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舍!
就这一条路,韩魏联合攻秦,以新攻占的秦土换韩国旧地!
韩国夺舍秦国,魏国整合三晋。
这一步就很难了,但是哪怕做到了,也是整合三晋的魏国统一天下的机会更大一点。
金角银边草肚皮,基本上韩魏就属于占了草肚皮的国家,你可以一直赢,但是只要输一次,你就再也起不来了,而边境国家可以不停对外扩张!要想赢,只有把自己超一个方向突破!
“穿越”和“统一六国”太扯了。
暂且把讨论的内容限于“使韩国强大”——准确来说,或许应该是“坐大”——进行讨论。
个人认为,韩国坐大的窗口期主要有二:
一为晋阳之战以后至魏文侯把控晋廷之间的时间节点;
二为魏武侯逝世以后魏惠王和公子缓争位的时间节点。
先说第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个时间节点比较好理解。
在智襄子死于晋阳以后,赵、魏、韩三家持续对智卿的领地进行兼并,由此导致了智宽、智开出走于秦和晋出公出走于楚(一说齐)的情况。
此时,赵氏在形势上最强,不过在赵襄子死后陷入了内乱;魏氏基本稳定,但魏桓子死后是由其孙魏斯即位,且即位年龄在政治领域上算十分年轻,内部也应当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韩氏的内部情况则相对稳定,似乎存在着控制晋廷的机会。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大致就会出现韩、魏在历史地位上交换的情况。
不过,这里也要补充两点:
一个是赵、魏、韩三卿的具体实力对比不明,或许存在有即使赵、魏均存在不稳定因素但还是比韩氏更强的可能性;
二是韩氏即使有机会压制魏氏,也未必一定有掌控晋廷的兴趣。
对于后者,要再做一点点解释:
下图为三家分晋后三晋的大致发展趋势。
如图所示:
白圈为魏氏的主体范围,西部是以安邑为中心的晋地,东部是以邺邑为中心的东部领土;
黄圈为赵氏的主体范围,包括晋阳、代邑、中牟、邯郸地区,黄箭头为赵氏大宗的主要移动方向;
黑圈为韩氏在南部的主体范围,韩氏大宗从晋地迁出后,主要在宜阳、阳翟乃至后来的新郑方向移动。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晋国在三晋时期虽趋于完全解体,但尚保留有一定六晋时期“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的成分。
具体来说:
赵将军的主要防范对象在于东北方向,主要对象是燕、中山、齐;
韩将军的主要防范对象在于南方,主要对象是楚、郑、宋;
魏将军的主要防范对象在于西方,主要对象正是秦厉共公统治下的秦国;
其中:
齐国由于是春秋末期以来晋楚霸权最主要的搅局者,自然会涉及到三家联合监视的情况;
楚国在四晋火并时吞并了杞国,似乎有意夺取泗上地区,但并无直接与晋国对抗的意思,所以给晋国南线的压力相对有限;
秦国则是当时进攻意向最为强烈的一方,在四晋火并时陆续吞并了大荔、少梁在内的河西郡,并且还收留了出走的智氏。
就截止公元前443年的时间节点来看,三卿之间似乎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意识——晋地所面对的外部压力最大,是最不稳定、最不安全且最难以守住的地区,倒不如由政敌镇守——然而,历史却给三卿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秦厉共公逝世以后,秦廷陷入了长期的动荡期,尽管期间也不乏在少梁、武城、阳狐的凶狠反扑,但表现出的威胁较之秦厉共公一朝已大有折扣。
顺便复习三个笑话: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弱得快灭国了”,“魏国在战国前期本可以轻松灭了秦国”,“秦国只要在弱得快灭国的情况下才有变革的动力”。
其后,魏氏在魏文侯一朝时逐渐坐稳了晋地,又夺回了之前被秦国夺取的河西地区,再凭借人才优势、变革红利、朝廷权势等buff顺利控制了三卿,最终形成了魏国在战国初期的霸权。
假若韩氏在魏桓子逝世的时间节点上想办法控制晋地,将魏卿挤到其他地区,由自身面对秦厉共公统治下的秦国的话, 历史或许会改写——当然,这一假说的上帝视角开得有点过,谁也无法预料到秦厉共公逝世以后秦廷一定会发生什么。
至于第二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公元前369年魏惠王和公子缓争位之时,解释起来有点麻烦。
下文是之前的一篇旧文,对此有过具体分析,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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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70年,魏武侯逝世,魏公子莹与公子缓争位。
次年,韩懿侯、赵成侯亲率大军武力拥立公子缓,于浊泽击败了公子莹的军队,随后包围魏都安邑。
图为公元前369年韩、赵攻为的大致情况,红圈所示即魏都安邑。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韩、赵两国之所以能够进入汾河谷地顺利攻击安邑,无疑已经控制了周室一带的黄河河道及上党的相关通道,魏国哑铃状的领土也随之被拦腰切断。
此时此刻,魏国在东部的邺邑、朝歌、大梁、榆关等军事重镇,这里的地方长官及上下官吏究竟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不会太踏实。
图为当时魏国重镇的大致位置。
红圈所示为魏都安邑,白线所示为魏国东西被切断,白圈从上到下依次为邺邑、朝歌、大梁、榆关。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韩懿侯向赵成侯提出一个方案:
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
大抵计划把魏国东西分为两半,这样两个新的“魏国”国力也能和宋、卫这种中型诸侯国相当,那么就能打破魏文侯以来魏国为韩、赵打上的枷锁。
然而,这样的“妙计”并未被赵成侯采纳。
于是,韩懿侯深感不悦,趁着夜色退兵。赵军在失去了韩国的支持后只能撤军。
至此,公子莹坐稳了魏侯的宝座,是为魏惠成王,即魏惠王或梁惠王。
历史的长河在这一年翻出了一朵不小的浪花。只是浪花过后,魏国依旧是那个对韩、赵国围追堵截的魏国,韩国也就是那个被魏国东西夹击的韩国,赵国依旧是那个被邺邑卡住脖子的赵国......而秦国在秦献公的统治下逐渐脱胎换骨。
战国2个半世纪以来,韩国唯一一次可能摆脱困境甚至在中原坐大的机会,就这样飘散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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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懿侯提出切割魏国之前,赵成侯其实先提出了一个方案:
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
也就是杀了公子莹,改立公子缓,然后让魏国给韩、赵两国割地,这样就可以退兵了。
从内容上来看,赵成侯的方案仿佛真的不如韩懿侯巧妙,简直只看眼下的蝇头小利而忽视了长远规划。
可是,为什么在韩懿侯提出了高明的方案之后,赵成侯并不同意呢?
难道单单是因为赵成侯死心眼吗?
在这里,我们先要分析一下当时魏国的情况。
在魏武侯末期,魏国在安阳、邺邑、大梁地区的体量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本身还是有限的。此外,彼时尚为战国前期,距离三晋正式摆脱晋卿的身份只有30年左右。晋地主体虽为魏国所据,但韩、赵在晋地的势力自然也不可能划分干净。
图中,红圈与黄圈为当时韩国提出的分割方案,紫圈为泗上十二诸侯。
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到,红圈所示的汾河谷地相对狭窄,实力并不特别强劲;黄圈所示的大梁一带确为当时的富庶地区,但当时体量还比较有限,周边又有强敌林立,实力也不会太强。韩懿侯称两国“不强于宋、卫”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基本符合事实。
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我们将红圈所示暂称之为【晋国】,黄圈所示暂称之为【梁国】,可以发现——梁国已然可以被视为泗上小国中的“第十三国”,而晋国则需要在背靠韩、赵两国的形势下独自面对秦国。
从表面上来看,这样划分完全可以降低赵国的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图中,三个红圈分别是赵国的晋阳地区(左)、代郡地区(上)、邯郸地区(右下),三者被上党及中山国所分割。黄圈所示为魏国的邺邑,距离邯郸仅数十公里,这无疑会给邯郸所在的赵廷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不便。黄箭头所示是一直以来魏国利用卫国在漳水一带的扩张方向,企图进一步围困邯郸。
有关当时赵成侯为什么否定韩懿侯的方案,我曾以为,可能是赵成侯在这种局面下韩国的获利更多,甚至有可能在中原坐大。这样一来,赵国选择只勒索一些领土,再扶持公子缓上位来控制来魏廷,这样做比较妥当。
不过,认真一点看的话,韩、赵双方的分歧应该不仅仅在这一点。
原文中,对双方的反应有这样的描写:
赵不听。韩不说(悦),以其少卒夜去。
就是说,韩懿侯在提出将魏国一分为二的计划以后,赵成侯并未接受。于是,韩懿侯感到不快,趁夜就撤兵了。
我们注意特别注意这里的措辞,“韩不悦”。从字面上看,韩懿侯的撤兵有一种赌气的意思。但从韩军非要趁夜色撤军的举动看,韩、赵双方的矛盾应当是十分激烈的,甚至可以说已经趋于火并的边缘。
当时,韩军为什么不选择在白天撤兵,这种突然的秘密撤兵又会让赵军处于何等的险境之中,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上问题自然不可能有定论,在这里我也不发表任何结论性的内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韩懿侯所提出的魏国一分为二的方案,显然已经触及了赵国的核心利益;而赵成侯不采纳这一方案,也显然触及了韩国的核心利益。至于韩军其后的表现,只是双方最大限度克制的结果。
那么,双方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赵国怕韩国坐大这一点吗?
不尽然。
这里我们要认真看一下当时魏国东部复杂的政治环境。
图中:
2个红圈分别是赵都邯郸(上)和旧都中牟(下)的位置,补充一点,赵国在迁都邯郸后,中牟实际处于赵、魏两国的反复争夺当中。
2个黄圈分别是魏国重镇邺邑(上)和大梁(下)的位置,注意一点,魏国在邺邑的经营由来已久,甚至还出现过以此为基地向赵廷进行间谍渗透的记录,其后的诸多历史事件也证明了赵国想占领此地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3个紫圈则分别是卫都濮阳(上),宋国重镇陶邑(中)、宋都睢阳(下),图中可见三者所临河道的上游均处于魏国的东部领土之内。
在这里,我们想一个问题:
如果魏国真的一分为二的话, 韩、赵所面临的是否仅仅是一个“不强于宋、卫”的梁国和晋国?
魏国真的分裂为“梁”、“晋”二国的话,如果齐国想要收服泗上列国,那究竟该压制宋国,还是收服“梁国”?
一旦“梁国”沦为齐国的半附庸国,齐国就能在南、东两个方向夹击邯郸,而邯郸方面另有中山在背,对赵国而言这又是何等危险的境地!
说到这里,相信每一个读者也都能看出到赵国的底线:
赵国本身需要一个相对较强的魏国,这个魏国固然不能够太强,但也绝不能太弱,尤其不能坠落到有可能沦为半附庸国的地步。
现在再回看赵成侯的方案。赵成侯提出要立公子缓为魏君,并建议韩国共同向魏国勒索领土,不出意外的话他想索取的土地正是邺邑地区。
如果我们站在赵国的角度来讲,浊泽之战的时间节点几乎是赵国在整个战国时期夺取邺邑的最佳时机。而一旦真的得手,赵国往后的命运也必然会被改写。
然而,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韩懿侯却拿出了一条完全不顾赵国安危的方案进行反驳。在这种局面下,赵成侯内心里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其后,韩、赵两军之间发生有激烈矛盾也就不太稀奇了。
现在,我们大胆假设:
假若赵成侯一时昏了头,或者受到韩国的胁迫,同意了分隔魏国的方案,“梁”、“晋”两国未来的结果会是如何?其他诸侯国又是如何呢?
先确定一点,在战国初期的历史环境下,基本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有能量在短期内吞并宋、卫这种体量的诸侯国。
相比而言,东方的“梁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一者位于地缘环境最复杂的中原地区,二者可以和泗上十二诸侯抱团,所以按道理寿命会比晋国长不少。最终落幕的方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某个重大变局中被最终消灭,参考宋、鲁、卫的结局。当然,也能可能在某个重大变动中翻盘,转化为战国后期的魏国体量——但由于此时魏国在东方的体量远不如魏昭王时期,这种可能性只能说有,不能说大。
不过,与其纠结与“梁”、“晋”两国的命运,相信更多读者更关心赵国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3点因素:
其一,如果在魏国分裂以后,赵国并没能夺取邺邑,那么它一方面要面临齐国在东方的威胁,一方面还要面临“梁国”背后控制国的力量,此时还有中山国将赵国南北切为两段,未来赵国能否出现赵武灵王、赵惠文王时期的强势态势是值得怀疑的,甚至能否一直保持大国的地位也并不好说;
其二,如果赵国趁着魏国分裂,顺利夺取了邺邑,那么“梁国”的国力自然会进一步下滑,而后半附庸的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甚至有可能沦为类似鲁国的定位,所能就齐、楚方面带来的缓冲作用就就会变得很小了。在这种局面下,赵国一方面要直接面对齐、楚,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极有可能在中原坐大的韩国,就此看来,此时赵国的处境其实更像战国中后期的韩国——虽然国土主体的城市群和防御系统是完整的,但它处处受敌,每一处都捉襟见肘;
其三,魏国从横跨黄河上游、中游、中下游的超级大国,一下变成了两个孤立在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的中型诸侯国。在这种局面下,“梁”、“晋”两国的大局观自然会有所降低,而韩国也不可能扩充到昔日魏国的程度。那么,韩、“梁”、“晋”三国在之后是否能形成视野上大开大合的纵横策略,着实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否认纵横活动依旧出现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具体的表现必然也与我们熟悉的模式有很大区别。
其中,第三点对赵国的影响还有不少内容,这些内容我们会在后文里详细说明。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韩国能否在赵国沉沦的局面下坐大,甚至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呢?
由于韩国周边局势的环境过于复杂,在这里我们暂且先把目光聚焦在“梁国”东方的宋国。
相比于与赵国而言,梁国的出现对宋国的影响更为明显。当然,宋国的兴与衰不可能主宰天下的走势,但依旧能够带来无比微妙的连锁反应。
图中可见,宋国的所处位置确对“梁”、赵、齐、楚有微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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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通常被视为战国七雄以外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甚至有观点认为战国本身应该有“八雄”。
有关宋国的强与弱,我们还是需要辩证的看一下。
图为公元前369年宋国的大致体量,出自布哈林战国示意图,侵删。
在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宋国与七雄在体量上确有一定的差距,但并不是特别大。另外本身由处于淮河流域的富庶地区,拥有定陶等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可是说是具有相当实力的。
具体分析的话,当时七雄外的列国主要有宋、中山、越、鲁、卫、周、巴、蜀、苴、义渠等国,另有一些诸侯国灭亡的过早,暂且不计入统计。上述列国本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生存极度依赖外交环境,一旦这种外交环境被破坏,以这些诸侯国的实力是并不能抵抗一个强国单方面的兼并的。尤其到了战国中期,强国完全可以只靠一国之力短时间消灭这类诸侯国。
齐灭宋,赵灭中山,楚灭越,秦灭巴、蜀、苴,大抵如此。相比之下,七雄中的相对较弱的燕、韩两国则在兼并的大潮中相对坚挺不少。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像宋国、中山国、越国这种体量上的诸侯国,虽然和韩、燕相比差距并不算特别大,但客观上也依旧有着明显的距离。
有些朋友看到上面加粗的内容可以觉得这是正确的废话,但相信另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一段会发现,这句正确的废话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
三国虽然不足以和七雄抗衡,但它们依旧有着足以干扰列国甚至发动兼并战争的实力,宋国在其中尤其突出。
现在,我们看一下浊泽之战期间宋国的态势:
图为当时宋国周边的列国重镇。
图中所示,上黄圈为齐五都中的平陆,中黄圈为魏国重镇大梁,下黄圈为楚国重镇陈邑。
表面上看,宋国被齐、楚、魏三个庞然大物所夹击,可以说生存环境是相当危险的。
但认真看的话,我们应该能发现, 宋国东临越,北临鲁,西临卫,周边存在有一些宝贵的缓冲空间。更重要的在于,虽然宋国的实力远不如齐、楚、魏三国,但它的实力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泗上列国的。
这样一来,齐、楚、魏三国就泗上地区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宋国拉进自己的阵营。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对宋国多有要挟,但也常有拉拢,这种现象正是宋国特殊外交价值的体现。
当然,泗上的争夺自然也不可能局限于齐、楚、魏三国,其中的纠葛也会辐射到赵、韩、燕乃至秦国。比如,魏国压制宋国就会给韩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兼并卫国则会给赵国造成太大麻烦。也就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之下,宋国也就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现在回到假设话题:
上图所示,如果魏国真被一分为二,东边的“梁国”能否保留有领土完整并不好说。其中,相对有可能丢失的领土,包括有红圈所示的邺邑地区,黄圈所示的河内地区,还有白圈所示的召陵地区(注)。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种较大的可能性,我们既不能认定这些地区一定会易手,也不能认定就不牵涉其他地区。
(注:榆关地区相对比较特殊,在本图中并未标出,之后的韩国篇将做详细说明。)
“梁国”的出现,对宋国而言应当是相当有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梁国”而言,它既要抵御来自于赵、韩、楚三国的直接兼并,又要想方设法应付齐国的压制。在这种局面下,宋国就是它为数不多的外交支点;
就宋国而言,“梁国”的出现会进一步增加它的操作空间,尤其还能拓展出大片的缓冲区,在这种环境下宋国日子自然会好过不少。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新问题:
宋国会因此而坐大甚至转化为强国吗?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但不太高。
首先,“梁国”的存在会让会给宋国带来不少好处,但“梁国”在体量上还是远强于其他泗上列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存在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面对韩、赵、楚的包夹,“梁国”可能会把宋国当成它的主要拓展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排除宋、梁两国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也许后来会变成一强一弱,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并了另一个,还有可能出现两者共同凋亡,具体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
其次,泗上地区周边出现了第13个弱国,不只是对宋国有利,也对齐、楚、韩也十分有利。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齐、楚、韩三国中的某一国率先达到了魏惠王中期的权势,成功把包括梁国在内的“泗上十三诸侯”打包收为半附庸,那么该国的实力应当是相当惊人的。由于有“梁国”这个添头,此时“泗上十三诸侯”的经济总量确实太大了,如果真有一个诸侯国能把“泗上十三诸侯”全都攥在手里,那么打破战国的均势并非不可能,甚至有可能形成马太效应——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很高,但确实是存在的。
图中黄圈及红圈为本文所说的“泗上十三诸侯”。
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如果算上“梁国”,此时的“泗上十三诸侯”在体量上甚至接近强大的齐国,而且均为中原的富庶之地。
说一千道一万,宋国的兴与亡本身到底还是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它将因何而兴,又因何而亡,则与齐、楚、韩三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齐、楚、韩三者的走向,则足以改写我们熟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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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期的局势,本质上是春秋时期齐、楚、晋三国争夺中原的延续,区别在于齐、楚两国各自完成了内部洗牌,而晋国被魏国替代——相比于晋国而言,魏国的地缘环境虽然比较尴尬,但总算消除了卿族的跋扈。
图为春秋中后期的形式。
图中,3个白框为春秋中后期的晋国、楚国以及经常在两者间搅局甚至时而有“复霸”倾向的齐国。4个红圈魏当时尚有一定较强实力的吴国、秦国、宋国、鲁国,四者均利用外交手段及背后的霸主国对抗另一个霸主国。需要说明,当时郑国也是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不过外交策略上比较凌乱,因此未被标上。
有关齐、楚两国,很多朋友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误解,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变法”十分的“不彻底”,甚至还有朋友认为它们的制度停留在春秋时期——这当然是一种误会。
齐、楚两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进行过一系列的变革活动,其实在春秋后期就有一定“战国化”的特点。在战国前期,由于史料在这段时期缺失比较严重,只有魏国的变革相对完整的记录下来,秦、韩、赵等国在这段时期的变革记录只有只言片语,齐、楚、燕三国则基本失载。在战国中前期,列国才有了商鞅变法、申不害变法等剧烈的变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历史读物上会以邹忌变法和吴起变法概括齐国、楚国的变革活动,这样一来就有很多朋友会误以为齐、楚只有这次变革进而认为两国的制度十分落后的。
现在回看浊泽之战的时间节点,在这段时间内,楚宣王和齐威王相继继位,齐、楚两国正式进入了全盛期。从这一结果看,齐、楚的崛起绝不可能只靠某一场孤立的变革运动就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楚惠王、楚肃王、田太公、田桓公等人的在位时期,齐、楚两国即使没有过剧烈的变革运动,但也不可以盲目排除存在有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变革行为。
图为当时齐、楚两国的体量。
从图中可以看到,齐国和楚国在战国前期虽然被三晋多次击败,但依旧是当时最具实力的诸侯国。
就在楚宣王、齐威王崛起的同时,魏国在魏惠王的统治下终于达到了国势的顶峰。逢泽之会后,魏惠王正式称王,不过魏国自此也走向了它的陨落。
在马陵之战和一系列的战争失败后,魏廷开始转化思路,选择了一种以外交诈术为核心的策略以替代单纯的军事对抗,即所谓的“以魏合齐楚以按兵”,也就是纵横游戏的雏形。
公元前333年,魏国在促成与齐国的徐州相王之后,魏臣惠施、公孙衍进行了一系列阴谋运作,成功引诱楚威王攻打齐国。
是役,楚军于徐州大败齐国,魏国作为齐国的与国作壁上观,鲁国勉强中立,燕、赵则趁机对齐出兵。
至于最终的结果不详,可以确定的是楚军确实退兵了,只是退兵的原因是什么说法不一。有说法称楚王提出了一些关于齐国重臣的任免作条件,齐国也向列国表现出了屈服的意思,于是列国就此罢兵,也有说法称齐国发动反攻又击败了楚军。
当然,无论这一战的结果究竟如何,“赵人闻之,至枝桑;燕人闻之,至格道”,都可以被视为五国伐齐的一次提前预演。
从之后的走势看来,纵横活动的巨大威力应当严重震撼了齐、楚、魏三国的统治者。
在这之后,魏国开始偏执地迷恋于阴谋领域,齐国则不断使用着各类手段避免自身再度陷入外交孤立,而楚国仗着自身的广袤纵深,习惯性地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除楚怀王一朝外,历代楚王对中原的纷争都显得心不在焉,非要到十分必要的时刻才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做一个比喻的话,自徐州之战以后,齐国像九天之上的蛟龙一般呼风唤雨,楚国像密林深处的巨蟒一般伺机而动,两者在一动一静间卯足力气摆着手腕。
现在回到假设:
红圈所示,魏国被分割为梁、晋以后,梁国将直接被纳入到泗上十二诸侯和越国的阵营中去。
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一次灾难性的地缘变故。具体影响有三:
其一,魏国这一中原头号大国的突然消失,会导致东中国均势出现部分真空,而韩国又不可能短期之内填补魏国崩溃带来的空缺,由此就会再导致制约齐、楚力量的缺失;
其二,齐国在泗上的影响力由来已久,而魏国的突然退出,自然会造成齐国在东中国的空前膨胀,并会给赵、燕两国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其三,从“墨守成规”事件看,楚国对宋国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魏国的牵制力量消失,而齐国又有可能和燕、赵两国交恶的话,宋国能否在楚国的威胁下生存并不好说,宋国未来将以什么姿态存活也不好说,楚国是否会对齐国落井下石更不好说。
总之,魏国的分裂可能引发的各类可能性是很难预测的,齐国可能因此而兴,也有可能因此而亡;楚国可能会因此膨胀到战国晚期的北部疆域,也就是吞并有齐内长城以南的全部领土,但也有可能被齐国压制到淮河以南。
如果再考虑韩国的因素,东中国的纷争更为难以捉摸。
韩国,在战国时期的位置大致位于列国的最中心。简单来说,秦、赵、楚、齐从4个方向包围魏国,魏国又从东西2个方向包围韩国,而韩国的南北两部分又再被二周切断。
图为浊泽之战期间韩国的局势。
所谓“韩据上党,魏一分为二”。从魏国的角度上看,韩国的存在自然会让自己十分难受。但如果我们站在韩国的角度上看,魏国的存在则让自己极度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对韩国而言几乎是无解的。
图中所示,韩国在当时面临的并不只有东西夹击的窘迫,还在于以下2点:
第一点,中国的河道普遍为东西流向,魏国既占有韩国境内河道的上游,也占有下游,这对韩国商业的进出口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第二点,魏国本身产有中原所需的重要商品——青铜和盐巴,同时它还控制着从韩国从齐国、燕国等国进口铜和盐的河道,这样一来韩国仅剩下从楚国进口的道路比较通畅,但楚地本身欠发达也就会增加各项成本。
单从以上2点上看,韩国的处境有多难受应当心里有数。但在上述2点之下又隐藏是一个更大的隐患:
韩廷在地方的统治是否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有关朝廷和地方的关系,有3点常识:
其一,中央集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国时期为最初的阶段,各项制度尚不成熟,当时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本身虽然较之春秋有较大增强,但也不能过于高估;
其二,受制于战争压力的影响,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古代政权不可避免会出现有向地方进一步放权的举动,随之而来就是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
其三,如果正常贸易流动受到限制的话,走私活动就会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并向地方官僚系统渗透。
除了上述3点以外,战国时期另有一个特殊情况,即“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受到特殊的地缘政治影响,韩国的地方官僚系统想不产生浓烈的投机倾向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韩廷在地方上的统治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虽然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报过多的幻想。
结合实际历史事件看,比如修鱼之战、岸门之战等战役,秦将樗里疾随意穿越韩境,再比如陉山之战楚国的城邑就在韩都的家门口,这种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军事行动都有可能是上述情况恶化后的结果。
图为修鱼之战、岸门之战、陉山之战的大致情况。
上图所示:
红箭头为修鱼之战的大致路线,樗里疾于当时韩境的最东端击破三晋联军,是役秦军俘虏有韩太子在内的一系列重臣;
白箭投为樗里疾攻岸门的大致路线;
黄箭头所示为秦、魏联合攻击楚国的陉山,该地位于韩都新郑一带,是否确系此地存疑。
前面说了韩国在魏国的夹击下有多难受,那么韩国能否通过攻击魏国摆脱这种困局呢?
从实际历史事件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因为,如果魏国削弱了,东部或西部的任何一边落入敌手,那么韩国将面临一个远比被分隔成两半的魏国更为强大的对手,何况此时大概率还有魏国在背后捣蛋——这种噩梦在战国后期最终成为了现实,韩国的日子自此过得愈发艰难。
如果你在发现这一点以后顺着杨宽《战国史料编年缉证》捋一遍的话,就会发现在战国中期一来的一个半世纪当中,魏国始终在想方设法摧残韩国,却罕见韩国攻魏,这种现象应当就是上述因素下的结果。
直到公元前247年的河外之战,魏公子无忌率五国联军把秦军追赶至函谷关,随后回师攻取了韩国的管城(今郑州),又移师(或另有一支魏军)在淇水以南歼灭了北上收复失地的韩军。自此,韩国彻底倒向了对秦国的投降主义。
现在我们回到公元前369年,浊泽之战的当年。
前文我们提到过,赵成侯在听到将魏国一分为二的方案时,内心里应当是相当失望和愤怒的。
但如果我们站在韩懿侯的角度上看,在赵成侯否决他的方案时,韩侯的内心里绝不仅仅是失望和愤怒,还应该有太多绝望和无奈。
可以说,这是战国两个半世纪以来韩国摆脱困局的唯一一次机会。然而,却又像握不住的沙一般绝情而去。
在被赵成侯回绝之后,韩懿侯在愤然中趁夜撤军。这种举动怎么说也不大地道,感觉赵国在里面吃了不小的亏。但公平来讲,韩懿侯的举动实质上等于被迫接受了赵成侯的方案,只是把魏君人选从公子缓换成了公子莹,又放弃了勒索领土的附加条件。
自此,韩国在颤颤巍巍中勉强走完了一个半世纪。
那么,如果当时韩懿侯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的日子会好过太多。在这里我们不能贸然地想象成韩国取代魏国的地位,但韩国在战国时期的窘境确实会在根本上有所改善。
除此之外,不出意外的话,韩国攻取榆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图中红圈是榆关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对新郑的防御关系重大。
当然,也有无法攻取的可能性。但就算如此,新生的“梁国”也不可能对韩国东方的城市群有多大威胁了。
也许有朋友会问,如果魏国一分为二,对韩国是否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呢?
当然也是有的。
如图所示,上红圈是华阳,赵国曾联合魏国攻打过此地。中黄圈是雍氏,楚国曾派兵攻打过此地。下紫圈是岸门,秦将樗里疾也带兵攻打过此地。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看到,韩国虽然坐拥中原的城市群,但国土纵深十分狭窄,在面对多方攻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而东方一旦变成了一个相对弱小的“梁国”,它一旦沦为楚国或齐国的半附庸,韩国的处境当然不会太好。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
前面说过,由于“泗上第十三诸侯”的出现,齐国和赵、楚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和敏感,而相对之下韩国和齐国之间的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齐、韩之间应当有着天然的联盟倾向。
如果以上分析无误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以下联盟关系:
图中所示,红箭头是韩、“梁”、齐联盟,黄箭头是赵、宋、楚联盟。
为什么会有以上猜测呢?
首先,韩、齐两国有联盟倾向,而“梁国”的国都大梁距离韩国过近,容易向韩国服软。
其次,一旦出现有韩、“梁”、齐联盟的倾向,赵、楚两国自然会感到巨大压力,所以自然会倾向于拉拢宋国,因为这么做一方面能把韩、“梁”、齐联盟从中切割开,一方面也能构建赵、楚的连接通道。
最后,卫国的态度就会变得十分微妙——不出意外的话,弱小的卫国会随着局势左右摇摆,从而牵动宋、“梁”的动向,再进而牵动赵、韩、楚、齐之间的联盟关系。
在这种局面下,至少在战国中期,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呈现出以下2种现象:
在东中国方面,齐国应当是众矢之的,因此它格外需要拉拢韩国,胁迫“梁国”,从而实现“绝纵亲之腰”;
在西中国方面,由于晋地自立为国,秦国既不能实现张仪时期纵容魏国东进换取河西、上郡领土的战略(注),也不可能实现魏冉时期通过攻击伊阙切断魏国东西联系以孤立河东的战略。此时,秦国只能老老实实地一口一口去啃河西、上郡的穷乡僻壤和河东的表里山河。所幸的是,它所面对的“晋国”并不怎么强大。
但无论是从东西哪个方向,韩国都是能获利的,而且获利不可能太小。
(注:有关张仪时期秦、魏两国的具体动向,杨宽《战国史料编年缉证》与相当一部分读物有较大区别,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魏世家》中存在时间错位,《缉证》中对时间错位有修复,而其他读物中则搁置了争议内容,本文暂以《缉证》为准。)
图中为韩国的局势。
红圈及红箭头所示,为韩、齐的天然联盟倾向。白箭头为韩国主要的两个扩张或渗透的方向——在东方,有齐国的协助或者赵、楚的贿赂,韩国确有机会蚕食“梁国”;在西方,由于“晋国”是秦国唯一的拓展空间,韩国也有机会趁火打劫。
在这里,我们无法推断出韩国究竟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也许只是略有扩张,也许能扩张到今河南省全境(二周或长久沦为半附庸),也许会膨胀到晋南、宋地,这些都有可能,可能性不能说小也不能说大。
说来说去,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我们还是要认清一点——古往今来中原政权想要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都是十分吃力的。虽然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分布都集中于中原,但中原政权还是劣势大于优势,所以韩国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还不至于大到能值得我们认真深入谈到的地步。
本文写到这里,就必须要面对最复杂的2个问题:
其一,随着大魏的消失,战国的版图再没有一个横跨黄河上中下游的绝对强国,那是否还会出现宏观上大开大合、微观上诡计多端的纵横战略呢?
其二,魏国瓦解以后,它的变法思路是否还能持续向列国输出?韩国式的变法是否会取代魏国模式成为后来的主流?
以上两个问题,将对秦国的未来构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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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重申,当时为公元前369年,即秦献公16年,此时尚处于战国前期。
上图为当时的局势,可直观看到秦国在体量上是绝对的大国。
有关战国初期的秦国,我们必须澄清2个常见误区:
其一,很多人误认为当时的秦国十分弱小,随时有可能被魏国灭掉——这一点无疑是错误的,具体可以核对《秦本纪》相关秦魏两国的战争记录。
上图,为秦灵公、秦简公时期攻魏的大致情况。注意,这里使用的是公元前369年、秦献公16年的地图,以便于我们进行直挂对比。
红圈所示为秦献公以前的秦都雍城;
红箭头所示,为秦灵公时期秦攻少梁的大致情况,这场拉锯战打了整整5年,当时魏国尚未占领河西;
白箭头所示为秦简公时期秦攻魏阳狐较可行的路线之一,此时阴晋及河西郡已为魏国占领,因此秦军攻入魏国内地应是绕道而行。
从上图中可以直观看到,虽然秦国在对魏战争中处于下风,但并非没有反击的能力,更不存在灭国之忧。
其二,有很多人认为秦国在当时处于被诸侯“孤立”的态势,诸侯们不愿意与秦国交往,把秦国蔑视为蛮夷——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完全是扭曲了《秦本纪》中的句意。
《秦本纪》在秦孝公继位时有这样一段内容: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注意,这里说的是【会盟】,这句并不是说东方列国在进行会盟时不允许秦国参加——事实上,战国初期并没有任何【会盟】有关的记录,也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君主拥有“伯长”或“霸主”的名号。
图为现代还原的“会盟”场景。在东周的大部分时期,会盟由伯长(霸主)主持,会上各国君主或重臣共同盟誓。
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呢?
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里的“会盟”只是指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太成立,因为秦献公时期魏、周均与秦有正常外交;
二是这里另有所指,在秦献公末期,秦军于是石门大败魏军,周天子向秦献公授予“伯”的称号,即伯长,但秦献公却没能以伯长的身份组织诸侯会盟,因此让秦人有了“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不甘。
图为秦献公末期秦攻魏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左红圈为秦都栎阳,秦军的路线应该还是先绕开阴晋,然后迂回到右红圈所示的石门一带,在这里大败魏军,斩首60,000级,注意白圈所示即魏都安邑,而后携战胜之威攻取了上红圈所示的少梁(也可能由偏师夺取)。是役,周室向秦国表示庆贺,为秦献公授予“伯”号。
毫无疑问,战国前期的秦国并不弱小,但——它很强吗?
不见得。
我们要看到,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的这段时期,魏国的主要扩张方向是沿着黄河流域进行,因此在占领上郡、河西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方,客观上也减少了秦国所面临的压力。
所以,对于战国初期的秦国,我们既不能认为它特别弱,也不能认为它特别强,必须辩证看待它的实力。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在战国前期,秦国还没有进行商鞅变法,为什么就有如此的实力呢?
有关秦国在战国前期的变革活动记录并不多,但我们依旧能够找到2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秦厉共公时期。
当时晋国的韩、魏、赵三卿瓜分了智氏的领土,智氏一族逃亡了秦国。关于这批晋国士人给当时的秦国带来了什么,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想来秦伯对这批人还不错,所以之后又有智氏族人来投奔。而到了秦简公时期,秦国开始进行了出租禾这一源自鲁国的改革,“百姓(官)初带剑”也极有可能是官僚架构开始成型的标志。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秦献公继位的时期。
在秦国发生动荡之际,身在魏国的秦献公得到了魏武侯的支持,回到了秦国继位,并于3年后把国都从雍迁到了秦魏边境旁的栎阳。
这一阶段,我们需要尤其注意以下3个信息:
1、秦献公在迁都栎阳的第3年后,与某位夫人生下了秦孝公,这一年秦献公43周岁;
2、秦献公在迁都后,进行了包括有大范围置县、士卒相伍等严重损害本土世卿的变革;
3、秦献公的另一大举措在于“行为市”,也就是建立公室的全国性集散市场,考虑到秦国的铜和盐主要从魏国进口,这一举动当有公室垄断命脉商品交易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政治本身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秦献公想要完成上述变革当然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团队,至于这支团队究竟来自于秦国本土还是来自于他在魏国30年来结交的魏籍士人并不好说。
有关这一问题并非完全没有线索,秦孝公出生时秦献公已经43岁了,从年龄上看秦孝公可能与自己的长兄之间有15-20岁左右的差距,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储君并且顺利继位,又是为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秦献公在继位期间续娶了一位地位十分高贵的夫人,这位夫人诞下的男丁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秦国的第一继承人。
那么,这位夫人究竟来自于哪个家族?是秦人还是晋人或是楚人?这些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不过,从秦献公的政治背景及变法内容来看,这位夫人系魏武侯之女的可能性不能说小。
秦献公死后,秦孝公继位,秦廷发布《求贤令》,魏臣公孙鞅(卫人)、齐臣秦越人(即扁鹊)正是在这段时期至秦。在之后的若干年间,秦孝公与妻妾中的一位韩夫人生下了公子疾,也就是在秦惠文王一朝时在秦廷“挟韩而议”的樗里疾。
从秦孝公一朝的形势来看,外籍士人已经全面进入秦廷。
有关商鞅变法,我们必须要高度肯定其先进的一面,但也不应忽视当时新兴士人阶层对权力的贪婪。
到秦惠文王一朝时,魏籍士人已充斥在秦廷文武官职的方方面面,以樗里疾为首的亲韩集团也正在快速崛起,齐籍士人陈轸则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
又到了秦昭襄王前期,秦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季君、樗里疾、甘茂、田文、楼缓等人在韩、魏、齐、赵的支持下对秦廷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赵廷放弃了楼缓,改支持楚系外戚魏冉,秦廷内部的党争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之后魏冉还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起起伏伏,直到被范雎彻底赶下了台。
据《荀子》一书中记载,荀子曾在范雎时期访问过秦国,认为秦廷的官员“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而史书上却记载范雎、王稽等人一直在秦廷搞裙带关系。在这里,我们并不能盲目认定《荀子》记载有误或史书记载有误。公平的角度上讲,范雎、王稽一党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怎么干净,但这一派系一家独大也切实压制住了秦廷内部的党争,荀子在对比赵、楚等国的情况给予以上评论并不奇怪。
从秦献公到秦昭襄王前期的走势看,相信很多朋友都能看出,当时东部列国之所以能够容忍秦国的崛起,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秦廷的高层是由外籍士人基本垄断的,客观上给列国控制或影响秦廷提供了便利。而秦国能够在战国中期逐渐超越齐、楚两国的国势,自然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估计又会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
在秦廷任职的这些外籍重臣,他们公开去勾结其他诸侯国,难道不会因为叛国而被处罚吗?
这时候就要谈一下春秋以来的社会风气。
在春秋时期,列国的公室及卿大夫经常会勾结其他诸侯国,有时干脆会去投奔他国。而一旦母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荡,这些公室或卿大夫就会借助他国的力量夺取母国的执政权,执政后也免不了发布一些政令来报答他国。
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中央重臣身上吗?
当然不可能。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官是中央重臣任命的,当中央重臣都有如此强烈的投机倾向时,地方官对他国的态度只会更加暧昧。在春秋后期,齐庄公能够长驱直入攻取曲沃,吴王阖闾能直捣黄龙攻破郢都,其中免不了有晋、楚地方官的不作为和对敌国的暧昧态度。
图为齐庄公攻曲沃、吴王阖闾攻郢的大致路线,其攻击距离不可谓不惊人。
至战国初期,由于这段时期的史料内容极少,当时重臣和地方官僚是什么态度不可能有具体记录。但考虑到战国中期以来重臣们几乎半公开的里通外国行为,甚至到了战国中后期干脆出现了一个大臣同时效忠多位君主的情况,战国初期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气可想而知。
前面铺垫的比较多,但又确有必要。
现在回到公元前369年,回到我们提到的假设:
图中:
左红圈为秦献公时期的秦都栎阳,右红圈为魏都安邑。
左上紫圈是魏国的上郡之重镇雕阴,中部紫圈是河西重镇少梁。
下方一排黄圈依次是三门峡西部的阴晋,三门峡东部的函谷关,周都雒阳,虎牢关。
如果当时魏国真的要被一分为二的话,西边的“晋国”很难有威胁秦国的实力,赵、韩、楚等国又必然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方的齐国和“泗上十三诸侯”,那么此时秦国如果想要夺取少梁、雕阴,想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在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它面对一个完整的魏国时都得手了。
那么,除了扩张变得更容易一些以外,秦国在外交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在上图中我们用黄圈专门标注了一条连线,也就是阴晋、函谷、雒阳、虎牢一线。
这条线对秦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国力上看,秦国想从“晋国”(注)手里夺下这条线倒是不难,但到底能不能得手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韩国的态度。
(注:有关此时秦国是否占据三门峡有一定争议,不过三门峡以东的焦和曲沃,三门峡以西的阴晋,确为魏国城邑。)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韩国的局面:
前面的韩国篇中我们讲到过,魏国一旦被分为两半,韩国很容易和齐国产生联盟倾向,但这种联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可能会转向赵国和楚国。但无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盟关系,围绕“梁”、宋、卫三块大肥肉都必然会消耗韩国的大量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后方的秦国是个什么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现在我来看:
秦国是否愿意给韩国营造一个稳定的后方呢?
如果秦、韩两国产生合作意向,那么秦国在三门峡、河东乃至巴、蜀、义渠、上郡方面的扩张都会便利很多。虽然我们不能说韩国一定会由着秦国大肆扩张,但无可否认的是——秦、韩之间确实有着天生的联盟倾向。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局势:
图中可见,无论东部的外交如何变化,西中国的秦、韩联盟倾向整体还是稳定的。具体看一下红框所示,如果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占领了三门峡地区,秦韩联盟其实就是西周时期成周与宗周的翻版。
这意味着什么呢?
站在韩廷的角度上讲,它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向秦廷持续输送韩籍士人,以此挤压魏籍士人,使秦国产生进一步的亲韩倾向;
站在秦廷的角度上讲,原本在秦国任职的魏籍士人不可能嗅不到事态的变化,而晋人又向来擅长投机,这批人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亲韩。
在这种局面下,秦国之后的变法是否还会沿着商鞅变法的轨迹进行并不好说——毕竟商鞅变法是在魏国式变法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良的产物——还存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秦国后续的变法也开始搞“术”的那一套。
那么,如果这种风格的变法在秦国所接受,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我个人看,可能引发的结果主要有四:
第一,秦、韩之间的关系应当比秦惠文王后期至秦武王时期的秦、魏两国关系更为紧密,秦廷和韩廷重臣之间的水乳交融更为严重;
第二,韩籍士人不断涌入秦廷,大致取代了正常历史轨迹下魏籍士人在秦廷的比重;
第三,由于东部列国对“放大版泗上”的惨烈争夺,韩、秦两国的联合趋势应当会不断加深,二周被加在中间早晚会失去自主性;
第四,由于秦廷的党争原本就跟激烈,此时又接受了“术”的那一套运作方式,有可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进一步向着世故和心机的方向发展。
如果以上4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示两点:
第一,“晋国”、巴、蜀、义渠等国并不会撑太久,但“晋国”最后哪些位置会被韩国占领不太好说;
第二,战国中期以来在外交领域的算进心机可能转移到了同盟阵营内部,也许会出现有长久稳定的军事同盟,但盟国朝堂间重臣间的相互渗透和勾心斗角会变得更为严重。
最终,秦、韩联盟比较有可能最终演化为占据四川盆地、黄土高原、汾河谷地、洛阳盆地及中原平原的联盟体。
上图为秦、韩联盟可能的扩张地区。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不排除会出现西北对东南的长久对峙,也不排除有可能存在秦国或楚国乃至齐国更早统一中国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都会狠狠地拐了个弯,就像暴虐的黄河肆意在中原大地上肆意变道,任由无数苍生在滔天洪水中悲鸣。
可是无论黄河九曲,终将通向大海。
接下来,战国的走势固然不可琢磨,但以中原为中心的零和博弈不可改变,以集权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不可改变,以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的趋势也不可改变。
洪水退去之后,还将会有一个雄壮的王朝在肥沃的土壤上茁壮成长,至于她的名字叫“汉”抑或其他,君王是楚人、秦人、郑人还是齐人,都并不重要。
(全文完)
韩国最大的问题是,从吞并郑国的那天起就失去了继续扩张的可能。
如果说魏国的地理位置是尴尬的话,那韩国的地缘可以用灾难来形容。
西边是拥有崤函之险的秦国,东边是中原霸主魏国,南边是国大根深的楚国,北边是刚毅强悍的赵国。上述四国,国力都比韩国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唯一一个比韩弱的,还是那个不能随便招惹的周天子。
韩哀侯住进新郑城后拿着地图看了半天,也没想到一个破局的出路。
向西打吧,跟秦国打着实没什么胜算,更何况背后还有老大哥魏国虎视眈眈呢;
向南伐楚?我还没疯。
北边的赵国绝非韩国能撼动的。至于那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魏国,不来打自己的主意都认万幸。
想强大,凭借韩国的地盘是不够的。问题是周围一圈都是大哥,一个个虎视眈眈盯着你。历代魏君吞并韩国从来都是想方设法完成的任务,别忘了大梁离新郑咫尺之遥。秦人东出又势必首先面对韩国。
所以韩国的目的压根不是什么统一六国,而是如何生存。靠着外交手段和“劲韩”的军事实力在各大国之间虚与委蛇,一直坚持了一个半世纪生生拖到和其余五国一起死。
一部韩国史≈半部抗魏史+半部抗秦史;
韩国就在夹缝中时而倒向纵方,时而倒向横方,时而跟着魏混,时而联合秦齐楚赵的任意一国抗魏。韩国国君从始至终只有接招的份,压根轮不上他来出招。真正的扩张,也就是和秦、齐、魏一起对楚国发动的垂沙之战,获得了南阳的部分土地。
后来的五国伐齐,赵得济西,魏得宋地,楚得淮北,秦得陶邑,燕当了次过路财神。韩国有什么实际收益吗?
秦攻上党,韩人的抵抗只能以投赵的方式进行。后来信陵君组织合纵把秦国打崩,结果转手就来个攻韩拔管,这谁能受得了?(管城和新郑的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
韩国人心想,感情秦国强大时我给五国当盾牌。合着秦国衰弱时都开始打我的主意了。
所以韩国在最后反复赂秦不是没有原因的——反正我注定要灭亡,那干嘛不亡在秦人手里。秦一旦吞韩,你们诸位也都不远了。
至于统一是不可能统一的,韩国能熬到公元前230年才被吞并,已经是奇迹了。
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