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令人吃惊的历史真相？ 第4页

大明享国276年，各地发生饥荒1259次，年均4.56次，有饥荒的年份占了一半多。比喻来说，一天之中，上午大家吃饱，下午就有人饿死，前半夜安安稳稳，后半夜就路有饿殍。清朝更狠，268年的王朝寿命中，有217年发生了饥荒，八成的年份里有易子而食的惨剧。这还是治世，乱世更惨。每一次动荡都导致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东汉后期户民人口5648万人，到三国后期，户民人口只剩767万（魏443万蜀94万吴230万）。曹操作《蒿里行》说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生民百遗一可能夸张点，但从黄巾之乱到三国鼎立，十人九死这样种族灭绝式的人口减少是各地普遍的。太平天国祸乱十余省，十四年间中国人口损失一亿以上，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都多！真是宁为盛世犬不为乱世人啊。那时候人还是人吗？他们有人权吗？死于动荡战乱的无辜平民，他们经历的惨绝人寰、他们湮灭于人间地狱，有人给他们说法吗？没有。顶多也只有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罢了。所以我觉得古代一点也不浪漫，也不理解任何厚古薄今的桥段。以至于在穿越剧如此盛行的今天，我从不觉得穿越回古代有什么可期待的。古代太凶险了，我觉得还是只有社会主义能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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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答。评论里总问我数据出处，在此列举：

[1]滕静超、苏筠、方修琦.中国西汉—清代饥荒序列的重建及特征分析

[2]《晋书 》卷 14 《地理志》

[3]《通典 》卷 7 《食货历代盛衰户口丁中》

[4]《三国志 》卷 33 《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

[5]《三 国 志 》卷 48 《孙皓传 》注 引 《晋阳秋 》

[6]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

另，还有评论说三国人口只按照户籍人口不合理，因为有大量隐匿人口。这是个很中肯的评论，三国时期隐匿人口有世家豪族收纳佃户隐匿人口，屯田人口和官吏人数等。但世家豪族隐匿人口和屯田人口大概人数难以考证。官吏人数虽可考证，但东汉后期户民人数同样也未将其计入数内，与数据对比无碍。况且世家豪族隐匿人口历来有之，也不是在三国时期凭空产生的。有人说隐匿人口数量在三国时期增量巨大，那到底增了多大？是否足以影响当时人口宏观数量？难以确定。目前为止我还是只能引用确切可考的数据来说明问题。

还有评论说统计明清时期饥荒次数没有意义，到底有没有意义在《中国西汉—清代饥荒序列的重建及特征分析》一文中作者已经阐释的很清楚了。自个儿看吧。

还有评论说，明清时期有小冰河时期等原因导致饥荒。当然是的，造成事件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这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的重点是，认识到古代多苦难，就要知道现在的生活条件多需要珍惜。天地不仁，江湖险恶，我国这几十年发展到现在实属不易。这些年里，国内克服了多少险恶环境？国际上抗过了多少强敌打压？

伏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福乐安康。

医学史上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真相多到不行。

小阳就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栗子：

歇斯底里症患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性欲就被看作是一种邪恶的疾病，这种疾病不仅能引发精神错乱，易怒，虚弱，还能引发其他症状。医生们把这种模糊的女性疾病称作“歇斯底里症”，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来一次性高潮。具体一点就是，来一次由训练有素的医生提供的性高潮。（加藤鹰之手）

因为女性性欲长期受到压抑，女性患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已经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空前的程度。有医生估计几乎四分之一的女性患有歇斯底里症。（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用手实在太累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新东西，一个治疗性高潮的机器--灌洗器。维多利亚时代的灌洗器就是一个简单的长长的管子将水直接灌入到阴道。

有了这个神器，医生们不得不仔细地监测女性患者的情况，确保她们没有过分自我沉迷或者违背了规定的医疗准则，要不然就会引发“混乱”了。除了灌洗器，还有一种是乔治·泰勒发明的“机电振动器”（你懂的）。重量在40磅左右，由一个湿电池供电。医学上来讲，所有这些设备都是用来治女性的突发疾病（不要想歪噢），也就是女性性高潮的一种专业说法。性高潮可以缓解女性的紧张，同时还可以让她们的丈夫嫉妒。

绦虫减肥法

绦虫饮食这个潮流始于17世纪。通过邮购绦虫卵, 吃掉，然后寄生虫在你消化系统里帮你吃掉食物。通常, 邮购的虫卵已经死了 (或者根本不存在)。当然，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真的绦虫感染可能会引起头痛、脑部炎症、癫痫和痴呆。

绦虫长到三十英尺, 都活了几十年了, 这意味着他们在你体内制造更多的绦虫（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

当时的广告语声称可以通过这种放来来减肥，怎么吃都不会胖。

尸油---仙丹灵药

17~18世纪的欧洲，人类的脂肪被认为具有可以治愈疾病的特性。

许多刽子手从被死刑犯的尸体上采集皮肤和脂肪并将之出售。药剂师特别喜欢尸油，将这些东西变成了“药膏”。

当时这种药被用来伤口的愈合、止痛、性药、痛风、风湿病，甚至癌症。

德国坊间盛传，融化的人类脂肪涂在瘸腿上，你将会重新站起来。

人类脂肪还被当作一种护肤品，特别是那些有天花疤痕的，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消炎药膏。

镭---有利于健康的元素

现在都知道，镭这种放射性物质对人类健康百害而无一利。

而在20世纪早期，Radium Ore Revigator公司推出用镭矿石处理的水，声称它是“通往健康的自然之路”，能让人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包治百病，没病防病……

操作方式很简单，只要每天将你家的水灌进这个罐子里就可以保证产生一种“健康的绿色饮料”。Radium Ore Revigator公司的销售额很快达到几十万，在美国很多地方设分公司，1929年产品售价$29.95，绝对高端。

还有镭烟

多拉马德放射性牙膏（约1940-1945）

二战期间，德国柏林的Auergesellschaft公司发明了Doramad牙膏。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是发明了汽灯灯罩的Carl Auer。牙膏管的背面写着“放射性保护牙齿，强壮牙龈……抑制细菌生长，让你的细胞充满新生活力……轻柔抛光牙釉质，让它焕发白亮光彩”。

关于这个牙膏还有着一个故事：

在20世纪40年代初，二战中的美国正在非常努力地建造原子弹。政府甚至甚至没收了陶瓷制造商使用的铀氧化物生产红/橙釉。制造商不开心也没办法，战争时期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欧洲，为了德国的原子项目，也存在这样的征收情况，当时跟踪德国的原子研究是代号为Alsos的盟军情报部队。

在1944年秋天，阿尔索斯的部队了解到，纳粹占领期间，有一家德国化学公司叫Auer Gesselshaft，是一家从事铀矿加工和处理的公司，接管了法国Terres-Rares公司。非常不幸的是，Auer将Terres-Rares的大量钍供应给德国。德国人觉得在原子研究中，钍比想象中更重要。

在解放巴黎之后不久，阿尔索斯的部队就找到了Terres-Rares，却发现这家公司已经楼去人空是空的。Auer公司参与铀和钍研究的的化学家Petersen，已经逃走了。

Petersen已经去了法德边界的一个城镇，寻找一些载着钍的失踪车辆。Petersen到达后不久，就被该地区被盟军俘获。阿尔索斯缴获了一个带文件的手提箱！手提箱最令人震惊的文件显示，Petersen最近访问了一个传闻成为原子研究中心的城市赫辛根。后来才知道，德国人在那里有一个同位素分离装置的实验室，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到了那吗，发现被埋在那的一吨半的金属铀立方体（可能由Auer公司生产）。

最后，阿尔索思经过调查发现Terres-Rares的钍被德国征收的真正原因：Auer公司意识到战争结束了，也意识到随之带来的业务损失，他们认为，护肤品化妆品等相关日用品才能带来崭新的未来。而当时镭已经用于牙膏了（Radiogen），为什么不能用钍呢？Auer有相关的专利，钍也在手中，所以就开始了多拉马德放射性牙膏的项目。他们当时的广告语是：用钍牙膏！闪耀美牙不是梦 - 放射性的胜利！

A story about Alsos, nazi thorium, and radioactive toothpaste

海洛因---止痛药

1897年，德国拜耳（Bayer）药厂化学家霍夫曼（FelixHoffmann）将海洛因制成药物，其止痛效力远高于吗啡，至少提高了4-8倍，可明显抑制肺痨病人的剧咳、久喘和胸痛，促进患者情绪安定，且无明显不良反应。1898年拜耳药厂开始规模化生产该药，并正式注册商品名为“海洛因”（Heroin），该字或源自德文heroisch一词，意即女英雄。

1898年，该药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之名上市，其后更曾用作儿童止咳药。拜耳公司很快就发现海洛因并不只是能治咳嗽，公司后来建议在治疗疼痛、抑郁、支气管炎、哮喘甚至胃癌时都可以使用海洛因，以至于在当时人们了解的疾病中，只有很少几种不在海洛因的适用范围之内。甚至包括疯人院：那不勒斯精神病院的大夫给病人们开出海洛因，记录说有“持久的镇定作用”，“甚至有几个痊愈的病例”。俄国精神病医生用海洛因驱散“灵魂的痛苦”。甚至登山俱乐部都建议俱乐部成员在登山前服用此物，因为它能使呼吸更为顺畅，能让他们登得更高。

海洛因作为商品出售后获得了巨大利润，1902年海洛因的利润占整个药品行业的5%，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拜耳公司的营销手段。公司给全世界的医生们免费发放海洛因试用品，委托一些专家做带有宣传海洛因神奇疗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人员的记录里，海洛因仅仅具有昏沉、晕眩和便秘这些微不足道的副作用。拜耳甚至在《德国医生报》的广告中公开要求医生们用“公认的出色的”海洛因医治吗啡成瘾，称海洛因是吗啡的下一代产品，并且不会让人上瘾，但却事与愿违，人们很快就发现海洛因比吗啡的水溶性更大，吸收亦更快，脂溶性也较大，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进神经中枢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它的成瘾性更强烈。对个人和社会所导致的危害后果，已远远地超过了其医用价值。

1910年起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1912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鸦片问题国际会议上，到会代表一致赞成管制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贩运。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立法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海洛因。

1953年，首先发明了海洛因生产工艺的英国政府也将海洛因从《英国药典》中删去。

汞--理想的良药

汞是银白色闪亮的重质液体，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酸也不溶于碱。汞常温下即可蒸发，汞蒸气和汞的化合物多有剧毒（慢性）。

然而数百年来, 有人声称含汞的产品能治愈各种奇怪的疾病：比如忧郁, 便秘, 梅毒, 流行性感冒, 寄生虫感染等等

1861-1865 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服用的抗抑郁药---一种蓝色的药丸，其中含有危险的高浓度汞, 而这可能导致了他臭名昭著的狂暴脾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80年代初，汞还一直用于梅毒治疗。是这样操作的，把人放在一个大盒子里，脑袋伸出来，盒子里放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放水银，然后在小盒子下面点火，使水银蒸发。（效果当然显著了，很多人很快就死于汞中毒，再也不用担心梅毒的困扰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一直都是使用汞剂用于治疗梅毒的。直到医生们发现毒死的人比病死的还多，才终于放弃这种疗法。

砷--癌症的治疗方法

在19世纪，致命的砷产品是可以被自由使用的。当时的人声称其治愈的疾病是无尽的, 包括梅毒、疟疾、寄生虫感染等等。

由于医生们知道它会烧掉一些皮肤--它被用于牛皮癣、溃疡或湿疹，甚至将其应用于癌变的肿瘤, 希望能将其溶解。

欧洲人最喜欢的方法是把它加入面包来做 “面包丸” 。它还用注入和吸入蒸汽形式来灌肠。

当时一本药理学教科书将砷视为哺乳母亲可用的安全的药品, 通过含砷的母乳对婴儿进行治疗。有的人则把砷来做晨吐。

拿破仑之死

拿破仑死亡之初，认为其死于毒药的说法并没有市场，也没有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否则，当时的验尸也不会那么草草了事了！
130多年后，也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佛斯胡夫韦德的瑞典牙医，拿破仑的超级“粉丝”，从拿破仑的贴身仆人的日记中，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之后，他确信：拿破仑在死亡之前有明显的慢性砷中毒的症状。古今中外，砷都被称为“毒药之王”，以三氧化二砷的化合物作为常见。
此时拿破仑已于1840年出土，其灵柩被迎回法国巴黎，并安葬在塞纳河畔的巴黎残疾军人纪念堂。
这位瑞典牙医向法国政府提出研究拿破仑遗体的要求。
开棺验尸是对国家英雄的一种亵渎，至少法国政府是这么认为的，立即拒绝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瑞典牙医得到了拿破仑的一根头发。头发最初来源，据说是拿破仑的仆人，在拿破仑死亡时，从拿破仑头上楸下的。
随后，瑞典牙医将这份“证物”送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法医学实验室，接受NAA中子激活分析。结果发现这根头发的砷含量为10ppm，几乎是公认正常含量的13倍。
但是，头发中发现砷含量超标，是拿破仑被人投毒造成，还是头发与其他物质接触而导致砷超标？
法医学实验室对瑞典牙医从另一位仆人所得的，据说也是拿破仑的头发，进行“分段分析”。
结果显示：拿破仑头发中的砷不是来自自然环境，各段含量不同，ppm值范围为2.8-51.2。
这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拿破仑很久之前就被人下毒了。瑞典牙医把投毒的疑点，指向了拿破仑的膳食主管蒙托隆。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儒家礼教的“吃人”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比喻。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每逢饥荒就会有“人相食”的惨祸发生，战乱时期也会有吃俘虏的情况，但有许多吃人事件并非发生在上述非正常状态下，而是出自礼教本身，是被“孝文化”所鼓励的。总的来说，儒家礼教对“孝”的极端推崇，至少导致了两种常见的吃人动机——复仇与治病。

　　先说复仇。儒家“孝文化”认为“父母之仇”是不共戴天的，因此鼓励“孝子”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拼命。《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告诉子夏当一个人面临父母之仇时，应该时刻以报仇雪恨为念，连睡觉也要枕着盾牌，一旦见到仇人就要拼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礼记·曲礼上》要求儿子遇到杀父仇人必须杀了才罢休，碰见杀害兄弟的人不要回家拿武器（意思是说手边有什么家伙就直接上）。

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从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对真相和法律的尊重，礼教要求人们只需要具备一种无底线、无理性的狂热情感就可以不问是非曲直而去“替天行道”了，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有错在先，儿子也要无条件报仇。由于儒家对血亲复仇的极度推崇，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为亲人复仇常常是超出了法律限度，更导致了无数冤冤相报的惨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为亲人复仇是天然正义的）。东汉时期出了一个著名的孝子董黯，据说董黯自幼丧父，与母亲黄氏相依为命，十分孝顺。有一天黄氏与邻居王寄的母亲聊到了董黯的孝行，王寄母亲回家后责备王寄，希望儿子能做一个孝子，但王寄却跑去侮辱黄氏，黄氏含恨而终。后来董黯将王寄斩首，并用王寄的首级来祭奠母亲。这一孝行据说层层上报至皇帝（汉和帝）那里，皇帝大力表彰并请他入朝做官。过激的复仇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而“吃人”作为一种最能体现对仇人之恨的方式，自然也一直存在。《太平御览》记载，东晋初年，赵胤为了给父亲报仇杀了杜曾，并吃了对方的肺和肝。《旧唐书》记载，李君则将王君操的父亲杀死后逃跑，王当时只有6岁，多年后，当李君则回乡自首时，王君操将其杀死并生吃了李的心肝，尽管这一行为违背了法律，按律应当处死，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唐太宗的赦免。

　　王君操，莱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斗竞，因被殴杀。君操时年六岁，其母刘氏告县收捕，君则弃家亡命，追访数年弗获。贞观初，君则自以世代迁革，不虑国刑，又见君操孤微，谓其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 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 “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 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

　　在儒家礼教下，还有一种“吃人”行为受到推崇，那就是治病，即晚辈用自己的肉作为药来给长辈治病。

　　据江苏《淮安府志》所载，东汉时期浙江山阳县（今浙江省绍兴县）有个名叫李妙宁的女子，14岁时嫁与蒋瓒为妻。公公病了，她向上天祈祷，以使他能够迅速恢复健康。为了能够让公公吃到富有蛋白质的食物，李妙宁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

　　有文献指出，自唐朝以后用人肉治病的风气逐渐盛行，这可能是由于《本草拾遗》（一本中草药的医学著作）中首次提到人肉可以治疗某些疾病导致的。从宋代起，孝顺的子女们就经常奉献身躯来给长辈治病，“吃人”的孝行在宋朝比以往各个朝代的总和还要多。这类事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奉献者多是女人（女儿、儿媳、妻子）而非男人，第二，就是长辈吃过人肉之后身体往往奇迹般地变好，甚至有立马醒过来的。

　　尽管割肉带来的是生理上的极度痛苦，但由于这种极端的“孝行”往往会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鼓励（立牌坊、纪念碑），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甘愿献出人肉。虽然后来官方也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并开始限制，但从后续事件的有增无减可以发现，这种限制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根据1325年出版的《事林广志》，即使在这一官方文告发布后，这类割股疗疾的行为在汉人当中，特别是在青年已婚妇女当中还有增无减。政府本身也继续表彰那些为了亲人割取股肉的人，奖赏品包括丝绸（“五匹”）、羊（“两头”）和土地（“一顷”）等。

　　《中国古代的食人》一书的作者统计了《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的“孝女”数字。在619位孝女中，有259位有割肉行为（以大腿为主），共割取326次，这说明了有相当部分的女子割了不止一次。至明清时期，割肉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了风俗，是贤惠妇女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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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郑麒来. (1994).中国古代的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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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全文_古诗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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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上向中国走私鸦片最多，以及游说英国政府对清政府开战的其实是一群犹太贩毒家族：沙逊、嘉道理、哈同、亚伯拉罕、所罗门、埃兹拉、托依格、海亦姆、索福等，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著名的沙逊家族。

大家所熟悉，也是教科书所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比例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原因是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把鸦片经营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渡给了一群英国籍犹太家族。

如果单纯以贩毒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沙逊家族的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大毒枭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而他和后世大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贩毒罪行没有人记得。

凭借着几乎垄断的进口鸦片贸易，沙逊洋行在中国贩卖鸦片长达 1 个世纪，获利最少 4.5 亿银元，差不多从当时的每个中国人身上掏走 1 块银元，这个数字比庚子赔款的金额还要高。

在上海，沙逊洋行的杰作沙逊大厦（和平饭店），依旧矗立在外滩，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毒贩建造的大厦，静静的讲述着万国禁烟大会的历史，以及被世界遗忘的犹太家族贩毒史。

2、网上被一些人吹上天的杜月笙，最擅长的事并不是“会做人”，而是制毒销毒，他与蒋介石，以及各大军阀都称兄道弟，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贩毒的共同利益体。他在当时就是全国最大的鸦片贩子，也是一个欺师灭祖的青帮流氓头子，手上沾满了无辜民众的鲜血。

1927 年，杜月笙因在 4.12 反革命政变骗杀汪寿华（汪寿华出身青帮，按辈份是杜月笙师叔，这就是他欺师灭祖的来由）后获得首功，作为报答，蒋介石把上海地区华界的鸦片生意交给旗下公司，并由戴笠安排人保卫鸦片运输与仓储的安全。

此时，欧洲的海洛因制作技术已经流传到了法国马赛的黑帮手上，紧接着通过这条线又流传到上海法租界青帮手上。于是，杜月笙立马安排人在上海滩周边开了 10 多家制毒工场，专门生产海洛因，以及一种名为红丸的毒品。

由于红丸（阿片成分为主）可以直接口服，无形中降低了吸毒的门槛，导致毒品的进一步泛滥。当时有人写打油诗来描述红丸：「人间万恶是红丸，其毒犹逾鸦片烟。直是东洋达姆弹，打进身上命难延。」

此外，杜月笙还与各地方军阀开展合作，进行制毒贩毒。例如与川军将领范绍增合作，在其防区内开设海洛因加工厂，前者负责鸦片原料和安保，后者负责设备、技术和销售。不久，杜月笙又在重庆新开分厂。

讽刺的是，到了 1934 年，蒋介石居然任命杜月笙为上海禁烟（毒）局局长，这相当于有了官方毒品专营渠道，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到了后期，杜月笙又开始伸手进入全球市场。有资料显示，当时的美国政府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

终其一生，杜月笙都没有离开过贩毒生意，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也从未停止，多次与戴笠合作在港、渝之间运送毒品数目不菲。

3、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开创者，是一支从中国溃败而来的国民党残军，在领头人李国辉的带领下逃到缅甸，原本想“转进”台湾，但在电台里听到的答复却是「自谋生路，自生自灭」。为了生存，他们只得与当地种鸦片的土司们合作，以军护毒，做起保镖工作。

直到国民党残军以少胜多打败前来剿灭自己的缅甸中央政府军，震惊全世界后，蒋介石才安排大将李弥来整合这支看上去还有战斗力的残军，给了他两个头衔：「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李弥到金三角之后，大肆招兵买马，但很快就捉襟见肘，而台湾国民党当局非常抠门，还经常拖欠军饷，于是他决定在之前以军护毒的基础上升级成以毒养军，他派人给附近大大小小的土司送去请帖，上面写着：「……鸦片粮食税收等事宜，恭请出席为要。」

会议上李弥定下新的买卖鸦片规矩，即残军实行统一制定收购价，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商人须经批准方可进入残军管区做生意。至此，这支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全面开启了以军护毒，以毒养军之路。

客观来讲，金三角的鸦片种植并不是他们带头的，而是早期英国和法国在缅北、越南与老挝北部山区等殖民地教当地山民种植流传下来的。但以军护毒，以毒养军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犹如鸦片播种机一样，所过之处，鸦片种植不断蔓延开来，因此说他们是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开创者绝对不冤。

4、美国的崛起跟中国有很大关系，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前景一片黑暗，内部经济一片凋敝，国库空虚，工商业和贸易停滞，通货膨胀严重，想对外贸易（主要是欧洲），却处处被原宗主国-英国打压，导致没有什么进展，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最富裕的国家，处于乾隆时期的清王朝。

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二年，即1784年，美国费城商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人罗伯特·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一艘原在海军服役的帆船以及一些货物。准备着手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一颇有远见卓识的商业行为。

这艘帆船对于美国来说意义重大，贸易成功的话，对于无疑是开辟了新天地。为了赢得中国好感，美国人给它取名为“中国皇后号”，英文名称是“THE EMPRESS OF CHINA”，以示对中国皇室尊重之意。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1786到1833年，美国开往中国的商船高达1104艘，超越原亚洲殖民强国荷兰、丹麦、法国等国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对华贸易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英国。

频繁的中美贸易，不仅催生了美国历史上首批百万富翁，同时也挽救了经济面临崩溃的美国新政府，国力开始蒸蒸日上，为日后全球第一强国打下良好的基础。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已经无法对美国进行贸易禁运了。

但在19世纪，随着美国国内资源的枯竭，生意越来越维持，另一边颇受欢迎的中国货又源源不断的运回美国，双方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每年都要向中国运来大量现银才能平衡贸易。如何解决对华的贸易逆差，成了美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向英国人学习，走私鸦片。

1805年到1818年，是美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第一阶段，据有关数据统计，总共向走私了5494箱来自土耳其、波斯等地鸦片，一举就超越了老牌对华鸦片走私的西方列强葡萄牙、荷兰，仅次英国位列第二。

美国到底走私了多少鸦片到中国，至今都是一个迷，因为美国政府至今都没有公开过一些统计所需的资料，更何况美国商人们也不会如实的上报自己的走私情况，就算公布也很难精确到统计的数量。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流入中国现银减少数量窥得一二，据1857年版的《美国国外贸易》记录，1831后到1840年，美国流入中国的现银比前10年减少80%。据保守估计，美国通过鸦片走私至少获得了超过2000万银元的利润。

血腥的鸦片利润有力的支撑了美国工商业的发展，也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财富，而这些走私鸦片的美国商贩，大发横财回家之后，又投身国内的棉纺织业，进而推动美国的工业革命爆发。这个年轻的国家，也由此走向大国崛起之路。

5、美国著名总统罗斯福的外祖父狄兰诺是一个超级大富豪，而他的财富来源就是对中国走私鸦片，他也为美国各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

不过这也得到了反噬，一些被当做猪仔贩卖到北美的华人，将熟悉鸦片的方式传播到当地，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美国底层人民也开始吸食鸦片。

到了19世纪70～ 80年代，美国社会就已经有了普遍吸食鸦片的现象，由此种下毒品亚文化的根源。随后就开始向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蔓延，再后来就开始流行注射吗啡，海洛因，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兴起后就是普遍开花了。

7、在近代历史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属邻国日本最为残忍和贪婪，他们不仅对中国领土充满野心，更是妄想通过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来瓦解中国人的抵抗意识，达到亡国灭种的目的。

清政府在1907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禁烟条约》，开始逐年减少入华的鸦片量，并决定在1917年断绝向中国进口鸦片。1909年，包括清朝在内的13个国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通过了自即日起，各国严厉取缔和禁止吗啡、鸦片类毒品的制作和销售，并输出到其他禁烟国家的决议。

至此，中国的鸦片泛滥原本可以得到扼制，但此时的日本，虽然表面同意万国禁烟会上制定禁毒政策，并签约，背后却阳奉阴违，支持和纵容在华租界的日侨及浪人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导致输入中国鸦片数量有增不减。

据关东厅滕原铁太郎《鸦片制度调查报告》，天津的5000名日侨中70%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批发，当时的天津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之一，这“功劳”归日侨及浪人所有。

1937年，当时的国联（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曾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药”（吗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经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及其他满洲、热河或中国城市所制造的。”

在侵华的五十年里，凡是日本在中国所占领之处，鸦片、吗啡、海洛因毒品贩卖必然随之而来，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来，日本即能通过贩毒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又能更好的通过毒品奴役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在整个侵华期间，日本的鸦片侵略，流毒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惨烈、影响之深远，都为世界历史所仅见。与战场上屠杀的相比，鸦片毒害更具有杀伤力，他让很多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绝路，丧失抵抗之心，任人宰割。

“看到满洲的中国人走向堕落，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吸毒成瘾的人是不会去推翻殖民统治的”。一名日本人看到东北地区中国人吸食鸦片后的一番感言，这其实也代表日本政府的心声。

8、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代皇帝都是禁止鸦片的。清雍正皇帝在1729就年颁布了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的上谕，对贩卖鸦片烟者、私开鸦片烟馆者、吸食鸦片者等，明确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标准。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有发布禁烟法令，且一代比一代严厉。

1729年清雍正颁布《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

1730年清雍正颁布《惩治流寓台湾人民兴贩鸦片条例》。

1796年清嘉庆颁旨禁止鸦片输入、禁止国内种植。

1813年清嘉庆颁布《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谕》。

1823年清道光制定《失察鸦片烟条例》。

1839年，清道光颁布中国禁毒史第一部禁烟法典《严禁鸦片章程》。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高官达人下自平民百姓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

所以，清朝政府虽有禁绝鸦片的决心，并从雍正七年以后三令五申要禁绝鸦片贸易和社会上吸食鸦片的风气，但是终因此风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头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而西方列强的商人也是见到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才不顾清朝禁令大肆走私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