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的统治实质还是异族统治吗？ 第1页

是什么统治，要看服务于什么情况。

日本入侵中国前，疯狂鼓吹元清非中国，理由很简单，他打甲午战争需要漢人在后方起义，牵制清军行动。所以发布檄文，号召漢地十八省群雄响应。

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疯狂鼓吹元清是中国论，因为它的理念是日本鲸吞中国，自然要效法历史上的侵华老前辈，元清能统治中国，自然日本也能统治中国。你反对你就是自寻死路、破坏团结。为此日本什么地方都可以轰炸，但是孔庙基本上能不动就不动，方便未来和上层士绅来一场水乳交融。

中苏交好的时候，全盘为元清翻案。很简单，因为要重整山河，全国一盘棋，元明清能统治的地方，咱也要依法治理。

中苏交恶的时候，双方打论战，苏联怒骂咱是成吉思汗复活，想侵略破坏和平，我们反讽“苏联同志不要忘记了，当时蒙古人也在侵略我们”。

敌人没有入侵，没有八艘航母包围东亚，元清就是中国；敌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元清可能又突然不是中国了。

是历史服务于现实，而不是现实服务于历史。土耳其的祖宗可以从西伯利亚一路找到地中海沿岸，也没几个官方国家蹦出来反对。

中华民族是大号的漢族还是大号的满族，这才是值得讨论的根本问题。

题主你问的是清朝对蒙古的统治，还是苗族的统治，还是对西藏的统治，还是对新疆的统治？

五毒分子表示大力支持皇汉的观点，不仅清朝是，现在也是。

一言以蔽之，元朝到共和国对西藏是什么统治，清朝对中国就是什么统治。

我看到，清末一个君主立宪的内阁名单。上面只有管铁路和邮政的两个成员是汉人。其他所有的兵权、财权，统统在旗人手里。这就是贯穿清史的上层建筑的真面目。旗人，其实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军事集团。但其成员，绝大多数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对汉藏语系的汉语族来讲，是外族统治。

（补：乾隆年，下旨逼迫汉军旗人和汉姓包衣“出旗”。所以，如果说，前期八旗统治阶层内还有大量汉人的话。“中后期”更加是“异族统治”。实在赶不出八旗的汉人，道光年又补了一刀：在旗汉人不是从来就归地方管的吗？好了，不受地方官约束的特权没了。）

你讲旗人汉化了。是的，有些甚至不会满文了。但是，他们讲的，不是汉语，而是一种自己发明的跨语系混合语，语言学上应该称作“中介语”。和部分日本人讲的“兵隊支那語”属于同一种类型。那种在北京内城混合出来的中介语，就是现在的普通话。

讲清实史，不是为了宣言仇恨，而是为了记住教训。相反，掩盖实史，才是宣扬仇恨。如果旗人的史实，成为一种忌讳，讲事实，就是破坏团结。那么说明，他们现在还有特权。法国人和德国人，相互杀来杀去，两边课本都讲得清清楚楚。现在两边过境都免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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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暴怒评论，是想维护普通话是正宗汉语。（扣大帽子的，我就当你无法反驳了。）

普通话的雏形，是北京内城话。八旗定都京师后，只有旗人才有资格住在内城。而且内城话不是满语和汉语族混合出来的，而是满语和蒙汉中介语《中原音韵》混合出来的。所以普通话缺乏汉语族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无入声）。跟阿尔泰语系混了两次了，没得洗。

再讲《中原音韵》。其成书时，中原已经被阿尔泰人（女真、蒙古）统治近两百年（1127年北宋亡，1234年金亡，1324年《中原音韵》成书）。有人提《洪武正韵》，这是部分跟着《中原》走的，其实朱元璋想靠近凤阳话，结果弄出个半成品。

直到现代（我常举钱钟书、苏步青）诗词格律还符合宋朝的《广韵》、《集韵》。有谁填词牌，跟着《中原》、《洪武》、普通话一系走的吗？那岳飞的《满江红》押的入声韵怎么办？普通话彻底没入声，你叫岳飞用大金国口音诵读吗？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算皇帝是个汉人，制定的政策也不见得有什么大不同”

你在鬼扯些什么？

直到1901年，晚清才开始所谓的“平满汉畛域”，允许满汉通婚、取消满汉复职制、满人编入民籍、满人与汉人同罪，这也叫“清朝中后期”？

而且这“平满汉畛域”也很拉跨，例如嘴上说着“任官不分满汉”，不还是搞出了“庆亲王内阁”？

晚清重臣他塔拉·刚毅的“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没听说过？那更有名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总听说过吧？

乾隆三十九年是满清统治年数的中位数，且不说此前继承下来的种种“崇满抑汉”的政策，清高宗搞的提倡“国语”、广开“编译科”任用满人、强令汉军出旗、强“赎”旗地等政策算什么？

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字狱，乾隆朝的文字狱是清朝最酷最密的一个时期，共有文字案130多起，平均每5个月来一次！一边大力提倡“国语”和“国学”、一边空前兴狱和禁毁书籍，这也叫“彻底的汉化了”？

“虽然从血统上说，清朝统治者和上层，充斥着大量的满族人，但他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的汉化了”

上层满人非但不汉化，还要反复强调满汉之别，以维持自己的特权和待遇，不然凭啥“统治者和上层充斥着大量的满族人”？

是否汉化看的是思想上是否认同汉民族的身份，很多民族之间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差异不大，例如锡伯族等与满族很接近，但是因为祖先被满清抓去边疆交血税，所以并不认同满族身份。

“所以某些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满族，觉得汉族统治就可以怎样，真的有点盲目自信了！”

这种极端的看法当然不可取，但是满清重用满人、抑制汉人，事实上恢复了落后的贵族政治和部族政治，这是在大开历史的倒车，是要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负一定责任的！

“清朝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还是客观看待为好”

客观来看，清朝大兴文字狱、大量毁禁书籍、抑制汉人接受教育和研究西学、在科举考试中只允许使用四书五经的内容，严重打击了文化生产力特别是科研能力；就算不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比，清朝的科研成就在大一统朝代中也是垫底的，以至于技术史著作写到清朝乏善可陈。

（申明下，我这里欢迎理性讨论，不欢迎煽动民族仇恨，搞人身攻击的留言）如果是像载涛贝勒这样的满清皇族，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中国人，而不是“满人”了。来看看载涛在1935年抨击伪满的一篇申明吧。请注意，这是1935年，日本人还如日中天，他的的侄子溥仪已经是“满洲国”的皇帝，汪精卫还要3年多后才投靠日寇。所以这篇申明应当纯粹就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比他侄子在《我的前半生》里的忏悔要更加可信：

吾族据中国二百年，无深恩厚泽于百姓。三五年即灾变民乱，十数年则蛮疆警讯，几无一日之太平。

至成皇帝(指道光)，始有西洋夷入寇，枪炮不能敌，烟土不能禁，遂国事大坏。显皇帝(指咸丰)之世，洪杨(指太平天国)与西洋夷交侵，朝廷几无幸，鼎器未移者，苟且也。自毅皇帝(指同治)以降，廷堂则帝后纷争、朝臣攻讦，域内则捻拳(指所谓捻乱、拳乱)叠起、党众革命，边疆则西夷逞凶、东洋裂土。

至愍皇帝(指宣统)颁退位诏，实时势之所迫，亦坦承吾爱新觉罗氏失天下望，无以为人君者。……民国初立，吾以己身，宣扬复辟者，为臣子义也。吾之复辟，虽害国家体制，然不与外人交。岌岌为一家之争，便非荣光，终遭国人所弃。此必然也，吾亦知之。

……今倭寇侵凌，据吾疆土，伤吾百姓，正吾满人抛己怨、效国家，抗敌保土之际。 然，竟有族内奸邪党徒，受倭寇之贿，贪一己私利，惑愍皇帝出奔日人，弃族声国格，称儿皇帝!此吾满人之耻，亦吾爱新觉罗氏之耻也。……吾以爱新觉罗氏，吁吾族同胞晓：满汉血亲，并为一家，文教修德，内于中华。有助倭寇而坏国家社稷百姓者，必遗丑万世，为天下笑！

直接骂自己投靠日本人的侄子是“儿皇帝”，爱新觉罗的耻辱。

在溥仪投靠日本人之前，载涛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张勋复辟时他非常积极。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满族的王公大臣以为民国要对原皇室大开杀戒了，纷纷向使馆区转移家产和家人，只有他赶出来“护驾”。他找到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请庄士敦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设法带他前往紫禁城。结果到景山被拦下来了，士兵不敢为难洋人，但又见洋人带了一个中国人，便要请示上峰。载涛便偷偷告诉庄士敦：“如果他们让您进去，您就对他们说我是您的仆人。”这句话让庄士敦终身难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生怕一进目前这个危险的紫禁城生命便有危险，但他又想到如果能拯救他的皇上，他也愿意冒生命之险一试。他希望可以假称是我的跟班随同入紫禁城，而不会被守军看出他的真面目。满族的天潢贵胄一向是自尊自大的，而这句话竟出诸一个贵族之口，可见其内心之痛苦。”

结果庄士敦也没有被允许进入紫禁城，载涛哭着和庄士敦想办法，最后通过庄士敦找到荷兰公使，又联合了英国、日本两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施压。虽然后来大家知道冯玉祥一开始就没打算杀溥仪，但载的表现也可算是“板荡识诚臣”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宣统皇帝溥仪的忠臣，却和康德皇帝溥仪坚决划清了界限。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载涛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贝勒府陆续卖掉，一家人住到了原来的马房里。最艰难的时候，这位前朝的金枝玉叶甚至不得不靠在大街上摆摊维持生计。但日本人要他担任满蒙骑兵司令，被他拒绝了；要他去东北继续做“皇族”，被他拒绝了；北平的汉奸要他出来“主持局面”也被他拒绝了。

载涛的传奇没有结束。时间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街道派出所所长找到他，告诉他：“您虽然是满清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在大义上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很有威望，街道群众希望您出来做点事。”于是这位“七贝勒”，出山帮助民警查户口，协助街道搞卫生，动员群众抗美援朝，群众也不叫他“贝勒爷”，而改叫“老载”了。

1950年，李济深向和周总理介绍了载涛的情况，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载涛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告诉载涛：“第一届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们，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这年夏天，载涛发挥自己的专长，结合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提出了改良军马的建议。建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高度重视，批示要求落实，并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前清的王爷，禁卫军统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拿到委任状的载涛十分开心，当即表示：“在京戏里面，孙猴子是天庭的‘弼马温’，今天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当炮司马政局顾问，我要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载涛积极购买国家发行的胜利公债，手头卖房剩的6000块钱（当时是6000万元旧币，这里统一用新币币值叙述）买公债，捐款，用掉5200块，以至于家里年久失修，北房塌了个大窟窿，正在开政协会议的他不得不请假回家修房子。弄得毛主席都知道“涛贝勒”家房子塌了，还专门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送给载涛修房子。

1950年冬,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美援朝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由载涛等人牵头选购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年过六旬的“载顾问”奔波在甘肃、宁夏、青海,不畏严寒风沙,不辞辛苦劳累,甚至身上长了虱子,棉被缝里残留着耗子屎,仍然千劲十足。马政局干部郑新潮（黄埔军校七期学员。1937年赴延安,抗战后创办我军第-一个军马场)曾问他:“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点都不比年轻战士差。”载涛笑笑拍拍腰间的手枪说:“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当年土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我这劲头就是这么来的。”

载涛先生告诫自己子女的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回答满清是不是“异族统治”，解决一些“恨清”人士的纠结：“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政权更迭改变不了中华民族的属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别当汉奸”。

最后，向满族人载涛致敬，向中国人载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