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题主在问题里提到《古文观止》,是不是题主只看了《古文观止》,没有看过《左传》原文?这个问题不看左传,确实有点困惑。
在最初的时候,《左传》和《春秋》是各自独立成书的,古人称之为“别本单行”,所以《左传》中文字,并不一定能和《春秋》完全对应上。把《春秋》和《左传》相互合并,那是后来的事情,杜预说这事是他干的,既“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符,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
也就是说,传与经结合过程,其实就是对《左传》文本进行分解,按照年份再将它附录到《春秋》每一年后面的过程。这这分解文本的过程中,自然不可能每一处都分解的恰到好处,总有失误存在的。
而题主提到的这篇文章,恰好就是分裂失当的一个地方。
很显然,这一段文章和隐公四年开头的“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这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属于同一篇文章,叙述同一件事情。它们文气是贯通的,只有放在一起,叙事才是完整的。隐公三年石碏的这段谏言是就是为了讲清楚州吁之乱的前因而进行的追述。
但是,古人在分解左传文本的时候,因为那句“四年春”,而错误的这这里进行了割裂,将“四年春”以下这一句放在了隐公四年,如此一来,自然就将前面追述的内容割裂到了隐公三年。于是才就有了题主的困惑。
其实只要你把这两段文字合起来读,是不是就明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