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一句话:“跑得了喇嘛跑不了庙。”和什么“民族特性”“文化差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半点关系都没有。
自古以来,统治者永远是最现实的,正常的王公贵胄,有几个会为了语言、文字、宗教、法理、血缘、联姻去拼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偶尔也能出那么几个理想主义者。剩下的就算打着这些旗号,也是因为这些旗号用着方便,可以快速地党同伐异,为自己攫取利益罢了。
明朝从一开始就知道,把蒙古人编进卫所里就好管了,而且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就和清朝认为的把蒙古人编进盟旗制就好管了是一模一样的思路。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朝廷拿他们没办法,可一旦他们固定在某一片草场上,甚至开始种地,而且被拆分开,就必须服从朝廷的管理了。
但是明朝仅仅是知道而已,知道但做不到,啥用也没有。所以现在才会有一帮人一拍屁股便开始瞎编,妄言只要是汉族统治者,就会连让蒙古人定居这样基本的政策都想不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人凭啥听你皇帝的?你让人家分旗定居,你让人家服从管理,你让人家修建佛寺,人家不听怎么办?任何政策能够执行,都必须以足够的军事干涉力为前提,否则都是扯淡。
正因为清朝有足够的能力武装干涉蒙古事务,才能执行盟旗制。至于大明的军事干涉力嘛,那就只有呵呵了。
先说武器。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明军、清军对武器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和敌人的交战中发现某种武器厉害——缴获或者购买——自行仿制”这样的过程。乾隆朝往后清朝的军事科技停滞了,但是在清朝前期,他们对军事科技还是很上心的。
明朝灭亡的时候,淘汰火门枪、普及火绳枪的改革正在进行中,红夷大炮已经引进、装备、仿制了,但是还没有普及。
再看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的时候,康熙可不是带着“满蒙一家”的道理去的,他是带着真理去的。不是因为他奶奶是蒙古人,再学几句蒙古话,招揽几个喇嘛,弄个法理宣称就能统治蒙古人了,而是因为蒙古贵族违背他的意志他有能力惩罚,蒙古贵族遭到攻击他有能力保护。
台吉、贝勒们不在乎什么满蒙一家、孝庄太后,他们在乎红夷大炮,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大清能拿这个轰他们,准噶尔打过来的时候大清能拿这个轰准噶尔人。没有这种基础,哪来的盟旗制。当年皇太极初创盟旗制的时候,清军火器还没有这么强,但是也先得有打跑林丹汗做基础。
在打准噶尔的时候,清朝还在留心学习、改进准噶尔的火器。
康熙后来裁撤了火器营,但是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对准战局的变化,清朝还是投资搞鸟铳。
再看炮,这是乾隆年间的数据,和英国、普鲁士是相比自然是有巨大差距,但是和两百年前的明朝相比,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根本不是靠骑射能对付得了的。
乾隆年间的准噶尔蒙古也不仅仅是游牧部落了,在西域控制了大片的农耕地区,有不错的手工业,装备火器。所以,清准之间的对决还是要看国力的差距能不能弥补北京到伊犁七千里的距离带来的消耗。
再看明朝
财政方面我是外行,引用的数据也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准确,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明朝的财政收入是不及清朝的。而一个王朝的财政要供养官僚,要供养军队,要应付各种日常开销,还得考虑内地灾情问题,真正能挤出来用于发动一场战争的资金其实并不多。一般来说,能给军队投钱的政权比不能投钱的政权更能打,这是普遍规律。
正因为清朝比明朝有钱,军事科技比明朝进步,比明朝更能打,所以他们才能执行更好的政策,才能压服蒙古。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好,所以他们更能打,不要因果倒置。
几乎所有答案都在谈文化和制度的问题。但是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代也是有技术进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技术进步的作用可能比制度和文化都大。清朝(还有俄国)能够一统草原的核心在于火器的普及。
宋
中国人虽然9世纪就发明了火药,但是宋朝的火器很初级。比如突火枪,就是一个竹筒里塞满火药,在阵前点燃后对着敌人脸上喷,毫无射程可言,心理震慑大于实际杀伤。
而宋代技术的巅峰是冶铁。开封是当时最大的冶炼城市,周边的树都被炼铁厂烧光,铁匠们已经掌握了采煤炼铁的技术,铁器普及价格低廉。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战场上最先进的武器是马,砍刀,和弓箭。草原民族人人养马骑马,又可以从宋朝买到廉价的铁器。一个铁匠只要从宋朝买一口铁锅,就可以打出好几把刀,上百个箭头。
游牧民族把生产和后勤压缩到极致,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又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战争潜力秒杀小农经济的宋朝。别说统一草原了,宋朝连老家都守不住。所以说宋朝憋屈真不能全怪皇帝怂包,奈何敌军有高达啊!
元
情况在元初发生了变化。蒙古南下后从金和宋搞到了冶炼和火药技术,马上集结全国工匠在元大都技术攻坚,搞出了第一款真正的火器:火铳。就是这玩意:
其实就是前膛散弹炮。这里插一句,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做鞭炮,而欧洲人用来造枪炮的说法,完全是造谣。火炮最早在中国发明,由蒙古西征带到欧洲。当时的欧洲人吓尿了,管蒙古人叫上帝之鞭,这里估计就有火炮的功劳。
明
明代火器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鸟铳,火炮等武器。明朝的火器普及至各个卫所,到了嘉靖年间,长城沿线要塞几乎全部装备了火炮。
明代的军迷们脑洞打开,搞出了火箭炮,地雷,水雷等各种玩意,但是大多中看不中用。总的来说明代火器仍然有射程短,笨重,装填慢等缺陷,只能固定防守,不适合作为进攻武器。
所以大明虽然没有强汉那么猛,但是至少守得住边疆,不至于像宋朝一样被按在地上摩擦。不过明朝中期蒙古衰落,内部安定。没有了战争的驱动,军事科技自然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衰退。最后大明在内忧外患下完犊子了。
清
明末清初的战乱让火器得到了发展,康熙年间造出了燧发抢(当时叫自来火),又从欧洲引进并仿制了更先进的红夷大炮(欧洲上千年一直在打仗,引进火炮以后进步很快)。
技术进步让火器从防守武器变成了机动进攻武器,成为主宰战场的先进力量。而火炮和刀箭完全不同。一个铁匠就可以把铁锅打成刀,但是火炮和炮弹需要海量的铸铁,加工工艺复杂,火药需要采矿烧炭,只有大城市才能承担这么复杂的分工,绝对不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铁匠可以完成的。
清朝凭借庞大的体量大建火炮,据记载,清朝军队的火炮普及率达到了50%。火炮给了清朝对边境游牧民族的压倒性优势,横扫蒙古和新疆,最后和同样掌握火炮的俄国瓜分了横贯欧亚的大草原。从此牧民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管理,游牧民族驰骋草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统一中国以后,清朝不光内部安定,甚至连外部强敌都没有了:游牧民族归顺,而欧洲人在工业革命前只能骚扰,构不成威胁。所以嘉庆开始火器迅速衰落,直到1840年被英国人的蒸汽船踹开了大门……
这个问题下大多数人都在想当然。
比如有想当然认为是俄罗斯要和清朝肉夹馍了,蒙古好可怜只能投靠大清的。还有想当然认为林丹汗不该发动“统一”蒙古的战争去逼得蒙古人投清的。
其实土豆烧牛肉说的有点点意思,的确有华夷之辨的僵化思维缘故。不过这个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明朝虽然没有“收服”漠北和漠南的蒙古诸部,但是你看这些是啥:
这是新疆东部到甘肃西北部的“关西七卫”,长官都是世袭的蒙古贵族,元朝残余。也没见明朝把他们不当自己人,甚至在哈密卫内迁苦峪后,明朝中央多次商议,都把哈密作为“祖宗之地”,虽然到后面也没收复,但重视程度是够的。
虽然关西七卫都是些战五渣,而且还时常暗通蒙古(比如也先、俺答时期,关西诸卫就成了墙头草,一边做明朝臣子,一边屈服于蒙古强人),但总体上一直对明朝忠诚,而且即便是他们在两头效忠的时候,蒙古的政治强人如也先、俺答也知道他们的底线不敢逼迫他们公开背叛明朝。那么为什么明朝能稳稳地收服关西七卫,却不能收服其他的蒙古人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关西七卫的蒙古人、畏兀儿人、撒里畏兀儿人都不是单纯的游牧团体,而是有城池的,最不济也是有土围子简单要塞的,贵族们都是定居的。说白了,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所以说,明朝最大的问题,是明朝中央的决策集团一直缺乏管辖游牧部落的人才。对于有定居城池的半游牧团体,明朝能通过军事威压和财货赏赐让他们服从。可是对于行踪不定的纯游牧民族,明朝统治者就嫌麻烦了。
而为什么缺乏管辖游牧部落的人才呢,说白了,明朝虽然长期定都北京,但笼统来讲,明朝是个“南方人”的王朝。这口黑锅当然也得宋朝背,自宋朝起,辽、夏、金、元相继渗透华北,北方长期遭受战乱,中国的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南方汉人头一次成了中国的主体,北方汉人元气大伤,还得让朱元璋搞春秋榜来照顾。终明一代,政府的决策集团,基本都是南方人。
除了南北方人的习惯差异外,还有一口锅依然是宋朝背,就是重文轻武的传统。武人地位不高,只能搞单纯的军功,所以明朝武人的目光都很狭窄,满足于砍人头攒军功,似乎无一经略一方的帅才。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明初元勋和少数因缘际会的军阀外,整个大明朝,武人你是没有资格经略一方的。你的任务就是蛮打猛冲,至于像唐朝武人那样出将入相,节度一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文人,普遍上都是对边塞持极端态度的,要么极端防御,要么极端进攻,至于该如何经略节度?你让文人去有固定场所的西番、西南夷地区还能施展手脚,到草原上能干嘛啊。
南方+文人的主政格局,说笼统一点,就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统治草原。就像元朝统治中国九十年,但蒙古贵族到元朝灭亡了,大部分时间都依然不懂该如何统治中原一样。
所以我们看明朝对蒙古的所有决策,其实妙招不是没有,奏效的策略也不是不存在,但从整体来看,适合草原的决策都是昙花一现,长期的对蒙古决策就一句话:进则穷追猛打,退则拒之于长城之外。压根没有考虑如何长期有效地干涉蒙古政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看汉朝。汉朝对匈奴的决策,是拉拢分化上层贵族,穷追猛打漠北部落。甚至于把个南匈奴的单于,不停地往内地迁,迁到最后,都迁到山西南部了。
而唐朝的决策呢,则是在新疆东部开州设县,在内蒙古广筑要塞,在外蒙古和新疆北部扶持代理人。广泛重用少数民族将领:执失思力是颉利可汗的铁杆死忠,唐朝不嫌弃,重用他;阿史那社尔是突厥内战的败军之将,唐朝不嫌弃,培养他;契苾何力说难听点就是无路可走的流窜犯,唐朝重用他;突厥复辟运动风起云涌,唐朝派到新疆的第一个节度使居然是阿史那献;论弓仁父亲是唐朝恨之入骨的死敌,投降后既往不咎,重用他……不说这些少数民族将领了,就是唐朝本身的汉人将领,不提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将了,就说王方翼、郭知运、郭虔瓘、唐休璟等等这些不怎么出名的,这些人都能和北方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带着极少数的汉人轮戍部队调动大批突厥人、铁勒人作战。
而我大明呢,我大明倒是中下层的蒙古裔军官层出不穷,也有那么几个在边境带着少量蒙古家丁和大批汉人军队驻守的蒙古裔高级军官,但能培养出既忠于明朝、又能号令漠南漠北蒙古部落的高级将领嘛?一个都没有啊。更别说明朝的汉人军官能不能号令蒙古部落了。
从一开始,统领五投下军的纳哈出,明朝用了二十多年才将其招降。招降后立马送到傅友德军中去平云南,结果死在半路上。儿子察罕还卷入蓝玉案被杀了。
到明成祖时期,几乎所有的蒙古军头都被明朝册封过,光明成祖送出去的大印就一大堆,但你光送个印,没有任何控制手段,有何卵用。暴躁的明成祖倒是想的简单,妈的不拉拢了,全杀。结果五证漠北啊,劳师动众,政治收效几乎为零。
第一次,打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杀伤本雅失里部众不祥,但本雅失里能有多少部众呢?有几百号人就不错了。杀伤阿鲁台部众多少呢?百数十人……
第二次,打马哈木,马哈木拉拢了卫拉特各部联军三万抵抗,这次可能还有点战果,但杀伤数字依然不详,很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溃逃了,蒙古实际伤亡有限。
第三次,打兀良哈三卫,本来是去打阿鲁台的,结果找不到阿鲁台在哪儿,于是调转枪头打了兀良哈,杀伤不明,不过战果颇丰。但是……兀良哈三卫不是你大明臣子嘛?然而作为大明臣子的兀良哈三卫,暗通阿鲁台,明朝居然二十多年都没办法也没有任何手段处置,直到去打阿鲁台找不到人时才忽然想起来了,好歹恩威并施,打了也得有效果啊。可好,把兀良哈三卫的人杀了一通“夷其营地”,抢走了人家的牲畜十万余头。这就是分明告诉兀良哈蒙古人,你们以后也别效忠明朝了,光明正大跟阿鲁台往来吧。
第四次,打阿鲁台,吓得阿鲁台逃离,明军在草原上游行一番,吃光了粮草后安全撤离。
第五次,打阿鲁台,又吓得阿鲁台再次逃离,明军依然没有遇敌,游行一番吃光粮草返回。
这么五次折腾,到底造成什么结果呢?
第一次,结果其实很好。这次逼得阿鲁台放弃了本雅失里,所以在战后,阿鲁台向明朝乞降了。但乞降归乞降,你得想办法收编啊,不是让阿鲁台自生自灭啊。啥都不管,还招降个毛啊。
第二次,就是纯粹养肥阿鲁台了。阿鲁台投降明朝,明朝又对人家毫无控制力。结果明朝击溃了卫拉特人,阿鲁台得到了聚集逃离部众发展强大的机会。
第三次,就是被迫还击了。阿鲁台肥了,开始抢掠边境了。打吧,结果还摸不着,咋办?妈的把暗通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杀一番……
第四次和第五次,就是纯粹养肥脱欢了。虽然这两次都没有和阿鲁台决战,阿鲁台都逃了。但是这对阿鲁台的政治威望和对部落的控制力是两次极大的损害。结果就是,明朝三次北伐阿鲁台,都没有实际杀伤阿鲁台的部众,反倒导致阿鲁台威望和控制力下滑,部众纷纷被新崛起的脱欢拉拢了。而阿鲁台和脱欢……对明朝而言有区别吗?这三次出征,尤其是后两次是不是白忙活了?你要不出征阿鲁台,说不定阿鲁台和脱欢还能形成均势,出征可好,这直接是去帮脱欢崛起了。而明朝对脱欢有统战政策嘛,没有……
到后面,癿加思兰一个原本只有千儿八百部众的畏兀儿人,充其量一个新疆的马贼。最后都能在蒙古高原混成霸主,而大明朝在干嘛?连看热闹的兴趣都没有。
达延汗在统一蒙古高原的时代,明朝中央也是懒得看一眼。明朝边塞军官,依然还率领着可怜吧唧的人马,和只有几千士兵的蒙古军阀如亦不剌、火筛等人厮杀。间接帮助达延汗打击这些蒙古军阀,算是给达延汗统一蒙古也贡献了力量。
……
不说了。
而清朝怎么做的呢。
我们不说清朝稳定后的对蒙古措施了。
就说一点,皇太极在撬墙角拉拢蒙古部落后,起初投靠皇太极的蒙古部落,除了人丁较多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之外,就只有属于察哈尔八营的敖汉、乃蛮、属于永谢布三营的喀喇沁。这时候,皇太极是否能统一蒙古,八字还没有一撇呢,皇太极就敏锐地召集投靠他的各部首领,给他们划定草场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户口清算人丁,按照盟旗整编建制……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划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数量,把他们严丝合缝地塞入清朝这架战争机器之上。
而皇太极这些手段,像是在学谁呢?学唐朝,唐朝虽然没有划死界限,但也划定都督府区分了各部落活动的区域,陆陆续续缓缓慢慢地也稽查核算了各部落的人口,通过多次征调作战的行动,一步步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掌控。
而我大明,除了发个官印、穷追猛打外就没有任何措施了。
最后再举个例子,唐朝的默啜之死。
默啜是被拔野古人杀的,而拔野古在什么地方呢,反正离唐朝很远:
就是图中的红圈位置。
唐朝给拔野古只派了一个低级军官郝灵荃。
这种事儿如果换成明朝……明朝给林中兀良哈或者科尔沁派一个低级军官,然后让这个低级军官吆喝让林中兀良哈或者科尔沁,去打另外一个敌对的部落。即便蒙古内讧不止,但谁会欢迎一个明朝军官来?
嗯? 不考虑所处的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水平,简单地搞纵向比较,可还行?
先从军事装备层面谈。
17世纪作为火器大发展的时代,注定是游牧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体系的结束,并选择归附哪一个农耕文明的开始。
无他,就是其基于相对农耕文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火器铠甲的生产,相关的冶金业首先需要固定的生产地,这与游牧民族的生产活动产生根本性的矛盾。更何况基于其余粮率(暂且如此称呼),又能供养出多少脱产人口来?
这就使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生产力差距再进一步拉大,战力差距也相应的拉大。
则游牧民族过去的那套战术
"大约中国胜兵,与虏控弦之骑,挍之可各得三十余万。我散而为九边,而虏长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
在13-16世纪,火器尚未形成压制力以前,还可以发挥其人数和铁甲具装泛滥的优势。即在长城外聚其一点进攻。作战时先一波重箭雨的削弱后,再由海量的铁甲具装进行波次冲击,乃至不断用铁甲具装来消耗使用长矛大斧明军步兵。毕竟天朝的边军再能打,也不可能每次都是能以一敌十的战神。所以你还有能这么搞的条件。
而到16世纪晚期开始,以俞大猷车营为代表的火炮化车营体系建立后
十人一炮的编制,正面平均每米一门炮+一支拒马枪的密度。
2万铁甲具装骑兵? 请冲之。
聚齐一点突破? 继续冲之。
实际上在明中期,引入了部分火器车营的边军,就已经能打出这样的战绩了
1千怼数万,500怼8千,3千怼4万
而俞大猷炮车化车营的进攻方式,就是在数十万蒙古骑兵的包围下攻击前进,一路推到蒙古大营去怼其后勤牛车。逼着蒙古人要么自己死,要么家人死,要么丢掉后勤,和家人骑着几匹马跑回草原饿死。来实现对蒙古人的军事征服。
事实也是如此,俺答在戚俞军改前及时称臣,双方边市大开。蒙古牧民们甚至有了掠边不如卖畜产赚钱的想法。
如果按题主的标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漠南蒙古右翼的收服呢?
即便是明末的林丹汗
大同边外唯一一场战斗就是进来送了上百人头。
说好的"林丹汗破大同,军民死伤数万"呢?
最后一次正儿八经的犯边,结果嘛……
"六年五月,插汉虎墩兔合套寇犯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殁,诏起世龙代之。世龙生长宁夏,习其形势,大修战备。七年正月,二部入犯,遣参将卜应第大破之,斩首二百有奇。逾月,套寇犯贺兰山。世龙遣降丁潜入其营,馘其长撒儿甲,斩级如前。未几,插部大举入寇。世龙遣副将娄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夹击,斩首八百有奇。巡抚王振奇亦斩三百余级。寇复犯河西玉泉宫,世龙复邀斩五百余。其年七月犯枣园堡,世龙又大败之,俘斩一千有奇。世龙半岁中屡奏大捷,威名震西塞。"
所以说,中原王朝对于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的征服,首先是需要军力作为根本后盾的。毕竟畏威而不怀德才是其几千年来的本性。
到了明朝之后的下一个朝代,本来在周期律清零后,有明初的财政规模+明末的火器技术水平。九边只需要建立起50万炮车化车营对蒙古形成彻底压制。这难道是个问题么?
形成压制后还可通过边市剪刀差的利润提供火器。祸水西引,使其效仿匈奴突厥故事远征卫拉特蒙古,甚至是再来一次蒙古西征。畜产等战利品亦可在边市换更多的生活物资,双方互利。这难道是个问题么?
俺答两次都是在与明朝议和以后,接着就是西征卫拉特去,第二次甚至直接去捅中亚的哈萨克。
甚至明末的土尔扈特西迁黑海草原时还入侵了一波河中的花剌子模。
所以题主还是大大低估了17世纪后的正常朝代对北方游牧民族征服的上限。
那这就要看下大青果了
每1000绿营兵,4门冲天炮+6门子母炮。
即编制上百人一炮。
这就额外引申出一个回答。即清朝火器是不是进步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倒退。因为"鸟枪代替三眼铳"是在清军火炮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做出的弥补。火炮少了,则自然不需要三眼铳来配合了。
而明末的熊廷弼车营
至少五人一炮。
倒退了20倍的装备差距……
百斤重的佛郎机,在明朝6两银子一门烂大街的货,都不给绿营用。即便地方造好了,也要全部送回京师。
大青果防汉民? 太年轻,汉兵也一样防。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用七十年怼翻了个3万骑规模的准噶尔
无他,大青果统治后放弃了车营,明代兵书也毁的毁烧的烧,导致清军野战水平急剧缩水。到后边拿着洋枪洋炮怼捻子都怼的稀烂,才想起来要看看孙承宗是怎么搞的,然后官方出面到处找资料,最后居然还很神奇的找到了。
再从政治策略层面看。
明和清对蒙古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策略,甚至明朝与汉唐对北方游牧的策略也不同
边市是北方游牧获取中原王朝资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便是汉初处于强势期的匈奴,双方的边市贸易也从未间断过。
而明朝前期也不是没开放过边市
后面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也再次印证畏威而不怀德才是北方游牧民不变的本性。无论开不开边市,他们都可能会南下抢劫。
后来明朝的思路就是建立起九边封锁线关闭边市贸易,压制蒙古发展。这也使得蒙古人被逼的不得不死拼,而其目的反倒仅仅是开边市了,这点在明朝九边的奏子里屡见不鲜。
这也是明朝没有彻底收服蒙古的原因。
如果是开放边市以夷制夷的思路,一样早收服了。但这样的话,大量的赏赐和边市资源反而会让蒙古发展的更好,那样的话,你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合法性何在?你的朝贡体系还要不要了?
大青果则不同,其统治集团核心是八旗军事贵族,而基于其人数的劣势,且蒙古在地缘上正背刺东北和中原连接板块的关键区——辽西走廊。
只要入关后的大青果需要与其东北的自留地保持连通,蒙古人都将是其必须拉拢的盟友。不然一旦南边的汉人起兵北伐,几十万骑蒙古再断了大青果逃回东北的辽西走廊,那结局不要太美。
所以也只有大青果不仅能够满足蒙古人的边市贸易需求,还将王公贵族拉进八旗统治集团里,蒙古人才会接受其统治。这就不是军事征服,而是统治集团构成上作出妥协的结果了。
以历任西宁办事大臣为例
自己数排除满洲人后蒙古人与汉人的比例。
当然这也能看出来,大青果既需要拉拢蒙古人,也要防备其取代自家满洲的可能。康麻子也说过蒙古碎一地就是虫,合一起就是龙,一切以众建分其势为主。其实对汉人也是这样,只是表现上不这么明显而已。
总结一下就是:
明朝的基本盘是两京一十三省,上亿的中华子民。一切以他们的利益优先。而做不到自力更生,断了边市就疯狂劫掠的蒙古人,则只有刀枪火炮才是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当然,这也是遵从草原上几千年来就通行的规则。他们的日常不是一致南下劫掠,就是各部落之间相互劫掠,无新鲜事。汉人这么做,也是在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嘛。
而清朝,其基本盘核心是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洲。再基于特殊的地缘形势,蒙古人是必须拉拢的。而拉拢首先需要利益,即对蒙古牧民开放边市资源,对蒙古王公贵族开放政治权力资源,一定程度上使其凌驾于汉人之上,来实现对蒙古的收服。
最后,在其他回答里有的评论谈到汉人需要平等对待,需要主动胡化来拉拢蒙古人的,简直是在搞笑。
汉人可以不需要边市就能维持长城封锁线,想谈平等,就请打破长城封锁线。否则,被汉人赶去边地吃沙子,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可怜到这个地步:
有畜者每次于廵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臣密遣通丁往来虏中,察其情状,皆谓平旹恃抢充食。今以畜物求易,尚禁不与。各通丁即以赶马捣巢杀戮责问,间有夷回称无命者被官军杀戮,有命者尚得衣食。有马者被抢赶,无马者亦无惧怯。今既不敢犯边,惟有坐以待死。不知各王子何故求和,致众受苦。
你来谈平等? 我就问这个情况,算不算平等?
参考资料:
周维强《明代战车研究》
俞大猷《正气堂续集》
方孔炤《全边略记》
王世贞《北虏始末记》
萧大亨《北虏风俗》
《崇祯长编》
《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杜荣坤 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
王治来《中亚通史》
《中国军事通史》卷十六
王明珂《游牧民的抉择》
马大正 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
嘉央才让《清代西宁办事大臣研究》
因为两者的后勤成本完全不一样啊。
传统中原王朝以人力供应后勤运粮的效率是很低的,“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个广为人知的比例。后勤的难度不在于军队本身吃的粮太多,而是在运输过程中作为运输劳力的民夫消耗的粮食要占到绝大多数的比例,中间这些实际上是纯粹被消耗掉且毫无收益的。
随着距离的增长,运输效率会急剧的降低,十八日行程要运粮民夫与士兵比1:1,二十六日行程要2:1,而到三十一日行程就要3:1,难度曲线是上扬的,宋代沈括对此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所以纵观中国历史,中原内地的争霸战争总是要规模大一些士兵多一些,而同边疆外族的战争规模往往小一些士兵少一些,因为距离太远就真的供不上那么多人了。
再加上古代的道路情况不好,大批车辆经过或下一场大雨后就不好走了,运粮基本是一边探路一边修路。人员和时间上要卡的很紧,不能有一点不做事的冗员,修路时甚至高官也会参与(比如赵匡胤就在雨后亲自带人拾柴枝填路)。而路上要是延迟几次,可能粮食运不到就吃完了,失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由于军队的行动不定,而运输是滞后的,所以运输不仅要克服敌人的骚扰,在路线、调度、分配上都是很大的难题,容易出乱子。运粮不仅是一个低效的问题,还要克服种种困难的事件。
这里要还提一下为什么西方古代很少遇到类似难题,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可以充分发挥水运这个优势,同样550公斤粮食,走陆路每多出100英里价格就上升56%,而走海运每多出100英里价格只上升2%。所以我国古代为了补上运输短板开凿了京杭运河,虽然河运的效率比不上海运,路上消耗的粮食总量仍然要超过运输到目的地的粮食总量,但比起纯粹的陆运效率已经高上几倍乃至十几倍了。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清朝对蒙古准格尔部发动远征,2万军队前往伊犁,平均行军近3000里,所到之处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后勤人员只有8万,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很简单,以畜力替代人力:“丁巳,陕甘总督永常奏:此次进剿准夷,自哈密至伊犁三千余里,全资马力。若照廷议,按二万兵备办。内绿旗兵八千,需马一万六千。满洲兵例系一兵四马,需马四万八千。加以领兵大员,及随带余丁,共约需马七万余。”实际上这四匹马,只有两匹作为主骑从骑,另外两匹都是用来驮运粮秣器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马甚至还是精挑细选过的,因为有部分马的膘很瘦不达标,兵部尚书索诺和还被撤职查办。
其实军队本身的运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还不是首创,历代强势中原王朝的马匹保有率一直很高。唐朝贞观时期的远征标准是“一伙六驼“(十个人六匹驼兽),清朝只不过是把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而已。清朝 对 草原 战争的真正后勤创新,在于除了军队本身编制内的后勤运输外,还依赖晋商(即清初投充到内务府的山西介休范氏家族等)利用骆队和辘辘车队组织的传接式陆路补运。晋商利用自己行商的运输经营头脑和统筹能力,协助清军从口外、宁夏、归化、绥远到科布多前线(北路)、或陕甘、青海、哈密(东路)建立一系列兵站,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优势,包办清军的粮食等后勤补给供应运输。 等清准战争在乾隆24~25年结束后,原先主要为军事服务运输线和沿途站点,就成为晋商开展对外蒙古和对俄贸易的商业通道。很有名的专营对蒙和科布多对俄罗贸易的大盛魁商号就是靠对准部战争发家的。这种运输相比官方 军队 内部 运输 ,其成本甚至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整个远征期间清军只有武器、火药等装备由军队内部的后勤协调,占大头的粮食运输则是外包给民间,做到了用最少的花费做到最高的 效率 。
最后,清朝虽然很重视省钱,但清朝本身的财政却又宽裕到非常夸张的程度。大小金川 之役,对于这种历朝历代都认为没什么收获和 价值 地方 ,清政府硬是能撒下 7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用钱生生砸下去,想想看假如明朝皇帝有了这笔巨款他们能做多少事情……另外,这7000万两的军费还是在免税2亿两的基础上完成的。
你割裂了清朝的“北方边患”和历朝的“北方边患”。
从有文明开始中原政权就饱受“北方边患”困扰,从没有哪个王朝解决过,包括强汉盛唐,也包括元朝:先秦的东胡,秦汉的匈奴,魏晋的鲜卑,北朝的柔然,隋的突厥,唐的回纥,宋的契丹、女真、蒙古,元的……啊,元没有,元一直把中原财富掠到草原、讨好蒙古诸王,换取他们的支持,到了元英宗想变更为中原本位,就被蒙古诸王给宰了,另立符合他们利益的新君,草原上的蒙古王爷就是这么霸气,大元皇帝?不存在的。
明朝的就不用说了,蒙古嘛!可清朝的“北方边患”是蒙古吗?
17世纪,斯拉夫人,这个曾经金帐汗国鞑靼人的跟班,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乌拉尔山,向东,向东,再向东,征服一切挡道的游牧部落、汗国、民族,见到了太平洋,缔造了沙俄帝国。
很多人说,清朝征服蒙古草原是因为满族没有华夷之辩、多建黄庙尊喇嘛,更甚者扯什么建立旗盟制度不许任意迁徙、尊喇嘛教使蒙古性病肆虐,蒙古人被从精神、肉体上彻底击垮等等。这些都对,但这些只是结果,蒙古王公又不是傻逼,你不让我任意迁徙我就不迁了?
——事实是当时的蒙古诸部迁也迁不到哪里去。北边是沙俄,南边是满清,两边都打不过,生存空间急剧萎缩,不像之前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中原打不过我可以西征、虐中亚西亚去,到了17世纪你上哪西征“避敌锋芒”哟!要么给斯拉夫人当孙子,要么给满族当孙子,没有第二条选择,更何况沙俄信奉东正教、白皮肤,对蒙古诸部是彻底征服,就像之前西伯利亚汗国一样,草原上的蒙古诸部只得投靠满清。
与其说是满清收服了蒙古,不如说是满清收容了蒙古。
此时的蒙古就像东汉的南匈奴一样,生存环境被南北强敌夹在巴掌大的缝隙里,南匈奴比起汉朝更恐惧北匈奴、鲜卑诸部。
那么问题来了,清朝的“北方边患”是谁?
——沙俄啊!
清朝解决“北方边患”了吗?
——没啊!
在东边,沙俄吞了的领土也没退回来,反而以《尼布楚条约》迫使满清承认自己的侵略果实。
在西边,沙俄暗中扶持了准噶尔部,和满清在蒙古、新疆、西藏缠斗了一百年。
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里,被北方边患沙俄侵略得苟延残喘,连祖宗龙庭都不要了——庚子之乱,沙俄借口同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实际上占领了东北,一直到日俄战争被迫吐出来。
大清有此“北方边患”既是大清的不幸,也是大清的大幸:
不幸在这个北方边患和之前历朝都不一样,不再是只知马上弯弓的蛮夷,而是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近代国家”
大幸在这个国家的统治重心距离自己遥远,绝大多数时间没空搭理大清,而是忙着和英、法、普、荷、西等高端玩家玩耍,大清边疆极盛那百年,沙俄正忙着和奥斯曼搞基,还差点被拿破仑灭国,神圣同盟瓜分战利品,当欧洲警察,被英法揍得像傻逼……
结论:
1.蒙古诸部不等于北方边患
2.蒙古诸部并非被满清“收服”,而是“收容”
3.满清从未解决过北方边患
原因很多,只说一点
清朝历任统治者,或者说最高决策层,在军国大事上的延续性很强,征服蒙古这个功绩不能单一归结于某个皇帝
而且都坚持八旗天兵至上主义
满姨旗人≈蒙姨旗人>费拉旗人>费拉绿营,少数满蒙八旗押着大量废拉绿营上阵,你看,一切都井然有序。
从奴尔哈赤1618年对明朝宣战,到1755年乾隆灭准,花了137年彻底灭亡蒙古
黄台吉拿下内外蒙古,黄金家族玉玺到手,从此天命易统,其余蒙古诸部纷纷表示臣服,就连盘踞漠西的卫拉特四部也遣使上贡,如果不是因为卫拉特新一任盟主葛尔丹前恭后踞,这羁縻关系就天长地久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麻哥,麻哥虽然不是部分网友吹上天的圣君千古一帝,自己打仗的本事也很平庸,不如老奴、黄台吉两位职业军人,对于敌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缠的对手,不管是三藩之乱还是征葛尔丹,他都坚持以优势国力压死、联合多数打少数的思想,这套流派对付无往不利
雍正主要是延续推进康熙后期的一些措施,麻哥虽然留下了三千万两银子,但执政后期全国各地税粮都有告竭的趋势,帮忙收收摊子,也没有吹的那么神
至于乾隆,他的特长就更不是军事了,好在他自己心里有数,不瞎微操,灭准噶尔是去收编的,数年征战新疆,杀的人还没有额尔德尼昭一战击杀的蒙古人多,十全银功,他处理内政、协调国家工程的本事却是出神入化,属于是两个极端了
明朝的决策层在军国大事上,延续性就很差了,而且喜欢内斗,我类比一下你们就明白
朱元璋反元,打下汉地,为了扶朱允炆上位杀一大批开国功臣,朱棣起兵靖难,清除建文残余+汉王在军队中的羽翼,朱棣五征漠北,传位朱高炽,不到一年嗝屁,明宣宗上位,弑杀汉王,并表示眼瞎看不到卫拉特联盟,只打弱鸡兀良哈
大清这么玩就相当于
奴儿哈赤反明,打下一大半东北,为了扶多铎上位,杀掉一大批八旗老将,皇太极起兵靖难,清除不安定分子,皇太极五入内地,传位顺治,母子俩弑杀多尔衮,并表示眼瞎看不到明朝,只打弱鸡朝鲜
按这个推演,还不到后面大清就完蛋了,如果大清还能统一天下,那我等废拉也不用多说了,八旗天兵天下无敌
不是因为朝代问题,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明朝时世界上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依旧差距不多,当进入十七世纪后,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帝国无一例外都被消灭,比如准格尔汗国、哈萨克汗国、克里木汗国等
1.前提:
汉朝时期使者几个人在西域杀了国王再立一个新的国王
为什么
因为李广利征大宛,那真是路上都得走几年
这一仗,直接让西域知道了,你敢炸刺,爸爸再远也来打你
清朝打葛二蛋的时候,后勤距离也快赶上李广利征大宛了··
就是说,你要收服他,前提是你有灭了他的能力
明朝的问题就在于,前期,要么很多日常都很稳重的将领,比如邱福他们,莫名其妙的就不稳重了,非要孤军冒进,然后就打了败仗,最后朱棣为了自己的手下别死干净了,只能亲征了,留下太子被一群大儒教育。要么就是皇帝亲征粮草不足,总之魔幻的让人彻底无语。
明朝中期,也有汪直千里奔袭蒙古王庭,击杀蒙古传奇英雄满都海的记录,也有马王爷三只眼的原型,马芳千里奔袭蒙古大营的记录
但是这更多的是小部队的辉煌。
到了明朝末期,连小部队都没了
至于大部队,明朝得有钱啊·
而清朝靠着清楚三大案大刀一举杀的人头滚滚,收的到税有的是钱,可以保证哪怕一百斤粮食我运到前线只剩一斤,我也消耗的起
这是前提,你得保证你有灭了他的能力,才能收服他
2、
蒙古和清朝上层是一家,都是来中原享福的
这是一个共通点
3、俄罗斯的入侵,渥巴锡都得带着土尔扈特往清朝跑了·····
土尔扈特可是原来的蒙古四大部落啊
随着欧洲的发展,殖民者开始挤压蒙古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以前打不赢还能跑,反正中原王朝后勤困难,耗不起,现在打不赢都没地方跑了······
4、宗教的力量
当然前提还是1,没有1的话,再好的计策都没用
5、分化瓦解
其实明朝也在尽力想办法分化蒙古
但是根源还是1,没有1的保障,再好的计策都没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1、清朝消耗的起,可以打的动
2、俄罗斯的积压,减少了蒙古的活动空间
3、蒙古上层和清朝实际上利益是想同的
这三个基本,保证了1、清朝可以豁出去灭了蒙古,有消灭蒙古的能力,
有了这个1,后续的各种计策才有实施的空间、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1、从军事上来说,
明朝不是不想彻底打败蒙古各部,
明朝初期从朱元璋到朱棣也多次组织对蒙元各部战争,
只是军事实力上无法做到彻底打败蒙元各部,
只能是做到打而不死,蒙元各部始终有主动进攻能力,
到了明朝朱棣之后,
明朝基本就放弃了对蒙元的主动进攻了,
改为固守为主,直至明末。
2、从明朝的皇帝上来说
明朝二百多年,能说是雄才大略,有进取心、有重现汉唐盛世想法的皇帝,
也仅仅是开国时期的朱元璋和朱棣(或许还有半个)了,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像明朝这样的朝代,多数皇帝不务正业、不理朝政还能国祚二百多年也是奇迹了。
2、从朱元璋反元的思想上来说
清朝最终收服了蒙古而明朝做不到,可以从朱元璋反元旗号的思想中看到一二。
谈这个思想,可以比照清末革命党人的思想说起,
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清末孙中山及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八个字实际最早是1368年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于15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
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此规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来源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孙中山就是秉持这个思想作为反清的理论基础。
而这个思想到了清末时期,孙中山及革命党已经明确划定为十八省,
这十八省也就基本就是明末所控制的疆域。
关于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土地范围,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还是以“十八行省”最为普遍接受。
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
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认为这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23页
1905年秋与汪精卫谈到军政府时孙中山说:“洎乎成功,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90页
当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邹容《革命军》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70页,张枬、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年
朱元璋反元朝,打出的旗帜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孙中山也是继承这一思想,
“驱除”并不等于“推翻”,当然也不是“灭绝”,
“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
按照明朝开国的旧例,是把异族赶回其祖居之地,
就是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蒙古草原,
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
这里就含有分裂的意味,
“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
宋朝被元朝灭国前的情况,也就是宋朝时期的汉族居住地区,
明朝被清朝灭国前的情况,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汉族居住地区,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
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
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明朝朱元璋和孙中山都是秉持这个思想。
所以,明朝从思想上就没有主动性开疆扩土,
到了朱元璋和朱棣之后,那就更没有开疆扩土思想了。
——————————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
大规模开疆扩土的几乎都是带有异族基因的朝代,
例如唐朝,元朝,清朝等等,
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还是有异类的,
汉朝的汉武帝反而是个例外,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疆扩土,这样必然导致被指责穷兵黩武,
最后,汉武帝还是弄个轮台罪己诏来谢罪。
啥时候看过唐朝、元朝,清朝皇帝因为开疆扩土,
晚年成为罪名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是很保守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