们都是藏族人，那么我们的语言当然都应该是藏语。

但是林向荣凭借自己对嘉绒语和藏语的掌握，清楚地认识到嘉绒语并不是藏语方言——同一个民族，不一定非要讲同一种语言；不同的民族，也不一定讲不同的语言，我们应该看到语言事实，并尊重这些事实。然而林向荣的观点遭到了持相反立场的人的打压，指控他“分裂藏族”的“罪行”，为此居然还上街游行。《嘉戎语研究》的出版一度遭遇阻滞。但是林向荣顶住了这些压力，坚持把这本书出版了。事实证明，《嘉戎语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远比认为嘉绒语属于藏语方言的学者著述的作品成功。

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就被当时还只有14岁的向柏霖看到了。“哦哟？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语言？”向柏霖于是开始对嘉绒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跟随了林向荣还有一众前辈的脚步，走向了嘉绒语研究的道路，今天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嘉绒语学者。

卓克基话在马尔康不算是最强势的四土话方言，但是却特别被学者青睐。在中国国内学术界进入慢热期的七十年代，日本学者长野泰彦早已悄悄地开始了自己对嘉绒语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四土话的几种方言，尤其是卓克基话和小金话。在70年代末他发表了几篇有关音系和形态的论文^[12][13]，1984年他完成了博士答辩，论文专门研究卓克基话的动词形态^[14]。2003年，在汉藏语研究最重要的工具书中，长野泰彦专门撰写了有关卓克基话的章节^[15]。然而，长野泰彦在博士答辩以后并没有在卓克基话的研究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他的作品中不少的纰漏也长期没有订正，实用性并没有林向荣的《嘉戎语研究》高。尽管如此，长野泰彦的名字还会继续出现在这个回答中，因为他总体来说是一个贡献巨大的人物，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

除此之外，台湾学者谢丰帆和韦介武也参与了卓克基话的研究。谢丰帆的硕士论文做了一项理论音系学方面的研究（用的是OT理论…）^[16]，韦介武则是对卓克基话的不定式前缀进行了研究。^[17]

卓克基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我们会在下一节继续讲。

现在我们看看这20年来其它四土话的研究情况。除了卓克基话，比较热门的是小金话。早在1983年，法国语言学家Patrik Mansier就撰写了有关小金话音系的博士论文^[18]。长野泰彦也曾经调查过一点点小金方言，那是他当学生时写的作业。不过真正让小金话热起来的，是阿旺措成。阿旺就是小金人，母语自然是小金话，他的全名བཙན་ལྷ་ངག་དབང་ཚུལ་ཁྲིམས་ btsan.ɬa.ŋag.dbaŋ.tsʰul.kʰrims 中的བཙན་ལྷ་ btsan.ɬa就是小金县的藏文名称，相当于给自己的名字加上个von Btsan-ɬa的意思吧，那汉语名是不是该姓冯了。废话不多说，阿旺对小金话的贡献还是蛮多的，比如1983年略论了一下藏语方言嘉戎语（已失传），1997年研究了小金话里边的藏语借词（用他的话说是“嘉戎话中的古藏语”）。在2000年以后，实际上阿旺又继续出版了一些著作，比如跟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的小金话的词表^[19]、故事集^[20]以及去年出版的一套《藏语嘉绒方言研究》^[21]。这些著作虽然在新世纪后发表，但是在学术价值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因此就不在下一节中描述了，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好。

突然想到还有一个老爷爷要提一嘴。这个老爷爷就是瞿霭堂。瞿霭堂也是当年第一次语言普查的成员，后来专攻藏语。他的藏语据说是很好的。偶尔也写了几篇有关嘉绒语的文章。听说他的退休生活还是比较多姿多彩的，也很喜欢在微信群里跟群友争论一下，导致不少群都把他移除了群聊。我曾经苦苦哀求一个人把我加到一个有瞿霭堂老爷爷的群里，未果。

新世纪的四土话研究

二十世纪末，藏缅语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高峰。比如马提索夫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团队，当时接收了不少专攻藏缅语的博士生。1987年，他们开始了宏大的STEDT（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计划，直到今天仍在录入新的藏缅语词汇。宏观地讲，这个计划造福了不少语言学家。马提索夫其中一个学生叫孙天心。孙天心祖籍山西，出生在台湾。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博士论文的主题是达尼语。毕业后，孙天心开始对嘉绒语产生兴趣，一下子调查了不少阿坝州嘉绒语组语言，比如草登、日部、道孚和绰斯甲。他当然还调查了一个四土方言，就是马尔康本真的四土话。但是孙天心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草登和日部，四土话并不是他的主要研究范围。

这时他正好指导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上文提到过的谢丰帆和韦介武在清华大学（新竹）的校友，她就是林幼菁。跟谢丰帆和韦介武一样，林幼菁也选择了四土嘉绒语卓克基话作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对象，但是不一样的是，林幼菁到今天仍旧坚持在嘉绒语研究的一线奋斗，也成为了孙天心老师最重要的学生（林幼菁的另一位导师，梅广，也有几篇未发表的有关嘉绒语的研究）。

林幼菁的田野调查是孙老师亲手指导的，所以她的功底非常扎实。虽然从小生活在台湾，她也能完全适应九十年代末基础建设没那么完备的阿坝州乡镇的生活，跟语言老师一家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期间为了跟当地人完全打成一片，在学习嘉绒语的同时，还认真把藏区的四川话学会了。所以除了皮肤白一点，在藏区基本上没有人会觉得林幼菁是外地人，连名字都被人记成དབྱངས་ཅན་ dbʲaŋs.tɕan（央金）。

1998年到2010年是林幼菁调查得最频繁的时期。她的田野调查可谓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有学会新语言、发现新现象的快乐，也难免有因为完成不了任务而发脾气的时候，还有生离死别的悲伤。一位优秀的田野语言学家就是在这样的不同经历中成长起来的。

她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博士论文主要关注的是卓克基话语篇的韵律和语法^[22]——这个课题目前在嘉绒语研究中，可能只有林幼菁能做到，不仅要求对语言学理论的自如运用，还要求对语言本体的熟练掌握。这篇博士论文在2020年出版成书^[23]。2012年，她首次完成了对卓克基话声调的正确描述，成功用privative tone的模型派生出卓克基话的声调模式。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卓克基话的声调“若有似无”的迷思。

林幼菁对卓克基话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语言本体上。她还对卓克基话中所展示出的现象进行了扩展和探索，寻找卓克基话可以为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的点。比如2008年她参与的Carol Genetti团队以五种藏缅语为例，探讨藏缅语中名物化的类型学，其中一种就是卓克基的一手语料^[24]。2011年，林幼菁在Diachronica上探讨了卓克基话中的一个罕见现象，由表示“向下”的趋向前缀出发，发展出了过去非完整和完整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而以往的类型学结论则显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往往有不同的动词形态标记^[25]。这项研究填补了语言演化类型学上的一大空缺。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四土嘉绒语的研究逐渐走出了纯描述的框架，人们开始思考，这些材料究竟能给整个学科带来什么新气象。

这就不得不提向柏霖的学生章舒娅了。在法国攻读学位时，章舒娅选择了马尔康市白湾乡的四土话方言来研究。虽然白湾话之前向柏霖和林幼菁都轻轻地调查过一下，但是总是没有时间深入调查。正好章舒娅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完成这个未竟的任务。白湾话跟卓克基话相比，在语音上有较大的区别，尤其是章舒娅所调查的加达方言，发生了不少塞音软化和元音裂化的现象。同时在形态上也发展出了新的特征。调查的难度是很大的。

章舒娅细致地描述出了白湾话极为复杂的词干交替系统^[26]以及人称系统^[27]，而博士论文则挑战了白湾话的趋向系统——一个更为艰巨而抽象的研究对象。过去人们研究趋向系统总是很难厘清地形和趋向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没有很好的理论框架去研究它。而趋向系统不仅仅在嘉绒语里有，在世界上很多语系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章舒娅的博士论文就以白湾话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全新而有效的研究趋向系统的框架^[28]。

趋向系统的一个延伸话题，是语言中的“关联位移”范畴。关联位移是指语言中“来”和“去”的语法化用法，近几年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章舒娅用白湾话的语料，和向柏霖、Aimée Lahaussois合作，贡献了一项有关汉藏语系关联位移的研究^[29]。

除了语言学的方面，章舒娅还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研究可能。她和人类学家范靖鸣合作，探究了四土嘉绒人的亲属制度及亲属称谓，并对其发展历程作出了假设^[30]。这篇文章不仅有正确的亲属称谓转写，还有靠谱的人类学分析，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的一个典范。不久前我在一个想法中提到过人类学家单独做亲属称谓可能会出现的严重问题，章舒娅和范靖鸣的合作就是他们的榜样。

除了卓克基和白湾话的研究，近十年还有两个四土方言被语言学家关注：脚木足方言和莫拉方言，分别都出版了一部参考语法。脚木足方言的参考语法是荷兰传教士Marielle Prins写的，于2016年出版^[31]。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一个汉语和藏语地名的对照表，让我们知道一部分地区名称的藏文拼法。据说Prins的脚木足话讲得也不错，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做研究了。

莫拉方言的参考是长野泰彦2018年的新作^[32]，用日语写成。这部作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内容的丰富程度仍旧不够。

四土嘉绒语的现状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经过一番简单的介绍，我们发现虽然四土嘉绒语的覆盖范围是整个嘉绒语组最广的，但是我们说来说去也就是卓克基、小金、白湾等少数几个方言，而且并不是所有被研究过的方言都有参考语法，也不是所有方言的研究都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从以下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过、并且有一定能见度的四土话方言大概就是水滴状标记下的几种，其余的只有个别零星研究或者根本没有（不论研究好坏）。而整个四土话地区这么大，可见目前我们对它的认知只是九牛一毛。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四土话研究集中在四土话语区的北部，南部的小金县、金川县、丹巴县、宝兴县甚少有人涉足。尤其是金川县的四土话已经几乎灭绝，现在那边的人提到金川县，第一句就会说：“那里的藏族都不会讲藏话”。据说理县的嘉绒语保护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小金县的四土嘉绒语也许也需要重新调查，丹巴和宝兴的四土话则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研究。

目前我正在计划跟章舒娅合作深入调查丹巴县巴底镇的四土嘉绒语（可以回看上边插入的视频），这个方言的形态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希望在一两年内能有发表，并把这项研究长期做下去。另外，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到理县、小金或者雅安调研，弥补四土话研究的空缺。

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四土话方言的研究还是要以准确的描述为基本目标。要求调查者有非常成熟的田野调查训练。描述其实也是分析，没有好的分析不可能完成正确的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有意思的现象，并思考创新的研究想法。

多认识一个方言，哪怕是很接近的方言，都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更何况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土话方言来说，每一种方言都有特别奇怪的地方，这就让人很期待新的方言中会有什么样不寻常的现象。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发现这些现象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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