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的最虐心的案子是什么？ 第2页

对面小区一名十二三岁的花季少女，上完舞蹈课回家，家中没人。一个中年猥琐大叔，好像尾随着入室强奸，把小女孩杀掉了。父母回来之后发现孩子已经死亡，痛不欲生。发展到这，也许只是一个恋童的变态杀人。后来孩子家长报警后，警察就开始调查。走访同小区的一些邻居，怀疑是熟人作案。有一帮人就是那种整天聚集在小区了聊八卦是非的那类，痛心疾首的谴责杀人犯丧尽天良云云。最后警察将疑犯锁定在了某个男邻居身上。该犯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破案时间很短，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这个邻居既没有逃跑，也没有躲藏。而是整天和那些小区的人一起讨论犯人，大骂犯罪分子，还安慰受害人父母。还有一个是最近刚发生，地方就不说。就是两男一女三个小孩在一起玩，因为意外，小女孩摔伤了。另外两个小男孩怕回家后家长责罚，干脆就用钝器把小女孩杀死了，。。。关键是三个小孩之间还是亲戚

前一阵邻居一个奶奶喝药自杀了，原因是因为一点小事跟另一个邻居老头吵架了，那个老头老不正经，嘴又特别毒，骂人骂的特别难听，大概就是骂那个老奶奶的女儿是老奶奶跟他老公公通奸生的。老奶奶回家一气之下喝了农药，老奶奶被车拉去抢救的时候，那个老头还在骂，说她装死什么什么的，结果那个老奶奶抢救无效死亡了。

那个老头就怂了，赶紧带着他媳妇跑到了他闺女家。老奶奶的老伴发了疯一样撬开了他家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砸了。

为啥说这个案子虐心呢，因为在几个月前老两口的孙子刚车祸去世了，老太太又这样走了，留下她老伴一个人。每次回家看着她家紧锁的院子都有点难过，以前回家路过她家老奶奶还都笑着给我打招呼。

而那个骂人的老头，小时候他喊我们一块打麻将，他输钱就骂我们脏话。一个70多的老头为了几毛钱骂小孩子

又想到一个

前几年隔壁村的，一个女的带着自己两孩子一儿一女跳河自杀了，打捞的视频我还在空间看到了，两个年幼的小孩软绵绵湿漉漉得被放到岸边的土地上，旁边有人哭得跺脚撕心裂肺的，自杀原因是跟她老婆婆吵架，她家里的一个东西坏了好久了，她没钱修想让老婆婆家拿点钱修一修，要了好久老婆婆不给，就吵起来了老公公老婆婆一块骂她。想不开，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跳河。她老公在外打工，回来根本接受不了，原来一家四口就剩他了，他年幼丧母，这个老婆婆是他后妈，然后就要跟他父母断绝关系。

太痛心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补充一个吧，我现在想起来都会难受的案子

几年前了看新闻，快过年的时候，一个环卫工老大爷早上六点多打扫卫生的时候为了捡一个别人从车里扔出来的垃圾，被一辆快速行驶的车撞了然后去世了，记者在最后说，据了解老人为了省钱没有回老家过年，还买了30块钱的馒头准备过年。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当时看的我非常难受，过年热热闹闹的日子，老人自己一个人只准备馒头过年，我可能太圣母了，我就想哭。

更

对于女性自杀问题我想再写一个身边真实的案例，当时在我们那边轰动一时

我小学的时候有个同班女同学，她长得非常漂亮可爱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就跟洋娃娃一样，她也比较娇气，据说是因为她妈妈特别宠溺她。她的妈妈我也见过，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妹妹来学校看她，给她买了一串糖葫芦。她妈妈年轻漂亮很洋气，不像是农村妇女的样子，她妹妹乖巧的坐在宝宝椅里面也就差不多两岁，我们当时一众小伙伴都很羡慕她有这么漂亮宠她的妈妈。

然而过了没多久，她漂亮妈妈自杀了，在家里上吊了还是喝药了我也记不清楚了，那时候这件事太轰动了。很快自杀的原因就传的沸沸扬扬的了，为什么自杀，是因为我同学的爸爸出轨了要跟她离婚，为什么出轨是因为她生了两个闺女，为什么非要离婚是因为小三怀孕了是个男孩。

我妈妈跟她妈妈娘家是一个地方的，我妈妈说她俩是自由恋爱(当时在农村还比较少见吧算是)，女方家还不太愿意，俩个人也算是经历了很多才组建了家庭。然而就因为生了两个闺女……

后续就是同学妈妈出殡下葬的时候同学爸爸一路磕着头去她娘家赔罪，我和好多同学放了学还特意去看了，围了太多人了都在看。旁边有些年岁大点的婶子还在悄声的说哭得假模假样的。

再后来，没过多久小三就转正上门生了个男孩，而我的同学也不是娇气的小公主了，她要看她弟弟，奇怪的是她很疼她弟弟，而且很快也叫那小三妈妈，当时就有很多人背后说她没良心，我觉得她也很无奈吧也那么小。她妹妹就惨点了，再见到就是一副邋遢的样子很明显没怎么有人管她了。

同学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说的这三个自杀的案子，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赌气愤怒，可结果呢，她们的离去伤害到的只有她们最爱的还有最爱她们的人，那嘴毒老头还好好活着，在闺女家享清福，那对公婆也健在，那背叛她了的丈夫现在有儿有女家庭也算幸福。受到伤害的只有思念老伴的老爷爷，思念妻儿的丈夫，思念妈妈的两个孩子。 这才是让我真正觉得气愤和难过的地方，好人的自杀并不会唤起坏人一点点的良知更不能惩罚到他们。

所以珍爱生命，远离垃圾。真正遇到不愉快烦事的时候，多想想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不能让他们以后难过。

写的比较乱了，见谅。

现在是2020年10月26日

刷抖音看到了这么一个视频，原来不止我记得那个买馒头过年车祸去世环卫工老爷爷

最近比较虐心的案子

听着家属的哭诉我跟着哭，一个刚发了奖金说要给妈妈买礼物的年轻中学女老师跟她的好友同事穿的漂漂亮亮去逛街，一个刚接完孩子放学回家又去接媳妇下班的好男人，都丧命在一个无证驾驶还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司机手里。那两个老师是我的梦想，我就想当一名中学老师，但是我今年没考上，能考上的人都是千辛万苦熬夜背一本本厚厚书，东奔西走到处考试，练教资教态无数遍，还要足够的幸运才能上岸的。那个男人是好爸爸好丈夫，他的媳妇在事发时还去看了现场，但是她没能看到车底下的丈夫，焦急一遍遍打电话一遍遍发短信，最后打通的只有交警的电话，他再也回不去了。关键是这司机亲手毁了三个人，三个家庭，但是她以后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惩罚，精神病成了护身符。

辛苦你们来人间一趟，竟是这样的结局。

2021年10月22日

很不幸的告诉大家，今天老奶奶的老伴也喝农药自杀了。

贵州毕节流浪儿童垃圾箱死亡事件。

毕节市，这个地处贵州省西北部的偏远地市，在2012年的冬天，因5名流浪儿童垃圾箱取暖死亡事件，一下子全国知名。

2012年11月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环东路，流仓桥办事处附近，拾荒的孙老太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里翻找废品，她先从2个垃圾箱里拾得一些瓶子，打开第三个垃圾箱，发现里面“整齐地排着5个孩子，里面有一个破旧的砂锅，小孩可能用来烧火”，小火盆尚有余温，一个男孩鼻孔还在冒白泡。孙老太用捡垃圾的钳子触碰男孩打探是否睡着了，对方毫无反应。“老乡，你看，几个娃儿睡得跟猪儿一样。”孙老太对凑过来的行人说。

附近的流仓桥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用听筒检查后，发现小孩已经没了气”。上午10时许，毕节市殡仪馆派车将5个孩子的遗体拉走。

毕节市成立由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迅速开展调查处理。经过16日至18日的走访排查，5名男孩的身份已得到确认。5名男孩家住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分别是陶中井(12岁)、陶中红(11岁)、陶中林(13岁)、陶冲(12岁)、陶波(9岁)，他们的父亲是三兄弟，这5名死亡儿童互为堂兄弟。警方经过尸检，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确认死因是他们在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发现5名男孩死亡的前一天，毕节最低气温6℃，夜里曾下“毛毛雨”。

11月19日，来自殡仪馆的消息称，孩子们的遗体已火化完毕。在殡仪馆不远处，有一个大型的在建楼盘的广告：“冬天惠很温暖。”

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在建的楼宇。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此外，毕节市还被誉为“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为宜居之所。被宣传成适宜居住的城市，却有人在垃圾箱内御寒而死，这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资料显示，事发地所在的七星关区2011年生产总值为151.34亿元，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全市第一。

5名孩子的老家，是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干沟苗寨（即擦枪岩村团结组），离他们最终死亡的垃圾箱所在地，大约25 公里。村子位于高山之上，通往外界的山路崎岖难行。村内房屋多为泥土房，牲畜在村内随意奔跑，村民生活大多贫困潦倒。从干沟苗寨（即）通往村委会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步行需要一小时的土公路，一条是必须翻越乱石、密林的山路。山路路程短，却险峻难行。从擦枪岩村通往海子街镇的盘山公路，则是九曲十八弯，车行还需三小时。而从海子街镇到毕节市区的路，也有13公里。这条曲折的路，5个10岁上下的孩子走过多回。

平日里，这个村子少有人来。这起震惊全国的事情发生之后，一批接一批的记者翻山越岭地来寻访。

背靠深山，人多地少，使擦枪岩成为海子街镇最贫困的乡村，而苗寨则是全镇最穷的村组。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年轻人基本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5个孩子的父辈们兄妹9人，五子四女，丧子的分别是老二陶进友（死者陶中林的父亲）、老四陶学元（陶中井和陶中红的父亲）、老五陶元伍（陶冲、陶波的父亲）。出事之后，代表家属接受外界采访的，是老大陶进才。陶进友育有四子三女，陶学元三子一女，陶元伍膝下三个都是男娃。五名少年的老家屋内，家徒四壁，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什么值钱家当。其中，陶元伍的家境最差，一间土坯房内只有2 张空床和一张破烂的柜子，房间散发出恶臭，地上堆着生火做饭的砖块。在擦枪岩村，还有很多村民，像陶家兄弟一样，住在逢雨便漏的土坯房里。记者打算向陶进才要几张5个孩子生前的照片，陶进才说，这些孩子在家没有拍过照片。

陶进才在家务农。据他说，孩子们在家挨打挨骂时，常常躲进牛棚——去年夏天，陶中林离家出走，在海子街镇上流浪一个星期，被老二陶进友追回家“捆绳子”，遭一顿暴打之后，就睡在了牛棚里。为了省下一点车费，陶学元、陶元伍2012年春节前就南下深圳“找钱”，“捡垃圾、收废品”，陶学元还带上了老婆和几个年长的孩子。陶氏兄弟每月工资1400-1500 元，省吃俭用，会给老家的孩子寄点钱，买米吃饭。留在家的陶中井、陶中红和陶冲、陶波，很快陷入困境。“长到十岁，就要拉扯弟弟妹妹了。”陶进才说，陶家大人们经常两三个月才寄一次钱回家，一次两三百，根本不够吃。家长在外打工，这些留守的孩子没有人管，有时会请自己买一点米。他们都是自己做饭，但只会煮点稀饭，就一点盐巴或辣椒，几乎没有下饭菜。陶进财有时会捡点自己种的土豆送他们，他们就在火边烧了吃。开学报名交杂费时，有人会跟陶进财要几十块钱。按陶进才的话说，“吃不饱，更不谈上学了。”

据死者陶冲和陶波的父亲陶元伍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出事的5 个兄弟中，只有12岁的陶中井一人还在读书，在海子街镇干沟小学念6 年级。

陶进才说，13岁的陶中林读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成绩不好，辍学回家放牛；11岁的陶中红因为曾经中途辍学，今年9月报名未成功，改上村里200元一期的学前班；另外两个孩子，陶冲和陶波，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是“黑户”，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辍学的孩子们经常结伴去苞谷地里掰玉米、抠土豆，邻居们找上门，陶进才也无奈，“二三十个孩子，我自己还有七个孙子，实在管不过来。”他记不得这些孩子的大名，只知道其小名，如小蟹、小蒜。

远在外地“拾荒”的父母也极少过问孩子的事，陶元伍干脆从不打电话。失去管教的五个孩子，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很快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循着父母的脚步，如同断了线的风筝。2011年年底，陶冲和几个孩子就出现在毕节市区的各个角落。

陶中井就读的干沟小学，有6个年级6个班，188名学生，8个老师，“一个老师带一个班”。陶中井所在的6年级的班上总共32个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考试经常倒数第一，加上贪玩，班上的同学并不喜欢他。“他每学期都会逃几次课，”当记者采访时。陶中井的同学如是说。

陶中井是2012年11月5日被发现未到学校的。那天是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班主任郑绍权清点人数，发现陶中井未到。

郑绍权9月份新学期调到干沟小学。这已不是陶中井第一次旷课了。10月份，陶中井逃课，班主任上门家访，原来是几个兄弟一块放牛去了，好一阵督促劝说，第二天才又回了学校。但这一次，郑绍权把情况向校领导汇报，再到陶家探访敦促，却没了消息。因为，陶家大人，也不知道孩子们去了哪里。

现在还没有谁能说清楚，5个孩子究竟是如何穿越25公里，从擦枪岩的山上来到七星关的城区。因孩子身上都没有钱，家人推测，他们是一路从山里走到毕节市的。

陶进才见5个孩子的最后一面，是11月4日的中午。那天是星期天。陶进才山脚下干农活，陶中林带着4个弟弟，在背后山坡上放牛。陶进友喊儿子陶中林去地里割猪草，陶中林提起裤子，一溜烟跑了。那天，住在陶进财家旁边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往山外跑，期间还试图叫她的孙子一起。

“出去混。”孩子们豪气万丈地说，沿着那条险峻的山路翻出山寨，走向了人生最后的驿站。

11月4日夜里，5兄弟没有在家出现。陶进才给远在深圳的兄弟打电话，大家决定分头找一找，但并没有报警。陶中林的父亲陶进友回忆，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才知道孩子出事。

十多天后，5兄弟的尸体，在毕节城区环东路人行道上的一个垃圾箱内被发现。

郝行（化名）是陶家孩子流浪生涯的最初见证者之一，或许也是他们留在人世间最温暖的回忆。如果上天能给他们的相遇相交再长一点时间，悲剧很可能逆转。

2011年12月27日深夜，毕节市区双井寺车站附近，匆忙回家的郝行，看到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围在一家餐馆门外的火炉边烤火，其中一个身着一件单衣，“拉链烂了，露着胸口。”严冬的季节，夜不归宿的孩子。曾有过流浪经历的郝行决定帮助他们。

郝行把他们带进一家面馆，给了一人一大碗热面。交谈中，孩子自称是毕节市大方县人，父母离婚，父亲出去打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整天放牛，没吃的没用的，父母也不给钱。郝行在28日的凌晨，送两个孩子“回家”。那是毕节南关桥附近的街道上一处与变压器箱相连的封闭“小屋”，不足两平方米，一床破旧的被褥下曾挤过6个流浪小孩。其中之一，正是陶元伍的儿子陶冲。

“前几天太冷，几个小孩子用捡到的汽油烧火烤，陶冲的脸和腿都被烧伤。”郝行指着他当晚拍下的照片，回忆说，他当时掏出20元钱，让陶冲买点药。陶冲回答：不用买药了，腿坏了，这两天出不去了，要不了钱，这钱留着吃饭。

此后的十多天里，郝行几乎每天都去“小屋”，嘱咐孩子们“饿了不要去偷”。某一个晚上，腿被烧伤的陶冲独自睡在“小屋”里，对郝行说：小伙伴们嫌 “小屋”太小，要让给“病人”，就去城里的电视塔下睡觉了。以前，他们还睡过商场的地下通道，后来被捡废品的大人抢走了地盘。“我现在小，过几年就可以出去打工了，我也想读书，但是家里没人管我，我就不读了。”陶冲说。

郝行下决心救助这些孩子。他把自己每天去“小屋”看孩子的照片发布在网络上，呼吁人们帮助他建立一个“流浪儿童之家”，他甚至说通了毕节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减半收取学费，让这些孩子读书。“小一点的孩子上学，大一点的我带着，教他们手艺。”爱心终于得到了回应，郝行的举动不但触动了当地不少网民，还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当地一家报纸连续发出四篇系列报道，陶冲等6名流浪儿童的生存现状引发了空前的关注。

此时，当地民政部门坐不住了。2012年1月12日，民政局将6名流浪儿童全部找到。民政局领导还亲自打电话请郝行前去看望，告诉他，孩子们“理了发、洗了澡，都安顿好了，正在联系家人”。

郝行没料到，没过多久，他在街上又遇到和陶冲一起流浪的儿童，说是呆在民政局安置点里“没有自由，上厕所都要按时”，于是，砸坏窗户、撬开门锁逃了出来。“我觉得民政局肯定有责任，为什么要撬开门锁跑呢？肯定是感觉不到温暖。”

陶进财记得，陶中井和陶中红就先后跑到大方县，后来被政府送回海子街镇。少年们还经常自己跑到海子街镇玩耍，或者去亲戚家。

事发后，当地官方的公开资料显示，少年们曾多次前往外地，被警方送回。

2011年11月2日，贵州当地媒体《乌蒙新报》报道称，有市民在毕节街头发现流浪儿。这些流浪儿童，以三合板当床，硬纸壳当被，露宿在建筑工地中。而随后的追踪报道显示，这些流浪儿中，便有五少年的身影。

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当时称，这已经是陶冲等流浪儿第6次被发现，“前5次，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乖乖在民政局，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

当时，五少年中的陶冲称，他不愿回家，“不想回，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

然而当时，陶冲的父亲陶元伍却在电话中称，“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村人把孩子领回去，过一段他再接孩子去深圳。

然而，陶冲最终没有去深圳，他和其他辍学的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奔跑玩耍。他们辍学的原因，也与无人看管有关。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不要了。

陶进财称，直到现在，五少年中有4人都没有上户口，因为　“上户口要钱。”

他们生命的最后终点，是一个铁皮垃圾箱。垃圾箱绿底白盖，近一人高、长约1.5米、宽约1.3米，4个铁盖，可封闭。

垃圾箱放置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的旁边，四周野草蔓蔓。从事发地步行几分钟，便是毕节学院，当地一所著名院校。学院两侧，小商贩沿路排开。他们也成为五少年生前的最后见证者。

11月11日前后，少年们第一次出现在商贩们的视野中。五名小孩个子都不高，身材瘦弱，明显营养不良。孩子们脸上脏兮兮的，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未洗脸，蓬头垢面，头垢面手臂和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衣服污脏，裤腿稀烂，脚上的鞋子也是杂乱不堪，有人穿着绿色水胶鞋，有人则穿着破旧的运动鞋。学院附近区域，成为孩子们活动的主要地点。他们整天在这一带徘徊，从早晨9点多一直到晚上12点，有时一晚来回走好几次。有人曾目睹他们偷偷翻墙进草地打滚嬉戏。也有人看到他们在工地上，用塑料布和三合板搭建建议窝棚，用烂木材烤火，在百米外的菜场找吃的。

烧烤摊主老孟说，孩子们是分两批出现的。11月11日，先来了3名小孩，过了两天后，小孩的队伍增至5人。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用当地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笑声。

他们会乱拿东西。比如，经过路边水果摊，有的孩子会顺手扯一两根香蕉，或者拿一个柿饼。“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他们拿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5个孩子还曾出现在毕节学院门口，拦路抱腿要钱。5个人买一大碗米粉要了5双筷子。

几年前，这一带也曾出现过流浪儿童，那些流浪儿看见行人就跪下来，“叔叔”“阿姨”地喊着要钱。

11月12日，这几名孩子跑到不远处的公路桥桥头捡硬纸壳。这与一位捡垃圾的老婆婆形成了竞争。她开玩笑：“给我嘛。”孩子不肯：“我们要卖钱。”纸壳最终没有全部卖钱。老孟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孩子们蜷缩在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候车亭内。那些纸壳成为了被子。当晚，毕节气温只有零上几度。

毕节地处山区，夜晚寒风刺骨。孩子们开始不断变换住所。从拆迁工地的窝棚、公交站、最终他们选择了路边的垃圾箱。那是一个刚编号投入使用不久的垃圾箱。垃圾箱约1人高，宽约1米3，孩子们可以蜷缩着挤在里面。

11月14日，有人深夜从垃圾箱附近经过，听到里面传出了孩子们的聊天声。

11月15日，五少年生前的最后一天。当天中午，一名孩子捏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20块钱，在毕节学院旁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3元的糯米饭。伸手拿筷子的时候，摊主嫌他手脏，抱怨道“你先买袋洗衣粉洗洗手”。随后，孩子又用找零的两元散钞买了4个馒头。其余4个孩子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馒头。

午后，捡垃圾的老太婆孙庆英发现，垃圾箱对面的一座废弃木屋内，五少年正在烤火，身边是捡来的火盆和茶罐。“你们在地上捡柴来烧，不要去敲（屋顶的木头）。”孙庆英耳朵很背，所以喊声比较大。孩子们吃了一惊，飞快地从屋中跑掉了。

“孃孃，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孩子出现在卖土豆的流动小摊前，向女摊主央求道。等不及对方盛，他用竹签急急地在滚烫的油锅里戳土豆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小土豆。接着，小孩发现了货摊上的火腿肠，抓了一根，跑了。

晚上8点多，他们出现在老杨的摊位旁一两米处，开始踢皮球。“你们这五个小丐帮。”老杨开着善意的玩笑，孩子们就笑，并不介意。

深夜11点多，天空正下着毛毛雨，即将收摊的老孟看见，几个孩子还在街上走来走去。此外，他们还在捡一些泡沫板。他猜测，这是因为天气太冷。“你们的家在哪里？”老孟问。孩子答：“大方。”老孟猜，孩子有家不回是因为家庭原因，便问：“你家是后老妈还是后老爹？”孩子答：“后老爹。”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与他们对话的人。而他得到的答案，多是随口乱说。

16日清晨，老太婆孙庆英开始翻垃圾箱捡垃圾，第一个发现了这场悲剧。

不久后，新闻传出，微博之上烛光闪动，一片伤感、困惑与愤怒的声音。

在毕节市，这也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插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李起国是附近一处门面房的老板。事发当天，他们亲眼看见孩子们的遗体被拖车运走。“不是殡仪馆的灵车，是拖垃圾的车拖走的，把垃圾箱的盖子一盖，直接就拉走了。”李起国回忆，出事的垃圾箱是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半个多月前新购置的，还没来得及分发到各个街道，孩子们差不多也是同时来到附近落脚的，他们白天出门乞讨，晚上回到办事处楼下的工地围墙内烤火过夜。“谁管这事？也没人问，也没人管。我看着很可怜，还想过收养其中一个孩子，但一想他们都太大了。” 李起国说。

5名正当花季的儿童，以蹊跷的方式惨别繁华盛世，这对于一个人道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出悲剧。倘若最后承担责任的只有垃圾箱和一氧化碳，则5名流浪男童之死就会成为文明社会无法洗刷的耻辱。

事发后，当地政府坦言，事故暴露出政府在“社会管理、社会求助和保学控辍”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并将加强这方面工作。最终，政府将这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定性为“意外事故”。在此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有关人员分别受到了处理：

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停职检查并接受组织调查。

七星关区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并接受组织调查。

七星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张羿区，免职，同时免去教育局长职务。

七星关区民政局党组书记焦中华，免职，同时免去民政局长职务。

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穆元兴，免职，同时免去海子街镇镇长职务。

海子街镇副镇长刘洪玺，免职。

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吴康琴，免职。

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周旺擦，免职。

当地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在毕节下属的山村，失学儿童有很多，这些儿童大多因父母在外打工无人看管，加上经济贫困，导致放弃学业，“年纪大点的孩子就外出做童工，小一点的就在街上晃”。有市民称，秋天时，还在街上看见过一些流浪儿，操着本地方言，五少年事件发生后，街上已经不见了流浪儿。

11月20日，七星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称，当地民政已开展城区范围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登记，建立档案，“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做到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死面，力争做到流浪乞讨人员早发现，早救助”。

然而，这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如何降低辍学率，并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这些宏观的大问题，与五条小生命无关。他们的生命终结地，只余一片留有污痕的水泥地面。没有点燃的蜡烛，没有悼念的菊花，他们的故事很快因新闻关注度的降低而消散。

然而，我们并没有做得更好。在2年多后。同样在毕节，再次发生了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事件。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区域和区域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同样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实在太大了。我想，这也是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性所在。中国真得发展得还不够，还远远不够。

这篇会引起不适，请谨慎看。

北京双胞胎兄弟伙同女友，无故虐杀陌生女人的案子。

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案例时，全班到吸冷气。我之后见过很多随机攻击杀害陌生人的案子，都没有这个恐怖。

案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的，2006年5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宣武区一对儿不受家长管束的17岁双胞胎兄弟，带着他们的女友（一个15岁，一个19岁），在街上闲逛，正好在路边遇到一个接醉酒丈夫回家的女人，他们临时起意，想“打人玩玩”，就找借口挑衅这个女人，然后拖入小巷子里的拆迁房，脱光她的衣服，长时间殴打，最终活活打死了她。

说到这里已经够恐怖了，无缘无故被人活活打死已经是一般人想象的极限，但是更恐怖的是这个案子的细节，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不要往下看了。

首先，四个罪犯折磨受害者的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殴打的范围是她的全身。从一开始的扇耳光拳打脚踢，到后面扒光衣服用捡来的木棍围殴，她身上每一处都被打遍了，用体无完肤这个词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一般在我们接触到的打人致死的案件中，受害者往往是头部重创导致颅脑损伤，或者重要脏器破裂而死。这种死法已经很痛苦，但比较快，受害人的意识很快会涣散。在这个案子中，她没有这些致命伤，死因是全身广泛大面积皮下软组织及肌肉出血，导致创伤性休克而死，这种死法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就像弱化版的凌迟。

死亡过程非常漫长而痛苦，第二天早晨被发现时，受害者赤裸的尸体惨不忍睹，脸肿得认不出来，整个身体都是挨打后的青紫淤血，没有几处皮肉完好，警察一度不敢让家属看。我们平时意外磕碰一下，留下一小块瘀伤，都会觉得很疼。而她全身都被棍棒长时间反复殴打，部分皮下组织和肌肉已经被打烂打成粥状（可以脑补一下……），凶手们在过足打人的瘾后扬长而去，留下她在拆迁房里奄奄一息，现场留下的痕迹来看，她曾经爬行挣扎，但最终在剧痛中死去，并且大概率临死前神志清醒。这种痛苦是无法想象的。她可能到最后都想不明白，自己只是站在路边等丈夫，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残酷的事情？

另外评论区里有知道这个案子的同行，提到一些更恶劣的细节。在这个案子里，确实包含一些X虐待的情节，受害者的臀部胸部和下体也被罪犯残忍殴打，甚至被打得更重，伤得几乎不成形，足以说明罪犯是故意重打那些部位来羞辱受害者。他们打累了以后，还用打火机和烟头灼烧伤处。这些实在太突破人性底线，就不细说了。

她的家属伤心欲绝，事后希望能够给死者整理遗容再入殓，但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打成这个样子根本没法整容，人已经变形了。

第二，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求生欲强烈，因为她有很多牵挂。她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需要她照顾。在无故被打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尽力求生。一开始挣扎反抗，后来求饶，甚至主动交出财物，只求他们住手，别打了。

但那些比她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未成年的罪犯没有听从，反而更加兴奋。她也曾喊叫求救，附近有居民听到。在罪犯们打累了休息的时候，她已经重伤。但仍然勇敢的尝试逃跑，可惜没跑几步就被拖回来，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到活活打死。一个母亲的挣扎，让人心疼，她其间经历的求生挣扎，也让人不敢细想。

至于她的丈夫，因为喝了太多酒，忘记了妻子来接他这件事，自己打车回家闷头睡了。他曾经和受尽折磨的妻子擦肩而过，如果他发现她不在约定地点，及时带人去附近找一找，也许还能救下她的命。

第三，罪犯的动机，真的是毫无理由。他们和受害者从不认识，受害者只是安静的在避雨，等着和醉酒的丈夫相遇，全程无任何过错和挑衅行为。但就因为这四个畜生想打人玩，想发泄暴力，想听受害者的惨叫，她就被折磨一小时致死。

罪犯们被抓到之后，很少流露出悔意，甚至和警察绘声绘色的描述他们如何折磨这个女人，听到她的惨叫多么兴奋，超出人的理解能力。

另外她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打人是上瘾的。就在前一天，四个罪犯无故殴打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妇，幸未致死。

最后也是最绝望的，这四名罪犯只能按照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刑，无法认定故意杀人。因为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虽然受害人全身被打得惨不忍睹，疼得爬不起来，但是他们离开时，她没有断气。虽然他们放任死亡结果，但他们没有一直攻击头部等要害部位，大部分棍棒落在躯干和四肢，所以无法认定故意杀人，虽然这种慢慢折磨的死法还不如直接打头。最后四个人中，只有一个判无期，还是二审判的，其他判了9-17年不等。

这个判决我们都觉得太轻了，太轻了。但没有办法，未成年人判无期已经是目前法律的顶格。

至于罪犯的名字，保护的很好，我的老师都不知道。

现在这些罪犯中已经有人出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在街上，而可怜的受害者，生命永远停留在36岁那一年，在破旧不堪的拆迁房里，以凌迟一般惨绝人寰的方式。

这就是整个故事，未成年人的疯狂，极其残忍的手段，无理由的随机杀人，再加上最后的判决，让我对这个案子印象最深。

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百度“北京双胞胎虐杀案”类似关键词，再次建议，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强，不要看。

她饿死在一个丰衣足食的年代。

（2003年，吸毒母亲被抓，因办案民警玩忽职守，其家人未接到通知，导致其3岁幼女李思怡被困家中活活饿死直至17日后被人发现。）

人民网四川频道 6·26国际禁毒日，然而，就在大半月前，四川成都一位吸毒母亲身上刚刚发生了一幕人间惨剧：6月4日，长年吸毒的成都妇女李桂芳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然而，因办案民警玩忽职守，其家人及邻居都未接到通知，导致其3岁幼女李思怡被困家中活活饿死，直到6月21日才被人发现!

九千小区居民魏大妈指着紧闭的房门给记者讲述了悲惨的一幕

（孩子就死在这扇大门后）

■孩子惨死

　　　6月21日晚，成都青白江区110接到了从九千小区打来的报警电话，因为居民们在单元门外休息时老是闻到一股恶臭，而且味道越来越浓烈，找了很久才发现臭味来自一楼左侧的李家。邻居们这才想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李家母女俩了，便立即向家委会反映情况并报警。

　　随后，家委会的王大爷随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破门进入了李家，结果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整个房子门窗紧闭，卧室门还用一根绳子牢牢拴住，解开绳子打开房门，李家3岁的女儿李思怡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而孩子的母亲李桂芳并不在家中，房间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邻居们认为孩子是饥渴而死：“平常没听说小姑娘有什么毛病，不可能是病死的。这么热的天，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一个3岁的孩子能挨得了多久?”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经法医鉴定：李思怡死亡时间应距尸检时间（6月22日）10日以上。

　　孩子的母亲李桂芳长年吸毒，没有工作，平常游手好闲，邻居们已经记不清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了。她究竟到哪里去了?

■母亲“失踪”

　　知情人打来电话说，李桂芳并非失踪了。

　　6月22日，接到热线的当地媒体报道了此事，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流着热泪痛斥这位不负责任的母亲“枉为人母”。然而报道见报当天，就有知情人打来电话说，李桂芳并非失踪了，那天她把孩子锁在家中后就到金堂县去偷东西并吸毒，结果被公安机关抓获，现正在某戒毒所里强制戒毒。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还告诉记者，被抓后李桂芳曾告诉警察家中还有一3岁女儿无人照顾，而且她可能现在仍不知道女儿已经死亡!

　　这个消息令人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按照有关法规，吸毒人员被送去强制戒毒，有关部门应该在规定时间(三天)内通知家属，而李桂芳还有两姐一兄，这样的话，小思怡是不可能被困家中活活饿死的。

■警方调查

　　6月2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公安局。公安局宣传处王漠处长对记者说，得知此事后，公安局内部立即展开了调查，“谁都有父母孩子，对一个孩子这样死去，我们也非常难过。”

　　从成都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中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此事的经过：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4个人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

吃饭时3个大人商定去金堂县"找些钱"。之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出去了。此时是下午1点多钟。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提出要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时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

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穆羽在给李桂芳姐姐家打过几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后，既未将此事向其他值班民警或所领导汇报，也未做电话记录，便把此事忘在了脑后。（备注：新发现的资料证明：穆羽已经告知王新：李桂芳家里有孩子不能强制戒毒。穆羽作为实习生没有出警权。穆羽在黑板上做了此事的值班记录，但是第二天被清洁工擦掉了。所以穆羽的责任其实不大）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结果从6月4日李桂芳被抓，送去戒毒开始，3岁的小思怡便是一个人被关在家中，直到6月21日被发现死亡!

（此回答写于2019-6-6，随后7-14发现新的资料进行补充：链接：骇人听闻的“幼女李思怡饿死案”--事件回放。-群众呼声-麻辣社区 四川第一网络社区 你的言论 影响四川

“ 2003年6月4日下午，李又离开了家门。由于此前小思怡因为淘气把家里剩下不多的米和油弄撒到了地上，这次李桂芳是把她锁在最里间的卧室里，隔着两道门，娃儿即使哭闹外面的人也听不到“......

"事后查明，李桂芳在中午因偷窃被抓获后，根据她的交代，办案警察黄小兵打电话询问李桂芳户籍派出所（城郊派出所），有无李桂芳这个人，城郊派出所实习生穆羽告诉他：有这个人，是个吸毒者。于是黄小兵决定送他强制戒毒，根据是公安部的一条内部规定：有毒瘾的犯罪嫌疑人，应先送去强制戒毒（说明：公安部无权发布法规，这个内部规定，直接违反《行政处罚法》，该法规定：违法行为的处理，只能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行政机关处理。本案中的李桂芳在金堂县有偷窃但并未吸毒，她的吸毒行为只能由原籍公安管，王新等人的行为已属越权。而且李的吸毒行为，在原籍已处理过，结果是“非强制戒毒”，距当时不到两月，尚在有效处理期内，所以王新已属重复处罚，其行为是非法和无效的）。

另据知情网友透露，金堂是个穷县，警察创收任务很重，上级对城郊派出所有强制戒毒的数量规定，每年若干名，完不成就要扣分。"

"团结派出所接电话的是实习生穆羽，据穆羽事后回忆，他没有出警权，他告诉对方，李桂芳家里有个小孩，不能强制戒毒，应当放人。穆旁边有个老警察告诉穆羽：“不管不管，谁知道是不是警察打来的电话！”

穆于是没有汇报给领导，也没有作接听记录，只是写在旁边的黑板上。第二天一早，清洁员把黑板擦了，于是再也无人知道此事了。

李桂芳被送到成都戒毒所，办完手续，王新要回去了，李桂芳央求王新：“虽然打过电话，但对方若不去救孩子怎么办？”王新拍着胸部说：“如果他们不管，我自己去救孩子”。）

■追究责任

　　　成都市公安局用“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对涉案民警的行为进行了评价，并于6月24日下午以在全局大会通报的形式公布了对此事的初步处理结果：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队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民警黄小兵，王华麟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负有领导责任的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教导员邱小琳等人停止执行职务,穆羽被开除学籍。

　　针对为何没有在规定时间将强制戒毒通知送达家属手中这一问题，王漠处长表示，已公布的只是初步处理结果，市公安局正在对“没有送达强制戒毒通知”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后面的处理可能会更严厉”。

■破败李家

　　6月24日，记者来到九千小区李家住宅。此时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移走，房子也已进行了全面消毒，从门缝中还可以闻到强烈的消毒水气味。李家的阳台是用纸板和塑料板封的，窗户的纱窗也是烂的;从窗户望进去，除了一张床外，偌大的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墙角里却还扔着一个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绒毛熊玩具。这种家徒四壁的破败与周围人家窗明几净、殷实过日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家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阳台内是客厅，客厅再往里才是孩子饿死的主卧室;主卧室外面则是另一个阳台，隔着一道围墙，外面就是人来人往的大街。孩子如果在主卧室哭，不仅街坊邻居听不到，来往的路人更不会注意。

　　邻居们告诉记者，以前李桂芳也有过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情况，但那时孩子都在小卧室里，小卧室窗外就是其他住户的家，经常有居民从窗户中给她递点吃的。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李桂芳把孩子锁在了主卧室中，还在门外拴了根绳子，这样，孩子即使饿了也无法到小卧室中向小区的居民求救。由于卧室及客厅两道门都锁住了，女孩哭喊声人们很难听到。

■问题母亲

　　说起孩子的母亲，邻居们把她形容为“问题人物”：十多年前，她的前夫因杀人被判刑，她与前夫离了婚，俩人所生的儿子判归前夫抚养。后来她染上毒瘾被单位开除，又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并因贩毒被判处三年缓刑，目前仍在缓刑期。至于小思怡，则是李桂芳在社会上“晃荡”时怀上的孩子。

小思怡到底是谁的孩子邻居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秃顶男人常来看望小思怡，而小思怡叫那人"爸爸"。但这个"爸爸"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没来看过小思怡了,可怜的小思怡到死都还没有户口，李桂芳所住的房子是其父亲留给她的，全家的生活费靠李桂芳老父亲每月5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自从李父死后，母女俩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窘迫,常常母女俩一起挨饿。

　　九千小区家委会的王大爷这些年来一直负责协调李桂芳家的事务，对李家这些年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告诉记者，因为吸毒，李桂芳把自己和父母的一点儿家当“吸”了个干净，同时也把自己和俩姐一兄的关系弄僵了。

　　“本来以为又当了妈妈，孩子也很健康，她能改过自新，没想到她还是继续在社会上‘晃’。”王大爷叹息说，李桂芳不仅吸毒，手脚也不干净，还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小区，因此成了全小区最受人厌恶、排斥和鄙视的人。在王大爷记忆中，仅当地派出所就曾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可每次都因为她上有老父下有幼女而只得将她放了回来。有关部门要求她外出时必须和家委会打招呼，但她仍然经常行踪不定。

■可怜女儿

　　小女孩从来不哭闹，常常站在卧室的窗边向外张望。

　　尽管李桂芳令人侧目，但是小思怡却很惹人怜爱。几位邻居告诉记者，孩子非常可爱，也很聪明乖巧，也许是习惯了被母亲独自留在家中的生活，小女孩从来不哭闹，只是经常站在卧室的窗边向外张望。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李桂芳对女儿还是相当疼爱的，但由于她吸毒，根本不能很好地照顾女儿。李父在世的时候，一家三口还能靠九旬老父每月5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自从去年李父去世后，母女俩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窘迫，小思怡常和母亲一起挨饿。李桂芳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经常到附近超市或杂货铺偷面包、豆奶，被人抓住了她就哭着求饶，人们往往可怜她，骂她一顿后也就算了。

　　邻居们告诉记者，由于觉得孩子可怜，他们曾建议有关部门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收养，但得到的答复是孩子母亲健在，福利院无法收养;后来邻居们又找了个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小思怡，结果李桂芳开始答应了，可后来她三天两头地找领养人家要钱物，对方不堪其扰，又把孩子送了回来。

■收养未成

警方曾让李桂芳的二姐收养小思怡，她因为害怕妹妹无休止的骚扰没有同意。

　　6月24日中午，经过了一番周折，李桂芳的二姐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李二姐已经年过五旬，提起小外甥女便泪如雨下：“我是第二天报纸登了才知道孩子死了……”她告诉记者说，妹妹多年吸毒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手足反目不说，还连累了无辜的小思怡，“妹妹从来不跟我们说孩子是谁的，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思怡3岁了连户口也没有!”

　　记者得知，几个兄弟姐妹中就她和妹妹住得最近，妹妹经常找她要钱，派出所也常为李桂芳的事找上门来，弄得她和丈夫关系紧张。迫于无奈，每次妹妹来都不敢让她进门，实在觉得孩子可怜也只能给她10元、20元买点吃的，不敢多给是怕她又拿去买毒品。当地警方曾经想让李二姐收养小思怡，她因为害怕妹妹无休止的骚扰而没有同意。

　　6月中旬，也就是小思怡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周，李二姐曾去给小思怡送过旧衣服。“到了家中怎么拍门也不开，还以为妹妹把孩子带到外地去了，就把衣服从阳台的缝隙中扔进去。”说到这里，李二姐眼圈又红了。（备注：法医鉴定李思怡死亡时间应距尸检时间（6月22日）10日以上。李二姐去送衣服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脱身理由

以前被抓时，警方因为了解情况，都是教育一番后就把她放了。

　　采访中李二姐告诉记者，以前妹妹在当地被抓时，警方因为了解妹妹的情况，都是教育一番后就把她放了;有几次青白江区别的派出所还打电话来家中核实情况;两个多月前，妹妹在新都(成都附近另外一县)盗窃后被抓，新都公安局还专门派人来家中。“看到我和妹妹的具体情况，他们也觉得很难办，后来考虑到孩子实在太小，当天晚上就把李桂芳放了回来。”按她的说法，孩子似乎已经成了李桂芳盗窃吸毒面临惩罚时的最大“脱身理由”。

　　对李二姐的采访还解开了“李桂芳为什么锁门后还在锁上套上绳子”这一疑问。据李二姐说，以前妹妹家都是暗锁，她出门时也只是锁上暗锁，但是孩子渐渐长大了，前不久小思怡自己把锁打开出去了，这事她也知道;李桂芳怕孩子跑到街上出事，再出门时就在锁上套了根绳子，这样小思怡即使能打开锁也跑不出去了。

■三岁的小思怡常被母亲李桂芳锁在家里，孤独的孩子从前经常站在这扇窗户前往外看

死之前，李思怡曾努力想打开门，门上留下一串细细的血迹……有记者记述说： “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而目睹这一切 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绒毛熊。绒毛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绒毛熊不会流泪。”

　　整 整17天，这个世界平常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挣扎的三岁的小女孩。到6月21日人们发现她时，小思怡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

当地 媒体报道说：经过法医检查，她的小脚已经踢肿了（她应该是踮起脚尖踢打着房门求救过），

门后有一块脱落的漆，右手指甲不同程度损伤（她应该是捶击着房门求救过）。

喉咙红肿（她应该是大声地哭喊过救命）。

衣柜被翻，像是找吃的东西；（但是屋子里没有食物甚至没有水）

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 凳子（她曾经想过翻窗逃离，但是她只有3岁，她的气力太小了），不过窗户没有开开，案发后，成年人开这个窗户也是很费力。

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小心的放在卫生纸里面）的状态，专家认为小女孩生前一直在求生，并 慢慢的死去，这种绝望的死比世上任何酷刑都要残忍，并可能晚上受到惊吓，因为根据痕迹，小女孩晚上似乎曾躲在衣柜，“长夜漫漫，无处话凄凉……”

■百米之憾

　　记者到团结村派出所采访时发现，这里就在李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

　　从成都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看，相关办案民警对小思怡之死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无论是金堂县公安局还是青白江区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都只是通过电话与李二姐家联系，在无人接听电话的情况下并未采取其他办法进一步核实情况。实际上，当记者来到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采访时发现，这里就在李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而离李桂芳住的九千小区也只有一个街口;就算是金堂县，距离青白江区也不过十几公里路。

　　在采访中，记者一直希望找到一张孩子的照片，但是邻居和李二姐都告诉记者，印象中孩子从来没有照过相。除了“思怡”这个名字，记者只得到了旁人口中的如下描述：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头上总是扎着两个小马尾。

　　6月24日下午，记者与成都市某戒毒所取得联系。戒毒所工作人员说，李桂芳的确在此戒毒，从6月初被送来后她就一直呆在这里;按照规定她将在这里强制戒毒三个月，其间不能接受外界的探视和电话。记者问：“如果要是家里有什么事，她会知道么?”戒毒所工作人员回答说：“应该还不知道吧。"

后续：

2003年10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新都区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新、黄小兵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提起公诉一案开庭。

公诉人在法庭上痛心地说：“正是他们用国家强制的手段切断了一个3岁孩子惟一的生命线”

2004年08月22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造成3岁幼女李思怡活活饿死的民警王新和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2年。

就在法庭即将结束最后审理，即让被告人做最后总结辩护时，犯罪嫌疑人黄小兵当庭痛哭。

　　虽然表示以“玩忽职守”这一罪行对自己起诉有过重之嫌，而且始终认为自己够不上刑事犯罪。但这位年轻的民警内心所受到的道德和良心上的谴责是在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黄小兵在法庭陈述说，从得知小思怡死亡的消息时起他一直感到非常难受。很多次法庭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都表示无话可说，自己是错了，现在很后悔，只是希望法院能秉公断案。

　　法庭上的王新则显得理直气壮得多，这位一直在陈述中申明自己多次立功受奖，身患癌症依然坚持工作的人认为，他是在车上才知李桂芳家里还有个3岁女孩的，但由于他当时是在执行押送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的任务，虽然有道义上的义务救助吸毒人员家属，但在他不可能同时完成职责和道义两件事务时，他选择了职责并通过电话通知了吸毒人员所辖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救助义务已经转移，自己即使有一定责任，但也不是渎职。

（备注：王新的律师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还令人震惊地提出李思怡也许在李桂芳离开家门之前就死了。）

问题母亲”李桂芳“隐居”乐山

　10月28日，记者在李桂芳二姐家采访，其二姐夫向记者确认，成都警方已经为小思怡之死支付了一笔赔偿金，金额是10万元人民币。李桂芳的亲属告诉记者，强制戒毒一结束她就被“送”到乐山大姐家中。

李思怡个人资料：

姓名:李思怡(1999-2003)

别名:李思仪(真名）（墓碑上写的是她的真名李思仪）

生辰:1999年12月8日

民族:汉

忌日:2003年6月10日左右

籍贯:成都青白江区(无户口)

在李思怡死后，善良的人们在一家公墓里为她购置了一块墓地，以供公众凭吊。地点，位于成都东隅锦江区大安桥村的金沙陵园。这里北靠四川盆地西 部的龙泉山脉，两条河流——跳蹬河和白马河——如玉带般环绕此地。黑色的大理石墓碑，在山峦和河流的见证下悲怆地矗立着。埋在地下的，是她譬如朝露的短暂生命。

网友悼念李思怡："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死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一个有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之美誉的富庶之地。

网友为李思怡写的诗歌“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

我们来叩你天堂之门了

叩门，求你接纳

一个可怜的三岁小女孩

孤苦的灵魂

求你给她一个自由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孤单寂寞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饥饿痛苦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麻木冷漠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害怕恐怖的王国。”

后续的后续：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就李思怡事件写了一本书《起诉》，他自费印制，送给能看懂的人们。

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

康晓光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

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

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

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

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网友的思索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一个美国基金会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被康晓光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吗？

　　康晓光回答：“是。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而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那位网友说的，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以这种方式死去。我觉得丢不起这个脸。”

　（备注：有关康晓光的文字来源于《中国青年报》2004年09月28日的报道《没有人幸免于罪》。2013南京市又发生了吸毒母亲饿死两个孩子的事情（两女童疑家中饿死 吸毒母亲一度失踪(图)-搜狐滚动 http://roll.sohu.com/20130623/n379588300.shtml），李思怡的悲剧再次重演。《中国青年报》再次发文：《十年了，依旧没有人幸免于罪》。

吸毒母亲饿死两个孩子的报道中写道：孩子的母亲乐某有吸毒史,2012年因吸食毒品被公安部门治安处罚,后因哺乳期,行政拘留不予执行。而孩子的父亲李某今年年初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抓,正在监狱服刑。他们的两个女儿平时由乐某本人抚养。由于两个孩子年幼,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乐某又没有经济来源,警方与社区考虑她的情况后,决定每月社区拨款800元补助乐某。每个月由社区民警走访家庭，亲眼看到孩子挺好时才把钱转交给吸毒母亲。最近一个月，民警连续几天走访没人开门，强行破门而入却发现吸毒母亲不在家，孩子都饿死了（得承认政府救济这一点总算比十年前有了进步）

多位邻居称,虽然很少看到两个女孩,但她们都很聪明乖巧,也许是习惯了被母亲独自留在家中的生活,两女孩从来不哭闹,只是经常站在卧室的窗边向外张望。“没有人送饭,她家也没有亲戚来看她们。一个月前我们还买零食给她们。”

因为觉得孩子可怜,居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收养,但为何福利院不收养呢?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孩子母亲健在,福利院无法收养。后来邻居们又找了个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结果乐某先答应了,后来她三天两头不见人影了,这事也就没了下文。（但是，康晓光10年前说的：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这一点，10年之后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李思怡事件最虐心的地方就是：这不是一起孤立的、偶然的事件。

　　 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

正如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资料出处：人民网—成都“吸毒母亲被抓 幼女饿死家中”事件始末 人民网―成都“吸毒母亲被抓 幼女饿死家中”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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