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武侯要改变魏文侯联合三晋的方针，多次与赵、韩开战？ 第1页

魏文侯作为晋国最后一位事实上的正卿，与其说“联合”三晋，不如说是在“统治”三晋。而三晋联盟垮台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韩、赵、魏各自真正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不是魏武侯的政治倾向所能决定的（尽管魏武侯肯定也是有责任的）。

*因为看过的战国史料并不多，难免有错漏，欢迎讨论指正。

一、魏氏在三晋中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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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史记·魏世家》年系时间错位比较严重，我们暂且采信《竹书纪年·魏纪》的记载：

（魏文侯）五十年卒。——《竹书纪年·魏纪》
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竹书纪年·魏纪》

即魏武侯魏击于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70年在位。《史记》等其他文献中在这一时期记录的魏国事迹，均认为是发生于武侯时期。

——2——

我们先梳理一下魏击即位前后，三晋同盟联合作战的重要战绩。

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清华简·系年》

公元前404年，作为战国开端的三晋伐齐战争中，韩、赵都是主君挂帅，而魏国是储君魏击挂帅。这仅是因为魏文侯年事已高，不便亲征吗？然而竹书纪年还写道：

（晋）烈公十二年, 王（周天子）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竹书纪年·晋纪》

翟员很可能就是翟角，是魏氏之臣，竟然能够与韩、赵两家主君并列，共同受领王命出征。即使这可能有魏国史官自说自话的嫌疑，但也已经很匪夷所思了。

齐与越成，以建阳、巨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公衍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参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清华简·系年》

齐国先以割地投降为代价，与越国讲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三晋。三晋联军应该还是在齐长城下（平阴）吃了点苦头，魏文侯魏斯作为大领导，才亲自来了前线。

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吕氏春秋》

战胜之后，周天子独赐魏文侯以“上闻”的爵位。

从三晋伐齐的相关记载来看，虽然此时魏文侯是魏氏家主，但也是晋国正卿，俨然已是三晋共同的主宰。魏氏与韩、赵的关系几乎很难说是“盟友”，更像是宗主关系。

——3——

魏氏的政治地位高于韩、赵，还很可能是由于魏氏早已称侯。

（晋敬公）六年，魏文侯初立。——《竹书纪年·魏纪》
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竹书纪年·魏纪》
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史记·魏世家》

对《竹书纪年》的引用，关于魏文侯魏斯“初立”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即晋敬公六年（公元前446年）和晋敬公十八年（公元前434年），一般认为引用《竹书纪年》中“六年”是正确的说法，“十八年”是“六年”竖写之讹。而《史记》却又记为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

关于魏文侯在位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赵）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史记·赵世家》

即《竹书纪年》认为魏斯卒于公元前396年，在位50年，则魏斯元年在公元前445年（公元前446年为“初立”）；而《史记》认为魏斯卒于公元前387年，在位38年，魏斯元年在公元前424年。

但如果按照晋敬公十八年（公元前434年）魏文侯初立这个错误观点，得公元前433年为魏文侯元年，到公元前396年正好是在位38年，同《史记》。这一点恐怕并不是巧合。

也即，魏斯称号变化的时间顺序依次应是：公元前446年即位为魏子，次年改元；公元前424年（即魏子斯二十二年，任晋正卿的次年）自称魏侯，当年改元；公元前403年（即魏文侯斯二十二年），其魏侯身份获得周王承认。司马迁可能是把后两件事混为一谈，因而误认为魏斯即位是公元前424年，而魏文侯在位时间上又采信了38年的说法，于是魏文侯卒、魏武侯立就被推迟到了公元前387年。

从“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的记载来看，当时赵、韩仍称子。故而赵、韩也改称侯应就是在公元前403年前后。这也可以解释赵烈侯、赵“武公”在位时间的矛盾。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史记·赵世家》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也就是说，《史记》认为赵烈侯在位九年（公元前400年）就死了，他的弟弟即位为“武公”，“武公”在位十三年后（公元前387年）死了，赵烈侯之子赵章再即位为赵敬侯。而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则称赵烈侯始终在位，一直到魏文侯死、魏武侯即位他都还活着。

如果把公元前403年重新作为赵烈侯封侯的元年，并采信史记中“九年，烈侯卒”的说法，那么赵烈侯卒于公元前395年，正好是魏武侯元年、赵烈侯即位后的十四年。逻辑可通，则我们暂时接受：魏氏在公元前424年已自称侯，赵氏在公元前403年或稍前方自称侯，而魏、赵之侯位均在公元前403年得到周天子正式册封。

换句话说，与通常的印象不同，三晋封侯一事，对“三晋同盟”起的作用更可能是消极而非积极的，是周室从名义上把几乎沦为魏国附庸的另外两家给一手扶起来了（可惜的是，以后的岁月里这两家还将不止一次地重新沦为魏国附庸）。同样的道理，已经只剩绛城的晋君，也跟只剩洛邑的周天子一样，很积极地要沾三晋伐齐大胜的光。

晋公献齐俘馘（左耳）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清华简·系年》
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羌钟铭文》

同一件事，在周天子和晋君的想象中，是他们在向臣属发号施令、行赏施罚；韩国人也乐得承认这一点。而自称“晋人”的魏国人则拒绝记录他们的主君魏文侯是被别人“命令”出兵伐齐的，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诏命。

——结论——

魏文侯能统合三晋、一匡诸侯，靠的恐怕也不是周天子的慷慨、晋君的屈服和韩、赵的配合，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变法后魏国的确足够强势，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对另外两家形成威压之态。

二、赵国在三晋框架内的崛起

——1——

其实，赵氏、魏氏、韩氏（以及知氏）的崛起都出自晋国的内部斗争，历史上不断联合、兼并、反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一秒称兄道弟后一秒就互相上眼药，或者反之，本就是司空见惯的。就以魏、赵之间的关系为例。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即后来的大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余）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左传》（公元前514年）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遂如故知。——《左传》

根据《左传》中的描述，可以认为魏献子在瓜分祁氏、羊舌氏土地时，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四人是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四卿的代表接受封地的，而其余的六人虽非魏氏，但皆由魏氏举荐，其封地基本可以视为魏邑。

诚然，魏献子此举在当时已经被孔夫子视为“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赵氏老巢晋阳已经被魏氏势力包围，孟在晋阳之北，梗阳在西，平陵、祁在南。从竹书纪年的记录看，晋阳以东的榆次、阳邑也是魏邑。只有涂水是知氏盘踞。

（魏）与邯郸榆次、阳邑。——《竹书纪年·魏纪》（公元前361年）

韩固所封的马首也在太原地区，而赵朝被封到了五百里之遥的平阳（即今临汾，后来成为韩氏都城）。此后赵氏应该进行过或文或武的反扑，但成效可能不大。以至于公元前453年，知氏联合韩、魏共同反赵时，赵氏在太原地区仅余晋阳一座孤城，岌岌可危。

而距离晋阳最近的、有实力的赵氏城邑，已是两百里开外的蔺、皋狼，开战前早就成了反赵联盟的针对目标。

（知伯）又使人至赵，请蔺、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予。——《战国策·赵策》

最终韩、魏选择在赵氏蒙受巨大损失后反水，共同灭亡知氏。但即便如此，到三家分晋时赵氏依旧强大，令人生畏。

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史记·赵世家》

由此，更可见魏文侯魏斯所谓的“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重点不在于他与赵国的关系如何亲密，而是他在位时期扭转了魏、赵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至于魏为“兄”，赵为“弟”，魏国可以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同赵国说话，从而成为韩、赵不得不依仗的三晋宗主。

后来赵献子从晋阳迁都中牟，这件事也很蹊跷，详见另一篇回答：战国时期，赵国为何把都城从晋阳迁往邯郸？有什么好处？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而复迎立献侯。——《史记·赵世家》

虽然中牟的位置有争议，但基本肯定是在赵魏边境。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赵献子逃出封地后，不是赶往都城晋阳，反而南下跑到了中牟，几乎明摆着是去投奔魏国。然后赵国北部地区乱了一阵，赵献子干脆就在中牟建立了新都。

而赵献子死后，赵烈子刚刚即位，魏军就借助赵利的提议，公然穿越赵境，灭掉了中山，魏文侯把太子魏击、帝师李悝、挂壁吴起、名将乐羊全派了过去。赵烈子直接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2——

赵敬侯在位初期，发生了“武公子朔”^[1]之乱、魏攻邯郸一事，通常我们会把它作为两国反目的标志。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史记·赵世家》
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史记·魏世家》
袭邯郸，败焉。——《史记·魏年表》

敬侯元年究竟是哪一年，与赵烈侯的在位时间有关，而《史记》与《竹书纪年》在此处是有冲突的，前面段落已有介绍。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史记·赵世家》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如果不进行上一节的分析，而认为两者所述均成立，那就说明赵“武公”即位后没有改元，仍然以烈侯的名义统治，这种操作无非是拿烈侯的名号来压制太子赵章。然而也正因如此，“武公”死后，赵国统治集团顺理成章地推举烈侯的儿子赵章，而不是武侯的儿子赵朔。

《史记·赵世家》的内容应该是出自赵国史书，而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支持“赵烈侯之十四年”的说法，压根不提有“武公”中途夺位一事，这足以说明当时魏国的态度。假如接下来即位的不是赵章而是赵朔，可能赵国和魏国的史书里面就都不会记录此事了，赵朔会被当成是赵烈侯一系名正言顺地传承下去。

但根据上一节分析，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怀疑司马迁是把赵烈子即位与正式称侯两件事混淆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赵烈侯的“九年卒”其实并非死于公元前400年（赵烈子九年），而是可能死于公元前395年（赵烈侯九年，赵烈子十四年，魏武侯元年）前后。

司马迁所记“武公十三年卒”应有误，但此“十三年”也应有所本。

赵敬侯的在位时间也需要讨论，因为赵敬侯卒于公元前374年，那么在位也是十三年，跟《韩非子》中“享国数十年”的记载不合（尽管《韩非子》可靠性略存疑）。“数十年”则最短也应有二十年。

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韩非子·说疑》

如果我们认可《史记》中“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的记载，即“魏文侯卒”和“赵敬侯立”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随后接连发生了“武公立”及“子朔”之乱。先是“武公”企图控制局面，太子赵章则倚赖其他贵族支持，反攻“武公”，“武公”可能死于当年（即赵烈子十三年），也可能死于公元前391年（即赵烈侯十三年），于是有了“武公十三年卒”的讲法。至于“武公”的死因，以及赵烈侯的原意究竟是传位给“武公”还是传位给太子，就难以推断了。

个人倾向于“武公”可能是真正的接班人，“武公”在位一年死后，赵敬侯才即位改元。但由于随后发生了“子朔”之乱，赵敬侯连带着不再承认“武公”统治的合法性，因而提前了自己的元年。这可能是很多史料在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时期对赵国史事的记载普遍有一年之差的原因之一^[2]。

根据《清华简》，魏武侯元年（公元前395年）还发生了魏、韩对楚的联合军事行动，是没有叫上赵国的，可能与赵国发生内战有关。

厌（历）年，韩取、魏击率师回（围）武阳，以复郜之师。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楚师大败。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竢死焉。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陈人焉反而入王子定于陈。楚邦以多亡城。楚师将救武阳，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于齐陈淏求师。陈疾目率车千乘，以从楚师于武阳。甲戌，晋楚以战。丙子，齐师至喦，遂还。——《清华简·系年》

按张驰《系年与六国年表对读》中的观点，此役与《史记》中“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和”是记载的同一件事^[3]，也就是说，大梁、榆关之战的范围波及很广：楚国趁魏文侯、赵烈侯相继亡故之机，在郑国大肆筑城，以备北侵（即“鲁阳公后城郑之岁”）；此时赵国陷入混乱，但新立不久的魏武侯迅速反应，拉上韩国一起果断反击，把楚国打得“犬逸而还”，并吓退了来援的齐军，甚至令楚国的老盟友秦国都蠢蠢欲动，令楚国不得不“厚赂”安抚。

可以看到，魏武侯即位之初，应该还是认真在执行魏文侯时期挟三晋以攻齐楚的大政方针的。

“武公”死后，“武公”的儿子“朔””“奔魏”，这个“奔魏”可能是指人跑到了魏国，也可能是指连带着中牟城或附近城邑投靠了魏国，至少是中牟遭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于是赵敬侯决定迁都邯郸。在此期间，魏国支持公子“朔”，出兵袭击邯郸，没能取胜。

在魏武侯元年（公元前395年），赵国可能内战正酣，魏国史官难以采用两者任一的纪年，也可能是“武公”沿用烈侯纪年，故而《竹书纪年》仍称之“赵烈侯之十四年”。

因为《史记》中提到上一年魏文侯卒，所以大家理解为魏武侯一上台就推翻了魏文侯睦邻友好、亲韩联赵的既定国策，意图干涉赵国内政，导致与赵国开战，宣告了三晋联盟的破产和魏国霸权的衰落。

然而综合来看，由于赵国内部存在庞大的亲魏集团，在发生内乱时，有一派势力投奔魏国并不是特例。赵襄子死后一派（桓子）奔代，另一派（献子）奔中牟，实为奔魏；赵献子死后，赵烈子之臣赵利建议借道给魏军，使魏全收中山之地，进而形成对赵国的南北钳制；赵烈侯死后，又有一派（敬侯）奔邯郸，一派（武公子朝）奔魏。魏武侯插手赵国内乱的举动非但谈不上出格，恰恰相反，是为了继续牢牢掌控赵国的必然举措。

从后续的史料记载来看，赵、魏关系也确实没有当即破裂。

（赵）败齐于灵丘。——《史记·赵世家》
（赵）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史记·赵世家》
（魏）伐秦，（秦）败我武下。——《史记·魏世家》
（魏）城安邑、王垣。——《史记·魏世家》
（韩）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史记·韩世家》

无论赵敬侯元年是公元前395年还是公元前386年，从《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的记载看，此后赵国仍然在东线对付齐国，魏国也仍然在西线对付秦国，而韩国则在中原大挥王八拳，把郑、宋等国揍得痛不欲生。三晋同盟并没有任何衰落的迹象。

——3——

魏武侯投资于“武公”或“子朔”，固然属于常规操作。然而，他还是玩脱了，因为魏国支持的派系既没能压倒赵敬侯，也没能迫使赵敬侯更加依赖于魏国，反而是败得干脆利落。赵敬侯北迁邯郸，意在拉开与魏国之间的距离。

魏国需要对赵国的这一独立企图进行打击，将其拽回为魏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原有轨道。

换句话说，魏武侯的问题不在于与他想要与赵国“开战”，而是他在位时，魏、赵之间控制/反控制的战线已经由赵国朝堂之上转移到了赵魏边境。于是赵国长期以来的内战，变质走向了魏、赵两国之间的战争。

只不过，此时魏国的实力相对赵国已经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魏武侯没能打赢这场战争。这可能要归功于赵烈侯时期韬光养晦，以公仲连为相所执行的变法，赵国的君主集权和国力都得到了加强，并在敬侯时期得以持续和显露。于是，敬侯时期的赵国终于能对魏国大声说“不”，尽管在魏国眼里这可能不是一个叛变的盟友，而是一个造反的下级。

战争没有直接改变魏、赵对外战争中的同盟关系，但它改变了魏、赵在三晋框架内的主从关系，从而为两国反目准备了条件。

赵敬侯在事实上脱离对魏（晋）的从属关系，而其父赵烈侯则走出第一步，从形式上脱离对魏（晋）的从属关系。前面提及，“魏文侯卒”和“赵敬侯立”（即赵烈侯卒）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那么由“九年，烈侯卒”的记载，可推赵烈侯称侯应是在公元前404年，也就是三晋正式封侯的前一年。

公元前404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三晋伐齐的那一年，晋君大会诸侯，晋三家与越国共同伐齐，宋国叛楚归晋，“声王围宋十月”应该也发生在这一年。

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鼬。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清华简·系年》
（楚）声王围宋十月。——《吕氏春秋》

三晋伐齐，正是由公元前405年齐廪丘叛归赵、赵救廪丘引发的。

田会自廪丘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竹书纪年·晋纪》
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师五万击之，克齐军，获尸三万。——《孔丛子·顺势》
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吕氏春秋》

赵国首先介入齐国内乱，并且下死力攻齐，大败齐军，获齐军尸体三万，筑成两座京观，还大张旗鼓地将尸体扔回齐国，致使齐国军民大恐，为接下来三晋联合攻入齐长城铺平了道路。

赵烈侯此举是否就有为接下来自称诸侯造势的意图呢？犹未可知。但可以推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三晋为侯一事，魏文侯并没有多少实际获益，那么很大可能是由赵烈侯出的点子。

——4——

对于赵烈侯，史记中有他声色犬马，想要提拔赏赐“歌者”的记述：

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徐越侍以仁义，乃止。——《史记·赵年表》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史记·赵世家》

其子赵敬侯应自公元前395年改元年，至公元前374年卒，在位22年，也就符合《韩非子》中“享国数十年”的说法。《韩非子》还记载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然而能够“明于所以任臣”，因而能够“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

可见赵敬侯应该是个心狠手辣、予取予求的独裁者形象，与烈侯一脉相承。而韩非子拿来与其对照的，是洁身自好、布衣躬耕、为求国富民强而不惜退位让贤的燕王哙，结果却落了个“身死国亡”的结局，真是令人叹惋。

再上溯到赵襄子：

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惧，谓优莫曰：“然则亡乎？”优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纣二日耳，不亡何待？”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

战国时期的所谓强君明主，可能大抵也就是”桀纣并世”这个水平了。赵国正是在这样的“强君明主”手中蒸蒸日上，所以说，粉谁，也不要去粉战国时期的那些君主。

到了赵敬侯执政后期，赵氏国力复振，悍然向中原大肆扩张，侵入魏国的势力范围，诸侯震恐，导致赵国陷入齐、魏为首的包围网之中。《战国策》中策士在举例证明”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的道理时，第一个就举的赵敬侯的例子。

赵强何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由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战国策·秦策》

赵国遭到齐、魏、卫围攻，一度被打得非常惨，但楚国此时出手搅局，使魏武侯的最后一搏终于还是功亏一篑。

——结论——

赵敬侯执政早期尝试脱离魏国控制，执政后期在扩张方向上与魏国发生冲突，是赵国经过变法后国力逐渐缩小与魏国的差距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两个过程中，魏国的出发点并非准备抛弃三晋同盟，而是试图趁魏国国力仍然占优的窗口期，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三晋同盟，令赵国服从魏国的战略目标。但由于魏国极易四面受敌的地缘环境劣势，魏武侯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

三、魏国与韩国的关系

（未完待续）

四、田齐通过魏氏获得封侯（“齐魏互侯”）

强国与弱国真正发生军事冲突，往往是强国军事力量相对衰落的表现，正如魏武侯时期的魏国。同样地，当魏惠王开始沉迷于玩弄阴谋权术的时候，恰恰也说明魏国外交环境的优势也已不复存在。为了搞清楚这一切的开端，我们还是返回去看三晋伐齐之战。

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清华简·系年》

首先，如前所述，魏文侯本来应该没有在“晋军”之中，或至少不准备亲自领兵直入齐境。如果晋师就此攻入了齐长城，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大概仍会是“齐侯盟于晋军”，所谓“晋军”将由魏击、翟角、韩虔、赵籍等一干“晋国”重臣组成，作为晋烈公及其执政魏斯的代表，来接受齐康公及其执政田氏兄弟的投降。

但由于齐国在平阴的顽抗，魏文侯来到了前线督战，情景就变成了“晋三子之大夫入齐”，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共同作为晋国臣子的身份出场。

战争的结果还是令人暖心的，不过这是不是魏文侯理想中最好的结果，就值得商榷了。

（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史记·周本纪》

从当时魏氏一家独大的情况看，三晋封侯最大的获益者应该是韩、赵。更尴尬的是，因为三晋大夫“盟”的对象是齐国大夫“陈和与陈淏”，在韩、赵、魏列为诸侯之后，“毋修长城，毋伐廪丘”就变成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约了。由此推测，去请周天子册封可能真未必是魏文侯一开始的想法。

田和（陈和）肯定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向魏文侯提出要求。

三年，（田齐）太公与魏文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史记》中田齐世家的时间线也比较乱，个人倾向认为这段记述中的“三年”应指齐康公三年，同时也是田齐太公（即田和）三年，即公元前402年，是三晋封侯的次年。田和去找魏文侯，是因为魏文侯上一年获得了“上闻”爵位，理论上可以直接跟周天子对话。而魏文侯能答应得这么痛快，估计也是认为这样处理对自己有利。

周天子有可能只是原则上的同意。田和还没有来得及入朝面圣，周威烈王就死了。吕齐康公也仍然好端端待在临淄城里。但是我们再读一遍这段描述，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没错，就是公元前334年的“齐魏相王”。

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史记·魏世家》
诸侯相王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魏为王。——《史记·秦本纪》

同一件事，秦国的记载很直白，就是齐、魏两个大佬在商业互吹。而齐、魏两者的官方记载却是“诸侯相王”，那么其中的“诸侯”，应该就是指泗上诸侯（大概率有宋国）。那么泗上诸侯、纵横策士眼中的“齐魏相王”是什么样子呢？

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战国策·齐策》
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战国策·秦策》

处境尴尬的周天子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致文武胙于秦惠王（*注：当时秦惠王还未称王）。——《史记·周本纪》
天子致文武胙。——《史记·秦年表》

结合上述史料，我们就可以完整勾勒出“齐魏相王”的全貌。齐、魏以互认王位和结盟为表象，实际是齐国接受魏国的乞降，并召集泗上诸侯见证中原霸权的易手。周天子则只能全程捏着鼻子，企图示好秦国来恶心齐、魏。

当然，也不排除魏国此举另有阴谋。不过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再返回来看公元前402年的“齐魏互侯”事件，很像“齐魏相王”的翻版——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齐）与晋、卫会浊泽。——《史记·齐年表》

这件事我倾向于也发生在公元前402年，即“太公与魏文侯会于浊泽”，其中“晋”自然是指魏国，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中的“诸侯”就是以卫国为代表的泗上诸侯。魏文侯要在“诸侯”面前再一次单独接受齐国的乞降，为此不惜把田齐升为诸侯；正如齐威王后来把魏国打到“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壤地两分，国家大危”，却还要承认魏国的王位一样。

公元前334年“齐魏相王”中，齐威王才是真正的那个“王”；而公元前402年“齐魏互侯”中，魏文侯才是真正的那个“侯”。此时，齐国的吕侯和陈侯、晋国的赵侯和韩侯，再加上鲁公、宋公、卫侯、郑伯乃至周天子，整个中原的君主都已经匍匐在了晋（魏）人的脚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熟悉的剧本了，齐威王荣登“万王之王”后很快就令齐国陷入了可怕的外交孤立。而魏文侯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个针对魏国及其领导之下的三晋的包围网也已经初见端倪。

（未完待续）

参考

1. ^ 由于前面出现过“赵朝”这一人名，所以此处取“朔”以免混淆。
2. ^ 例如，赵敬侯的卒年，按《史记·赵世家》是在公元前375年，按《竹书纪年》是在公元前374年；赵、韩围魏罃按《史记·赵世家》是在公元前369年，按《史记·魏世家》是在公元前370年；秦攻魏少梁按《史记·赵世家》发生于公元前363年，按《史记·魏世家》发生于公元前362年。
3. ^ 《史记》中大梁、榆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91年，有学者根据《清华简》的记载，认为史记对这段时间的史事记载均有四年之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