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后期抗税运动？ 第1页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既然有人张口就来，脸欠抽，那也别怪我拿干货出来抽人嘛。 @阿冷

神论第一条：魏忠贤则主要收江南的商税

魏忠贤勤慎奉公，清廉励操，请蠲年例，彰朝廷节爱之仁，题免宿逋，救黎庶饥寒之苦，……开税原非得已，若果有长策，堪佐时艰，此项自宜停免。报商一节，厉民尤甚，并着该部作速议覆，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疏内魏忠贤该史馆查等史録，其免倭饷、榷税、报商，该本部议覆工部右侍郎崔呈秀有感中官魏忠贤于内府各项钱粮可罢者请罢，可革者请革，可减免者请减免，而商财民力赖以得舒，因而并厘天下之秕政，为商民请命。^[1]
天启六年七月初六，东厂太监魏忠贤言：商民艰苦，查内库香蜡等料尚可支应目前，即将天启六年中秋节及七年正旦中秋二节应办钱粮共计十一万有奇，俱行停免。至天启八年正旦节，仍旧办纳，以彰朝廷优恤商民德意。^[2]

神论第二条：魏忠贤倒 东林复辟 江南商税基本全停

• 崇祯三年，七关+崇文门每关增一钱，共增5万两。^[3]
• 崇祯三年，增加芜湖钞关、南京宣课司、德州仓三处钞关。根据毕自严统计，天启、崇祯多次加派共增额32.1万两（含崇文门）^[4]，此时关税额征为34.4729+32.1万，约计65万两。
• 崇祯十年，加派牙税67.5万两。^[5]
• 崇祯十三年，此时钞关额征约80万两。

神论第三条：崇祯致死没玩的懂权力制衡

崇祯元年，钱谦益案，东林内阁垮台。同年，崇祯帝启用东林党反对派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多年。这叫不懂？

神论第四条：闯贼从京官家中共搜刮出七千万两白银

这位历史发明家对7000万两白银完全没有概念，张口就来。倒不如请他先证明一下。如果不服我的话，那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彭勇的话，他总该服了吧？老彭前天刚驳斥过7000万两的荒谬说法。

神论第五条：明中期巅峰国力年税收才四百万两每年

自己去看《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丙表280吧，其他我也不想多说了。

参考

1. ^ 李起元《计部奏疏·触事怀忠谨抒赤心说实话仰对圣明以备采择疏》
2. ^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七月丙子
3. ^ 《崇祯长编》卷三十一
4. ^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7《奏报新饷出入大数疏》
5. ^ 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2《恭承召问疏》

明末抗税运动始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直至崇祯年间，各地仍时有此类事件发生。

之所以从万历朝开始发生此类抗税事件，其最早的源头，在于明朝万历年间，大规模战事不断，比如众所周知的“万历三大征”，这些战事都需要大量钱粮。

但大明体制积弊已久，税收系统效率低下，再加上卫所制、军屯制早已败坏，明朝中央政府陷入了空前的财政危机。

另外，为了满足万历皇帝本人的各种奢侈生活，比如修三大殿（即万历所谓的“大工”），而国家户部正规的收入有限，并且也不方便皇帝本人随心所欲的使用，万历皇帝急需增加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出于种种原因，万历皇帝并不信任国家正规的官僚体系，有意跨越正规的地方政府及官僚士绅精英集团。

于是，为了扭转中央及皇室的财政颓势，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决定绕开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开始直接向全国各地派遣宦官，充任矿监和税使，以扩大财源和增加税收力度。这就使得大明在税收问题上，几乎从一个科层制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寡头”国家。

这些阉宦太监无视律法制度，或许算是服从于万历皇帝本人，但到了地方上往往胡作非为，一切以攫取利益为先，在满足了万历皇帝需求的情况下，也为自身捞得了大量财富。这就使得地方官府和百姓都苦不堪言，罢市、抗税等骚乱略见不鲜，更有甚者还会发生民变。

我查了一下《明神宗实录》 ^[1] ，就在万历二十三年，还基本没见到明神宗派太监到地方开矿征税的史料，而到了二十四年，突然就大量往地方派阉宦矿监、税使了：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命承运库太监王虎等去直隶的真定等府开采样沙进览，并且还召集善于开矿的居民，编成开矿大队，做好了充分准备。

乙酉（七月二十日），差承运库太监王虎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张懋忠于真保蓟永等处开采样沙进览。
庚戌（八月十五日），招集平日盗矿居民，以其熟惯采取，仍择富民编为矿头，从太监王虎请也。

到闰八月初一，正式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乙丑朔（闰八月初一日），命太监陈增督同府军卫指挥曾守约往青州等府开矿，不许动支官银及扰害地方。

有了经验，万历开始大量派出太监到各地开矿：

戊辰（闰八月初四日），命太监陈增于山东沂州龙扒山虎头沟三山洞等处开矿。
己巳（闰八月初五日），敕太监陈增并开山东栖霞招远等县金银矿。
乙酉（闰八月二十一日），敕太监王虎并开涞水房山等处矿洞。
敕太监王忠会并开永平矿洞。

这番动作，自然会遭到地方官员的强烈不满，于是阉宦太监和地方上的巡抚等官公开闹起矛盾来了：

庚戌（九月十七日），太监王虎参奏保定巡抚李盛春阻挠开采。
上严旨切责：朝廷差官开矿，以济国用。李盛春如何玩视不遵，又捏旨惑众，擅驱商贾，惊扰居民，好生违慢，本当重处，姑从宽，其所拘执之人，速释应役。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保定巡抚李盛春奏：内臣王虎骄横受贿，揽棍横行，恐酿边关大害。
疏入，留中。

万历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斥责巡抚，包庇纵容阉宦，并继续派出开矿太监。

敕王虎等会同该道分委廉能官仝采房山矿。
差太监田进开昌黎矿。

前头是开矿，现在要派税使收税了：

辛卯（十月二十八日），给太监张烨徵收通湾租税关防。

到万历二十四年年末，成果送到了万历皇帝面前：

癸卯（十一月十一日），河南开矿太监鲁坤恭进样砂银一百二十两砂三百斤进收。
戊申（十一月十六日），横岭开矿太监王忠进样银三百两样砂六十斤进收。
壬子（十一月二十日），昌黎等处开矿太监恭进样银一百七十两样砂三十斤（三十斤:廣本十作千。）进收。

万历看了这些样银，不禁喜笑颜开，那就再接再厉：

壬申（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差太监曹金开采浙江孝豊、诸暨等处矿洞。
是日父差太监赵鉴开陕西西安等处矿洞。

不仅同地方文官发生矛盾，阉宦同武官也是矛盾重重，而且阉宦和阉宦，也互相干了起来，利字当头：

乙亥（十二月十三日），提千户赵承勋孙龙来京，与吴质等面质，侵欺奸弊，以管理通湾店税太监张烨参奏故也。
丙戌（十二月二十四日），直隶开矿太监王虎参奏田进越俎妄行。
得旨：田进着遵照敕内前去昌黎地方开采，其蓟永所属等处及新报矿洞着王虎遵敕开采，不必争扰。
横岭开矿太监王忠进样银六百零四两，样砂六十斤。
着银两进收不必再解

以上仅列举初发的万历二十四年的部分情况，在这之后，万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大量开矿太监、税使被万历皇帝派往地方。

这些阉宦一是为了完成万历皇帝交给的任务，二也是为了为自己谋取利益、攫取财富，与地方上的文武官员、富商、百姓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他们自己也互相干了起来。可见万历这一政策实在是危害匪浅。一时得利，而毁了国家的根本。

其直接恶果就是被称为“抗税运动”的民变开始频频发生。

总之，万历的这一政策不但遭到了包括明廷中央高层官僚到广大地方官员的反对，而且还诱发了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抗税骚乱，史称“民变”或“兵变”。

但尽管都是民变，其具体过程和结果却往往是大相径庭，并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我将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发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和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599年—1601年）发生于湖广武昌府的两次不同发展过程和结果的民变为例，参考相关论文^[2]，整理、分析、评价一下所谓的明末“抗税运动”。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说起：

戊辰，遣内监杨荣开矿云南；
陈奉徵荆州店税；
陈增徵山东林步等处店税及马疋土产；
孙隆带徵苏松等府税课；
鲁坤带徵河南；
孙朝徵税山西。
是时诸弁冯纲等望风言利，皆朝奏夕可，其所遣税监，皆其所荐也。

请注意上面的孙隆和陈奉，这两个太监分别就是苏州民变和武昌民变的罪魁祸首。

一、苏州民变（关键词：商税、地方官府的自主性>阉宦税使）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明神宗万历皇帝收到了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孙隆和应天巡抚曹时聘分别上奏的两封奏疏，都是报告苏州民变一事，但具体内容却大相径庭：

丁未（七月十二日），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孙隆及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时聘俱以苏州民变事上闻。
隆疏言：乱民葛贤等造言聚众，焚掠劫杀，围逼织造衙门，要挟罢税。其词颇激。

孙隆说葛贤等一帮乱民煽动刁民聚众造反，到处烧杀抢掠，还围攻咱家的织造衙门，要挟要罢税。总之，言辞非常激烈。

而应天巡抚曹时聘则说：

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孙隆在吴日久，习知民情，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榷行商不徵坐贾，一时民心始定。
然榷纲之设，密如秋荼。原奏参随、本地光棍以榷徵为奇货，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加以大水无麦，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生路矣。
五月初旬，隆入苏，会议五关之税额（會議五關之稅額:廣本抱本議作計。），数不敷，暂借库银那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增（擅自加增:廣本抱本增作徵。）。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
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餓死:廣本餓作飢。）。一呼飨应，毙黄建节于乱石之下，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而乡宦（鄉宦:廣本抱本宦作官。）丁元复家亦与焉，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同里（預告鄰同里:廣本抱本鄰同作鄉。），防其延烧殴杀（毆殺:廣本抱本殺作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民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
及汤莘等被责枷示，一挥而散。葛贤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其愤激之情，亦可原矣。
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機戶:廣本抱本戶作房。），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之地。
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

以上仅贴了《明神宗实录》卷361中太监孙隆和巡抚曹时聘对苏州民变描各自的叙述，先不做解释。

现在我就来具体说一下这次苏州民变的始末经过：

1、起因——奉旨带征苏松等府税课

苏州民变的起因，始于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府税课” , 即督征苏州及杭州周边府县的各类商业税收。

2、孙隆其人

当时孙隆的职务全称是“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

也就是说，孙隆原本的职务就是管理苏州、杭州织造局的织造太监，他是在得到万历皇帝带征税课的命令后，才开始在苏州加增税课的。

正因为如此，于是孙隆就将其征税的“临时衙门”设置在苏州城中由他主管的苏州织造局内。

3、苏州织造局及明朝的商业税

苏州织造局建于洪武元年，是国家控制的手工业工场，负责提供宫廷所需的岁造缎匹。

从嘉靖年间开始，苏州织造局开始采取“领织”制度———即将岁造这一徭役的征收面扩大到所有当地的织户范围内，而只保留少部分的在籍匠户来完成剩余的岁造配额。

明朝中叶后，这一商业税收方式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在征收定额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第二，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因为徭役征收面可大可小，这就给了经办之人巨大的可操作性空间，而商业税低，征税人的利润非常大。现在为了满足万历皇帝多捞钱的要求，必然会扩大征收面。

而征收面的扩大又牵扯到户籍调查、价格制定以及分派解运等众多操作上的问题。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引发民愤。

同时，这两个特点还使得苏州织造局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紧张的关系。

一是因为钦差太监拥有扩大岁造定额的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一般并不能从这项税收中获得利润。

简单地说，就是银子我捞，烂摊子归你地方政府收拾。

相反，为了完成指派的税额，当地政府有时甚至需要挪用部分资金去弥补亏空。

所以当地官员往往不愿意配合太监来完成这项工作。

孙隆奉旨“带征”后有权插手苏州地方政府的税收事务，他与本地官员的矛盾必然会变得更大。

但好在苏州官员已有着长期和税使太监包括孙隆打交道的经验，故与武昌不同，孙隆的任命并没有马上引发地方官员的群起反对，从而避免了与万历皇帝直接对垒的后果。

众所周知，明代由地方政府和户部共同管理的钞关以及税课司局所征收的商业税率一直很低，万历皇帝需要钱，孙隆就得想办法，他稍微一调查，就知道得从商业税着手，商业税有很大的增税潜力，孙隆顿觉大有可为。

4、孙隆的扩税政策——第一回，只征“行商”不征“坐贾”——民心始定

孙隆的扩税政策从加大增收商业税的范围和税率开始，这就有了所谓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

没办法啊，老百姓负担已经够重的了，还加税，活不下去啊。曹时聘专门说了当时苏州一带百姓的状况：人口繁多，有“恒产”的极少，只能去靠纺织做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杼轴：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即用来持纬（横线）的梭子和用来承经（竖线）的筘，亦代指织机，也指纺织。

纂组：泛指精美的织锦。这里指编织。）

在遭到苏州商民罢市的抵制后，孙隆不得不调整了其税收策略。他久在苏州，也比较了解民情，于是就稍微妥协了一点，采取了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新法，

他模仿京城宦官同僚所采用的城门征税方式，在通往苏州城的主要水道及各个城门安插由自己委任的税官，向过往商贩征税。他们征税的范围极广, 连小商贩及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农民也不放过。即所谓“分别九则，设立五关”。

5、孙隆的扩税政策——第二回，榷纲之设，密如秋荼，食言而肥——事态恶化

刚开始还好，对本地商贩来说还可以忍受，“一时民心始定”。

但万历在任命中并没有提及太监税使和当地政府的税务系统的具体权限划分，孙隆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小范围多税卡的设置，“榷纲之设，密如秋荼”，势必造成严重的重征叠税。

而且太监委派的一些税官狗腿子（参随）、本地光棍、地痞无赖借着“榷徵”肆意烂征，严重影响了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就在这一税收政策施行不久后，丝织原料由于运输费用的提高而价格上扬，同时“行商”的减少又导致了丝织成品需求的锐减。苏州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丝织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更不妙的是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地区暴雨成灾，不仅粮食减产,而且还因蚕桑地被淹而造成丝价进一步提升^[3]，“加以大水无麦，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生路矣”，当地百姓快没有活路了。

五月初旬，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与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他在年初提出的税收预算。当地官员迫于形势答应暂时挪用地方的库存银来填补部分预算亏空，其余部分则不得不取自于民间。

曹时聘说：“五月初旬，隆入苏，会议五关之税额，数不敷，暂借库银那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

另外，根据朱国祯的《皇明史概》记载:“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 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

也就是说，孙隆此时甚至违背了自己曾承诺的“不征坐贾”的原则，开始向本地织户收取生产税。

明朝钞关和税课司局的大部分人员是从地方里甲征用上来的书办和隶卒。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报酬，也不给工食，甚至还要缴纳指派的税额。这样的税官在征税时自然就会有很大的滥用职权的倾向。

问题是，政府常规税务系统至少有审核制度以确认税收代理人是否有舞弊行为，而孙隆临时设立的征税部门却没有类似的审核制度。

也就是说，赚差价的中间商一直都有，但在官府主导的时候，好歹还有一定的审查制度，那些收税的胥吏、书办还不至于太过分，但像孙隆这些阉宦临时设立的征税部门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因此，税监委派的税收代理人就变成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甚至还会把这个职位拍卖出去。

税使本人和他的随从经常通过出售这些代理人职位来获取额外的财富。已然获取这些职位的人则当然就会通过敲诈勒索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财富———只要交足税使分派的额度，剩余的就归自己所有。这些人也即是曹时聘所说的“棍徒”。

可以想象，敢于谋取这些税收代理职位的人，不仅要有一定的“购买”能力，还要承担相当的恶名和人身安全风险。有社会地位的本地名流一般不会涉入此道，而普通民众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和胆量来获取这些职位。

于是, 一些有帮派背景的无业人员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据记载，一位名叫丁元复的本地巨绅暗中支持了这些人投效孙隆，并很可能为他们向孙及其参随黄建节支付了购买税收代理人职位的费用。

其中不少“积棍” 甚至可能是丁元复曾雇佣过的家丁仆役或者私人保镖，他们属于宋代以来在城市中产生的“帮闲”群体。

6、全面罢市——民变开始

孙隆违背他的许诺对丝织行业征收生产税是苏州民变的直接起因。轰轰烈烈的苏州抗税运动正式开始了，很多史料对此都有直接描述： ^{[4] [5] [6] [7]}

进入六月，机户开始全面罢织。“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

这马上就断绝了每日聚集在玄妙观前等待织户雇佣的数千机匠的生路。同样，几千名染工也因为染坊关门而顿时处于失业状态。

六月六日，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随后，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所在地玄妙观道院，举行了誓神仪式。

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严禁趁乱哄抢当地居民的财物。随后将参与者分作六队，每队由一人率领，持蕉扇为号，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

葛成并没有直接指挥队伍攻打临近玄妙观的苏州织造局，而是将队伍拉出了苏州城东南的葑门去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

明代苏州城东多为丝织业工人及机户的聚居地，而城西则分布着众多地方名流的住宅，也是当地官府衙门所在地。

苏州城内驻有约四千余名官兵，大部分分布在城西南的官府衙门区。葛成的行动路线显然是为了避开城西官军，或避免与地方名流的私人卫队发生正面冲突。

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成为民变的第一个牺牲品。“一呼飨应，毙黄建节于乱石之下。”

据说黄建节当时正在殴打一名因进城购买生活用品而被重复征税的哭泣着的买瓜小农，愤怒的人群在葛成蕉扇的指挥下向黄投掷石块，当场将其砸死。

7、民变高潮

事已至此，葛成再次要求众人宣誓:“今日之事, 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

众人再次对天发誓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 而不得侵害苏州居民。民变群众并不是要“造反” ，而仅仅是为了替当地百姓除害，并且其对象又是当地官员也甚为不满的太监税使，这就给当地政府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持观望态度留下了余地。

葛成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城, 一路没有受到守城官军的阻拦。民变的组织者们事先都备有“手摺”插在腰间, 上面书写有每一个需要惩罚的税官的姓名及住址。民变的参与者有组织地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并纵火焚烧，“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来不及逃走的人员都被捉绑在大道上, 很快被愤怒的人群殴打至死。

因为有事先拟定的惩罚名单，这就降低了民变中产生趁火打劫的可能性。

一条有代表性的证据显示:“次日(指六月七日), 误入一民家。其家以经济为业, 无他祸犯, 跪而迎之门请罪。首者取腰间手摺视之, 曰:误矣。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于腐店为邻故也。首者即率诸人罗拜……仍趋彼税官家”。

据已有史料记载，当地只有一户名流的住宅遭到了洗劫, 即暗中支持征税的巨绅丁原复家。“而乡宦丁元复家亦与焉。”

组织者甚至还告诉税官住宅附近的居民做好准备, 防止火势蔓延。“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同里，防其延烧殴杀”，他们向邻里解释这次行动的原因和目标, 并出示手摺核对每一个惩罚对象。

有记载说, 葛成还亲自击杀了一个趁乱抢劫平民财产的家伙,“起义者” 因此而名声大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惩罚税使及其爪牙的行动中来。

到第四天(6 月9 日), 几乎所有的税使委官都被消灭。民变的组织者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 再次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 而并非一次反政府的叛乱。榜文宣布本次行动已经取得胜利, 同时告诫苏州居民注意维护秩序, 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叛乱。

这个榜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变者向当地政府提交的申诉报告,给了政府中的温和派官员反对大规模搜捕以对民变群众进行“秋后算账”的理由。

同时, 民变的组织者也力图通过这些榜文获得当地名流舆论的支持, 从而给官府的事后清算政策带来压力。

8、戛然而止——民变平息

第五天，苏州当地官府开始下令抓捕骚乱的参加者。于是就有了曹巡抚奏疏中所说的，葛成挺身而出的那一幕，“葛贤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其愤激之情，亦可原矣”。

当地政府于是顺水推舟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姿态来进行民变的善后工作。

回顾抗税骚乱的全过程，当地官府始终能够自主地决定如何应对不断发展的局势。这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

民变参与者一度包围了苏州织造局内孙隆的署衙。在包围之前, 孙隆曾恳求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被拒绝。

知府的理由是, 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没有派出驻军在民变发生之前将那些组织者逮捕, 是他作为官员的失职，但民变既已开始, 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加重民变的祸害。

同时, 考虑到城中的军队官兵仅四千名左右, 而参加和支持民变的人越来越多, 派兵镇压将是“众怒难犯、抱薪救火”。

无奈之下, 孙隆只得翻墙避匿于附近的官宦家中（也有人说是逃到了辞官家居的申时行家），在焦虑不安中渡过两天后, 孙在一个夜晚偷乘小船逃往杭州, 并从此往后再不敢前往苏州巡视。

拒绝了孙隆的请求后, 苏州官府及时向骚乱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 与民变的参与者展开对话。为了平息民愤, 朱燮元出人意料地宣布杖责并逮捕了几个逃往官府寻求庇护的税使委官, “及汤莘等被责枷示，一挥而散”，人群的愤怒开始平息, 聚众开始消退。

朱燮元的态度恢复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对委官的逮捕也减少了民变组织者事先拟定的惩罚对象, 民变于是迅速平息。

9、对苏州民变的总结

由于苏州地方官府有能力控制民变，故无需借助中央力量来平息事态。

相较于下文叙述的武昌民变，由于苏州民变能在当地官员的主持下顺利解决，中央政府内复杂的派系关系、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的意气之争，都没有为骚乱的平定增加变数。

与武昌的例子相似，民变后织造太监孙隆和当地巡抚曹时聘同时上奏万历皇帝汇报情况。

孙隆的上疏言辞激烈，而曹时聘的报告则详细地分析了民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并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与武昌的地方官员不同, 曹在报告中避而不谈万历“新政”这一根本问题。

他首先分析了苏州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民变前那场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后强调了参随黄建节的种种舞弊行为如何恶化了局势，导致了民变的产生。

曹时聘在奏疏中明显暗示民变的参与者并无意挑战朝廷的权威，而葛成得以“一呼响应”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有着“轻心易动、好信讹言”的民俗。

曹时聘还强调了民变参与者只针对税官而不扰乱邻里的特点, 并告知皇帝民变的主要头目葛成已经向当地政府自首。

他在奏疏中甚至还引用了葛成的供词, 使皇帝相信这次民变确非真正意义上的谋反叛乱。

曹时聘在奏章的结尾处还委婉指出，相比于苏州地区数百万的税收岁额, 实在不值得为了所得才六万多的附加商税而破坏这个财赋重地的稳定。“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

此后许多驻京高级官员也向皇帝表述了淡化解决苏州民变的好处。户部尚书赵世卿等诸多朝中高官联名上疏，希望皇帝注意苏州等地区的稳定问题。

这些奏疏的语气温和、观点务实, 促使万历在巡抚和税监的报告之间做出了偏向巡抚的选择，而没有将它们视作科道官员反对自己“新政”的政治阴谋。

万历皇帝于是颁布了一道上谕，要求只追查葛成等民变组织者的责任，并且要求当地政府严厉追究那些已经被捕的税务委官的贪赃枉法行为。

奉旨：苏州府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燬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府县官并税监出示晓谕，旋即觧散，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召祸奸民汤莘及为首鼓噪葛贤等八名，着抚按官严究正法具奏，其余胁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

地方官员对这道圣旨做出了倾向性的解读———葛成等人在监狱里被加以礼遇，而那些税官则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政府平息民愤的牺牲品。

二、武昌民变

参考

1. ^ 《明神宗实录》（卷281——卷361）
2. ^ 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3. ^ 朱国祯，《皇明史概·皇明大事记》[ 1984 :卷44]
4. ^ 《明神宗实录》（卷361）
5. ^ 文秉，《定陵注略》
6. ^ 《吴葛将军墓碑》
7. ^ 《苏州府志》（同治）

这事不仅明末有，英国工业革命时也不少见。

士绅、大商人们不想交，就组织起手下织工、农民起来闹，深谙“法不则众”；

地方官员乱收费，这个古今中外都有；

税制混乱，商税确实少，但各种杂税多，搞的大家都受不了；

明廷也是一根筋，死活就在江南发达那几个城市反复搞，为啥，那地方钱多；

面对资本主义萌芽，面对初步工业化，明朝士大夫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毕竟几千年来第一次产生这种变化，没有制定相应的一系列政策，任由地方上乱来；

就以上这些原因，说白了，从皇帝到官员，还是以小农思想来处理资本主义萌芽，肯定要乱。

就算我国税收只有一百万，只要我一个人交，我也要造反啊，乱收怎么可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