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中国都说普通话，这是好事吗？会导致方言消失吗？ 第2页

这是好事，能大大提高中国的协作效率。

拿俄国来说，一点四亿人也不算少了，放欧洲乃至世界也算个超级人口大国了。当然跟中国印度美国孟加拉不能比。

俄国人都说俄语，彼此都能听懂。

虽然也有口音，但问题不大。

比如莫斯科口音并不是完美标准的俄语。

莫斯科口音里把“终点”“嘎捏气那”说的很像“当然”“嘎捏是那”。搞得我刚去的时候误会过。

中国方言太多，我希望它们完全消亡，只留普通话。

将来信息爆炸，我们的子孙要学的东西太多，方言只能无谓地占用宝贵的大脑内存。

对个人不利：我们的普通话，是有缺陷的，相对真正的汉语，少了很多音。所以学外语会学成印度英语。请听题：“爱借思特土塞爱乐物右”这句英文是啥意思？也许你猜得出，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绝对听不懂。一点不夸张，这就是我大学里一个北方同学上课读的英语。

对国家不利：家乡虚无主义，推而广之，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进而是，国家虚无主义。既然“自己的文化”代表自私，不利交流，那么归化更强大的英语，就顺理成章了。那么读历史的时候，就会想不通，为啥要拒绝“大东亚共荣圈”。

对个人，对国家，都不利。就是，围绕着普通话的，是“环北京贫困带”。而并未阿尔泰化的汉语，如吴语和粤语，生长出繁荣的经济。索马里和瑞士告诉你，地理位置不能解释经济。

全中国说普通话是好事，至于方言消失与否与是否推广普通话无关。

说普通话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减少地域歧视”

那些口口声声说“方言是根”方言保留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人，在我看来真的挺可笑的。我前天早上上班路上广播里北京电台的《夹叙夹议》里，一群操着京腔的北京大爷大妈都表示，虽然普通话跟北京话很近，但是他们都是从小到大说北京话，觉得倍儿亲切，有些词汇也是普通话里没有的，所以觉得方言不可或缺，是每个人的文化和意识的源头。

诚然这些观点一点错都没有。可是却有些本末倒置了。我从小到大，学了太多的方言。4岁举家从兰州到青岛，16岁离开青岛去潍坊读书，19岁去成都，22岁去上海，27岁到北京。我能听得懂的方言有西北方言，山东方言，四川方言，上海话，北京话和广东话。我曾经在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可以说当地的方言。方言没有带给我任何的“文化上的自豪”或者“溯源的亲切”，带给我的全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

小学时候说不利索青岛方言的我，显然就成了老师排挤的对象，不重视不理睬并不算什么，老师公开嘲笑我的口音就显得有些过于针对了，当然他们只会说西北方言导致的前鼻后音不分，严重影响了我的拼音和阅读。而来自同学的嘲笑则是更为直接的，本地小孩子不跟外地口音小孩子玩尚算程度轻，模仿和丑化外地小孩口音则显得令人异常的受挫和羞辱。后来小学结束，我也学会了利索的青岛西镇口音，才发现，同属青岛人，竟然口音也分三六九等，市北市南四方比较相近，但是城阳李沧即墨则显然是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上初中的时候甚至有一首带有严重侮辱色彩歧视青岛周边区的歌《老巴子之歌》，这首歌竟然当时在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掀起了一股流行的风潮。我一直深以为耻。

之后去了潍坊，则是一种跟青岛话近似，又截然不同的方言。这时候本地的老师，就更可以直接通过你说话的“口音”判断你的所属地。我在一个当时还完全没发展起来的昌乐县念书。地道的昌乐口音，则会让老师觉得你是地道的农村孩子，除了读书并无出路，老师会对这种人付出更多的精力，表现的更为耐心和包容。而对我们这种说着“青普”“济普”的外地学生，则是或明或暗的表现出一种阶级仇视感。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方言对人的阶层划分是纵切的。一个操着本地口音的可能做了错事的资本家，他明明本来属于应该被意识形态对立的资产阶级，却因为他的口音得到了认同。一个外地的农民工做尽好事，明明属于无产阶级，却以为口音被划到了另一个阶层。

后来的我，因为有方言天分，竟然两年就学会了昌乐方言。结果也彻底失去了青岛方言。两种类似的方言是必然的不能共存的。

本科在成都，依然逃不过方言带来的“地域歧视”，但是四川确实算是全国我呆过的地方，这方面最轻的。四川人普遍乐观积极，带有敢于自我戏谑的幽默感。在成都如果你不能像本地成都人一样，发着饱满的梅花音“an”，那你就是“区县上来的”。一般区县上来的人也都比较幽默，自诩“我是区县的”。成都人跟四川其他地区的也还算相安无事，当然也可能跟成都人本身那种天府之国的自信有关。但是唯独成都和重庆两种方言，是可以擦出火花，掀起po澜的。成都人觉得重庆口音硬、凶、江湖气重、莽搓搓的。重庆人更看不起成都口音嗲、娘、假惺惺文绉绉的。说实话，其实都是一类方言，只不过是语调和用词不同罢了，在我这个外地人最初看来，这就是一种方言嘛有什么不同。后来我慢慢学会了成都话，发现确实不同，最起码成都和自贡和重庆是最明显的三种不同。GAI的说唱能那么成功，真的要归功于他既不是成都人也不是重庆人。成都的梅花音其实有点限制说唱的上限，重庆没有平翘舌又有点限制歌曲的传播。只有他那个独特的自贡还是内江的口音，可以完美的衔接普通话到方言。学会说成都话的我，娶了一个重庆老婆，我老婆对我十年如一日的口音改造，终于让我的口音变成了正宗的“区县口音”。成都重庆的都觉得我说的是“资阳口音”，老子根本都没qi过资阳。

到了上海呢？是不是物质文明的丰富会带来更高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准则呢？上海人是不是不排外呢？只能说不光是上海人，其实全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是越上层的对排外这件事看得越轻。往往也是底层的人，他也只有通过方言这一点共性建立自己所谓的优越感，通过方言的纵切，把自己强行划归到本地人这一类，然后对外地人进行鄙视。其实要是阶层横切，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真的没必要谁看不起谁。

到了研究生以后，我接触的上海人，就很少有歧视外地人的了，甚至很多人都是很包容的。当时跟一位上海人吃饭时候，我问他，为什么我每次遇到上海人，他们都会先跟我说上海话，发现我不会说以后，才换成普通话。本地人告诉我，因为他们觉得你也是上海人，所以才先跟你讲上海话，这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认同和尊重。这话让我很受用，但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其实这是一枚糖衣炮弹。这件事背后反映的其实更值得我们深思。

北京方言就更好玩了。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听着公交车上报站员报站，居然一句话都没听懂。后来发现北京话还是这几类方言最好懂得，因为跟普通话很近。也是最难学的。北京方言在外人听来是一种，但是呆久了，你听他说话就能听出来东边跟西边不一样，房山平谷更是区别大。现在的小孩子在学校里，不知道会不会存在口音上的歧视链。

综上，我觉得普通话是一种彰显平等的好工具。如果全国人民从小都说普通话，可能会减少很多的地域歧视问题。大家都说着蹩脚的普通话，那就谁也甭瞧不上谁了。

至于方言是否会消失，跟普通话一点关系都没有。语言的演变是必然的。先秦时候的文字与我们虽然无异，但是发音已经千差万别了。京剧里唱词的发音也与现在的北京话相去甚远，京剧才出现了多久呢。至于现在很有特点的四川话和东北话。四川话是湖广填川以后才慢慢定型的，至于东北话，清人入关前，也绝无在明朝境内流通的可能。

放眼国际，莎士比亚那时候的英语写作和措辞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作家写的虽然是英语，但你可能一点都看不懂。连文字都差异如此，况乎语言口音呢？

车同轨，书同文，从来都是是国家大一统促进人民交流和发展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一点毋庸置疑的正确。反例你看看隔壁阿三就知道了。

一些地区，一些年龄的人不说普通话，有其历史原因在。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去觉得会长期存在的东西，其实你回过头看已经经历走完了那个“长期”。周总理当年当然不可能要求文盲率一半以上的人口几年内就学会普通话。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两代人的教育普及，这一现实问题已基本不存在了。

孤立的，静止的拿周总理当年的发言来给自己背书，就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是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事实上，方言是不是存在根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普通话是所有人民的第一语言，你爱学多少种方言学多少种方言。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小撮地方主义的人，带着优越感和排外的心态，强行在本地推广方言，方言优先。

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处处都是先讲方言，去逛街永远都要你向所有店家解释一遍你听不懂。

如果同事聚会就你一个外地人，明明他们都会讲普通话，仍然可以无视你的存在，毫无顾忌的方言开始交谈。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处处透露出一种“我并不很欢迎外地人”的氛围。

因为不欢迎你，所以不用考虑你可能会面对的窘迫，因为不欢迎你，所以不用在乎你一脸尴尬的陪笑。因为不欢迎你，所以不在乎你是否能和他们交流。

那么一个不在乎外和外地人交流的地方，如何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这种地方文化主义，就是一种地方性的“民粹”主义。方言第一还是普通话第一，两种思想的根本区别就是“和自己地方人交流”同”和全国人民交流”相比哪一个重要。

所以还是我开始的观点，方言消失不消失根本不重要，只要你坚持普通话第一，那么你爱学多少方言学多少方言。

至于你们几个本地人内部交流，你爱用什么话用什么话。这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有任何一个外地人出现在这个群体的时候，你们所有人能反应过来该用普通话么？大部分人对这个外来人采取的都是“漠视”的态度，继续方言谈笑风生。而这就是心中是否在乎和外地人交流最好的佐证。因为你们当时心里想的是:

“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地方，说我们的语言有什么不对吗。”

“他听不懂是他的问题，没必要为了让他听懂去说普通话”

“他听不懂还好呢，省的我们谈话内容被他知道”

“我又没逼他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里还听不懂我们说话，自己怎么不学啊，怪我喽？”

看看哪一句是不排外的？

排外未必是我非得拿着扫把赶你走。而是“我会时时刻刻有意无意或者毫不在意的提醒着你是个外乡人，你和我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