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方言版的翻译用词往往都特别粗俗？ 第1页

看到有人提到用台湾牧师闽南语布道，突然想起在新加坡的很多教堂，每到重大节日（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时，都会有华语/闽南语的双语布道。里面用的词语，都偏向于使用口语化词汇/读音。像“食物”就不是按照厦门一般的习惯叫sit8-but8，而要读作chiah8-mih8，或者直接说chiah8-e5。还有“天父”也不是用文读thian1-hu7，而是用白读thinn1-pe7。

大家说得都对， @李柰 君解释的这块儿也特别好。我换个角度说：汉语是单中心的diglossia。

大概“大数据”这个词刚出现的时候，我发现英文是叫big data，我震惊了。实际上，在我的汉语语感里，比较“正式”的科技词汇应该是比较“文”的，附带觉得英文的高大上词汇应该至少是拉丁词，最好是希腊词。所以上次做翻译的时候，差点卡在“风能”上，因为前一个是“光伏”photovoltaics，被负迁移了。

汉语的高层级语言是文言，即使是官话，其正式程度也不及文言。在口语中，高级语言是官话，其他各类方言土语都级别低于官话。所以呢，在天朝影响范围内，正式的、学术含量高的书籍文章，历来都是文言文。然后，由各地（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化精英再依本地口语进行阐释，而这些阐释又往往大量使用官话中的词汇和语法。地方上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掌握的所谓“正式”词汇，其实就是官话和文言的词汇就越多。文化精英再因其地位和学识，影响中下层的民众。这层层替换其实就是东亚世界内，语言方面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也正因为这样的现象，才使得本来文言一致的先秦汉语，造就了后世汉语文言不一。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官话和方言的社会语用意义有区别，事实上形成了类似社会方言的区隔。

这一现象不独汉语中存在。在欧洲的历史上，拉丁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主要国家的官方或者正式文书语言，也在不同国家的交往中充当重要媒介。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地土话就是不能和拉丁语的正式和文雅的形象相比较。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像法国，制订和推广标准语，就是要废除拉丁语的独尊地位，而要使当时的口语（比如巴黎岛方言）拥有书面和官方的地位。有了官方地位，再有了标准化，这种语言和方言的社会语用环境完全改变了，因而就“正式”、“文雅”附身了。但即便是如此，只是高层级语言发生了改变，对于那些没有成为高层级的语言，其地位还是一样的，大家很熟悉的“Il
est défendu de parler Breton et de cracher a terre…”。

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语，虽然越南语曾在一些古代越南王朝短暂拥有过官方语言的地位，但越南的主流官方语言是汉语，虽然发音是汉越音，但书面语言是文言文。在现存的保大帝御批等官方文献中，君臣书面往来均是文言文，而不是使用越南语，也较少夹杂越南语词汇。显然在他们心目中，越南语是粗鄙的土话。但是后来越南定越南语为国语，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以河内音进行规范。对于今天的越南人来说，标准越南语即是正式和高大上。

反过来讲，在没有中心方言，没有标准规范的语言中，方言并没有粗鄙的意味。我们就说中华正音嘉绒语吧，因为日常生活中事实上不存在标准规范，所以各地方言的差异，并没有文雅和粗鄙的差别，而仅是代表地域的区别，至多是匹配到地域刻板印象。又如绰斯甲话，观音桥方言与业隆方言也有不小的差异，但是也仅是代表地域不同而不是文雅和粗鄙。

另外一方面，在很多所谓汉语方言翻译中，往往因为语气通顺的需要，或者刻意突出与标准官话的区别，在词汇的选取和使用上，特别使用了标准官话中没有或者不太使用的词汇，或者是非常口语化的词汇，实际上就是挑选了粗鄙的词汇。

比如举个例子：“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因而形成四季。”按网上的那些方言翻译风，这句话说成都话，恐怕就变成：“地球围倒太阳转圈圈儿，就整出春夏秋冬来。”

可是，事实上，成都话确实可以照原样说：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因而形成四季。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方言的，也是这样教学的。

换个角度说，这句话要说普通话的口语，也可以说：“地球呢，绕着太阳打转儿，那么就有了春夏秋冬。”任何一本课本都不会这样写。

其实，现代标准官话的初衷就是文言一致，吾手写吾口。但是，由于文言文几千来的影响，书面汉语始终同汉语口语有差距。所谓方言翻译，除开刻意地选择低俗词汇的问题，也很大程度上是书面语与地方口语的差距。

其实，而经过规范整理的方言，基标准语的“土”的感觉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