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往往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第1页

1、

因为你看到的内容本来就是英雄史观的片面信息。

实际上，吴起、伍子胥、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商鞅（这是怎么个先后顺序）均不可以一人之力改变一个“国家”（诸侯国）。

不过，受制于古代唯心主义史料的影响，确实有一些读物乃至网络段子会夸大上述英雄人物的作用，从而展现出一种类似于“挂B”的视觉效果。

除此之外，也存在有一个因素，即在于用电子游戏的思维去套现实问题，从而得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云云。

当然，这里也必须提一嘴：

某些杰出人物的个人能力确实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不要搞二极管思维，切不可将其理解为全部作用，也不可将其理解为没有作用。

2、

吴起主要活动的范围在战国初期的鲁、魏、楚三国。

其中：

鲁国在当时已经比较弱小，吴起在事实上也无法对这一现状作出有效改善；

魏国在智卿倒台以后占据了晋国的主体部分及原成周北部，魏子本人又通过晋廷挟持韩、赵两国，可谓当时最具权势的诸侯国；

楚国在柏举之战的10年之后始终处于强势反弹阶段，其势头甚至延伸到了郑国东部及泗上北部一带，在战国初期的主要挫折是对三晋联军的失败，不过上述战斗均发生在原晋国势力的范围内，本身依旧能说明当时楚国的强势。

由此可见，吴起在魏、楚两国取得的成就固然与他任职期间的某些重要变革有关，但也不应否认魏、楚本身即为强国，尤其楚廷及魏卿内部在春秋时期的长期变革应为吴起后来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顺便讲个笑话：

“楚国在战国时期一直使用的是分封制，是个部落联邦。”

如果结合这个段子的话，“吴起”在“楚国”的作为确实是“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3、

伍子胥主要活动在春秋后期的吴国。

要说这个问题有点怪。吴国在春秋中期就已经崛起，在伍子胥入吴之前就已经是楚国在南中国最难缠的对手——虽然吴、楚之间的绝对差距始终存在。

不可否认，伍子胥任职期间的柏举之战颇具视觉效果，甚至有不少学者将是役认定为是楚国的一次“灭国”。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柏举之战并非改变了楚强吴弱的局面，而是更进一步地反应出的了吴、楚两国在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事实上，吴军在攻入郢都后既在楚国的漫长纵深中陷入了困境，更兼楚人利用外交纵深引入了秦国的力量，致使吴军只能退出楚国。在柏举之战以后，吴廷与楚人虽有摩擦但已失去了攻略楚地的兴趣，转向借破楚之威争夺泗上地区。而楚廷则在10年的恢复以后迅速对摇摇欲坠的晋国霸权发起挑战，并暗中培育越国以兼并吴国。

表面上看，伍子胥在柏举之战以后的悲剧在于与吴王的矛盾。但从根本上来，伍子胥本人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他只能找到立公子胜作为一种相对现实的办法以降低楚国对吴人的安全威胁，但这种方案显然是不可靠也未必一定能起到多大效果的。

4、

管仲主要活动在春秋中前期的齐国。

在此之前，齐国就是东方最为强悍的诸侯国，只是不具备完全制服鲁国的实力。

在此之后，齐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国——不过还是不具备完全制服鲁国的实力——所以，齐国主要是通过外交运作压制鲁、宋，再利用郑、卫、蔡将前者绑定在齐国主导的外交体系中，由此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第一段霸主之世，此举也被童书业先生归纳为“空把戏”。

有一说一，这一“空把戏”终归也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管仲的变革应该正是维持这一运作的基础。

但是，就此认定齐国就因此而被“一个人”改变了，终归太过牵强。

5、

乐毅本为魏臣，由于燕、魏两国均有伐齐意向而运作至燕廷，并在之后的运作中又成为了赵相。总之，乐毅应是在大背景下最为显赫的一个，但绝非大背景的改变者。

苏秦的事迹受伪作的影响而较为混乱。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在燕廷活动，也是受到伐齐一事而运作到齐廷作间谍——不得不说，这个相对接近于“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不过他对齐国的改变是负面的。

张仪在秦惠文王一朝前期挤掉了当时的大良造公孙衍，其后长期在秦、魏两国之间任相，事实上营造出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秦、魏联盟，而这一联盟也确实为秦国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上升到“改变一个国家”还是比较牵强。

至于商鞅，这一误解应该来自于中学课本的简略。事实上，秦国的变革和崛起在秦献公一朝就开始了，商鞅在秦孝公一朝的作用固然重要，甚至可以说尤其重要，但上升到“一个人”的程度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一点；

少儿版《史记》通常会把《秦本纪》中秦孝公一朝以前的记录剪掉，这或许也是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忽略秦献公一朝的重要原因之一。

6、

总之，“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并不现实。

只不过传奇叙事需要“一个人”，而传奇叙事总要比历史更具代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