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这得看你如何定义“大量”了。如果你觉得钢铁武器和铁铠甲被用于装备一部分精锐部队就算是大量的话,战国确实从中期开始就将铁产品大量运用于战争。然而如果你认为只有当铁兵器普及,铜兵器从主流武器序列里消亡才算是大量运用,那战国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样的一次转型。
先来猜猜这把剑是什么时代的吧:
你可能要说了,这容易,一看这样式,长度,肯定是春秋时期的啊。
其实这把剑出土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主人可能是刘郢客或者刘戊。总而言之,这是一把西汉前期的武器。和一般人印象当中的西汉铁质长剑相比,这种看似春秋晚期形制的武器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再猜猜下面这把剑的时代?下图的6号文物,一把长整整120cm的双手铁剑。
这把剑出土于湖北宜昌战国后期的秦墓,同墓里出土的秦式铜印证明墓葬的时代归属。这种1.2米的纤细铁质长剑似乎也超出很多人对战国时期铁兵器制造能力的想象。但其实早在1956年长沙地区就出土了一批长度惊人的战国铁剑,考古报告虽然并未提供墓葬归属的线索,但是这些武器大概率是楚国人使用的。其中最长的一把长度达到令人惊异的140cm。
举这几个例子我实际上想说的是,铁兵器的诞生和发展使用并最终全面取代青铜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这个进程可能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甚至东汉时期。而其中战国也是时代跨度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漫长时光,在这期间铁兵器的使用是出现了长足发展的,但这一进程哪怕到了西汉前期依然没有完成,虽说楚王墓葬当中的青铜剑很有可能礼仪配剑的性质大于实战用剑,但以青铜武器为贵的文化惯性同样是由青铜时代延续而来,等到青铜被完全挤出战场之外了,这种文化惯性亦会随之消失。
战国前期,铁兵器开始被各国逐步采纳。这一时期的铁制武器主要是剑,湖南古丈白鹤湾出土的铁剑最长长度可以达到78cm,已经是相当可观的实战武器。到战国中期,已经有不少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更长的铁剑和其他铁兵器,最重要的例子是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剑,矛,刀,甚至以前一直被认为产生于汉代的卜字戟。这个时候的剑已经做到1米长度,金相学分析也显示这些兵器当中有一部分是用渗碳钢技术制造的,其性能相当可观,和汉代的钢制武器相比也不逊色。同一墓葬出土的还有铁质头盔的残骸,经复原之后的形态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以至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铁质头盔非常相似,同属很多人称呼的“风字盔”范畴。
战国后期乃至秦代的墓葬中,铁兵器的数量更加可观。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一时期秦国和楚国都有能力制造超过一米的双手铁剑。秦统一前后的墓葬里铁剑的数量超过铜剑很多。甚至是在秦始皇陵附近的刑徒墓地里也有发现铁剑,怀疑是看守刑徒的士卒所遗失。
然而这并不是说此时铁兵器已经成为主流武器。实际上如果我们计算绝对数量的话,铜兵器依然是绝对压倒性地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出土数量最多的武器——箭簇,几乎全部是以青铜制作的。铁兵器的逐渐普及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并且一直延续到西汉。剑和矛是最先用铁制造的,但是很大一批戟,铍和几乎所有的箭矢都依然采用青铜铸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我认为大致上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青铜兵器的最大缺点是韧性与硬度不可兼得,因此不太适合制作需要用于劈砍的剑,但是高锡青铜高硬度但韧性差的特点并不影响长兵器和远射兵器的使用,因此在这一领域,至少在铁兵器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前,没有替换材质的动力。第二点是,剑类武器较多的被军官和贵族阶层使用,因此受到了重点优待。
秦兵马俑坑里出土的兵器几乎清一色都是青铜制造,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但实际上所谓出土的“四万多件兵器”绝大部分都是箭簇,1978-1988年第一阶段发掘所清理出来的剑类武器只有二十把左右,考虑到俑坑曾被盗扰,也不排除铁兵器被盗扰者拿走的可能性。以这一个孤例来证明秦国没有能力制作铁兵器是不合理的,是完全无视了其他秦代考古发现的证据。
最后发一张秦代石铠甲的复原,这种石铠甲有包边痕迹,甲片编缀方式和西汉早期铁甲非常类似,可见是对铁质防具的模拟。然而在秦陵,却被专门以青石制作,其作为丧葬用具的含义非常明显。
同理,兵马俑作为陪葬道具,在武器的选择上一定是以保存能力为第一要务,因此这批青铜武器都经过铬氧化处理。如果秦朝人决心用费时费力的青石板制作丧葬用具版本的甲胄,那么在为兵马俑挑选武器时特意只使用青铜也是完全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