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从军事角度，如何看清朝在全国驻防八旗兵？ 第1页

清中期后八旗战斗力断崖式下跌，是因为满城“单位化”了，这事和乾隆关系很大。

清中期之后随着八旗人口增长，为了解决财政供养问题，乾隆将各地满城的汉军开除出八旗队伍不算，还把满八旗里的“开户人”、“另计档案人”也开除了不少，这些人原来是“正身满洲”的奴仆，是给主人牵马扛包的，如果打仗有功，可以自己开个户口，地位提升为约等于满洲人。为了能开户，这些奴仆（包衣阿哈）打仗比正身满洲拼命多了，维系着关内满洲兵最后的体面。

各地满城内部的地位是 正身满洲＞开户人＞汉军八旗。乾隆帝把汉军八旗开除了不算，还开除开户人，就相当于央企把外包人员开除之后，还开除了干活的临时工，看到成本下来了，又继续安排央企正式工的二表叔、三弟、四姨夫等“正身满洲”补缺，这帮爷哪是打仗的料啊。所以乾隆晚期一听说要去台湾镇压林爽文，南京满洲兵抱头痛哭，乍浦满洲兵士兵要坐轿子。搞得乾隆接连斥骂“此次福州满兵，自至台湾，不过随众行走，未见出众奋勉，殊属可耻。”

“此次派往台湾之杭州、乍浦满兵，打仗不甚奋勇，即福州、广州满兵，亦殊庸劣，不过随众行走，深可痕恨……即不能及京师健锐、火器二营劲旅，乃并不如绿营兵丁，岂不玷满洲本色乎?”

至于满洲兵打仗要坐轿子这事气的乾隆连呼岂有此理：“如兵丁可以乘轿坐兜，则所调之兵一千，即须预备轿夫二千名。……以不能登山之兵，尚望其冲危长驱破贼，有是理乎？…调各省之兵不下五万，岂不竟需雇夫十万以应付过兵之用，有是理乎？”

此外清初皇帝以北京作为八旗大本营，满城里的八旗军队是外派的、半临时性质的。八旗兵外派几年后就要调回京城，随时准备收缩回北京一隅。

为此清初皇帝坚决反对八旗驻军本地化，禁止八旗在驻防地拥有土地和墓地，旗人死了，家属要携带骨灰返回北京。到清中期之后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来回调防显得不太现实，耗资也太大，也就不再折腾了。除了成都将军、广州将军、西安将军这类一品大员依然是空降，其他中下级军官改由各地满城自己出，旗兵也主要由满城自己拣选子弟充任。满城成了自成一体的“单位”，这么一来裙带关系就很重要了，干得好不如关系搞得好，升官发财靠肚脐以下。

至于空降来的满城将军也是一样，想的都是赶紧转职成各省督抚，多捞点钱，而不是玩命练兵得罪人，毕竟将军只是一个空降干部，两三年之后就要调走了，谁有闲心训练这帮三五代都住在满城的本地旗人。

随着旗人繁衍的越来越多，满城将军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喂饱他们，别让他们闹事，为了多挤出些钱，军事训练减半、军马减半、多设闲职部门和岗位以便合理发钱。

饭得天天吃，仗却未必要天天打嘛。

最后搞得乾隆皇帝屡屡斥责各地将军、都统“伊等日坐署中，不训练兵丁，优游养安，徒糜厚禄，宁有事理？”

训练？一帮驻防旗人都是沾亲带故的大爷，训练个头啊。

再说乾隆皇帝也怕满城将军和底下旗人打成一片，特别要求将军调任不许带驻防兵丁走，你本地旗人巴结将军也用处不大。还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互不得罪的好，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因此清中期之后满城战斗力断崖下跌，再打仗就只能找关外散养的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当主力了。

这个话题太大太复杂了，要讲的东西太多，几千字是讲不完的，时间肯定不够，今晚只能是写多少算多少，说到哪里算哪里吧

这个答案不限于解释清代在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体系，也可以解释明代的军事驻防、调动和作战。

一、以保障大运河漕运为目的的驻防

首先，在没有铁路的明清两朝，最重要的、也是必须处于绝对控制下的交通命脉，是京杭大运河。

这点从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变当中就表现的极为突出：靖难之变前后历时约三年，其中前两年半内，燕军和建文官军都在华北平原大运河沿线作战，通州、沧州、德州、临清等发生过激战的地方，都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

建文三年冬~次年春，朱棣决定冒险南下奇袭。燕军南下的部分路线，同样是走大运河，自蠡县、德州一线出发，之后路过济宁，都是位于鲁西南和黄淮地区的大运河沿线要地。

燕军进军到南直隶以南之后，才经徐州折向正南，离开大运河线，改为从安徽进兵。

朱棣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主要原因是梅殷统帅官军，当时也在大运河的另一个重镇淮安，正沿运河北上去支援山东。朱棣南下奇袭，兵贵神速，不想去淮安和梅殷的大军硬碰硬浪费时间。

在靖难之变当中，燕军和建文官军都高度依赖于沿大运河机动，热衷争夺运河沿岸的重要城镇据点。

此后明朝中叶正德年间刘六刘七“山东响马”起义，明清易代的清军入关南下，晚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等，都出现利用大运河进行机动、袭击运河沿岸重要城镇、烧抢漕船、破坏码头或堵截运河漕运的现象。

从明朝初年到太平天国时代黄河决口改道为止，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大动脉和交通大动脉。军队在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驻守布置，能实现四个目的或者说优势：

1、和平时期，对驻军提供方便的供养，运河沿线不仅有大量运输粮食的漕船和粮仓，还有若干关卡税欋，可以提供粮食和饷银；

2、震慑“前朝遗民”和民间会党活动。大运河沿岸集中了中国社会最繁荣、经济最发达的一批城镇，这些城镇当中还大量富足、家境优越、接受良好文化教育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清朝初年，很多人是以大明遗民自居，部分人士通过著书、社交等方式，参与地下反清交流和文化宣传活动。而这些城镇也有民间会党组织的地下活动。清朝在这里驻军，可以对社会民变和各种不安定因素迅速施加干预、弹压；

3、监督漕帮。明代的运河漕运，是组织沿江、沿河各省各卫所得军户漕军完成；清代改为从各省民间征雇漕工，再由少数漕军复杂押运。漕工每年往返南北，内部既有地域观念，还有团队意识，结成帮派。漕帮船工多达二十余万人，这些人社会经验丰富，走南闯北游历广泛，见多识广，而且内部清晰的地域意识，建立起等级观念，组织能力远远强于小农，如果串通起来闹事作乱，破坏力太大；

4、利用运河水运和方便的补给，有利于军队在战时的调动、集结和物资补给。

注：民国上海、天津的城市黑社会组织青帮，源于清代的漕帮组织，青帮的基层单位通常叫“某某卫”，原型就是明代负责漕运的卫所。咸丰年间，黄河决口，此后大运河漕运废弃。数量庞大的漕工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先逐渐演化为流民组织，然后部分漕帮流民组织继续演变，在上海的租界内发展为城市底层流民组织青帮。

综上，清军入关后的顺治初年，立即在运河沿线城镇驻扎满蒙八旗。这当中有山东德州、临清、河南睢州（睢县）、江宁（江苏南京）、京口（江苏镇江）和浙江杭州。另外，在徐州、苏州和武昌等地，有满蒙兵临时驻防，不迁居家眷，顺治后期又一度裁撤。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武昌等地驻军，也和大运河漕运有关。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在明清两朝，漕运并不是只局限在大运河沿线，还利用长江水道，向西延伸到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广等地。鄂、湘、皖、赣四省（明朝鄂、湘两省并称湖广）也承担了朝廷分配的漕运物资输送任务。清初顺治年间，在武昌短暂派驻满蒙旗兵，总体而言是延续了明代确保运河漕运安全的认知体系。

二、顺治到康熙初年，为应付南明、大西、郑成功和三藩战争而增设的驻防

最典型的三个驻防地，是江宁（南京）、湖北荆州和陕西西安。

顺治初年，旗兵在江宁驻防。南京位于长江南岸，即靠近长江口，又靠近大运河，还是明朝的开国首都和南明弘光的首都，当地的明朝遗民风气和反清情绪都特别浓郁。清朝在这里驻防，就不必再解释原因了。

荆州驻防，源于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

在清代，还有一些省份始终没有驻防八旗，湖南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三藩之乱当中，湖南又是吴军和清军交战的主要战场，吴三桂也是在湖南衡阳称帝。

在清朝初年，西南云贵川三省不仅环境闭塞，交通不便，而且一直是反清势力聚集地区，先有张献忠，之后是南明永历、最后是镇守云南的吴三桂。

荆州位于湖北，是长江中游北岸的城市，驻防设立于三藩战后的康熙二十二年，用意是对湖南和云贵用兵，并确保向西、威慑经鄂西进入四川的长江水道。

荆州西眺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流，诚为要地，欲得湖南，不可不先下荆州也。——《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十八 湖广
滇、黔、川、楚之辽阔，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一大将，领满洲兵数千，常驻其地。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援。

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核心城镇；陕西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李自成大顺政权的“龙兴之地”；同时西安还是翻阅秦岭入蜀、打击张献忠的前进基地，所以成为顺治初年的另一个最早驻防的城市。

三、由三藩建立的驻防

不是满蒙汉八旗兵，而是三顺王当中的耿、尚两家，在福建和广州等地建立的驻防军。

清朝平定三藩之后，把耿、尚在当地的军队改编为八旗汉军，指派满人或蒙古人的将军、都统，继续留在当地，成为驻防旗兵。

最典型的是广州、福州的驻防八旗。

先写道这吧，没时间了，以后再说

殖民地驻军

一杭州八旗

1强占民房

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当地百姓被强行驱逐，对满人不满者极多。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柞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2满汉互殴

第一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最后赖仁和、钱塘两县令出为调停，乃始开市。直到乾隆年间，这样的兵民冲突仍然屡屡发生。

在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云：

朕闻杭州兵丁，因角口细故，与民人斗殴报复，抢夺铺户，竟至罢市。……杭城省会重地，有将军巡抚弹压，何至兵民互殴？如果有罢市情形，则兵民中必有棍徒为之渠魁，理应严加惩创。

杭州驻防八旗确实令杭州人生厌，仗着自己特权，在杭州城内胡作非为， 从1695年一直到1861年双方冲突不断，常年互殴，水火不容。

3放高利贷，侵占民田，开养蚕厂

“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

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捐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清末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而养蚕厂正是他的产业。

4成为地主

杭州八旗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朝廷为此划分了大量土地作为马场。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这些空余的土地被八旗兵丁们出租给汉人种地，做起了地主老爷的美梦。

5结局

太平军第一次围城，旗营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

杭州八旗最后被太平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杀绝，只留下46人。

第二荆州八旗

荆州八旗也放贷，也侵占民田，这些在下文中就不细说了，他们最出名的是聚众械斗。

1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初五日，“荆州驻防旗人与汉城铺户，先因观划龙舟，争强互殴，频年结怨未释，以致本年闰五月初五日，有满洲营旗人纠众绕进汉城，专寻咸宁武昌二县铺民滋闹，将民人殴伤二十余人之多，且有因伤毙命之人。复拆毁铺面，弃掷货物，并将咸武客民会馆放火烧毁，不法已极。”

荆州八旗骄横惯了，竟然直接入城殴打平民，打伤二十余人，在城内直接纵火。

道光帝于七月接到报告后，一面令湖广总督裕泰等对已经拿获人犯严加审办，一面发谕旨荆州驻防将军的恒通：“驻防旗人因观划龙舟小忿，辄行纠殴，折毁铺面，并有伤毙人命，焚烧会馆之事。现经该督等咨拿惩办。驻防旗人系该将军等专辖，此次纠殴焚毁，不得诿为不知，何以两月之久，并不据实奏闻，著恒通等明白回奏。”

后被汉人大臣上奏于道光帝，责问这些旗人没有受到处罚。

恒通只能支吾其词：“当时未经获拿滋事人犯，无凭审办，是以未即具奏。”道光帝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甚属糊涂无能。”这个恒通并不真的糊涂，随后，他上奏向道光帝说明：“咸武民人，素称刁悍，旗人常被欺侮，往往寻衅争殴”，并请求道光帝命令裕泰，“提同案内旗、民各犯，隔别严讯。将起衅根由确切查明，秉公据实办理，务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意存消弭。”

这个满人将军居然说民风彪悍，平民常常欺辱八旗，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调查结果为

二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东门外城河戏划龙舟，旗、民各往观看。有旗人特瑞在岸喝彩，咸武人斥以多事。

旗人恼火，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六十一家。初六日，又有旗人代昌复纠集吉亮等至汉城及城外草市地方，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八十八家。两次凶伤贸民二十余人。迨路过武昌会馆，吉亮触起平日至会馆看戏，每受欺侮嫌隙，纠允代昌等，将会馆烧毁。

是日，旗人已革武生长元等，因向有咸武人赁居旗人房屋，意欲一概驱逐，致将咸武人张在中刃伤身死。

最后杀人者被处死，其余数十人被流放到了新疆。

但是荆州八旗的作恶史还没有结束。

2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荆州又发生一起重大旗、民斗殴致伤人命事件，综合各种资料，其简单经过是这样：

“荆州东门外草市地方泰山庙，于正月二十五日演戏酬神，旗丁小祸等欲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旗兵“回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正月二十六、七等日，满营兵丁复札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东门为东乡买卖要道，难以进城。二月初八、十六等日，又迭据呈报岳州府客民孙凤翔、曾科选、刘怡上及草市民人周廷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将周廷喜殴伤，旗、民尚未相安。”事发当晚，荆州府属官员准备将旗丁验伤立案，旗营协领宝俊不同意，并于次日请理事同知联兴到满城验看，查报受伤旗丁达四十七人之多。宝俊等人向驻防将军报告说：“本日草市泰山庙演戏，旗丁间有看戏者，午未时分忽见台上口角纷争，不料本村地痞程大、程二、邱大、邱二、邱三、郭三、郭四等二十余名趁此鸣锣聚众，各执铁尺、叉棍、扁担、尖刀将城内男妇老幼等逞凶殴打，抢夺衣物”。

此次斗殴的规模是很大的，将军对旗丁的包庇及旗丁豪横是很明显的。但各方报告互相歧异，“所禀情形与县禀旗丁殴人肇衅激成众怒情节大相悬殊”，经反复查证，到四月初，清廷根据祥亨的报告，下令了结案件：“光绪十八年四月丙申：荆州将军祥亨等奏，旗民互殴身死，左司协领宝俊等办事疏忽。得旨：宝俊等著交部分别议处。”将军已先行上奏，占得先机，张之洞以著名封疆大吏，亦无可如何。

3上一次旗人得逞后气焰愈发嚣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荆州城外又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旗、民斗殴事件。事件的起因也不复杂，几名旗兵在小北门外，因喝酒不付账与当地民人发生争执，旗丁回到满城邀集多人，持枪械斗殴。事发后，又不服地方官员弹压，将理事同知及江陵县令打伤。与前述事件相同的是，驻防将军祥亨与总督张之洞分别向朝中报告此事，但二人所奏情节差异甚大。祥亨报告说“旗丁受伤甚重”，而张之洞则说：“有旗民不服查验，入署殴官”。

然而此案又是久拖不决，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只是较大规模惊动上层的斗殴事件，小规模斗殴只会更多。

后面由于荆州八旗欺人太甚，辛亥革命时，汉人以666为验几乎将八旗杀绝。

三太原八旗

以抢劫闻名。

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器械呰窳，旗兵年久长，养子孙，与居民无异。然恃势自为风气，汉人有肩挑小贸易至者，往往为所陵，汉民久嫉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恨意十足。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日记里对太原八旗兵暴行记载极多。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仆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仆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呼叫：“这两个人欲闯进店中强奸妇女。”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四恒通秉承藩司和桌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四西安八旗

雍正七年，陕西省驻防兵，“自藏回陕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骚扰居民之事，经抚臣宪德两次參奏，共一百三十余件”

辛亥革命时被秦陇复汉军杀绝。

五青州八旗

六镇江八旗

七南京八旗

《明季南略》记载，建奴入城，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居八旗兵，驰骑四占，驱百姓迁移，不许搬运物件，提男抱女，哀号满路。南京满城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的满城面积约占南京城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满城内的满人趾高气昂，满城也是城内的最高级住宅区，汉人严禁入内，事实上同元朝治下也无甚区别。鲁迅曾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路过南京满城时，还曾经被满人孩子投石辱骂，当时已是清末，可见满人对汉人的歧视。

八绥远八旗

九德州八旗

十潼关八旗

十一福州八旗

装死后逃往南洋谋生。

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如遇进攻则妇孺集体自焚。

湘军起义攻打满城福州满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投降后被杀，死亡官佐共15人，满人畏死，不肯自焚，福州光复。

十二广州八旗

广州八旗最出名的就是在满城内畜养鸡鸭，成为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

广州八旗每年秋季，例有瘦狗岭实弹射击之举。此事表面，则为演习武备，内容实则假公济私，虚报开销，得帑分肥。原因是将军都统都系带兵官，除了俸给之外，并无其它收入，故此妙想天开，借每年秋季检阅八旗为名，虚报路程极远，开支巨额公帑，中饱私囊。其作弊的办法，在申报之中故为安排路程之远，由将军衙门起行，所经的路线，从惠爱四约 （起今中山五路），过清风桥，其间虚报为若干里数，由清风桥到小马站，其间虚报若干里数，由小马站到大马站，大马站到明月桥，其间各虚报为若干的里数，方才到达大东门，再由大东门到东郊，由东郊而至瘦狗岭，其间又共分若干站，每站又各虚报为若干里数，诡诈安排到十分遥远，令人观之，的确走到人困马乏，清廷办事，素来糊涂，据报即信以为实，照准开支。于是此辈遂得领款分肥，其计售矣。闻之故老传说，每年秋季射击，虚报开支的事，外而将军都统，内而经手部员，彼此串通一气，所以从来并无批驳，安然得帑分肥。

而汉军旗分润不到这笔清政府的巨额公款，只能兼营副业，俾资维持，大如商店，小如肩挑摊贩，均有经营。商业方面，最多的为买卖旧傢俬和旧屏门窗扇木器等类，昔日之西门直街右都前一带（今中山六路），此项商店，几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他经营小食和水果以及鱼菜摊 贩，更触目皆是。就中食品，如百灵街、药王庙前的咸脆花生，惠爱二约金刚庵前的汤豆腐角，光孝寺的油炸云吞，以及一般的咸糕油条等等，均属调制得宜，价廉味美，为本地人所喜食的东西。更有规模较大，获利其厚的一种商业，则为酱园。因为旗人向有公家发给军盐，已属供过于求，更兼时有违法所得的私盐，两者剩余，积存不少，于是拏来大开酱园，其营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成本既轻，收益自厚。昔日最著名之酱园，为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号，直至今天，致美斋仍巍然尚存，生意蓬勃，为本市数一数二的有名大酱园。至于工业方面，男子多制作妇女伴髻所用的纸花，商品需用的纸盒，和纸盒原料的纸朴，及一般人爱玩的毽子，每年元宵节及中秋节，花灯满街，工艺精美，多是旗人出品。妇女方面，家家厅上，横陈木架，整天刺绣，夜以继日，所绣的是用金线和绒线两种，绣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式式具备，并皆佳妙，为旗人妇女特具之长，所绣之品，供应剧场上需用的各种服装。

惟满旗习于安逸，不任劳作，经营副业的颇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把军盐军粮倒卖一二，放高利贷，当然他们也有经商的，只是比起汉军旗来说要少。

乾隆中期，八旗子弟刘守庵霸占了高第街金家的地产，在广州文德路开设了“致美斋酱园”（中国四大酱园之一），直到抗战后，金家人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旗子弟余、张、黄氏也先后开设了“森森斋酱园”、“安盛隆酱园”、“六和栈酱园”。

雍正朝，广东驻防八旗兵丁集体打抢平籴厂，把数万石粮食洗劫一空。

1841年，天地会三元里起义抗英，广州八旗出兵整压被天地会重创。

著名的贪官琦善就是在这里发家致富的，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余两（约合5万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合39000两），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约和2万两），元宝六百十七个（合30850两），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一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也就是25217亩），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

琦善总家产约合30万两，外有25217亩地，还有数十间铺子，都是其贪污腐败，侵占田地得来。

十三成都八旗

成都驻防八旗以贪腐闻名于世。

康熙六十年，留旗兵1600名、步兵400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

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5000余人。

到光绪三十年，成都当地八旗已经达到21760人。

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

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汉人，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

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

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

这群寄生在成都的蛀虫，没有粮饷只能挖野菜充饥，算是得到了报应。

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

八旗军投靠袁世凯，成为旗兵。

而驻守当地的袁世凯部下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十四开封八旗

十五北京八旗

这个是重量级，八旗兵们潜入圆明园偷盗宝物，贩卖出国。

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是洗劫圆明园的凶手之一。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1860年10月14日镶白旗小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著名国宝，唐代传世的名画《捣练图》就是北京八旗子弟卖给一位日本人冈苍天心的。

十六宁夏八旗

十七乍浦八旗

十八凉州八旗

十九兰州八旗

二十满清让旗兵在政治、法律上的优厚待遇，人为地造成民族间的隔阂，旗人当官的几率远远高于汉人，也使旗人欺凌汉人合法化，汉人见到普通旗兵也要称“千爷”。

这种矛盾是由于驻防八旗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清设驻防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支国家的常备军，实施对广阔国土的控制，尤其是对广大汉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控制。“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

在法律的惩处条例上，满汉亦有区别。清代，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严格地保持着旗、民界限。按制：“凡旗人犯罪，苔杖各照数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旗、民犯同样的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此种旗民差别待遇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旗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形成了旗人心理上的优势，“汉人见了旗人，总要让三分”。

从军事角度来说，满城严格说来其实就是美国人的绿区，或鬼子的炮楼。了解这些功能和用途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满城的作用了，毕竟各方面都是非常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