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为何大多对清代的文字狱持负面评价？ 第1页

全面推行文字狱，也能体现出大清王朝的“创造力”。

为了在钳制思想的基础上巩固自身统治，封建统治者致力于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述中搜寻字句，然后罗织罪名：这就是文字狱。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仅就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相当一部分是多音的，大半是多义的。那些多义字除了本义和基本义以外，还有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如果上升到词、句的层面，再加上各类修辞、众多典故……情况就无比复杂了。汉语言文字表述的丰富多彩性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成就，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为罗织罪名的工具。在特殊的情境之下，文字狱就如鬼魅一般出现了。

文字狱古已有之，且屡见不鲜。公元前54年，平通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写了《报孙会宗书》而触怒汉宣帝，被判处腰斩的酷刑。公元263年，著名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而得罪朝中的权臣司马昭，被斩于东市。450年，北魏名臣崔浩因编纂国史时秉笔直书而引起鲜卑贵族集团的不满，被太武帝拓跋焘族诛。

在以胸怀博大著称的“巨唐”，文字狱绝少出现。诗圣杜甫在纪实诗篇《兵车行》中揭露玄宗皇帝“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大诗人李商隐在《马嵬》（其二）中讽刺玄宗皇帝“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都不曾因言获罪。在初唐，高僧法琳曾经当着唐太宗的面宣称”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指出大唐皇室出自鲜卑拓跋氏，一口否定唐朝官方坚持的”皇室乃老子后裔“之说。太宗闻言大怒：”（你）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居然敢当着皇帝的面发明皇家的历史，甚至敢诋毁皇帝的祖先，当然罪在不赦。即便如此，太宗也没杀掉法琳，只是令他迁至益州为僧。

在以厚待文人著称的宋代，文字狱却远较前朝为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与大文豪苏东坡有关的“乌台诗案”。1079年，御史何正臣等人以作诗讽刺新法、“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由弹劾苏轼，令其被捕、受审，一度面临生命危险。在太皇太后曹氏、前宰相王安石、现任宰相吴充等人的营救之下，苏轼才免于一死。在南宋初期，很多正直的士大夫也因为反对绍兴和议而被奸相秦桧迫害，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爱国词人张元干，就曾因一篇《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而被捕入狱、消籍除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多有因言获罪者，但鲜有因言事而死于非命者。

在元朝，统治者们放松了思想管制，基本没有制造什么文字狱。明朝建立后，因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文字狱也不时出现。在野史中，明太祖因为十分忌讳“秃”“僧”“贼”等字眼，杀掉了曾写出“垂子孙而作则”“睿性生知”“体乾法坤”等文句的若干名官员（因为“则”与“贼”音近，“生”与“僧”音近，“法坤”与“发髡”音近）。但跟据后人考证，这些记载不足为信。嘉靖年间，在大礼议之争爆发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文字狱也屡次兴起。河南巡抚胡缵宗曾写《迎驾诗》，因其中有“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唐”句而被诬告为咒骂皇帝。结果，他在古稀之年被革职，且被杖打四十。著名谏臣杨继盛曾上疏力陈宰相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迫害入狱，“遂以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朔弃西市”。在万历年间，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抨击程朱理学为“伪道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要求个性自由、思想自由，被“正统”的士大夫视为“离经叛道”。1602年初，他被诬陷下狱，不久即自尽身亡（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在大清建立以前，许多朝代都存在文字狱。但从总体上看，那时“大兴文字狱”并没有实现制度化、系统化、常态化。此时的文字狱具有如下特点：量刑偏轻，受害者一般只是被免职、被拘禁，鲜有死于非命者；规模偏小，一般只针对当事人，绝少波及家人、朋友、师生等近人；出现频次低，仅有个别皇帝或执政大臣热衷于搞文字游戏，相关案件经常是百年难得一遇。

爱新觉罗氏政权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人公认，清朝在发动文字狱方面的“造诣”是空前绝后的。从相当意义上说，“文字狱”就是大清王朝的专利。无论是文网之绵密，还是理由之荒唐，抑或是花样之繁多，乃至牵连之广泛、量刑之苛重、历时之长久，任何朝代都远不能与大清相比拟。

在250年内，仅有影响的文字狱就超过200次（其中顺治七次，康熙朝二十余次，雍正朝二十余次，乾隆朝竟达一百三十余次），超过此前历朝之和。

清朝统治者频兴文字大狱，应该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以小族临大国”的现实令满洲贵族充满忧患意识。天下承平之后，旗人数以百万计，而汉族人数以亿计。这样的现实，肯定会给清朝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压力，令其充满忧患意识。因为形势严峻，“限汉弱汉防汉”的施政路线一直在清廷内部很有市场。客观地说，清朝很多较为激进的政策都可溯源于此。

其次，旗人力量的不足也令满洲贵族长期缺乏自信。单纯的“以小族临大国”局面，也未必会令统治者在过分敏感的前提下采取高压政策同样。元时居统治地位的蒙古族亦是少数民族，其处境与清朝时的旗人一般无二。但因为蒙古大军在百年之内所向披靡，武德充沛，所以元朝皇帝们相对自信，能够以宽治天下，很少与士大夫计较。至于八旗军，表现则要逊色许多的。客观地说，早期的八旗军确实骠勇强悍，曾为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堪称大清的中流砥柱。可是，在和硕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战殁于衡州（发生于1653年）之后，旗人的战斗力每况愈下，迫使清朝诸帝越来越倚重绿营、团练等“皇协军”势力。“首崇满洲”乃是大清国策，八旗军乃是爱新觉罗氏维系其统治的“定海神针”，二者可谓“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这样，当旗人式微之后，清廷就不会淡定地对待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了。一旦有异己力量、疑似的不合作者出现，清朝统治者的神经必然高度紧张。

反清斗争此起彼伏，也给清朝统治者带来巨大麻烦。清军入关以后，各地有组织的抗清力量依然活跃，直至1664年“夔东十三家”义军失败。其后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反清斗争并未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雍正帝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如此一来，满洲贵族在应对各路反清武装和各种反清思潮的时候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某些思想家的反清主张，也是满洲贵族所不能容忍的。清军进入中原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认同异族的统治，而是投身于抗清大业之中。张煌言、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夏允彝等很多名士都曾奋然从军，冲锋于第一线，有的甚至以英烈的身份名垂青史。斗争失败以后，他们又著书立说，阐述民族大义，揭批清朝的黑暗统治。王夫之说：“夷狄只知其母而不知谁为其父，虽得天下，立法治民与禽兽无异。”吕留良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学者们的反清思想流传开来，必然会激励人们走上革命道路，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总体来看，复杂的社会形势催生出了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在天下初定的时候，清朝皇帝发现一批知识分子不但难以安抚，甚至会以其著述危及“圣朝”，便采取了霹雳手段。政局平稳之后，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们依然心有余悸，于是“不定期制造文字狱”就成了基本国策。

总的来说，为了根除被统治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反抗意识，旨在树立绝对权威的清廷以文人的言辞为切入点制造了一批冤狱。

许多文祸都与前朝相关，知识分子只要被指认作品中流露出对明朝的怀念之情都会招来横祸。在《一柱楼诗》中，徐述夔留下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文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乾隆帝看了以后则另有所解：作者心系旧朝，念念不忘，所以用“明朝”二字；作者对大清不满，刻意诅咒，所以用“去清都”三字。于是，徐述夔被治以重罪。因其已经过世，“仍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以彰国宪，而快人心。”著名学者沈德潜曾是乾隆帝的宠臣，也因《咏黑牡丹》一诗而罹祸。在该诗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两句尤其引人注目。皇帝以为，沈德潜欲借此表达对明朝的追思，欲借此影射爱新觉罗氏夺取朱明江山乃是僭位。其时沈德潜已经亡故多年，乾隆帝就下令“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浙江乌程人庄廷鑨曾经组织一批江南名士编纂史籍，在朱国祯所著《明史》的基础上续写崇祯朝和南明时期的史事。此书尊南明为正朔，使用弘光、隆武、永历等年号，斥降清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为叛逆，直呼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奴酋”、称清兵为“建夷”。1661年，因贪腐案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吴之荣了解了相关情况，屡次向清廷告发。清廷知悉，对涉案人员严加惩处，凌迟十八人，重辟七十余人，流放数百人。

“明”字很敏感，“清”字同样如此。《清稗类钞·狱讼类八》：“世宗尝微服游于市，就一书肆翻阅书籍。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一书生见状，即高吟曰:‘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世宗以为讥讽也，旋下诏杀之。”那个书生只是有感而发，在不能自已的时候表演一下脱口秀，就丢掉了性命。内阁学士胡中藻能诗善文，曾著有《坚磨生诗钞》。在诗集中，乾隆发现了“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大为不满。他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因为“悖逆讥讪”，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宋人朱弁所著的《曲洧旧闻》曾记载宋仁宗事迹：“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那个读书人怂恿地方大员叛反朝廷，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割据方略，可谓是大逆不道，按律当诛，绝无活命之理。可是宋仁宗并不与之计较，反而令其做官。与之相比，清朝的知识分子着实太过不幸：仅仅表达了对明清易代的看法，甚至只是有意无意地触及了某个词汇，然后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仅如此，某些官员或知识分子还会莫名其妙地惹祸上身，乃至会搭上自己和身家的性命。

1726年，原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 他以《诗经·玄鸟》中“维民所止”一句出题，却被人告发居心不良。在告发者看来，“维民所止”中首尾二字乃是“雍正”二字去头，出题人用心险恶，罪在不赦。而后，查嗣庭被捕入狱，在病逝以后还被枭首示众，他的儿子则被杀害，亲属也被流放远方。不仅如此，因为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浙江人还受到牵连而不许参加雍正五年的会试。

王锡侯是清朝中叶的著名学者，认为《康熙字典》虽然收字极多，但字与字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就独创一部名为《字贯》的字典。在《字贯》的“凡例”中，作者原原本本地写下了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的大名，并没有缺笔避讳。按《大明律》，臣民在上书言事时若触犯皇帝名讳至多被“仗一百”。在了解情况以后，乾隆皇帝则严惩了王锡侯。最终，王锡侯和子孙七人都被判斩刑，其他家族成员也“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字贯》的作者也许只是提醒读者要注意避讳，应该没有挑战皇家之意图，却因此而家破人亡。

有清一朝，很多人毫无反清之意，就是在不经意间触了霉头，只能稀里糊涂地倒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

在文字狱盛行的时候，即使死人、疯人、旗人也可能沦为牺牲品。

如前所述，徐述夔、沈德潜和庄廷鑨等因为从事文化活动而触怒清朝统治者，在辞世多年以后仍然要被剖棺戮尸，不得安宁。不唯如此，连疯癫者也可能成为文祸的受害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向地方官投献文章，歌颂皇帝的恩德。但他写的文章“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最终惊动了皇帝。尽管臣下阿斯哈强调王肇基“似属病患疯癫之人”，不是一个神智清醒的正常人，乾隆帝还是做出如下判决：“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案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溶于光天化日之下？……着传谕该抚阿思哈，将该犯立毙杖下。”

众所周知，清廷推行“首崇满洲”的政策，对旗人是格外照顾的。可是，那些满洲高官如果因为写诗作文而被皇帝发现问题，也会遭遇飞来横祸，甚至性命不保。乾隆年间，盛京礼部侍郎世臣曾作诗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留下了“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朝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子。皇帝得知以后勃然大怒，便将他革职，发配至黑龙江。鄂昌乃是名臣鄂尔泰之侄，曾历任甘肃布政使，陕西、四川巡抚等要职。在《塞上吟》一诗中，鄂昌将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帝知道以后，便以忘本、影射当朝为由赐其自尽。其后，皇帝还特地告诫满洲贵族：“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由此可见，文字狱波及范围极广，只要有嫌疑，各色人等都很难成为“漏网之鱼”，都会受到清廷的严惩。

总的来说，清廷经常会在文化领域导演一些闹剧，清朝的文字狱也是非常奇葩的。一般人会讶异于这些“闹剧”剧情之荒诞，但客观地说清朝统治者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康雍乾时期，虽然反清运动风起云涌，但是知识分子始终不曾深度介入其中。在大清铁拳的震慑之下，士绅阶层彻底被驯服了。

可是，大兴文字狱的政策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绝对是消极的。“文字狱”乃是一种旨在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这就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客观地说，大兴文字狱确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首先，钳制了思想，磨灭了士人的锐气。

在《咏史》一诗中，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此语言简意赅，生动地刻画了清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公开场合不敢发表个人的简介，只怕招惹上文字官司；他们虽然也会著书立说，但也仅是为了谋生，别无追求。

在高压政策之下，士人不再具有个性，也丢掉了气节，更是丧失了人生理想。在大清的“盛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的豪情不见了，如王阳明、李卓吾一般杰出的思想家不见了，钻到故纸堆里从事“考据学”研究的乾嘉学派倒是成了气候。因为大环境的影响，“万马齐喑”的局面长期存在，知识分子们的创造力大打折扣，清朝的文化事业发展缓慢。

文字狱的流行，大大败坏了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

为了提高办理文字狱的“效率”，清廷鼓励官与官之间互相揭发，也鼓励官与民之间和民与民之间互相检举、告密。在此前提下，很多人被治罪、抄家、判刑、处死。我们知道，少量人员涉案是事出有因，绝大多数人涉案纯系无故躺枪。文字狱所及，不计其数的人衔冤，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可见一斑。

清朝的官员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说乃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可是，为了避祸或者邀功，他们在现实中也经常扮演加害者的角色。1769年5月，直隶学政倪承宽到冀州视察，并考核了当地的秀才。一个名为安能敬的秀才挥毫作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等字句。倪承宽见状，便捉住安能敬，加以审讯，又以讥谤朝廷的罪名关押在直隶总督衙门。他还上奏乾隆皇帝，主张对安能敬严加惩处。这一次，皇帝倒是显得很开明。他在倪承宽的奏折上作了批示：“阅看安能敬之诗，只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究问，亦不必革去其生员资格。”在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倪承宽一类的官员并不鲜见。他们的做法，显然败坏了官场的风气。

为了提高案件的“侦察”效率，清廷以丰厚的“报酬”奖励举报者。如果因为揭发某人涉“文字狱”而有功，举报者要么做官，要么发财，甚至兼而有之，可谓是名利双收。

为了提高案件的“侦察”效率，清廷以丰厚的“报酬”奖励举报者。如果因为揭发某人涉“文字狱”而有功，举报者要么做官，要么发财，甚至兼而有之，可谓是名利双收。在文字狱盛行的时候，要挟乃至诬陷士绅者也是屡见不鲜。吴之荣乃是因贪赃而被免职的县令，为了翻身而多次告发编撰《明史》的庄家，直至惊动了朝中的辅政大臣鳌拜。不仅如此，他还为谋财而诬告湖州富室朱佑明，令其一家无辜遇害。如前所言，此案牵涉千余人，规模为清初最大。诬告之风流行，社会风气当然日趋败坏。

为了提高案件的“侦察”效率，清廷以丰厚的“报酬”奖励举报者。如果因为揭发某人涉“文字狱”而有功，举报者要么做官，要么发财，甚至兼而有之，可谓是名利双收。在文字狱盛行的时候，要挟乃至诬陷士绅者也是屡见不鲜。吴之荣乃是因贪赃而被免职的县令，为了翻身而多次告发编撰《明史》的庄家，直至惊动了朝中的辅政大臣鳌拜。不仅如此，他还为谋财而诬告湖州富室朱佑明，令其一家无辜遇害。如前所言，此案牵涉千余人，规模为清初最大。诬告之风流行，社会风气当然日趋败坏。

文字狱的流行，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到了近代，中国的科技已经落伍了。导致清初科技停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战乱的影响，比如闭关锁国的政策，比如人才的凋零等。此外，大兴文字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清廷特别忌讳“胡”“虏”“狄”等词汇。《天工开物》号称“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很快被译为多国文字。但因作者宋应星在书中曾以“北虏”“夷狄”称呼后金（清朝），此书在清初即被禁毁，甚至在中国范围内消失了二百余年。直到清朝灭亡以后，学者们才在日本看到此书的原著。

在文字狱盛行之时，很多记录科技发展的书籍、画册、地图等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 而被封藏或禁毁。这样，科技进步就无从谈起了。在清朝初年，科学技术陷于停滞状态。这种不良局面能够出现，应该与多重因素有关，而文字狱就是其中之一。

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在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清廷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控制，不断制造文字狱，希望能借此驯服士绅阶层，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大体来看，清朝的“文字狱”具有制度化、系统化、历时长久、理由荒唐、花样繁多、牵连极广、量刑苛重等特征，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政治措施。不可否认，清朝统治者确实通过大兴文字狱实现了其既定目标。可是，无论就当是的社会来说，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其恶劣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