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如果活到解体后的苏联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第1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个解放事业是什么，当年保尔没说，或者说也说不清楚；后来苏联也没说透，或者说也说不透。我说说看，只可能招来一堆白菜臭鸡蛋。

那还得说，那个失败了的人类解放事业，就是一次不切实际的道德品质大提高的行为艺术，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不能否定它的意义。道德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更需要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提高而革命。

这次疫情反映出了各国道德体系的巨大差异，东西方道德文明的很大区别，也反映出了整个人类社会道德品质仍然需要很大提高。

我的一位大哥讲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一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一看人民群众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高。”

本质上，保尔·柯察金与阿甘、特蕾莎修女、圣彼得和雷锋一样，都是为了更加伟大的道德体系而奋斗的苦行者牺牲者殉道者。

所以，假如保尔活着，见到苏联解体，见到新冠疫情，他是不会丧气的。他仍然会扛起铁锹，在风雪中继续前进，身后是无数为人类解放事业所感召的人们。

有没有人考虑过一个问题

保尔柯察金那一代苏共党员经历了什么?

大清洗。

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等政治运动反复通过政治审查、忠诚测试、肉体消灭反对者这样严酷且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方式筛选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那些和斯大林政治观点不同的反对派、苏联共产党不放心的外国共产党员、敢于直面反对苏联政法机关制造冤假错案的正直的共产党员、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利用特权牵连的与上述群体有关系的共产党员，都很难幸免于难。就连负责大清洗的官员，如叶若夫、亚戈达，都很难永远保证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而保住权势和生命。

换句话说，对领袖不忠诚，不够忠诚的人，不得领袖欢心的人都会在政治运动中被杀、流放。苏共引以为豪的民主集中制，只剩极权，不见民主。

那么如此以来，成功熬过大清洗，剩下来的那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般来说，君主身边只会有三种人，宠臣、弄臣和仆役。

以作者笔下那个如圣徒一般的保尔柯察金，会属于这三种人中的哪种?

如果他哪种人都不是，很显然他活不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天。

如果他变成了上述那三种人之一，他有可能活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天。那我猜那时候的保尔柯察金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和那时候的苏联共产党绝大多数人应该差不多。他们对主义的信仰和当年革命的骨气早就在自己人之间的你死我活和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折磨没了。大清洗中并不少见那种儿子举报父母，同事互相举报之类的剧情，一个挺过为了生存少说也得经历一两起违心地互相举报、诬陷他人的时代的人，我是不相信这种人对自己曾经信仰的东西不产生什么幻灭的感情的。残酷的党内斗争训练出来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权术大师和为了生存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生存大师，唯独不会训练出对主义和信仰忠诚的圣徒。

我记得英国有一部电影刻画了斯大林死后苏共高官争权夺势的历史，其中有一幕就是，贝利亚发现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试图借一手政治事件扳倒他，把大清洗的锅栽在他头上，他愤怒地拿着名单指着众人高喊: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事，有你们所有人的名单!(指这些苏共高官在大清洗时期留下的光辉事迹）

b站和知乎的一些小宝贝特别喜欢洗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锅，理由无非就是这是斯大林在政治斗争中的所谓的自保措施。肃反和清洗的扩大化都杀到外国共产党人头上了，这还算是自保么我姑且先笑住。这帮小宝贝完全没有意识到斯大林清洗不仅是那些和他意见不和的共产党员，一起消灭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事业的忠诚和苏共的民主风气，是斯大林用棍棒告诉全体党员，对领袖的忠诚优先于对事业的忠诚。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
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
（笑）我听过一个笑话：
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
“可是你不是党员。”
“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
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
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
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
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
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我相信了。我当了二十年工程师，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
我们尽职尽责地检验，然后守着电视。我们已经习惯笃信不疑了。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带着信心和信仰成长。这些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了。当时全世界都对我们心怀感激。
所以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知道实情，却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去广场上大声说出来？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我们却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因为我们遵守党的纪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拒绝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党员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
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自杀，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开枪。
一旦你失去对党的信心，你就不再是党的一部分了，只是一个失败者，失去了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他自杀行为的理解，他的行为是一种征兆。
——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

报纸上说，当人们在街上游行时，我们躲在地下碉堡里。我可是顶着太阳，在看台上站了两个小时，没戴帽子，也没穿雨衣。在五月九日，也就是胜利之日，我和老兵们一起走在街上。他们吹着口琴，人们跳着舞、喝着酒。我们都是体制下的一分子。我们都坚信不疑！我们都相信崇高的理想，相信胜利！我们将战胜切尔诺贝利！我们都读过那些关闭失控反应炉的英勇战役。万一俄国人失去崇高的信念、失去伟大的梦想呢？
这种想法很可怕。 然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崩解了，不再有政府、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人们批判过去，批判我们的人生。但是想想那些杰出的电影！想想那些欢乐的歌曲！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那样的电影和歌曲了？人们需要受到激励和鼓舞，人们需要理想。只有如此，国家才会强大。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发光发热的理想！
报纸、广播，还有电视，都不断怒吼，要求真相！我们要真相！每一场会议里，人们也要求知道真相！好吧，状况很糟，糟透了。我们都死定了！谁会想听这种真相呢？
当暴民涌入修道院，要求将罗伯斯庇尔处以极刑的时候，这样做正确吗？你不能听暴民的话，你不能变成暴民的一员。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沉默）
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连我的外孙女，我那可怜的孩子也病了？我女儿那年春天怀了她，她来到斯拉夫戈罗德，裹着尿布的小孩放在一辆婴儿车里。当时是核电厂爆炸后数周，天空有直升机飞行，路上有军车。
我妻子说：“她们应该去找我们的亲戚，她们应该离开这里。”
身为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我说：“绝对不行。要是我带着女儿和外孙女离开，人们会怎么想？孩子非得留下来。”
有些人想离开，想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会把这些人叫到地方委员会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对他们的测试。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我要害死自己的外孙女？（他继续喃喃地说着，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你要我叙述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乌克兰那边收到了警报，但白俄罗斯却一片风平浪静。当时是播种季节。我没有隐瞒，我也不在办公室里，我在田地和牧场间奔波。人们忙着播种、挖土。大家都忘了，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人们将原子称为“宁静的工人”，大家都很自豪能活在原子时代。我不记得当时对原子有任何恐惧。
说到底，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该是个怎样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大学学位，大半是主修工程学或农艺学的。我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来自高级党校。我对原子的认识，最多就是从民防教育课堂上听来的。我从未听说牛奶中会有铯元素，也不知道什么是锶。我们把含有铯的牛奶运到牛奶厂，我们把肉送到肉厂，我们照常收割小麦。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没人下令要我们停止做这些事。
刚开始那几天，人们感到害怕，但也很兴奋。我是个不懂自保的人。（思考了一下）而且人们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些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信，堆满了我的桌子，都是志愿者。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写，当时的苏联人可是有强烈民族性的。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写。
你忘了吗？人们曾经认为核电厂是我们的未来。我时常这样倡导。我曾去过一个核电厂——那里安静、整洁，又令人愉快。红旗在角落里飘扬，写着“社会主义竞争优胜”的标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来了，他是个人模人样的恶魔。这个老戈，他是为中情局工作的。你还想说什么啊？是他们搞的，就是他们炸了切尔诺贝利，那些中情局特工和“民主”分子。伟大的帝国！我呸！现在他们来了。以前在共产党时代，一条面包只要二十戈比，现在要两百卢布了。“民主”人士做了什么事？他们廉价出售一切！只会用钱赎物！我们的子孙将一无所有！
我可没喝醉，我是共产党员！像我们这样单纯的人适合成为共产党。不要跟我说那些民主自由的天方夜谭。我呸！一个“自由”的人死了，连下葬的东西都没有。有个老太太过世的时候，孤零零的，没有子女，在老家，她穿着便服，在自己的画像下躺了两天，连棺材都没有。她是个辛勤的劳工，是斯达汉诺夫工人。
我们连着两天都不肯去田里工作，我们聚在一起。该死！我们集会，直到集体农场的主席出面保证，每个在集体农场过世的人都会发一头小牛或一头猪，还有两箱伏特加来举办追悼会。而在“民主”统治下——怎么可能会有两箱免费的伏特加！顶多发半瓶，当作治疗辐射的药物。至少要每人发一瓶伏特加，才算得上是聚会。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写下来呢？你只把自己顺耳的话写下来。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想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美金？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都是无辜的！你来告诉我是谁有罪啊！我支持共产党。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会找到罪魁祸首。该死！过来，到这里来，把我的话写下来。
——无名氏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你不会觉得保尔是个中国传统的老干部吧？

保尔是搞过青年近卫军、当过反对派的，是“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人。

就是保尔们都死了，苏联才会解体。

保尔们如果在90年会自己先造反，革了他娘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命

生于1923年的苏联元帅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遗书：

当祖国即将灭亡，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遭到毁灭时，我无法再活下去，我的年龄和所走过的生命历程给我权利去死，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了。国家正陷入一场灾难之中，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道德沦丧，这就是事实。然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我想，这一点对你们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大家都明白做些什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迟早要有人对苏联的分裂负责。这并非什么叛乱的逻辑，这是严酷的必然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