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前苏联重视发展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会如何？ 第1页

那就没有什么苏联了。

三德子就有油田了，和脚盆鸡就在乌拉尔山汇合了。

苏联人要么就是两脚牲口，要么就是肥皂了。

你乎再也不用费劲吧啦的黑苏联了，也不用精欧了。

因为你只能精德了。

弄不好天天早上起床就得先喊一句，天闹黑卡，板载！

可能性有，但不大。

譬如假如第一位领袖出生在波罗的海滨，而不是伏尔加河畔，第二位领袖出生于风光明媚的彼得格勒，而不是崇山峻岭的第比利斯。

苏联发展不好轻工业，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因为做不到。

老百姓要吃穿用度，地球人都知道，苏联的领导人当然也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是计划经济与生俱来的缺陷。

因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品种太多了，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其整个供应链条相当复杂。

弗里德曼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的作用，民用的铅笔，算是最简单，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商品了，但是要制成一支铅笔，确实需要用到很多东西，比如铅笔帽上的橡皮，需要橡胶，包裹橡皮的黄铜，需要采矿，冶金，制造铅笔需要木材，需要油漆，需要石墨。更要命的是，这些东西的产地可能相隔很远，比如橡胶可能产自炎热的南方，而木材可能产自寒冷的北方。

弗里德曼说，市场经济的奇妙就在于，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分工合作，让人们把这些原材料凑到一起，制成铅笔。做铅笔的老板不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只要出钱，自然有人把他所需要的原料送上门。

然而，对于计划经济来说，要制成一支铅笔，却需要决策者发出一连串的指令，而且，要完成一个指令，需要更多的指令，比如他要命令冶金厂送制造黄铜，而制造黄铜的工厂，需要有人发布指令来挖矿，同样的，铅笔厂可能需要有人下达指令把油漆送来，而要生产油漆，那需要的指令单就更长了。

所以，当年北京市妇女买不到别头发的发夹，需要国务院副总理来发命令来调集钢材来生产，这就是因为指令太多，相互冲突，以至于只有最高决策者才能决定把资源用在何处。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处理的过来这么多矛盾冲突么？

更要命的是，由于价格信号失灵，计划者完全无法准确的下达生产任务。也许铅笔已经过剩，但计划者不晓得，还源源不断的生产，消耗了大量的木材，而也许家具由于缺乏木材而短缺，但计划者不知道，这就导致资源木材，被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家具紧缺，家具涨价，家具商自然就会出的起更多的钱来买木头，而铅笔生产商发现货物积压，铅笔价格下降，自然就没有钱去买木材了。

这还只是铅笔一样东西，而居民的生活需要的产品远远不止铅笔，而比铅笔更复杂的产品多了去。住房，衣服，面包，那样不比铅笔复杂？就拿最要紧的面包来说，需要协调好化肥、农机、土地、灌溉，劳动力等多种资源，对于计划经济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原本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出了名的，但一搞人民公社人们就不会种地了。

所以，对于计划经济来说，搞好轻工业几乎是不可能事情，轻工产品门类太多，数量庞大，涉及到的供应链极为复杂，计划经济的决策者不可能对其进行良好的管理。

相对来讲，重工业虽然看上去技术含量挺高，但门类不多，计划经济决策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计划经济国家，能把火箭发射上天，却无法让居民买面包不排队。

因为所谓轻重工业的划分，都是把苏联看上去搞得好的，都叫重工业，苏联搞不好的一律斥为轻工业，然后论证所谓轻工业对保卫国家没用，所以不需要发展。

那就请问了，合成纤维算轻工业还是重工业?精细化工算轻工业还是重工业？电子和计算机算轻工业还是重工业？

如果说这些是轻工业，那苏联发展得不好，如果他们算重工业，那苏联一样发展得稀烂。

当然我还见过把汽车工业称为轻工业的大神，理由是”轿车对打仗没用“，问题是苏联人你别舔着脸把美国的轿车发动机给坦克和自行火炮用啊……

所谓轻工业重工业之分实际上就是简单粗暴而已，除了成衣这种末端小手工业，可以定义为不太重要，大部分轻工业门类实际上非常重要。

造护肤品化妆品的，看起来是不是一点不重要？对于工业发展没啥用？

然而，全错，能造得好护肤品化妆品，前提是精细化学工业能提供需要的原料，够大的产量，够低的成本，够高的纯度，有这样的精细化学工业才能造高性能火箭发动机，造各种需要的涂层、润滑剂。就苏联人民只能用凡士林还是发黄凡士林做护肤品的水平，那他的军工水平就高不到哪儿去。

手表看起来是不是纯民用？跟军事不沾边？

同样全错，机械式手表生产和高性能机械引信生产是息息相关的，苏联到解体都不能给部队配发全保险引信，原因就是他的钟表工业太差了，中国最早造高性能引信的，就是上海手表厂。

收音机算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

放在苏联语境下那就是轻工业，问题是收音机跟电台是通用一个产业链的，军用电话和民用电话一样是一个产业链。

现代工业大的垂直分类下，找不到任何一个跟军事没关系的，注意，是没有任何一个。

或者说你要建设强大的重工业，那你就必须建设面面俱到的工业体系，缺了哪一角，都得完蛋。

苏联不是发展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的问题，而是工业畸形的问题。各个产业没有合理的配套，乱七八糟才是问题所在。

巧了，在苏联初期就有人和题主的想法相似，这个人就是布哈林。

布哈林认为，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这使得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作“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存在阶级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处于仍然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

引号里是布哈林1924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布哈林提出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苏联从 1921 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这套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这套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形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

布哈林对它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1）从生产力水平上看，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

俄国在十月革命前生产力从总体上看十分落后，突出表现为：

①农业经济的比重大，存在大量小生产者和农业私有经济成分；

②工业虽较农业发达，但比例失衡，整体落后，尚存在资本主义的私有成分；

③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

（2）从生产关系上看，苏俄的经济成分是混合型的，既有公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这与俄国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

混合经济成分要求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关系，所以，市场关系的存在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市场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所以苏联存在市场关系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3）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由于存在小商人和小业主，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俄国存在非常广大的农民阶层，所以，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相当长的。“在经济和技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只要我们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4）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布哈林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的基础上。而在俄国“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和银行等的巨大作用，不能立即实行计划经济。“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

（5）坚持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肯定成果，因为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布哈林以苏联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二元结构现象，并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结构理论。而美国经济学家阿瑟 · 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已经是1954年的事了。

布哈林把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分为三类：

第一类，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这里，农民赤贫如洗，国内市场容量极小；

第二类，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

第三类，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买卖“自由”，存在着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

在布哈林看来，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过渡时期的苏联经济呈现如下结构特征：可怕的、半农奴制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伍，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起来，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

布哈林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但是，实现工业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布哈林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是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而不是放弃不管，是要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是一个为消灭城乡对立做准备的过程 。

布哈林表述了工业化的宗旨是不仅仅对工业现代化，而且要对农业也实行工业化，不仅仅要发展工业，而且也要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里他向人们提供的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模式是：工农业均衡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机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途径，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共同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这不仅能“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而且，“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布哈林注意到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工业内部比例不协调，出现了商品荒；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把它们卖给国家，而宁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些干部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出售谷物，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认为这是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发展失衡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在宏观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平衡发展，这就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

布哈林认为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主要是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整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协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 1 ）协调好工农业生产平衡发展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

（ 2 ）保持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平衡。

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结合。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把过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建设，会造成资金积压，信贷短缺，后备不足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轻工业的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投资并能赢利。这就可以利用轻工业的利润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讲，也不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

（ 3 ）保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

布哈林强调保持一定的积累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是生产持续增长的保证，是第一位的，但又不能没有限度地投资，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关于投资的界限问题，布哈林认为最重要的界限有两个：一是必须留有后备，使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消费均有保证，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严重；二是基本建设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不仅保证对建筑材料等需求的相应货币，而且应当保证建筑材料的相应供给。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 4 ）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

1928 年初苏联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的收购量大大低于往年，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联共（布）党内出现了分歧。斯大林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富农对粮食价格的操纵所致，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而布哈林认为，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谷物业的萎缩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错误的价格、税收政策导致的经济比例失调。

第一，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价格的比例益失调。 1924 ～ 1928 年短短 4 年间，谷物价格指数由 129 降至 109 ，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指数却由 135 升至 151 ，可见谷物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比价日益拉开，农业内部的剪刀差的扩大，出售粮食无利可图，这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或不种谷物而改种经济作物。

第二，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 39.5% ，但占赋税额的 66.59% ，非农业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 27.8% ，但仅占赋税额的 5.2% ，悬殊巨大。

第三，货币不稳固，农民只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没有把它作为积累手段。因此，农民即便手头有粮食，也不会出售来换取货币。布哈林认为，要解决危机就必须调整现行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刺激谷物业的生产，从而使谷物、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在生产上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三者得到协调发展。

（ 5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布哈林曾经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直接过渡”理论的鼓吹者，然而在 1921 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前，正是他同列宁一样敏锐地觉察和认识到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否则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完全破裂和苏联经济的全面崩溃。

市场是联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纽带。市场是开展竞争的重要平台。布哈林反对左派用强制手段，不等价交换来取得发展工业所需的粮食、原料等。

① 通过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对“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国家应该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反对农村私商及富农，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贷机构——信用社以反对农村高利贷者，在国家的援助下，以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低息贷款同私商、富农和高利贷者开展竞争，并逐渐挤垮农村资产阶级。

② 竞争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只会滋长企业经理们的自满情绪，产生不求上进的思想。而竞争可以打破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促使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价格。

市场是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占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一理想目标。然而，这种计划必须符合实际，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计划。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只是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小生产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我们需要我国的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

市场关系将会长期存在，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许多许多年”，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关系。“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时期地是经济联系的决定的形式，决定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市场联系，经过城乡之间的市场商品流通，那么……我们的主要经济作用应当经过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商品流通的发展来发挥。”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布哈林不可能在列宁死后一系列的党内斗争中胜出。

偏要如果的话，结果就是20世纪的国际共运的提前落幕。

这又是一个颠倒了因果的问题。

很多人——包括这个问题下面的一些人，在看待苏联经济的时候，总是会把计划经济当成一个先决条件，想着苏联能不能用计划经济发展轻工业。但这其实是倒果为因，苏联当时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因为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以必须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一个特定的领域，并且对资源进行高效使用，这也才有了后来的计划经济体制。

要是连你都能想明白轻工业能挣钱能反哺重工业，难道苏联那些血与火中杀出来的领导人能想不到？

而从20世纪的历史看，能优先发展轻工业或者通过轻工业而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也没有。哪怕是日、韩，也都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迅速发展重工业，这才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

优先发展轻工业，必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轻工业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赚的钱少，所以只能依靠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在轻工业体系中，外国可以挣两道钱：第一道，是别人卖你机器设备；第二道，是压低你出口产品的价格。所以，一般来说，很多发展轻工业的国家，很快就会遇到发展瓶颈。当低人力成本的优势不复存在了，产业也就会转移到下一个地方。

而如果你的经济这么依附于别人，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别人可以轻易对你进行任何制裁。不卖你机器设备，你的生产无法进行。不买你的产品，你自己的国民又消化不了。

除此之外，更不用说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坦克，在面对外国的武力威胁时，国家能不能进行安心生产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0~1970年代中国搞得三线建设——当时中国重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但即便如此，面对苏联的威胁，依然得躲躲藏藏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如果当时中国只是个有轻工业的国家，有什么资本来应对美苏的威胁？

彻底不会发生战争，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且不说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巨大的领土和边境线，不可能没有国防需求。即便是很多小国，也得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忽略了战争做假设，就如同假设一个人不吃饭每天劳动8个小时生产率会不会提高一样。

反正，我不知道苏联优先发展或者说重视发展轻工业会如何，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是世界上能发展起来的国家，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者轻重工业并重，但目前还没一个只靠着轻工业就能发展起来的国家。

苏联，应该不会是那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