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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令人吃惊的历史真相?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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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此人,在当年欧洲的意识形态中,是十恶不赦的反贼,逃税犯,叛国者。

其行为在当年看来,跟现在看巴格达迪差不多(恰好其国家实力也不比现在伊斯兰国强到哪儿去)。

有人拿这个背叛大英王室,勾结专制法国,专制俄国,出卖大英领土,带着一帮杨基乡巴佬的草台班子自娱自乐的叛国贼代表西方。

可谓真是被美国忽悠傻了,真以为大美利坚生来天命昭昭,人类灯塔。。。。。

你咋不拿伊斯兰国代表现在世界文明呢?

真正有资格在国家层面上跟乾隆相提并论的路易十六,可是个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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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借你脑袋领个军功”的出处

虽然这梗通过一系列口耳相传+P图表情包目前似乎变成了黑明国专用,比如如下系列····

但是我佬粗略一考,这梗(即抛去杀良冒功这类封建军队常见现象只看是否最贴合原句)出处是

他大清长毛内战年间

“乡亲,我苦甚,无钱用,愿借尔头,可领五十两赏格”——by大清官兵

出处是毛隆保的《见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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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大家都知道的,说到这个人物,大家脑子蹦出来的就是“羽扇纶巾”的布甲法爷。

但是事实上……

诸葛亮其实是武将而不是文官。

你没看错,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属于穿铠甲的武人战将而不是演义小说电视游戏动漫里那种穿布甲的谋士法师。

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历史,但是真正历史上诸葛亮出山后一直担任的都是武将职位,是“武将”而从来不是“文官”,更不是所谓的谋士。除了早期客串了一把外交使臣外,其他时候诸葛亮都是以“将军”的身份在任武职,而从来没有不是文官。

历史里的诸葛亮基本上就和“文官”这俩字没什么关系。

诸葛亮最初担任的职位是“军师中郎将”,属于武职,是将军的一种,主职是练兵和领兵打仗,是有实际兵权的武将。

郭嘉的职位“军师祭酒”才是文官行列。这两者的区别就好像康师傅方便面与康师傅冰红茶一样,虽然前缀相同,但是实际一个是食物一个是饮料。最主要的,军师这个词在汉朝并不代表谋士。

诸葛亮前期在战场都是亲身上阵,穿铠甲持剑骑马或者驾驭战车,不是穿布衣拿着扇子做后方坐轮椅。是亲临战场而不是什么“运筹于帷幄之中”。

战场上瞬息万变,不亲临战场怎么做指挥?觉得躲在帐篷里不需要看战场就能打赢战争?那只是后世文人的YY罢了。

诸葛亮不穿盔甲的记载那是到了晚年病痛缠身后穿不动了,毕竟古代铠甲很重,结果很多人就以为诸葛年轻的时候也不穿盔甲。

着重说一下,丞相在汉朝并不归属文官体系。

汉朝的丞相多为武职直升,比如曹参、樊哙、周亚夫、窦婴、曹操诸葛亮等等等等都是武将直升的丞相。

很多人都搞错了一些概念,他们心目中似乎“出谋划策”的都是谋士,是文人,但是这其实是个误会,是后世宋明两朝的文人搞出来的舆论宣传。

宋明两朝重文轻武,持续数百年贬低武人地位,抬高文人身份。在宋明两朝文人士大夫的毁人不倦下,把武将从整个军事行为里剥离,变成了只带着士兵冲锋陷阵的“先锋”。而所有的战术战略层次都变成了文人的领地。

宋明文人做着“运筹帷幄之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YY美梦,把残酷的战争YY成文人站在后方指点几句就可以升官发财的轻松,可耻的将古代武将都贬低成为了有勇无谋的匹夫之勇。而贬低不了的,就强行转化他们的身份,把武将变成了文人。

为了贬低武人和抬高文人地位,他们可笑且可悲的将大量武将身份的伟大军事家强行变成文人。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姜子牙、诸葛亮和周瑜。

姜子牙不在作为“武将”的代表,变成了文官,从唐朝开始流传数百年的武庙也就此变成了帝王庙。

披甲持剑身先士卒的周瑜将军诸葛将军则变成了“羽扇纶巾”,躲在后方装B的文人谋士。

战争在他们口中毫无真实感。

而在宋明文人的舆论掌控下,前方厮杀的战将毫无存在感,而东晋谢安那种只知道在后方装B,连战场都不敢上的反而成为了淝水之战的最大功臣,成为了大英雄。

如果在后方装B就能成为淝水之战的最大功臣,那还要前方的战士做什么?一群文人下棋对战场有狗屁帮助?非要说什么下棋能鼓舞前方战士的士气,稍微有点脑子的谁会信啊?普通士兵谁知道他在下棋?难道谢安当时开了个下棋直播吗?

“看我躲在战场后方下棋给前方战士鼓舞士气,觉得给力的老铁们双击666!奥利给!”

就算真开直播,别人在前面拼命,你在后面下棋,那普通士兵还有个鬼的士气啊!!

宋明的整个朝廷也因此而病态的将武人的荣光全部剥离,为国厮杀的是“贼配军”,军人和罪犯是一个地位。读书人却成为了“东华门唱名方为大丈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最可笑的是弱宋的朝堂演阵,一个个煞有其事的在远离战场几千里,时间相隔几个月的汴京为几千里外几十天后的战场预设“阵法”,然后要求武人按照朝廷演武去打仗。

脑子没坏的都知道,宋朝的朝堂演武说白了就是让文官分点武将的功劳,免得武将提升太快。反正,赢了自然是文人士大夫“指导之力”,输了就是“武人不堪重用,未尽全功”。

宋明两朝的舆论持续数百年的控制之下,所有古代和“文人”沾边的牛逼人物全部“脱武入文”,诸葛亮这个从来没担任过文官职位的武将,也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文人模板的代表。后世人提到诸葛亮,都以为是个文人,而根本想不到诸葛亮其实是一个从来没担任过文官职位,从来没做过谋士的武将。

重文轻武至此……所以宋明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汉朝不是宋明,以强亡的强汉不是弱宋和朱萌。

哪怕三分天下也碾压外族的大汉不是被外族亡国灭种的宋明。

汉朝崇武,武将做丞相是理所当然,而文臣做丞相还必须要去军队走一遭。如果不是武将出身,想做丞相那基本上都还得需要去军中转一圈镀下金的,因为无军功不得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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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8年9月24日,许世友指挥的围城部队攻克济南,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顾不上休息,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建议攻占两淮,趁机收复宝应和高邮,如果顺利的话,就以3个纵队攻占连云港和海州。”

两淮是淮安和淮阴,包括宝应、高邮、连云港,都在长江以北的江苏境内。

毛泽东感觉可以,便给粟裕回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是粟裕必须歼灭黄百韬兵团。

“小淮海战役”正式登场。

这次战役的野心其实不大,无非是夺取苏北地区,把苏北和山东解放区连起来,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

以后走向何处,他们也不知道。

既然华野要歼灭黄百韬兵团,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的风格,肯定需要动用数倍于黄百韬的兵力,那么便没有余力阻击其他国军援兵,急需兄弟部队配合一下。

而能配合华野的部队,只有在河南作战的中野,也就是刘邓大军。

于是粟裕给毛泽东发电报,说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和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同意了,命令陈邓统一指挥战役。

不过他们两人的工作是领导全局,比如策划战役方向、协调两种野战军的配合、动员民工和新兵、运输粮食物资等等,真正在一线指挥作战的依然是粟裕。

现在解放军准备下一场战役了,国军也没闲着。

济南战役失败,国府丢失山东已成定局,江苏和安徽成为国共争雄的主战场,南京的蒋介石感觉战线太长,想着放弃徐州算了,直接让部队南下保卫淮河和长江天险。

但是琢磨良久,蒋介石始终下不了决心,没多久便把这个选项推翻了。

原因很简单。

那时的蒋介石当选“总统”不到半年,江淮地区还没打仗呢,就直接放弃国土不要了,社会舆论肯定要说,原来蒋介石是个丧师失地的总统啊。

民心丢了,江山也不稳了.....虽然蒋介石的江山从来没稳过。

而且李宗仁、白崇禧等政敌,也会利用舆论和失地的罪名,联合起来攻击蒋介石,到那个时候蒋介石怎么办?

所以蒋介石很快pass掉退守江淮的选项,命令国防部制定出“徐蚌战役”的计划,准备把兵力集中部署在徐州,以及徐蚌铁路沿线,做出一种进攻型防御的姿态。

有说法是蒋介石被郭汝瑰忽悠了。

这件事的说法很多,我们就不具体讨论了,但是我们要明白,蒋介石不愿意退守江淮,反而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总而言之,解放军想在苏北打仗,国军也想在苏北打仗,那个宿命中的战场逐渐显露在世人眼前。

南京的国防部发布作战任务之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觉得不行,兵力部署在铁路沿线太分散了,不仅容易受到攻击,想“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也不方便。

甚至黄百韬都有预感,国府前景不明朗,大兵团驻扎在外很不安全,不如撤回徐州固守,还能和其他部队抱团取暖。

于是,刘峙和黄百韬到南京请示,蒋介石说也行吧,反正守住徐州就可以。

黄百韬回到兵团驻地,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跑路,突然收到国防部的新命令:“驻防海州的44军也撤回徐州,要经过你们部队的防区,你们在原地等44军一起撤。”

跑路还要等人,就像闹肚子蹿稀还得再等五分钟,这不完犊子了么。

黄百韬不敢违抗命令,就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两天后等到44军,黄百韬都懵逼了,44军居然带着海州的10万百姓跑路。

他差点爆粗口,真特么以为自己是仁义无双的刘玄德啊。

正是这两天时间,黄百韬兵团失去最佳跑路时机。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逼近黄百韬兵团,而驻守徐州东北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是老资格地下党员,眼看革命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也是自己亮明真身的时候了。

经过请示报告,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部起义。

至此,徐州东北门户洞开,粟裕命令华野迅速通过何基沣和张克侠的防区,把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原定的淮海战役计划完成大半。

粟裕却看到另一种可能: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彻底逆转,原定攻占海州的计划不需要了,那是不是可以在歼灭黄百韬之后,向徐州攻击,争取在江北打掉更多的国军兵团,而不是南下两淮作战?”

粟裕和张震商议,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便给毛泽东、陈邓发电报,建议扩大战役规模。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毛泽东阅读电报,仔细分析一番局势走向,也觉得可以扩大战役规模,在江北和蒋介石决一死战,他给前线回电: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中、华东、华北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

至此,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一场近千万人参与的生死搏杀,拉开序幕。


二、

黄百韬被包围在碾庄,急需其他国军部队救援,可黄百韬和张灵甫一样,已经预感到自己要死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国军只能打顺风仗,一旦被解放军包围,不会有人真的卖命救援。

追随蒋介石多年,如果连这点道行都没有,估计早就被打死了。

离黄百韬最近的是李弥和邱清泉。

李弥原本在碾庄以西的曹八集驻兵,这地方是黄百韬撤向徐州的必经之路,但是黄百韬兵团到碾庄之后,派人去曹八集联系,才发现李弥已经跑路了。

得,暂时指望不上李弥了。

邱清泉更不会赌上全部身家,跑去救一个毫不相干的黄百韬,恰恰相反,邱清泉对黄百韬非常不爽。

邱清泉是黄埔二期毕业,属于根正苗红的中央军嫡系,再加上性格嚣张跋扈,除了蒋介石等寥寥数人,谁的命令都不听。

而黄百韬曾经在奉军服役,跟着狗肉将军张宗昌混,直到蒋介石消灭张宗昌,才改换门庭到蒋介石的麾下。

在国军部队里,黄百韬是典型的杂牌军,虽然兵团的战斗力不错,但杂牌就是杂牌,出身烙印是抹不掉的。

你说,邱清泉能看得起黄百韬?

可黄百韬却比邱清泉混得好。

1948年豫东战役的时候,黄百韬兵团差点被粟裕全歼,幸亏黄百韬亲自带队冲锋,同时邱清泉部队突袭解放军侧方,才算稳住阵地。后来不仅救出被包围的国军残兵,还击退粟裕。

战后论功封赏,黄百韬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并且提拔为中将兵团司令,邱清泉却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么?

要是没有邱清泉援救,黄百韬已经被粟裕歼灭了,现在倒好,差点失败的杂牌军加官进爵,出力救援的中央军司令原地踏步,估计邱清泉恨死黄百韬:

“以后孙子才特么救你呢,死了算了。”


所以黄百韬被包围在碾庄的时候,邱清泉的救援行动非常不积极,李弥也差不多,不太愿意为了救黄百韬折本。

倒不是说他们不去救援,而是力度大小的问题,基本是在保存实力的基础上,能救则救,不能救拉倒。

反正邱清泉和李弥派兵作战了,实在是共军太狡猾,你黄百韬就认命吧。

而粟裕的兵力分布也相当有意思。

他指挥14个纵队作战,其中6个纵队包围黄百韬,其他8个纵队阻击援兵,也就是说,如果黄百韬都突围不出来,那救援的部队更没戏。

当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冲过来才发现,卧槽,参加阻击的解放军兵力,比我们的兵团都雄厚啊。

所以李弥兵团离碾庄最近的时候,只有区区30公里,却死活都突不进去。

那......黄百韬兄弟,对不住了啊。

11月11日黄百韬兵团被包围,战斗至11月20日,粟裕指挥的华野攻占碾庄,以及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

2天后,黄百韬在战场自杀。

自杀之前,20军的军长问他要不要突围,黄百韬拒绝了:“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着快意吗?”

“不如战死在此地,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总长,叫黄埔的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勾心斗角的只图私利。”

事实证明,黄百韬死了,黄埔军官并不感动呀。

最搞笑的是,前几天国军反击了一波,刘峙便向国府宣传“徐州大捷”,国府专门组织了庞大的记者团到徐州慰问,准备好好宣传一下。

等记者们参观完战利品后,突然问“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这么大的胜利,黄百韬哪去了?”

其实黄百韬已经战死了,但杜聿明不敢明说,那不是打脸么?于是杜聿明告诉记者:

“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



三、

大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刘峙命令驻扎安徽的黄维兵团撤到徐州,希望大兵团集中到徐州附近,坚持的时间久一点。

黄维接到命令后一路北上,很快遇到刘邓和陈毅指挥的中野,黄百韬被歼灭的第二天,黄维兵团进攻中野阵地。

(陈毅到中野任职了,但兼华野的职务)

战斗进行一天,刘邓和陈毅明白了黄维兵团的实力,便给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说可以歼灭黄维兵团,但需要粟裕配合。

打黄百韬的时候,中野尽全力配合粟裕,现在中野要打黄维,粟裕当然也全力配合中野。

更何况,我军的体制是军委领导一切,只要军委下命令,野战部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不论公事或者私情,华野和中野的配合都很默契。

这才是如臂使指的军队。

粟裕把华野的兵力分成三部分:3个纵队南下归中野指挥灭黄维兵团,3个纵队用来阻击黄维旁边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剩下8个纵队则用来阻击北方的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

有华野的生力军加入,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双堆集,寸步难行。



此时的黄维终于体会到黄百韬的心情了,那种想走却走不了、需要救援却没人来的感觉,像极了国府用20年酿造的苦酒。

黄维也知道不能指望救援,想活命,还得自己努力。

他决定在第二天晚上突围,并且选中110师做突击先锋队,黄维握着师长廖运周的手说:“看在党国的份上,努力吧。你需要什么武器装备,随你挑,只要110师能背动。”

廖运周没有客气,选了大量重型武器和高端装备,保证不辜负黄长官的厚望。

11月27日早晨,廖运周带着110师突围,边走边向黄维报告:“前方没有共军,一路顺畅。”

结果......廖运周和部队走到解放军阵地起义了,因为廖运周也是老资格地下党。

黄维无奈,继续固守双堆集。

黄维兵团是机械化部队,战斗力应该不错,而中野经过千里跃进大别山,重武器基本都丢掉了,部队减员也很严重。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黄维兵团向徐州撤退的时候,速度不应该很慢啊,就算被包围在双堆集,凭借强大的火力也能冲出去嘛。

可现实却是,黄维兵团走得慢,被包围也冲不出去。

除了黄维有点书呆子气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黄维和中野的作战地点是黄泛区

而黄泛区又是蒋介石造成的。

1938年日军攻占徐州,然后想西进攻占河南郑州和湖北武汉,蒋介石组织抵抗不利,便命令炸开黄河南岸的花园口,说什么以水代兵歼灭日军。

结果日军什么事都没有,反而给安徽河南一带造成巨大的黄泛区,很多河流因为泥沙堵塞河道,再次汹涌而出,在低洼地区形成不计其数的野湖泊。

而河水长期泛滥,必然要破坏公路和铁路等交通生态,导致运输困难,当然也会影响机械化部队的行军速度。

水利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以及和平环境,才有动手整治的资格,所以治水工程往往发生在盛世,乱世想都别想。

蒋介石炸开花园口,却没有能力治理水患,到头来坑了黄维兵团。

黄维在安徽行军的时候,重装兵团在河道湖泊间迂回前进,基本没什么好走的道路,再加上解放区的游击队袭击,往往一天走不了10公里。

这速度比蜗牛都慢,不被包围等什么?

纵队司令杨勇利用河道泛滥建立工事,有次在阵地上阻击了黄维兵团三天三夜,让黄维死活走不出去。

陈锡联也回忆过:“黄维兵团处于河网地区,致命弱点是无险可守。”

所以被包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面临一个无解的局面。

而旁边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由于实力不行,也冲不到黄维兵团附近,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12月15日,蒋介石发现解救黄维兵团无望,允许兵团自行突围......所谓自行突围,意思就是自己看着办吧,能不能活下来全靠运气。

最终12万人被全歼,黄维等高级将领投降解放军,倒是副司令胡琏跑到台湾去了,还做到金门防卫司令。

蒋介石才是典型的自作孽不可活



四、

黄维兵团被包围的同时,徐州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南下,一方面可以解救黄维兵团,另一方面给几个兵团找一条生路。

而总司令刘峙被调到安徽,指挥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自此以后,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绑定在一起了,他们也将走向命运的终点。

整个淮海战役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11月28日,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国防部的命令是从东南方向走,穿过两淮地区绕到蚌埠,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

两淮虽然没有江南雨水多,但也是河网纵横,不利于大兵团快速前进。

同样是28日,毛泽东给粟裕发电报,说杜聿明有南逃的可能,你们注意点,千万别让杜聿明跑了。

时间如此相近,到底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潜伏在国府的特工发来消息,咱也不知道。

其实国共双方都明白,杜聿明想跑只有三条路:

向东沿着两淮南下。

到连云港走海路逃生。

向西沿津浦路撤退,走安徽江苏交界处。

国府建议杜聿明走两淮南下,毛泽东也判断杜聿明可能走两淮,或者去连云港走海路。

但是杜聿明不想走两淮,粟裕也认为,杜聿明不可能走两淮,更不可能到连云港走海路。

因为两淮的河道纵横很不好走,去连云港坐船走海路,一不小心就被华野抄后路了,来个半渡而击,杜聿明就完蛋了。

事实证明,国府和毛泽东都错了。

11月30日晚上,杜聿明带着部队连夜逃出徐州,向津浦路方向前进,而粟裕早已在津浦路方向等候多时,听说杜聿明连夜跑路,命令部队赶紧追。

这就是两军大将的心有灵犀。

粟裕为了追杜聿明,连好不容易缴获的辎重后勤都不要了,并且拟定口号:“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上就是胜利。”

杜聿明跑、粟裕追......一直追了三天,终于在12月4日早晨追上杜聿明,把几个兵团包围在徐州西南130里的陈官庄。

眼看被包围,孙元良施展长腿技能,丢下部队独自跑路,后来去了台湾,没羞没臊的活到2007年。

他有个孙子是台湾影星秦汉,管虎舔个脸跑去合影的那个。

孙元良彻底解脱了,杜聿明在陈官庄可惨了。

我们都知道,打仗拼的就是后勤,可杜聿明和数个兵团被围在陈官庄,根本没有任何后勤保证。

他给蒋介石发电报,希望政府空投一些弹药和粮食,蒋介石直接告诉他,没有粮弹可投。

这可要老命了。

蒋介石不给空投粮食弹药,几十万人吃什么,别说整顿部队突围了,饿不死就烧高香吧。

杜聿明央求蒋介石:“求校长发慈悲,看在党国的份上,或多或少给点吧。”蒋介石才松口说等着吧,过两天给你。

其实战争进行到1948年,国府的经济已经崩溃,仓库里根本没什么东西。

北平和天津的工厂倒闭80%,青岛工厂全部停产歇业,失业工人不计其数,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40%,全中国多少人都没饭吃。

1947年的国府财政赤字是70万亿,1948年飙升到900万亿元。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蒋介石一边在淮海战场送人头,一边让宋美龄访问美国,求美国看在做小弟的份上拉一把。

杜鲁门和马歇尔没理宋美龄,甚至不让她去国会演讲,此次访美,蒋介石和宋美龄什么都没要到,只好夫妻双双把家还。

而且国府没什么大型兵工厂,坐江山20年了,依然做不到自主生产高端武器,所谓美械师也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没有美国输血援助的话,用完就是一堆废铁。

这么个烂摊子,指望蒋介石玩出花来,实在有点为难他了。

蒋介石在国统区到处搜刮粮食弹药,甚至把抗战期间的库存都取出来,用飞机空投给杜聿明和黄维。

但是依然不够,杜聿明部队在陈官庄,为了抢一张大饼能死十个人。



而包围圈外的解放军,却有源源不断的后勤补充。

早在1946年,肖劲光到大连考察,发现苏军虽然搬走很多重工业设备,留下来的工厂都处于停产状态,但是产业根基还在,只要稍微整合一下,就是非常优秀的军火生产基地。

半年后朱德签署电报,命令各解放区派出干部和资本,到大连开办兵工厂和医院等产业,除自身营业以外,各解放区可向大连订货。

同时各解放区在大连的代表,成立军工生产委员会,统一开展工作。

他们参观了大连机械、满洲化学等数家工厂,并且和驻大连苏军谈判,请苏军把军工企业移交给中国。

到1947年底,生产弹药的建新公司走上正轨。

由于建新公司的起步资金,大部分是华东局负责的,所以这家兵工厂也归华东局领导,后来因交通阻断才移交给东北局。

而建新公司在短短几年内,生产炮弹55万发、药筒26万个、雷管24万只、各种型号的无烟火药450吨。

粟裕在回忆录里说:“华东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以及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再说后勤动员能力。

淮海战役开始以前,军委命令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做主任委员,然后从地区到村级的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支前机构,并且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负责。

各级委员会的干部们,用分田地、诉苦、讲道理的方法,陆续动员起数百万支援淮海战役的民工

动员起来的数百万民工,还要按照军队编制组成民工团,设立团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由科级以上干部担任。而且在民工团里有党支部,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

这样一来,动员起来的民工不会混乱,反而可以随意调配,哪里需要去哪里。

那民工愿意支前吗?

当然愿意。

因为民工服役一期是两个月,到期可以返乡,绝对不会像国军抓壮丁一样,扣住不放人。

而且民工和士兵是同样的生活标准,30里一个休息站、60里一个宿营站,食宿和受伤的治疗费全部报销。如果因工致残享受荣军待遇,如果不幸牺牲,家人会收到抚恤,家属子女也是烈属待遇

支前民工甚至可以立功,比如向火线运送弹药、爱护转移的伤员、不撒一粒军粮等等,都是立功。

这样的条件,精神和物质都有了,换做是你愿不愿意支前?

所以在淮海战役期间,近600万民工支援前线,从后方运来730万公斤弹药、20万副担架、9.6亿斤粮食。

这么强大的动员能力,蒋介石怕是要哭了。

时间进入1949年初,陈官庄的国军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杜聿明成天唉声叹气不知出路在何处,邱清泉则沉浸于喝酒跳舞唱歌,准备在死之前最后爽一把。

1月9日,杜聿明被俘虏,邱清泉死在战场,李弥化妆成伤病逃跑,后来成为金三角军阀的鼻祖。

其实他们的能力非常优秀,只是站错了队伍,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却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而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所以说,越是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越要跟对主义



五、

其实在淮海战役之际,白崇禧的部队盘踞在武汉,始终没有北上参战。这倒不是蒋介石改了送人头的毛病,而是根本调不动。

大战开始前的10月份,何应钦和顾祝同知道要打大仗,刘峙这头猪是指望不上的,那不如把华中和徐州的“剿总”合并起来,让白崇禧统一指挥。

蒋介石也知道刘峙不行,便想让白崇禧卖命,战役结束再说分权的事。

但是白崇禧飞到南京听完汇报就明白了,徐州“剿总”的部队他都不认识,基本上指挥不动。而且国军分布在陇海线和津浦路上,形成“十字架”的防守态势,首尾不能相救,从战略上已经输了。

白崇禧觉得,权力虽好,可不能贪杯啊。

要是去徐州指挥战役失败了,南京就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与其给蒋介石背锅,不如坐山观虎斗,等蒋介石的部队被灭了,白崇禧和李宗仁再以武汉为基本盘,建立桂系王朝。

主意已定,白崇禧飞回武汉,再没有向长江以北派出一支部队,蒋介石想把湖南的嫡系调到江北,也被白崇禧截胡。

到黄维兵团要被歼灭的时候,蒋介石给白崇禧打电话,说来说去就是不出兵,蒋介石气的大骂:“混账东西、娘希匹。”

白崇禧说无所谓,你随便骂,派一个兵过江算我输。

1948年12月,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围在陈官庄,蒋介石已经没有能用的部队了,白崇禧发现机会来了:

“蒋介石快完了,我们不能给蒋介石陪葬啊。”

桂系各路人马也到处串联,催促蒋介石停止战争恢复和谈,言外之意就是,蒋介石是战争贩子,我们要把他赶下台。

正好美国对蒋介石不满意,准备换一个听话的代理人,争取稳住长江以南的势力范围。

桂系和美国一拍即合,达成倒蒋协议。

1949年1月9日“淮海战役”结束,21日蒋介石便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暂时退出权力舞台。

可时势如此,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上台,又能如何?还不是被3个月后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清理的干干净净。

这么烂的国府不亡,天理不容。

还是毛泽东在诗里说的好: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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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当年你们都是我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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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新学到的历史知识点,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17世纪早期日本主动向新大陆和欧洲派出使团:


幕府时代早期,日本曾经积极的参与早期大航海时代,利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开辟的航路去探索世界。上面的航路图,就是幕府使团横渡太平洋,穿越美洲和大西洋访问欧洲的路线:

1609年,西班牙大型帆船圣弗朗西斯科号在从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而在江户附近的千叶失事。船员们被救起并受到热情款待,船长Rodrigo de Vivero也同德川家康会面。

1609年11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约定西班牙人得以在日本东部建立工厂,并从新西班牙引进采矿专家,西班牙商船在必要时允许拜访日本,而日本方面将会派遣一位使者到西班牙王室。

幕府将军决定建造一艘大型帆船将比斯卡伊诺连同一个日本使团带到新西班牙。仙台大名伊达政宗全权负责此项工程,他命令家臣支仓常长(はせくら つねなが)主领此任务。日本人对这艘大型帆船命名为伊达村丸,后由西班牙人改名为圣胡安包蒂斯塔号(San Juan Bautista)。造此船总共享了45天,幕府派了800名造船工匠,700名铁匠及3000名木匠参与此项工程。

工程完成之后,该船便于1613年10月28日出发前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随行的有180人左右,包括了10名幕府武士(由海军大臣向井将监提供)、12名仙台武士、120名日本商人、船员和随从、以及大概40名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行,该船于1614年1月25日到达阿卡普尔科,使者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支仓常长的最终任务是出使欧洲,在墨西哥呆了一段时后,他在韦拉克鲁斯乘坐名为Don Antonio Oquendo的船出航。帆船于6月10日从圣何塞出发驶往欧洲。支仓不得不将庞大的日本使团留在阿卡普尔科以等待他归来。

支仓常长大使于1615年1月30日在马德里会见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支仓向国王转交了伊达政宗的信,是关于贸易的请求书。国王应允了这些要求。支仓在2月17日由国王的私人牧师授予洗礼,改名为菲利普·弗朗西斯科·支仓。此后支仓常长还访问了法国和罗马。

日本通过和西方的交往,了解了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也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但倭寇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的清朝军事实力又远远压倒明朝,日本过剩的武士只能转向东南亚。

十七世纪上半叶阿瑜陀耶的日本人
在十七世纪早期开启日本和暹逻之间外交关系的两国统治者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暹罗的厄加陀沙律王(r. 1605-1610年) 为了要通过商业富国强民,经常出国考察。他对贸易如此热衷,以致于暹罗国王的年代记描述“他比任何一位前人还要贪婪”,显然地,“他只关心如何富足他的国库”,而且他也“非常倾向于陌生人和外国”。他的成功的兄长,伟大的暹逻人纳黎萱大帝,完成了自1569年以来数十年遭受缅甸人破坏的暹罗王国的巩固之业。

在日本,家康这位德川家的第一代将军,为了使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间增进商贸关系,缔结友好邦交,以及建立崭新的联合,而寻求外交的解决方法。他向东南亚各国发送私人信件,表示商业合作的意图;而且对造访东南亚的日本商人颁发御朱印状,予以保护和支持。与欧洲国家不同,德川家在日本并没有和商人组成合资公司,它的贸易活动仍然基于豪商与幕府的从属关系。

家康1606年写信请求厄加陀沙律提供木材、大炮和火药,说明至迟此时他已与阿瑜陀耶的暹罗政府建立起联系。在1610年的另外的一个公文中,家康对暹逻国王舶来大炮和火药表示感谢。暹逻人也曾要求日本的马和刀剑。两国政府间的军事贸易具有独特的象征作用,因为它似乎暗示着双方缔结着军事同盟。因此,德川维护与阿瑜陀耶中的王室的官方关系并且交换象征性的赠品,而他们放手由商家掌管大宗交易。

暹逻人这一方并不介意任用日本商人作为仲裁来处理对日贸易事务。例如,京都商人茶屋四郎次郎(Chaya Shirojiro)可以与暹罗朝廷的一位官员Okphra Chula 直接书信沟通,而长崎代官长谷川藤广(Hasegawa Gonroku)则有另一条同样优先的渠道。津田又左卫门大约从十七世纪头十年起就居住在阿瑜陀耶,他于1622年(或1624年)回到长崎后成为一名翻译官。长崎的伊势久左卫门(Kii KyÛzaemon)或许是第一个在暹罗朝廷获得官位的日本人。1616年,他又成为第一任暹逻遣日使节。

总的来说,倭寇侵扰东南、日本侵朝、武士和商人进入东南亚、支仓常长出使欧美、幕府击败北海道最后的原住民,这几件事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都是大航海时代早期日本对新型世界体系的应激反应。虽然之后的日本迅速进入锁国时期,但作为一个军事传统浓厚的岛国,日本在早期大航海时代继承的海上扩张传统对19世纪开国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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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先驱,有多早呢?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

1897年,他在柏林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维权组织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发动了反对第175条法律(禁止同性恋)的运动,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德国在法律上废除了反同法案和同性恋监禁制度。

该委员会的格言是:“让科学来证明公正。”

另外这位先生也算是性教育的先驱。

1919年,在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更自由的氛围下,赫希菲尔德在柏林建立“性研究协会”。协会图书馆收藏了非常多的关于性方面的书,并提供了教育服务和医学咨询。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访问该协会,来了解性学。协会还拥有性博物馆,成为大众的性教育渠道,并接待了很多中学生的访问。

当然肯定不止这位先生了,当年的lgbt平权运动真是轰轰烈烈,比如说《变成女人的男人》(ManintoWoman)是1930年的出版物,从中可以了解到历史上第一次变性手术的过程记录。

很多lgbt还积极参加了国际纵队。

然而,保守主义者和纳粹信徒看这些新生事物不爽已经很久了,他们最终等来了

1933年希特勒上台。

纳粹执政后,第一批执行的迫害行动之一就是在1933年5月6日,摧毁协会,烧毁图书馆。1930年,赫希菲尔德离开德国,进行世界性演讲旅行。由于纳粹的迫害,旅行结束后,他再也没有返回德国,1935年在法国尼斯逝世。

在以后的lgbt平权运动是半个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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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被一名日本工人所刺杀。

而虎之门狙击皇太子,则是华族子嗣难波大助自行策划执行。

四族之底行刺平民首相,华族世家狙杀皇国太子。

真.拿错了剧本

“老好人”原敬阁下当场被杀;“现人神”迪宫(裕仁)殿下被子弹在车里窜了几回都没中枪。

真.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事后行刺原敬首相的工人关了几年就被放出,还被日本各路反政府壬好吃好喝伺候一辈子。

狙杀皇太子的难波则被处决,其父绝食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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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而仅仅不到6个月,就盘活了国民党宣传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文字无法表达出来的。

       1925年10月 毛泽东受汪精卫委托,担任国民党代 理宣传部长。     

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情况极其恶劣:

  • 指挥系统完全缺乏,宣传部管辖范围只有广东一省,与其他各省市党部的宣传部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统辖能力,辖下部门也都对其无视。
  • 宣传部部长更迭频繁,前几任部长有的心存不满,消极抵制,上下内斗成风,导致宣传部组织关系混乱不堪,许多年轻有为的负责人被排挤离去。
  • 党报建设不健全,检查纠正职能完全荒废,组织松散,纪律欠缺。
  • 没有党内教育计划,宣传方式,制度仿若摆设。

以上几点当时的负责人说到的,毛泽东不仅总结上述问题于几大重点,发布在《宣传报告》1926.1.8 ——《政治周报》六,七合订本上,还总结了以下几点:

  • 检查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
  • 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供给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
  • 有计划地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
  • 偏于市民缺于农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可见连毛泽东都对此惊呆了

能让毛泽东都一时语塞

我们也可以足见

当时宣传部门的臃肿之态

10月7日 毛泽东到部任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了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
       新官上任三把火,直烧宣传部     

毛泽东初任,看到这一情况也很头疼,虽然之前已经设想过可能会出现一点困难,但面临这样的环境也不得不重新思考。

之前的种种构想,在这里突然都行不通了

毛泽东开始思考,在准备革新的同时,也在寻找一个机会

一个重塑宣传部的机会

看到第一次就职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就是那个机会

10月7日毛泽东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
  • 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兵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 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
  • 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宣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当译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

于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

苦于前几任宣传部长的关系,宣传部的联络方式几近中断

而之前关系混乱的部门没有统一的领导,谁也不服谁的同时,又互相穿小鞋

毛泽东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

他知道稍有不慎

自己或许会灰头土脸的排挤出局

棋差一着 满盘皆输

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决定:

  • 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
  • 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

戴季陶本身就是前任宣传部长,但在任期间却一直在打压宣传部门,对革命也持反对态度,相当层面上,如今宣传部门的混乱局面,戴季陶的责任占很大一部分

11 月 1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宣传部第二次部务会议。

会议决定:

  • 党的各种宣传品, 先发各高级党部, 团体再转发下级党部及党员, 以资普遍。
  • 调查海外、 国内、省内、 市内党员人数及格各该地方学校、 工团、 军队、 图书馆、阅报社及公私,以便分发宣传品。
11 月毛泽东以宣传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机关。
  • 国民党中央同意设立交通局
  • 国民党中央决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交宣传部管理

宣传部在经过毛泽东一个多月的整理下,终于走向正轨,设立交通局,也是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下的选择,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与下级宣传部门交流。

而还有一大好处则是收回管辖权

如果说刚开始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一个作用,那么当之后几个月

从最初连市内宣传部门都无法直接调令

再到源源不断数十几个省市的主动联络

没有人能预料到

这一部署是如何在之后几十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也许毛泽东都不知道

历史的走向

在这一刻发生了改变

《政治周报》公开发行,整改进行时

12 月 5 日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在广州创刊

毛泽东发表了创刊号《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该周报成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中央级机关刊物。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的出生便代表只服务于上级核心

几乎每个中央级别官员都人手一套

不管是文笔还是思想

由于经过毛泽东亲手操刀

得到国民党上下一致好评

1926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向大会作宣传报告。

毛泽东做报告总结: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四万份之多。

1月16日,同汪精卫、陈孚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国民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决议案里特别对毛泽东代理的宣传部进行夸赞:

  • 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
  • 宣传部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本党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1 月 18 日,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作审查报告。

大会通过《宣传报告决议案》 ,决议案同意毛泽东一月八日所做的 《宣传报告》。

2 月 5 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 传部代理部长。

2 月中旬毛泽东到宣传部对宣传工作作出三项指示:

  • 起草一个以中央名义发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
  • 将原来的检阅干事组成检阅会议。检阅会议对党内外出版物中的谬误言论,应拟出或驳斥之大纲。
  • 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订阅海内外报刊、外文杂志及图书。

毛泽东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成长

整理党务案,辞去宣传部长职位

5月15日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一条是: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毛泽东被迫辞去代理宣传部部长职位。

5 月 25 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毛泽东辞去宣传部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5 月 28 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毛泽东辞职问题案,任命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短短时间内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

茅盾之后回忆当时的宣传部:

“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 (上)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地统一了,在深入于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5月25日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已经遍及12个省市,不再是开始连本市都无法调动,这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尾注:值得注意的是,在担任代理宣传部长期间,毛泽东也是在1925年12月份发表了著名的《毛泽东选集》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被刊载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农民》第一,二期,同时毛泽东担任了第5届农讲所兼职教员。

没有人的命运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下一个起点便是农讲所,而在农讲所中,毛泽东又会开启怎样的故事呢?

而这段历史比毛泽东当代理宣传部长时的改组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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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开始,当中国人在欧美的形象无限趋于负面化之时,却有一帮美国人,以模仿中国人为荣~~



我是一个很喜欢读穿越类小说的人。但如果说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穿越回过去,有一个年代、一个地点,是我绝对不会挑的,那就是19世纪的欧美。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数万华工从福建和广东两省出发,飘洋过海来到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这是一段可以被称为“地狱之旅”的航程,他们需要在海上漂泊2、3个月,“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为了节省运费,轮船公司把狭小的船舱里塞满了人,最后留给每个人的空间只有1尺多。他们缺少空气、阳光,也缺少淡水、食品,许多人因此闷死、渴死、饿死、病死。一趟航程下来,死亡率甚至可以接近65%!

而当他们最终“幸运地”踏上了彼岸的土地时,他们的苦难之旅,也不过是暂告了一个段落而已。接下来,他们大多会被派到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工地上,在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中被榨干最后一丝力气,最终埋骨他乡。然而更令人感到愤慨的是,当他们最终在7年的时间里,铺设完了之前预计要14年才能完成的、1100多公里的铁路时,幸存者面临的,仍然酬金微薄、种族歧视和排华浪潮频起的不公正待遇。


但人类社会的矛盾性,也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得到了讽刺性的体现。正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美国的《排华法案》挡在边境线上(美国人认为吃苦耐劳的华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推动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入境),而剩下已经进入美国的苦力们,继续在工地上忍受剥削之时,美国的魔术界却掀起了一股模仿中国魔术师的热潮。
这个热潮之所以会产生,要拜一位中国魔术师所赐,他就是清末扬名美国及欧洲的中国戏法大师——朱连魁。

中国民间杂技与戏法,在明清时期其实进入了一个低潮。由于被统治者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事物,所以这一时期极少有类似汉唐时规模的宫廷杂戏表演,戏法主要在民间发展。而正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朱连魁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表演功力,硬生生将魔术师送进了宫廷的表演队伍中。因此日后他在欧美的宣传单上,往往会写着“court magician”这两个单词,即“皇家魔术师”之意,因为他确实为慈禧太后献过艺。


1898年,朱连魁赴美参加在奥马哈举办的泛密西西比博览会。会上,他的表演技惊四座,一鸣惊人。随即便有美国的演出经纪人前来找他,希望与他签订演出合同。根据当时的排华法案,朱连魁和他的戏班在博览会结束后就得被送回中国。但在美国人的资助下,他们被证明属于表演艺人,而非劳工,所以被允许留在了美国。

朱连魁擅长表演的魔术,在中国古典戏法中被称为“落活”,又称“大褂出彩”。表演者穿一大褂或者旗袍,手拿斗方布,布在身前一遮掩,可迅速变出各种物品,比如果盘、盛满米的大碗、里面有金鱼在游动的鱼缸等。朱连魁更是把这门技艺推向了巅峰,他能在台上自己一个人变出一桶牛奶,或者装满了八九十斤水的玻璃缸,后者上面甚至还有鸭子在游动。这种迥异于西方当时所有同类表演,且现场冲击力极其惊人的魔术,自然让西方的观众趋之若鹜,连呼“不可能”、“上帝啊”。

博览会后的一年时间里,朱连魁在全美各地掀起了一股中国魔术的热潮。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数不胜数的模仿者了。朱连魁的艺名叫做“金陵福”,用当时的方法音译做英语则是“Ching Ling Foo”。因此一时之间,美国各地涌现出了名字和舞台形象皆带有“中国风味”的魔术师,比如Chung Ling Sen,Chung Ling Hee,Chung Ling Fee,Tung Pin Soo, Long Talk Sam, Li Ho Chang, Chin Sun Loo等等等等。

而朱连魁所有的模仿者里,最著名的,是下面这一位:

不了解情况的人,在看到上面这张照片的时候,说不定会觉得“这美国人cosplay中国人还做得挺像的”。但我要告诉你一件很惊悚的事:那就是当时所有欧美的观众,是真的认为他是中国人的!


有人曾说:“有时候,谁先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第二个来的。”历史上其实充满着模仿者把原版pk掉的例子。在朱连魁这里,前来挑战他“最优秀中国魔术师”地位的人,叫做威廉·艾斯沃兹·罗宾森(William Elsworth Robinson)。当然,当时的西方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名字叫做“Chung Ling Soo(程连苏)”的中国魔术师。

罗宾森自14岁起开始表演魔术,并曾跟随过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一些魔术师如哈里·凯勒,亚历山大·海曼学习。不知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缺乏打造自己名气的自信,而是喜欢借用现有名人的名头。


比如在罗宾森刚出道的时候,德国有位喜欢做阿拉伯风格魔术表演的魔术师,叫做马克思·奥金格。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做“本·阿里·贝”的阿拉伯艺名。罗宾森有样学样,称自己为“阿赫迈德·本·阿里”,也做起了和前者极为类似的表演。好在由于奥金格只在欧洲表演,所以美国的观众没有发现罗宾森“山寨者”的本质。

确实,阿拉伯世界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足够的神秘,足够的东方。但在1900年,一扇全新的大门在罗宾森面前打开了。中国!比阿拉伯更神秘,更东方的古老国度!而且当时正好也有个巴黎的经纪人在寻找中国魔术师。为了能够接到这份工作,罗宾森马上山寨了一套朱连魁的节目,然后穿上传统中国服装,剃掉胡子,改变发型,留起辫子。为了让肤色看上去更黑,他还在脸上擦了油彩。


新的节目和新的舞台形象,让罗宾森顺利接到了工作,他的表演也一炮而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他的欺骗手段终归是不对的,但说到舞台表演,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在巴黎获得成功后,他又去了伦敦,同样大受欢迎。

罗宾森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他说自己是旅居中国的苏格兰传教士和广东妇女的孩子,13岁时父母双亡,于是拜一位叫做“阿和(Arr Hee)”的中国魔术师为师。他的师傅不仅精通中国传统幻术,对西方近代魔术也有很深的研究。当师傅死后,“程连苏”便继承了他的衣钵,来欧洲将他的魔术发扬光大。


罗宾森的角色扮演堪称是全方位的。他在舞台上几乎从不说话,最多用蹩脚的口音讲两个短语。他面对记者时也永远会拉一个名为“翻译”,实际上是和他配合的演员在场。他还有一位叫做“Suee Seen”的中国妻子,作为他舞台上的助手。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个“Suee Seen”也不是中国人。她甚至不是他真正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

“程连苏”很快成为了全欧洲最有名,演出酬劳也最高的艺人之一。不过,在1905年,“李鬼”终于遇到了“李逵”。那一年,同样在伦敦演出的朱连魁已经发现了这位从节目到身份都是彻头彻尾冒牌货的存在。为了揭穿他,朱连魁在报纸上发出挑战,要求罗宾森必须表演出至少他二十个魔术里的一半,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魔术师。


罗宾森接受了挑战,也同意了在记者发布会上与朱连魁见面。但是在发布会当天,不知为何,朱连魁没有出现。罗宾森于是不战而胜,名气再次攀升了一个台阶。而这次事件对朱连魁的名望影响很大,使得他最终只在伦敦表演了一个月。而战胜了他的冒牌货罗宾森,却足足演了三个多月。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科学与迷信并存的年代。那时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利生活,另一方面却仍然相信着灵魂、魔法的存在。各种与神秘主义相关的魔术表演,比如读心术表演、催眠、降灵会等都极受欢迎。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哲学、宗教也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魔术师,或者说带有中国元素的魔术表演之所以会在此时受到追捧,原因便在这里了。


那么,为什么朱连魁这位正牌的中国魔术师,反倒会在与罗宾森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呢?是真因为他的魔术表演不如罗宾森么?恐怕不是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很多时候,观众想看到的,并不是“真货”,而是“他们所以为的真货”。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卓别林隐瞒身份,去参加“卓别林模仿大赛”,结果最终只拿了第三名。这个故事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但如果发生了,那卓别林拿不到冠军的可能性绝对是存在的。因为大家记住的,并不是卓别林形象的所有细节,而往往只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分。只要参赛者能抓住这一点并加以适当的夸张化,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样的道理,当时的西方观众脑中,充满了各种对于亚洲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如果要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反倒需要把自己的形象,往他们的标准上靠。


罗宾森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展现的是否是中国人真正的形象。他只会去表演出一个符合西方人心目中“中国人形象”的“中国人”。


比如说,他剧院表演的开场方式,是从舞台上方“从天而降”。降下来的方式并不稀奇,是传统的“吊威亚”。但他却会让自己的辫子朝上立起,就仿佛是空中有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抓着他的辫子,把他往下放一样。这种对中国人来说带有一定侮辱性质的桥段,朱连魁反倒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尽管罗宾森的所作所为,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白人对于其他族裔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但罗宾森仍然作为一位评价偏向正面的魔术师,被载入了魔术史册。他与朱连魁皆被认为是19世纪末最为优秀的一批魔术师之一,为后辈所缅怀。


1918年,罗宾森表演了大半辈子的中国人形象,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破了功。那一年3月23日,他正在舞台上表演著名的“口接子弹”魔术。没想到用来表演的道具枪却在打响的那一刻出了问题,真的把子弹打了出来。胸口中弹的罗宾森,在舞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用完美的美式英语喊道:“上帝啊,出错了,快降下幕布!”


他立即被送往了医院,但为时已晚,他于第二天清晨去世。而他死后的尸体解剖,也最终把那个隐藏了许久的秘密公布在了众人面前。顿时,舆论震动。


嗯,感到震惊是正常的,因为他们中有谁关心过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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