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侯死后，如果魏国当真一分为二了，那么这两个国家能继续存在多久呢？ 第1页

警告：

以下内容涉及秦吹、韩吹、齐吹、楚吹内容，请谨慎阅读。

地缘下的梁、晋：

在魏武侯末期，魏国在安阳、邺邑、大梁地区的体量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本身还是有限的。

此外，彼时尚为战国前期，距离三晋正式摆脱晋卿的身份只有30年左右。晋地主体虽为魏国所据，但韩、赵在晋地的势力自然也不可能划分干净。

结合以上两点看，正如韩懿侯所言，一旦魏国被分为梁、晋，两国“不强于宋、卫”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描述。

也就在这种背景下，梁国已然可以被视为泗上小国中的“第十三国”，而晋国则需要在背靠韩、赵两国的形势下独自面对秦国。

……

是不是有点像战国后期的局面？就是韩、魏两国换了个位置。

上图取自布哈林的制作的战国后期地图。如图所示，韩国将秦国和魏、赵两国隔开，魏国和赵、齐、楚三国包围泗上列国。

但需要注意：

此时仍是战国前期。在当时，列国的政治风格还和我们熟悉的那种以诈术、权谋、投机、间谍为核心的纵横时代有很大区别。这里，我们绝不能盲目把这种假设直接和战国后期的局势划等号。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不确定因素，很有可能影响历史的走向。

赵国的窘境：

我早先看浊泽之战的时候，还思考过为什么赵成侯和韩懿侯会发生如此大的分歧。

在我当时看来，赵成侯之所以不同意把魏国一分为二的方案，可能还是觉得在这种局面下韩国的获利更多。这样一来，赵国选择只勒索一些领土，再扶持公子缓上位来控制来魏廷，应当是一个比较稳当的方案。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为当时韩、赵分歧的主要矛盾呢？

认真看的话，可能并不尽然。

我们看一下原文：

赵不听。韩不说（悦），以其少卒夜去。

也就是说，韩懿侯在提出将魏国一分为二的计划以后，赵成侯并未采纳。于是，韩懿侯感到不快，趁夜就撤兵了。

在这里，我们注意措辞，“韩不悦”。从字面上看，韩懿侯的撤兵有一种赌气的意思。但从韩军非要趁夜色撤军的举动看，韩、赵双方的矛盾应当是十分激烈的，甚至可以说已经趋于火并的边缘。

当时，韩军为什么不选择在白天撤兵，这种突然的秘密撤兵又会让赵军处于何等的险境之中，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上问题自然不可能有定论，在这里我也不发表任何结论性的内容。只单说一点：

韩懿侯所提出的魏国一分为二的方案，显然已经触及了赵国的核心利益；而赵成侯不采纳这一方案，也显然触及了韩国的核心利益。至于韩军其后的表现，也只是双方最大限度克制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使用布哈林做的公元前369年的示意图。

图中：

2个红圈分别是赵都邯郸（上）和旧都中牟（下）的位置，补充一点，赵国在迁都邯郸后，中牟实际处于赵、魏两国的反复争夺当中。

2个黄圈分别是魏国重镇邺邑（上）和大梁（下）的位置，注意一点，魏国在邺邑的经营由来已久，甚至还出现过以此为基地向赵廷进行间谍渗透的记录，其后的诸多历史事件也证明了赵国想占领此地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3个紫圈则分别是卫都濮阳（上），宋国重镇陶邑（中）、宋都睢阳（下），图中可见三者所临河道的上游均处于魏国的东部领土之内。

在这里，我们想一个问题：

如果魏国真的一分为二的话， 韩、赵所面临的是否仅仅是一个“不强于宋、卫”的梁国和晋国？

魏国真的分裂为梁、晋二国的话，如果齐国想要收服泗上列国，那究竟该压制宋国，还是收服梁国？

一旦梁国沦为齐国的半附庸国，那赵国的究竟会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

这里需要再度重申：

当时处于战国初期，列国的政治风格和是战国中期及后期是有很大区别的。此时，强国对弱国的欺压并不只有掠夺土地和人口，此外还存在一系列春秋时期盘剥方式的延续，比如勒索财物以及胁迫弱国的军队从征。比较典型的就是齐国多次裹挟宋军进行作战，到战国后期也有一定表现，比如楚顷襄王在收服泗上列国以后，就勒索到了10万人以上的军队。

说到这里，相信每一个读者也都能看出到赵国的底线：

赵国本身需要一个相对较强的魏国，这个魏国固然不能够太强，但也绝不能太弱，尤其不能坠落到有可能沦为半附庸国的地步。

现在再回看赵成侯的方案。赵成侯提出要立公子缓为魏君，并建议韩国共同向魏国勒索领土，不出意外的话他想索取的土地正是邺邑地区。

如果我们站在赵国的角度来讲，浊泽之战的时间节点几乎是赵国夺取邺邑的最佳时机。而一旦真的得手，赵国往后的命运也必然会被改写。

然而，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韩懿侯却拿出了一条完全不顾赵国安危的方案进行反驳。在这种局面下，赵成侯内心里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其后，韩、赵两军之间发生有激烈矛盾也就不太稀奇了。

现在回到题主的假设：

如果赵成侯一时昏了头，或者受到韩国的胁迫，同意了分隔魏国的方案，梁、晋两国未来的结果会是如何？其他诸侯国又是如何呢？

先确定一点，在战国初期的历史环境下，基本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有能量在短期内吞并宋、卫这种体量的诸侯国。

相比而言，东方的梁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一者位于地缘环境最复杂的中原地区，二者可以和泗上十二诸侯抱团，所以按道理寿命会比晋国长不少。最终落幕的方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某个重大变局中被最终消灭，参考宋、鲁、卫的结局。当然，也能可能在某个重大变动中翻盘，转化为战国后期的魏国体量——但由于此时魏国在东方的体量远不如魏昭王时期，这种可能性只能说有，不能说大。

不过，与其纠结与梁、晋两国的命运，相信更多读者更关心赵国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3点因素：

其一，如果在魏国分裂以后，赵国并没能夺取邺邑，那么它一方面要面临齐国在东方的威胁，一方面还要面临梁国背后控制国的力量，此时还有中山国将赵国南北切位两段，未来赵国能否出现赵武灵王、赵惠文王时期的强势态势是值得怀疑的，甚至能否一直保持大国的地位也并不好说；

其二，如果赵国趁着魏国分裂，顺利夺取了邺邑，那么梁国的国力自然会进一步下滑，而后半附庸的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甚至有可能沦为类似鲁国的定位，所能带来的缓冲作用也就就会变得很小了。在这种局面下，赵国一方面要直接面对齐、楚，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极有可能在中原坐大的韩国，就此看来，此时赵国的处境其实更像战国中后期的韩国——虽然国土主体的城市群和防御系统是完整的，但它处处受敌，每一处都捉襟见肘；

其三，魏国从横跨黄河上游、中游、中下游的超级大国，一下变成了两个孤立在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的中型诸侯国。在这种局面下，梁、晋两国的大局观自然会有所降低，而韩国也不可能扩充到魏国的程度。那么，韩、梁、晋三国在之后是否能形成视野上大开大合的纵横策略，着实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否认纵横活动依旧出现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具体的表现必然也与我们熟悉的模式有很大区别。

其中，第三点对赵国的影响还有不少内容，这些内容我们会在后文里详细说明。

相比于与赵国而言，梁国的出现对宋国的影响更大一些。当然，宋国的兴与衰不可能主宰天下的走势，但依旧能够带来无比微妙的连锁反应。

宋国的十字路口：

宋国，通常被视为战国七雄以外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甚至有观点认为战国本身应该有“八雄”。

有关宋国的强与弱，我们还是需要辩证的看一下。

在战国时期，除战国七雄以外的国家主要有宋、中山、越、鲁、卫、周、巴、蜀、苴、义渠等国，一些诸侯国灭亡的过早，暂且不计入统计。

上述诸侯国本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生存极度依赖外交环境，一旦这种外交环境被破坏，以这些诸侯国的实力是并不能抵抗一个强国单方面的兼并的。尤其到了战国中期，强国完全可以只靠一国之力短时间消灭这类诸侯国。

齐灭宋，赵灭中山，楚灭越，秦灭巴、蜀、苴，大抵如此。

从上面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中山、越等国相比于七雄中相对较弱的韩、燕两国而言，实力上也是有着客观也明显的距离的。

但在这里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宋、中山、越三国相比于周、鲁、卫等国而言，则着实能视为强国。三国虽然不足以和七雄抗衡，但它们依旧有着足以干扰列国甚至发动兼并战争的实力，宋国在其中尤其突出。

现在，我们看一下浊泽之战期间宋国的态势：

图中所示，上黄圈为齐五都中的平陆，中黄圈为魏国重镇大梁，下黄圈为楚国重镇陈邑。

表面上看，宋国被齐、楚、魏三个庞然大物所夹击，可以说生存坏境是相当危险的。

但认真看得话，我们应该能发现， 宋国东临越，北临鲁，西临卫，周边存在有一些宝贵的缓冲空间。更重要的在于，虽然宋国的实力远不如齐、楚、魏三国，但它的实力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泗上列国的。

这样一来，齐、楚、魏三国就泗上地区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宋国拉进自己的阵营。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对宋国多有要挟，但也常有拉拢，这种现象正是宋国特殊外交价值的体现。

当然，泗上的争夺自然也不可能局限于齐、楚、魏三国，其中的纠葛也会辐射到赵、韩、燕乃至秦国。比如，魏国压制宋国就会给韩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兼并卫国则会给赵国造成太大麻烦。也就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之下，宋国也就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现在回到题主的假设话题：

上图所示，如果魏国被分为梁、晋，那么梁国能否保留有领土完整并不好说。其中，相对有可能丢失的领土，包括有红圈所示的邺邑地区，黄圈所示的河内地区，还有白圈所示的召陵地区（注）。这里说的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同时也必须认清上述地区也很有可能不会易手。

（注：榆关地区相对比较特殊，在本图中并未标出，之后的韩国篇将做详细说明。）

梁国的出现，对宋国而言应当是相当有利的。

就梁国而言，它既要抵御来自于赵、韩、楚三国的直接兼并，又要想方设法应付齐国的压制。在这种局面下，宋国就是它为数不多的外交支点。

就宋国而言，梁国的出现会进一步增加它的操作空间，尤其还能拓展出大片的缓冲区，在这种环境下宋国日子自然会好过不少。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新问题：

宋国会因此而坐大甚至转化为强国吗？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但不太高。

首先，梁国的存在会让会给宋国带来不少好处，但梁国在体量上还是远强于其他泗上列国的，由于它也处于赵、韩、楚、齐的包夹之中，宋国是它相对可行的拓展目标。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就不能排除宋、梁两国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也许后来会变成一强一弱，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并了另一个，还有可能出现两者共同凋亡，具体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

其次，泗上地区周边出现了第13个弱国，不只是对宋国有利，也对齐、楚、韩也十分有利。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齐、楚、韩三国中的某一国率先达到了魏惠王中期的权势，成功把包括梁国在内的“泗上十三诸侯”全部收为半附庸，那么该国的实力应当是相当惊人的。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由于此时“泗上十三诸侯”的经济总量过大，如果有国真能把泗上列国成功攥在手里，那么打破战国的均势并非不可能，甚至有可能形成马太效应——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很高，但确实是存在的。

说到这里，宋国的兴与亡本身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将因何而兴，又因何而亡，则与齐、楚、韩三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齐、楚、韩三者的走向，则足以改写我们熟知的历史。

齐与楚，龙与蟒的纠缠：

战国初期的局势，根本上是春秋时期齐、楚、晋三国争夺中原的延续，区别在于齐、楚两国各自完成了内部洗牌，而晋国被魏国替代——相比于晋国而言，魏国的地缘环境虽然比较尴尬，但总算消除了卿族的跋扈。

有关齐、楚两国，很多朋友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误解，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变法”十分的“不彻底”，甚至还有朋友认为它们的制度停留在春秋时期——这当然是一种误会。

齐、楚两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进行过一系列的变革活动，其实在春秋后期就有一定“战国化”的特点。到了战国前期，由于史料在这段时期缺失比较严重，只有魏国的变革相对完整的记录下来，秦、韩、赵等国在这段时期的变革记录只有只言片语，齐、楚、燕三国则基本失载。也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在归纳齐、楚两国的变法过程时，只能相对牵强地以“邹忌变法”和吴起变法进行概括，而燕国的变革干脆回避。这样一来，自然会有很多读者会误以为齐、楚、燕两国的制度是十分落后的。

现在回看浊泽之战的时间节点，在这段时间内，楚宣王和齐威王相继继位，齐、楚两国正式进入了全盛期。从这一结果看，齐、楚的崛起绝不可能是某一孤立变革行动的结果，它必然和楚惠王、楚肃王、田太公、田桓公等人在位时期变革成果的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也就在楚宣王、齐威王崛起的同时，魏国在魏惠王的统治下终于达到了国势的顶峰。逢泽之会后，魏惠王正式称王，不过魏国自此也走向了它的陨落。

在马陵之战和一系列的战争失败后，魏廷开始转化思路，选择了一种以外交诈术为核心的策略以替代单纯的军事对抗，即所谓的“以魏合齐楚以按兵”，也就是纵横游戏的雏形。

公元前333年，魏国在促成与齐国的徐州相王之后，魏臣惠施、公孙衍进行了一系列阴谋运作，成功引诱楚威王攻打齐国。

是役，楚军于徐州大败齐国，魏国作为齐国的与国作壁上观，鲁国勉强中立，燕、赵则趁机对齐出兵。

至于最终的结果不详，可以确定的是楚军确实退兵了，只是退兵的原因是什么说法不一。有说法称楚王提出了一些关于齐国重臣的任免作条件，齐国也向列国表现出了屈服的意思，于是列国就此罢兵，也有说法称齐国发动反攻又击败了楚军。

当然，无论这一战的结果究竟如何，“赵人闻之，至枝桑；燕人闻之，至格道”，都可以被视为五国伐齐的一次提前预演。

从之后的走势看来，纵横活动的巨大威力应当严重震撼了齐、楚、魏三国的统治者。

在这之后，魏国开始偏执地迷恋于阴谋领域，齐国则不断使用着各类手段避免自身再度陷入外交孤立，而楚国仗着自身的广袤纵深，习惯性地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除楚怀王一朝外，历代楚王对中原的纷争都显得心不在焉，非要到十分必要的时刻才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做一个比喻的话，自徐州之战以后，齐国像九天之上的蛟龙一般呼风唤雨，楚国像密林深处的巨蟒一般伺机而动，两者在一动一静间卯足力气摆着手腕。

现在回到题主所述的假设：

红圈所示，魏国被分割为梁、晋以后，梁国将直接被纳入到泗上十二诸侯和越国的阵营中去。

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一次灾难性的地缘变故。具体影响有三：

其一，魏国这一中原头号大国的突然消失，会导致东中国均势出现部分真空，而韩国又不可能短期之内填补魏国崩溃带来的空缺，由此就会再导致制约齐、楚力量的缺失；

其二，齐国在泗上的影响力由来已久，而魏国的突然退出，自然会造成齐国在东中国的空前膨胀，并会给赵、燕两国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其三，从“墨守成规”事件看，楚国对宋国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魏国的牵制力量消失，而齐国又有可能和燕、赵两国交恶的话，宋国能否在楚国的威胁下生存并不好说，宋国未来将以什么姿态存活也不好说，楚国是否会对齐国落井下石更不好说。

总之，魏国的分裂可能引发的各类可能性是很难预测的，齐国可能因此而兴，也有可能因此而亡；楚国可能会因此膨胀到战国晚期的北部疆域，也就是吞并有齐内长城以南的全部领土，但也有可能被齐国压制到淮河以南。

如果再考虑韩国的因素，东中国的纷争更为难以捉摸。

韩国，始作俑者的盛宴：

韩国，在战国时期的位置大致位于列国的最中心。简单来说，秦、赵、楚、齐从4个方向包围魏国，魏国又从东西2个方向包围韩国，而韩国的南北两部分又再被二周切断。

图为浊泽之战期间韩国的局势。

所谓“韩据上党，魏一分为二”。从魏国的角度上看，韩国的存在自然会让自己十分难受。但如果我们站在韩国的角度上看，魏国的存在则让自己极度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对韩国而言几乎是无解的。

图中所示，韩国在当时面临的并不只有东西夹击的窘迫。还在于以下2点：

第一点，中国的河道普遍为东西流向，魏国既占有韩国境内河道的上游，也占有下游，这对韩国商业的进出口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第二点，魏国本身产有中原所需的重要商品——青铜和盐巴，同时它还控制着从韩国从齐国、燕国等国进口铜和盐的河道，这样一来韩国仅剩下从楚国进口的道路比较通畅，但楚地本身欠发达自然会增加各项成本。

另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制约。战国时期是一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者来自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二者也来自于当时中央集权制度尚不成熟。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应当都知道，在战国时期，也包括春秋时期，经常出现有重臣近乎半公开的里通外国行为，而且这种情况是不断加剧，从未有改善的迹象。在当时，中央官僚尚且有如此浓厚的投机风气，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官僚是一个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说，韩国处处受敌，受到战争压力本身就会导致地方权力的膨胀。而由于外交因素，中央重臣的里通外国，地方官僚的投机，更兼商道被卡所引发的地方走私活动，必然导致了韩廷统治力的下降。

那么，韩国能否通过攻击魏国摆脱这种困局呢？

从实际历史事件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因为，如果魏国削弱了，东部或西部的任何一边落入敌手，那么韩国将面临一个远比被分隔成两半的魏国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与此同时，韩国还要花费不少精力应付背后魏国不断搞出来的一系列小动作——这种噩梦在战国后期最终成为了现实，韩国的日子自此过得愈发艰难。

以上是韩国的先天劣势。当然，韩国的存在也是魏国的先天劣势。但是，两者是对等的吗？

不只不对等，而且造化还相当偏心。我们要看到，韩国不能容忍魏国有巨大衰落，否则自身就会陷入更加尴尬的困境当中。但魏国则巴不得韩国坠落到底，这样一来就能解决自己的心腹之患。

所以，韩、魏两国在战国中期和后期的一个多世纪里向我们展现出了格外异样的奇观：

魏国始终在想方设法摧残韩国，韩国却始终在想方设法保全魏国，甚至出现了魏攻韩时刀刀往脖子上砍，但韩国鲜有反击魏国的现象。

直到公元前247年的河外之战，魏公子无忌率五国联军把秦军追赶至函谷关，随后回师攻取了韩国的管城（今郑州），又移师（或另有一支魏军）在淇水以南歼灭了北上收服失地的韩军。自此，韩国彻底倒向了对秦国的投降主义。

现在我们回到公元前369年，浊泽之战的当年。

前文我们提到过，赵成侯在听到将魏国一分为二的方案时，内心里应当是相当失望和愤怒的。

但如果我们站在韩懿侯的角度上看，在赵成侯否决他的方案时，韩侯的内心里绝不仅仅是失望和愤怒，还应该有太多绝望和无奈。

可以说，这是战国两个半世纪以来韩国摆脱困局的唯一一次机会。然而，却又像握不住的沙一般——你太想把它牢牢攥在手里，它却绝情地从你的指缝间一去不回。

公平来说，韩懿侯趁夜撤军的举动怎么说也不大地道，但从结果上讲却是——韩懿侯被迫接受了赵成侯的方案，只是把魏君人选从公子缓换成了公子莹，又放弃了勒索领土的附加条件。

自此，韩国在颤颤巍巍中勉强走完了一个半世纪。

那么，如果当时韩懿侯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的日子会好过太多。在这里我们不能贸然地想象成韩国取代魏国的地位，但韩国在战国时期的窘境确实会在根本上有所改善。

除此之外，不出意外的话，韩国攻取榆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图中红圈是榆关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对新郑的防御关系重大。

相比于邺邑而言，魏国对榆关的统治和经营并不长久，而韩国作为郑国的取代者，攻取这个地区不可能像赵国攻邺一样特别吃力。当然，也存在有无法攻取的可能性。但就算如此，实力明显削弱的梁国也不可能对韩国东方的城市群构成多大威胁。

也许有朋友会问，如果魏国一分为二，对韩国是否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呢？

当然也是有的。

如图所示，上红圈是华阳，赵国曾联合魏国攻打过此地。中黄圈是雍氏，楚国曾派兵攻打过此地。下紫圈是岸门，秦将樗里疾也带兵攻打过此地。

其中，樗里疾的行军路线十分诡异，如果地名记录无误的话，那么樗里疾能攻击到这个位置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沿途韩国亲秦派的地方官对其主动放行——前面提到过，韩国由于地理位置尴尬，地方官僚的投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事并不奇怪。不过，如果韩国能摆脱被魏国包夹的窘境，这种情况应该有改善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再看赵、楚对韩国的进攻。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楚国或赵国之中的任何一方收服了梁国，诚然会对韩国造成很大威胁。

但是，这里必须要辩证来看：

韩国距离大梁的距离是很接近的，但它和齐国之间并没有特别激烈的矛盾。而齐国因为“泗上十三诸侯”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和赵、楚两国发生尖锐的矛盾。

从这一点上看的话， 齐、韩之间应当有着天然的联盟倾向。

也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以下联盟局势可能是最容易出现的：

图中所示，红箭头是韩、梁、齐联盟，黄箭头是赵、宋、楚联盟。

注意，战国时期“邦无定交”，联盟关系是经常切换的。可是，即使经常变化，但还是会出现相对稳定的联盟局势，比如战国中期常出现有以横向联盟对抗纵向联盟。

举例来说：

横向联盟比较稳定的形式包括有，秦、韩、魏联盟，秦、赵、宋联盟，齐、韩、魏联盟；

纵向联盟比较稳定的形式包括有，齐、楚、宋联盟，韩、魏、赵联盟，还有转瞬即散但多次出现的楚、韩、魏、赵、燕联盟。

由于本题的假设是魏国被一分为二，韩国成了唯一的中原大国，所呈现出的联盟趋势也就不可能像韩、魏同时瓜分中原一样复杂多多变。

在这种局面下，至少在战国中期，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呈现出以下2点：

在东中国方面，齐国应当是众矢之的，因此它格外需要拉拢韩国，胁迫梁国，从而实现“绝纵亲之腰”；

在西中国方面，由于晋地自立为国，秦国既不能实现张仪时期纵容魏国东进换取河西、上郡的领土，也不可能实现魏冉时期通过攻击伊阙切断魏国东西联系以孤立河东的战略。此时，秦国只能老老实实地一口一口去啃河西、上郡的穷乡僻壤和河东的表里山河。所幸的是，它所面对的晋国并不怎么强大，不过也更容易遭到韩、赵的干涉。

但无论是从东西哪个方向，韩国都是能获利的，而且获利不可能太小。在这里，我们无法推断出韩国究竟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也许只是略有扩张，也许能扩张到今河南省全境（二周沦为半附庸），也许会膨胀到晋南、宋地，这些都有可能，可能性不能说小也不能说大。

说来说去，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我们还是要认清一点——古往今来中原政权想要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都是十分吃力的。虽然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分布都集中于中原，但中原政权还是劣势大于优势，所以我们没必要讨论韩国能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话题。

本文写到这里，就必须要面对最复杂的2个问题：

其一，随着大魏的消失，战国的版图再没有一个横跨黄河上中下游的绝对强国，那是否还会出现宏观上大开大合、微观上诡计多端的纵横战略呢？

其二，魏国瓦解以后，它的变法思路是否还能持续向列国输出？韩国式的变法是否会取代魏国模式成为后来的主流？

以上两个问题，将对秦国的未来构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秦国，宗周的借尸还魂：

再度重申，当时为公元前369年，也就是秦献公16年，当时尚处于战国前期。

有关战国初期，我们必须澄清3个常见误区：

其一，在这一阶段，秦国并不是弱国，本身毫无疑问属于强国之列——如果硬要是和魏国相比，秦国也只和齐、楚、韩、赵等国划归同一批次，所谓的“弱”也无从谈起；

其二，秦国在当时并不是被诸侯“孤立”而单方面对抗魏国，如秦惠公时期秦军就曾和楚军联合攻击魏国；

其三，秦魏之间的战争，秦国虽然处于下风，但并非“一边倒”或者说秦国被逼到了灭国的边缘——一者在秦献公之前秦国的都城在雍，魏国是无法攻击到的；二者这段时期秦国对魏国的反击也颇为有力，秦灵公时期秦军就在少梁和魏军展开过长年鏖战，秦简公时期则对魏国造成了相当的威胁，秦惠公时期秦军的表现可能会因为阴晋之战而被低估，但从实际记录上看秦军在当时已经开始掌握了主动权。

有关战国前期的秦国，在实力上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秦国在当时和魏国的对抗中其实是打得有来有回的，相比于齐、楚、赵等国在对抗魏国时的表现而言，秦国在场面上还要好看一些；

另一方面，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的这段时期，魏国的主要扩张方向是沿着黄河流域进行，因此在占领上郡、河西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方，客观上也减少了秦国所面临的压力。

那么，在战国前期，秦国又是如何跟上列国的步伐的呢？

尽管这一时期的史料内容非常少，但在这里我们依旧能看到2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秦厉共公时期。

当时晋国的韩、魏、赵三卿瓜分了智氏的领土，智氏一族逃亡了秦国。至于这批晋国士人给当时的秦国带来了什么，历史并留下任何记录。我们只知道秦伯在当时对这批晋国士人应该还不错，所以之后又有智氏族人来投奔。而到了秦简公时期，秦国开始进行了出租禾这一源自鲁国的改革，“百姓（官）初带剑”也可能是官僚架构的逐渐成型。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秦献公继位的时期。

在秦国发生动荡之际，身在魏国的秦献公得到了魏武侯的支持，回到了秦国继位，并于3年后把国都从雍迁到了秦魏边境旁的栎阳。

这一阶段，我们需要尤其注意以下3个信息：

1、秦献公在迁都栎阳的第3年后，与某位夫人生下了秦孝公，这一年秦献公43周岁；

2、秦献公在迁都后，进行了包括有大规模置县、士卒相伍等严重损害本土世卿的变革；

3、秦献公的另一大举措在于“行为市”，也就是建立公室的全国性集散市场，考虑到秦国的铜和盐主要向魏国进口，这一举动当有公室垄断命脉商品交易的目的。

结合以上3点来看，秦献公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剧烈的变革，自然会有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政治集团。不出意外的话，这一集团一部分应来是秦献公在魏国结交的一批士人，另一方面则是外戚。我们要看到，秦孝公出生时秦献公已经43岁了，从年龄上看秦孝公可能与自己的长兄之间有15-20岁左右的年龄，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储君并且顺利继位，他的母亲地位自然十分高贵而且拥有雄厚的政治背景——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秦献公在继位期间续娶了一位魏夫人，并与之生下了秦孝公。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21年，魏惠王6年，秦国在石门大败魏军，据称斩首6万——这个数字明显掺有相当的水分，但就石门的位置看，当时秦国确实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23年，魏惠王8年，秦国又在少梁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将公孙痤（或王错，再或另一位公孙氏或有公孙身份的重臣），这也是一次秦国对魏国的又一次重要胜利。

在秦献公一朝，秦国的强势表现应当给魏国的一大批士人找出了出路。

到了秦孝公继位以后，秦廷以《求贤令》为由又引进了一批外籍士人，代表人物就是从魏国而来的公孙鞅（原籍为卫国），也包括来自齐国的扁鹊。

等再到秦惠文王一朝时，魏籍士人已充斥在秦廷文武官职的方方面面，齐籍士人陈轸则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

不过于此同时，以樗里疾为首的亲韩集团也正在快速崛起。

最后到了秦昭襄王前期，秦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十分激烈。樗里疾、甘茂、田文、楼缓等人在韩、魏、齐、赵的支持下对秦廷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赵国放弃了楼缓，改支持楚系外戚魏冉，让秦廷内部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不过之后魏冉还是经历了接连不断的上上下下。

从秦献公到秦昭襄王前期的走势看，相信很多朋友都能看出，当时东部列国之所以能够容忍秦国的崛起，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秦廷的高层是由外籍士人基本垄断的，客观上给列国控制抑或影响秦廷的决策提供了便利。而秦国能够在战国中期逐渐超越齐、楚两国的国势，自然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估计又会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

在秦廷任职的这些外籍重臣，去公开勾结其他诸侯国，难道不会因为叛国而被处罚吗？

之说以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忽视了春秋以来的社会风气。

在春秋时期，列国的公室及卿大夫会主动勾结其他诸侯国，有时干脆会去投奔他国。一旦母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荡，这些公室或卿大夫就会借助其他诸侯国的力量回国把控朝堂，以后在政治倾向上也会表现出依附支持国的趋势。

前文提到过，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官是中央重臣任命的，在中央重臣都有如此强烈的投机倾向时，地方官对他国的态度自然会更加暧昧。在春秋后期，齐庄公能够长驱直入攻取曲沃，吴王阖闾能直捣黄龙攻破郢都，自然免不了有晋、楚地方官的不作为和对敌国的暧昧态度。

至战国初期，由于这段时期的史料内容极少，当时重臣和地方官僚是什么态度并不清楚。但考虑到战国中期以来重臣们几乎半公开的里通外国行为，甚至到了战国中后期干脆出现了一个大臣同时效忠多位君主的情况，战国初期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气可想而知。

前面铺垫的比较多，但鉴于很多人对战国前期的秦国存在误解，因此在这里确实得花费不少精力。

现在回到公元前369年，回到题主提到的假设：

图中：

左红圈为秦献公时期的秦都栎阳，有红圈为魏都安邑。

左上紫圈是魏国的上郡之重镇雕阴，中部紫圈是河西重镇少梁。

下方一排黄圈依次是三门峡西部的阴晋，三门峡东部的函谷关，周都雒阳，虎牢关。

如果当时魏国真的要被一分为二的话，西边的晋国当然很难有威胁秦国的实力，之后秦廷是否还有必要从栎阳迁都到咸阳并不好说。

随着魏国崩溃后引发的西中国均势失衡，而赵、韩、楚等国又必然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方的齐国，此时秦国在少梁、雕阴方面的扩张想来得手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他面对一个完整的魏国都得手了。

不过，魏国的崩溃也引发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动荡。前文已述，魏籍士人很有可能在秦献公时期就大规模进入秦廷，如果魏国崩溃了，这些人是否还能在秦廷得势是不好预测的。

注意，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秦廷的魏籍士人并不是必须要亲魏，他们可以选择亲魏来换取利益，也可以选择攻魏而勒索利益，更可以通过占领魏国领土再利用自己的魏籍身份在新占领地上获利。

接下来，魏籍士人究竟能否继续发展到秦惠文王、秦武王时期的势力，一方面要看这一集团的自身表现，另一方面也要看韩、赵、楚等国是否有兴趣对秦廷其他政治集团的支持。

单就这一方面，赵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而楚国由于和秦国世代联姻，可能会利用楚系外戚勾结秦国的本土士人，类似于魏冉和白起（郿邑人）的情况。但说起来机会最大的还应该是韩国。

在上图中专门标注了一条黄圈连线，也就是阴晋、函谷、雒阳、虎牢一线。

这条线对秦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此时这条线尚为晋（魏）国控制（注），秦国能否顺利夺取此地，很大程度取决于韩国的态度。

（注：有关此时秦国是否占据三门峡有一定争议，不过三门峡以东的焦和曲沃，三门峡以西的阴晋，确为魏国城邑。）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韩国的局面：

前面说过，魏国一旦被分为两半，东方出现韩、梁、齐联盟对抗赵、宋、楚联盟应该是最常见的态势。当然，具体联盟情况自然会出现不断的变化，比如韩、赵、梁联盟对抗齐、楚、宋联盟，再比如韩、楚联盟对抗齐、赵联盟等等。

虽然具体的对抗情况无法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梁、宋、卫三块大肥肉必然会消耗东方列国的更大精力。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最终站队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前面说过，秦国能否在三门峡地区有所作为，也能否在河东地区更进一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是否能够得到韩国的支持。而韩国由于东方的纠缠，自然希望引入秦国的力量来支持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秦、韩之间也应当有天生的联盟倾向。

这样一来，秦、韩两国打通三门峡的通道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至于未来中条山以南的原晋国领土会归属秦国还是韩国，我们并不好说，但在其中确实存在一种比较大的可能性：

秦、周、韩的联盟一旦稳定，基本上就会组成西周时期宗周-虢国-成周的局面。

这种局势无疑对秦、周、韩三方而言都是十分有利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站在韩国的角度上讲，它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在秦廷扶持亲韩势力；

而站在秦国的角度上讲，由于三晋当时分家也仅仅30年，三晋士人总有太多纠缠不清的东西，秦廷内部的魏籍士人也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亲韩。

再者，随着大魏的崩溃，韩国跃居为最大的中原诸侯国，在人才输出方面韩籍士人也有了更多在他国任职的操作空间。在人才输出的影响下，秦孝公时期的进一步变法是否还要保持魏国式变法，是否会转变为韩国式变法，这些都是说不准的。

有关魏国式变法的特点，包括以下4方面：

一为严格控制宗室的权力，可以看到魏宗室的活动并不常见；

二为极端强调粮食生产，也就是“尽地力之教”，如果农民并没有认真耕作还会受到处罚，至于当时魏国官吏如何考核具体每一户农民是否认真耕作，就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事情了；

三为军功制度，具体表现为“武卒”制度；

四为进一步发展明文法律。

对比可以发现，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魏国的变法，靠着后发优势和秦简公、秦献公实际的变法基础，再结合秦国本土的实际情况，还出现了一系列的优化内容。

那么，韩国式变法又和魏国式变法有什么区别呢？

有关韩国的具体变革记录不明，我们只知道它从自晋国分离以来一直在变，可具体有什么变化未知。

不过，由于与魏国相邻，且均为晋法的延续，想来和魏国变法区别不会太大。要说区别，它有一个相对于列国而言最明显的地方——直接把权谋在政治中的运用摆到了明面上。

在韩国的变法中，申不害变法最具有代表性，内容十分偏向于权谋的运作。这种变法的方式一直以来都存在有巨大的争议，但我们必须要从客观角度上看：

首先，政治活动中永远不可能脱离权谋的运用，申不害变法的一些思想肯定是有用的，只是通常不把它摆到明面上讲。

其次，战国时期本身为中央集权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官僚系统、司法系统、军事系统都不可能达到太高的高度——现如今，我们提及战国时期制度的“先进”，更多说的是当时的“早熟”，相比于汉、唐等朝代它还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权谋的作用在这里确实就显得更为重要。

那么，如果这种风格的变法在秦国所接受，原本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的秦廷，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我个人看，可能引发的结果主要有三：

第一，秦、韩之间的关系应当比秦惠文王后期至秦武王时期的秦、魏两国关系更为紧密，秦廷和韩廷重臣之间的水乳交融更为严重；

第二，由于秦廷上层基本由外籍士人组成，对韩国士人而言秦国的发展空间明显更大，因而也会出现韩籍士人不断向秦廷输出的情况；

第三，由于东部列国对“放大版泗上”的惨烈争夺，韩、秦两国的联合趋势应当会不断加深，而二周加在其中也会逐渐失去自主性。

如果以上3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算我们用最保守的估计，秦、韩、周联盟对晋、蜀、巴、苴、义渠等国还有楚国的武关、汉中地区的吞并也是比较容易的。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不排除会出现西北对东南的长久对峙，也不排除有可能存在秦国或楚国乃至齐国更早统一中国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都会狠狠地拐了个弯，就像暴虐的黄河肆意在中原大地上变道，任由无数苍生在滔天洪水中悲鸣。

可是无论黄河九曲，终将通向大海。

接下来，战国的走势固然不可琢磨，但以中原为中心的零和博弈不可改变，以集权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不可改变，以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的趋势也不可改变。

洪水退去之后，还将会有一个雄壮的王朝在肥沃的土壤上茁壮成长，至于她的名字叫“汉”抑或其他，君王是楚人、秦人、郑人还是齐人，都并不重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