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完全切题的答案,主要解释为什么波罗的海舰队成了革命活动的温床而非专制政权的堡垒
20世纪初的俄国舰队处在持续扩张之中,海军征召人数也在不断增长。1900年到1905年间,海军征兵数字从46700升到了61400。海军队伍扩张的同时,也有一些新特点愈发明显:1905到1907年之间服役的海军士兵中有约30%出身为产业工人,这一比例远超同期的帝国陆军。1890年代起在工人队伍中蔓延的激进思潮也不可避免地传入了水兵中间,对当局而言这是相当明显的政治危险。
亲近以布党为代表的激进势力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条件刺激的结果,水兵们的服役条件可谓糟糕透顶。长达五年的现役期,微薄的薪水,住宿拥挤,饮食低劣,还有给军官当“勤务兵”这种苦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海军军官试图削减供给水兵的开支,结果就是水兵们满腹怨气,爱森斯坦那部《战舰波将金号》对此有过直接描述。
众所周知俄国鲜有不冻港,在漫长的严冬里港口大多封冻,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需要在岸上军营里度过冬季的好几个月时间。水兵们通常会被分组交由那些陆上军官管理,这两群人实际上彼此互不相识,这就为在海军成员间培养团结和凝聚力制造了极大障碍,连基本的监管实际上都很困难。而海军军官和随军神甫们对此也不甚在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识字又独立的新时代水兵完全不是过去用旧时代的方法就可以领导好的农民兵。
上述因素作用的结果就是20世纪初那不断出现并严重损害了海军实力的兵变,对日海战的接连失败和巨大损失也加速了兵变的来临。早在1902年舰队中就已经发生过大规模抗议事件,规模更大的兵变发生在1905年秋的黑海舰队和1906年春的波罗的海舰队,1907年连太平洋分舰队都出现了兵变。随后直到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各舰队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更多的不满情绪和革命宣传仍在不断滋长和继续开展。警察部门于1912年介入,试图以一场针对水兵中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抓捕行动来遏制并防止海军中革命火山的喷发,但效果也只是暂时的。
海军中军官和水兵间的上下级关系很大程度上只是俄国社会阶级对立现实的缩影。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与普通大众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精神文化上的鸿沟,这种基本关系被入伍的军官和水兵带进了海军各舰队。两大阶层间由来已久的互相猜疑和不理解不信任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里日趋暴力和极端化,水兵们将军官视为压迫者和高高在上的老爷,海军军官严厉粗暴还热衷于从水兵身上谋利。这种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无法单独在海军中得到轻易解决,相反,它加速了海军内部的瓦解,管理好水兵、赢得他们的忠诚十分困难。出身行伍、长期服役的优秀海军军官团兼具了解水兵和忠于当局的特点,本可能成为有效的粘合剂来修复海军中日趋恶化的上下关系,但短期服役制和海军岗位的微薄薪资以及苛刻管理条件使得潜在的优秀人才敬而远之。
20世纪初在海军中代表国家意志和权力的军官层失去了对水兵的有效控制和水兵的忠诚时,实际上也就把后者留在了革命党的宣传教育室里。革命来临时,革命分子处决军官、建立委员会,受革命宣传影响又厌恶军官的普通水兵也大都自然而然地倒向革命势力。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