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语比粘着语高级是公认的吗？ 第1页

其实认为语言有确定的发展方向的观点很早就有了。19世纪时，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倒是正好与 @佐藤謙一 的观点相反，当时是认为屈折语比孤立语更先进。

最早将语言按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划分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屈折语最高级，尤为推崇梵语，而把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看作处于原始阶段。他认为所有语言都是从低级（孤立）逐渐向高级（屈折）阶段进化的。还有一位把达尔文学说引入语言学而创立语言谱系学说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也是类似的观点，也认为语言是从孤立语到屈折语三段式发展的。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就反过来认为屈折的减少才是代表了语言的进步，把汉语作为高级语言。

不过上面这些都是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观点，更多现代的研究表明语言变化并没有确定的方向性，既有很多从孤立语向屈折语发展的，也有很多从屈折语向孤立语发展的，所以上面这两种观点有的只是历史价值了。[1]

我摘抄一段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迪克森（R. M. W. Dixon）对语言类型变化的描述（引文中的「融合语」即是指「屈折语」）：[2]

语言总是变化的，很粗略地说，它们处于某个类型变化的轮回之中：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融合语，又回到孤立语，周而复始。如果语言类型像一只表盘，4点钟位置是孤立语，8点钟位置是黏着语，12点位置是融合语，这样就可以对不同语系中现在正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原始印欧语大概处在12点钟的位置，它的子语以不同的速度向孤立语的位置移动（有的语言到了1点或2点钟位置，有的朝3点钟移动）。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处于3点钟位置，中古汉语处于4点钟位置，是典型的孤立语，而现代汉语正逐渐向5点钟方向移动，开始有些黏着语特征出现。原始达罗毗荼语处于7点钟位置，即偏向于孤立语的黏着语。现代达罗毗荼语转过了典型黏着语的8点钟而向9点钟位置移动。原始芬兰-乌戈尔语 Finno-Ugric 本来处在9点钟位置，而现代语言向10点或11点位置移动。Hodge(1970)曾经描述历史悠久的埃及语如何用三千年的时间在表盘上整整转了一周，从融合语转回到融合语。

当然这不是说，语言的演化虽然没有一个单一的确定方向，但有一个循环的确定方向，一定是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孤立语这样的顺序。我理解迪克森的意思只是说很多语言的演化过程都符合这个循环模型而已。我同意 @陳浩 的观点，语言只是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演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1] April M.S. McMahon,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2] 罗伯特·迪克森著，朱晓农等译，《语言兴衰论》

让我转一篇文章汉语的“落后”、“先进”和“循环”水支 发表于 2013-8-19 11:44醉墨长安 唐传奇——唐代历史同人站's Arch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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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烤鹿零星提过一点西方学者对汉语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各种看法，杂七杂八的，所以现在整理一下写出来。这里的西方学者，当然是指近代以来的欧美国家的语言学家。有一种说法，欧美学者秉持印欧中心的观点，都认为汉语是落后的语言甚至“没有语法”的观点，这显然是瞎说。为此一些国人过于愤愤然，另一些国人过于自卑，都是可笑得很。

“语法”的概念早就在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大大的扩展，而对于汉语之类的“孤立语”的看法，也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体系下的观点，有汉语落后说，也有汉语先进说，还有语言变化循环说从而无所谓先进还是落后的语言。这些观点里都有大学者，都在学界甚至普通人中有广泛影响。

这里主要按时间顺序理一下相关学说的发展，当然，大体而言：[b]早期（近代，19世纪）西方学者以汉语落后论为主，中期（近现代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段）兴起了汉语先进论，后期（现代，20世纪后半段之后）则更多是循环论，但仍有可能存在的汉语先进论。[/b]

1、汉语没有“语法”，落后死啦。

在中西接触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近代较早的时期，18世纪到19世纪初，这样的观点很普遍。

为什么呢？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中西社会的发展历程差别很大，各自语言的表象差别也很大，早期的直接接触极少（多是间接接触），乍然相逢，各自的观念系统根本不是一回事，自然会彼此觉得对方是乱七八糟的。我们说这时候的西方学者满脑子印欧中心认为汉语没语法，同时中国人还觉得西方人是鬼怪和畜生没进化完全呢。

事实上，华夏中心论在中国人的语言观里也造就了很多歧视，所谓“胡说八道”就是如此，只不过我们自己就不太觉得了。还有许多内部歧视，如说到“没语法”，长期以来以北方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因果下，士人们不也嘲笑粤人闽人说的是“鸟语”么（连人话都不是了）。同时，崇古重书面的观念下，马氏兄弟那部所谓“第一个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描写汉语语法”的《马氏文通》中，也公然说只有文言文有“文法”，而口语白话文是没有规则的各种随便瞎说（真是大家“瞎说”，那我们平时用口语交流是怎么做到的？显然必须是遵循共同规则才可能交流嘛，口语也不可能没有语法）。

所以，这时候西方学者认为汉语没有“语法”，按当时西方学者对“语法”的定义来说，也没错。

西方传统语言学（或曰古典语文学）的“语法”，来源于古希腊，就其词源来说，古希腊的那个术语的本意是“文字的技巧”，也就是古希腊书面语的“文法”。后来，又加上了古罗马的拉丁语“文法”。然后，根据古希腊语拉丁语的自身特点，它们有大量的所谓“语法标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性数格时体态”等等的强制性标记，所以西方传统语言学主要就是在讲这些标记该怎么标的规则。

简言之，这是西方传统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而语法的概念就是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文法”，也就是各种强制性语法标记的规则。这在后来的语法系里被称为“词法”，与“句法”相对。

汉语嘛，人所共知，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这些强制性语法标记，在这个概念下，汉语当然没有“西方传统语法理论系统中所指的那种‘语法’”了。

非我族类，看着就不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老子搞不懂啊——这当然是落后的。

2、汉语语法可粗糙啦，原始哦，落后——以及，悲催啊印欧语是退化的救命啊啊啊~~

19世纪是所谓近代语言学的时代，这个时候的语言学开始逐渐扬弃传统语言学或曰古典语文学的系统。此一时期，因为西方殖民运动逐渐达到高潮，西方的学者也就走街串巷见识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各类语言。见识即广，思考也就来了。

当然，这个时期语言学主要的发展是所谓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开始让西方学者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和他们相近的语言。欧洲的学者在印度看到了欧洲诸语言竟然和如此遥远的印度梵文所记载的古语有对应关系，这是很让大家兴奋的。所以大部分学者开始做各种语言之间对比（主要是语音对比）的研究，成果就是所谓“语言谱系树”，弄出了所谓印欧语系、闪含语系（在北非中东一带的语言家族，主要包括古埃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语言），后来扩展比较范围，还有其他诸如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等的东西。

除此之外，见得多了学者们也自然发现，世界上固然有类似印欧语、闪含语那样强制语法标记比较多的语言，也有强制语法标记较少的语言，甚至还有不少基本不用强制语法标记的语言。

在这里，大家逐渐意识到一个比“给词加强制语法标记”更基本的语法手段：词序。

哦喂，有人要说了。词序是什么我们知道啦，就是一个个句子里面词和词的先后顺序嘛。但是凭什么词序是比语法标记更“基本”的手段？有的语言词序灵活有的不灵活，有的语言用语法标记有的不用，词序和语法标记，没谁比谁更“基本”嘛blabla。

于是，我们这里就不得不先啰嗦点儿语言理论的东西。

词序，没错，就是一个个句子里面词和词的先后顺序。但为什么说它更“基本”呢？因为是这样的：本质上来说，语法里谈到“词”啊“句子”啊的概念，就是说语法是一种先分割成一个个小单位，然后由小单位组合为大单位的规则。“词”是小的单位，而句子是大的单位，在小单位排列组合成大单位的过程中，天生无可置疑地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这个先后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所以说词序问题是更基本的，因为只要你有多个词在这里要排，你就根本“躲不开”。词序是可以所谓“灵活些”或者“不灵活些”，但灵活也好不灵活也好，不等于“没有”。相反，强制性语法标记就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事实上，词序——或者稍后一些更确切的说法：语序、组合顺序、结构等等——再“灵活”也有限。没有哪种已知的语言，会让词序完全随机排列。哪怕所谓语法标记再丰富的语言，都自有相当固定的词序。而且过去被视作“灵活”的词序往往也不是像早期学者想的那样是“灵活”，其实是在用不同的词序来表达不同的语义价值或语用策略而已。

在认识到语言还有词序这样更基本（同时也就更“隐藏”，太基本了大家用得太不自觉了反而不易注意到）的手段以后，“语法”的概念自然就扩展了。它不再单纯指强制的语法标记，还包括了词序手段的考察。

虽然19世纪关于词序的考察不算多也不够细致，不过，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已经可以给世界语言按新的语法概念来重新进行分类审视。（此公也是语言谱系树理论的提出者，是19世纪的牛逼大佬）

施莱赫尔按新的语法概念来重新审视世界语言并做出的分类，现代很多人应该听说过，那就是：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

孤立语，就是如汉语这样基本不用或很少用强制性语法标记的语言，那么它们主要的语法手段就是词序（和有一定语法标记性质但不是很强制的语法虚词）。不过现代汉语不算是最“孤立”的语言，古代汉语更“孤立”，另外诸如现代越南语也比汉语更“孤立”。

粘着语，是多用强制性语法标记的语言，而且它们所用的强制性语法标记基本上是以词缀形式表现的，如日语。

屈折语，是多用强制性语法标记的语言，而且它们所用的强制性语法标记是通过“元音变异”或者“异根替换”表现的。英语有一定较丰富的屈折手段，不过实际上不算多，主要是一些不规则式变换上有体现，如sing的过去式是sang，这就是元音变异（i元音变为a元音），如be按单复数在现在时是is和are，这就是异根替换（两个有联系的替换式之间变形太大元音辅音彻底不同）。当然现代英语不是典型屈折语的代表，因为现代英语用得最多的语法标记是词缀甚至是虚词（in ,off这类的介词等）。印欧系诸语言都有较多或较少的屈折成分，而典型屈折语代表如梵语。

和施莱赫尔同时代（同年生）的洪堡特（这个大佬貌似比施莱赫尔更有名就不多说了吧？）也认可这种分类法。同时，他从词句关系这样偏语序的角度把这个分类法又变换了一下（由此可见语序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即：分析语、综合语、多式综合语。

分析语，其实就是孤立语，因为孤立语缺乏语法标记，即使有语法标记也多用比较独立的虚词来表达，所以孤立语的概念基本上完全是靠词和词的组合方式（也就是语序）来表达的，这叫“分析式”。

综合语：粘着语和一般的屈折语，语法标记丰富，将若干抽象的语法关系概念用语法标记“综合”到了一个个词上。

多式综合语（又称复式综合语或复综语）：一种非常特殊的语法标记非常丰富语。是在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时发现的。复综语把所用句子成分都用短小的词缀或屈折表达，然后拼进一个词里，于是一个充满了“语法标记”的词就是一个句子。

洪堡特还进一步做了一个语法发展四阶段的假设（俺这里只大致说下，不是原话）：1、产生一批词，主要是实词名动形，表示语法关系的语法标志词基本没有，词序还不太固定；2、最基本的语法手段词序固定，语法标志词逐渐“虚化”为虚词，失去实意；3、虚词进一步失去独立地位蜕化为词缀，但词缀和实词的词根还是被当做两个结合不太紧密的个体，当然语法标记是产生了；4、词缀进一步蜕化和词根紧密结合，即各种难以和词根分离的屈折手段来表示语法标记。

这四个阶段的假设，说穿了，大家可以看到：阶段1就是所谓假想中的最初的“原始语言”阶段，在现实语言中可能已经很难找到例子了，也许儿童的独词句之类的勉强可以对应；阶段2说的就是汉语啦，词序手段严密了，有虚词了；阶段3就是粘着语；阶段4就是印欧系的屈折语。

再说得白一点，就是汉语这类孤立语是比较原始的，日语这类粘着语发展先进点儿，印欧系的屈折语最先进。

另外，注意到一点，19世纪是进化论产生的世纪，当时的语言学者对进化论很感兴趣，由此有一种相似的观念：语言也像生命体一样是诞生、成长、发展的，生物在进化，语言也在“进化”。因此类似施莱赫尔和洪堡特这样的语言观，被视作语言进化论。

不过，话说到这儿，大家先别气。虽然这些西方语言学者把屈折语当做了语法发展的“最先进”阶段，但是这也并不能让他们“印欧中心观的世界”多幸福。其实，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幸。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说到屈折语的典型代表是梵语，可梵语是嘛？是印度在日常使用中已经死亡了的古老语言。同样的，欧洲屈折语的更典型代表也不是近现代欧洲各国语言，而是什么古希腊语、拉丁语，也是死得差不多的老家伙们。

欧洲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屈折手段反而多让位于词缀手段甚至虚词手段，强制性语法标记在大大弱化甚至消失。英语在这方面就很典型，而和英语相比屈折较多强制语法标记较强的什么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之类的，和文献可考的古代状态一比，也是“弱”了不少。

简言之，这种将屈折奉为“最高进化形式”的观点，掉过头来也砸了欧洲人自己的脚。因为它们文献可考的语言发展恰恰是反过来的，从屈折占优势向粘着甚至孤立占优势转换。

也就是说，欧洲的语言是“退化”的。

同样，这个时期，尽管近代工业革命已经带来欧洲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但人们的思想里，复古主义情结还是颇为浓厚的。好嘛，这样一来，也就是说俺们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最辉煌然后就一路黑穿走下坡路了5555，俺们也就认了。俺们欧洲人悲剧啊~~时代黑暗啊~~完蛋了啊~~

如当时英国语言学家缪勒所言：印欧语的历史除了逐渐衰败的过程，就剩下零了。

（老大你这是重回奇点的节奏哦）

3、耶耶耶！汉语好先进——闪边闪边，人家的本意是要说“耶耶耶！英语好先进（虽然汉语更先进那么一滴滴）”啦~~

前面已经说了，洪堡特的语言发展四阶段假设虽然是语言从孤立语进化到粘着语再进化到屈折语，可是呢，从印欧语的可考语言史的实际来看，确实屈折语的“退化”。由此，持四阶段进化假说的人认为：印欧语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前的远古社会才是“进化”的，然后就逐渐“退化”啦。

当然，这样的看法如此悲观，渐渐的又有学者们动起了别的念头。

学者们的念头当然也不是随便乱动——你说俺们退化俺们不干俺们偏要说是进化呸！那叫微博吵架。学者们的念头转头，和整个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语法”的观念变化和深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如前所言，真正调查古代语言、“原始语言（即到近现代还基本保持在部落阶段文明很‘原始’的亚非拉土著语言）”，除了少数例外（比如古汉语），大多语法标记都比今天更丰富。那和洪堡特假想的语法进化多相反嘛。而在这个语言“退化”的时候，人类文明明明是越来越发展嘛。那说不定根子上就是大家对语法的观念和对语言进化的观念错了呢？

时针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这时候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相当成熟，在此基础上，对广泛语言材料的众多研究，逐渐产生了现代语言学诞生的契机。

现代语言学相对近代语言学，自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不过这里先谈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和观念上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在“语法”研究上，不再把直接关系强制性语法标记的词法作为重点，而把语法的“结构”作为根本研究，词法逐渐被看作“结构”的一个附属品。

什么是“结构”？

前面说了，语言是用多个小单位拼成大单位的，那么小单位到大单位的拼装形式就是结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视作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的索绪尔是这么来谈语言的结构问题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最基本的性质有两个：

一个是任意性，就是意义（语义）和形式（语音）结合是约定俗成没有太多“道理”可讲的，所以“人”这样的概念，中文发音ren，英语发音man，发音上完全看不出什么关系，完全是两个民族的祖先的任意选择和在源流演变中的各自音变最终造成的结果，好，这个本质和咱们说的问题关系不大哈（砸俺俺有龟壳挡）

一个是线条性，就是语言是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依次而出的语音链条。说高深点儿就是，语言是一维空间上多个单位的排列。

任意性关乎文化传承这些问题，而线条性则关于语言“内部研究”的结构问题。所以索绪尔认为对语言的研究根本地是要说明某个时间平面上某个语言的结构，不外乎：1、小单位的“句段关系”，即诸小单位组合大单位时的排列先后位置研究，后代一般叫做组合关系；2、小单位在组合中的替换能力，如有的词特别容易放在谓语位置，这些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动词，有的词特别容易放在主宾语的位置，这些就一般是名词，这是按组合能力分类的“联想关系”，后代一般叫做聚合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本质上是研究组合先后的组合关系为要，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词序”。

当然，索绪尔以降，各派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者对“结构”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线条上的“词序”已经不足以来说明当代语言学对结构的理解。

结构主义的大山头，布龙菲尔德开创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基本上认定：句子的结构甚至不是线性的。线性只是语音表象的制约，因为声音是一维信号只能这么一个接一个的依次排列。但是呢，语音线条上的各个词不是均匀排列的，而是不按线条先后顺序而是按其抽象或具体的语义内容形成了疏密不一的“团”，这些词形成的“团”后来取了个术语就是“短语”（或“词组”），然后短语再往上一级组成句子。

比如简单来看一句话：我的小红伞被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弄破了。

分成词的话：我 的 小 红 伞 被 隔壁 邻居家 的 小孩 弄 破 了。

这些词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按线性顺序一致的，其中，“我的小红伞”自称一“团”，“被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弄破了”一团。再往下，“我”、“的”和“小红伞”又可看做各自为一团，“被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和“弄破”各自一团，如此类推，有的和前面的词结合紧密而和后面的词关系疏远，有的和后面的词结合紧密而和前面的词关系疏远，有的居中连接两边的词。

所以就此来看，词到句子，经过中间层层大小短语“组团”而上。这个句子的结构本身来说都不是一维的而是二维的（有前后有上下）。然后这种二维结构的本质在说话时由声音的物理特性限制，再“摊平”到一维来实现。总之，无论如何，一维也好二维也好，所谓的“语法”，这时候已经不再以研究词上的强制性语法标记为主要内容了。主要的研究内容，是这些上下前后的“结构”。结构可以直接用语序和语义的彼此关系来实现就够了。而强制性的语法标记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它们只是把结构里的某些关系多用一个手段表现出来，使得结构中的关系看起来更“明显”一些，是屋上架屋的一份“冗余”。

由此，20世纪初一位著名丹麦籍英语语言学者叶斯帕森认为强制性的语法标记既然是“冗余”，就是吃饱了撑的累赘，是语序和意义手段用得不够精巧的较原始时期的“笨拙遗迹”，古老的人类才这么干。叶斯帕森由此特别称赞汉语是先进语言之一，当然他的本意是要说英语以及整个印欧语正在越来越先进。这对曾经沉浸在“咱们英语退化地好厉害（因为印欧系诸语言中英语是语法标记丢得最快的语言之一）”的淡淡忧伤中滴土豆国人民来说，当真万分欢欣鼓舞。叶斯帕森发表的称赞英语是印欧语中最先进的语言的书，为他在土豆国赢得了英国皇家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衔。

（世界人民虚荣起来都一样一样哈）

当然，这里要不虚荣滴说一句：其实“冗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一个完全没有冗余或冗余极少的系统也未必是最优的。

4、一种近似种族主义的语言观——文明若有落后，语言必然落后，当代越先进的文明语言越先进

其实这个观点相当世俗化，而且在国人中流传甚广，因为特别好“理解”。

这种观点对应的理论，在一开始看来是“无害”的。它本来是在讨论语言本质的时候注意到语言和思想、文化、社会习俗制度等其他精神产品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个观点。人的思想本身是一团混沌的“感觉”或者“感知”，借助声音（或者图像或者其他手段）的物质手段，人把这些感觉感知切割、打包、包装、装潢成各种分离的概念，贴上标签，然后拼拼合合来进行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于是，思维概念被看做虽在“语言外”但决定了语言的内容。前面提到的那一串结构主义语言学者呢，特别重视已经打好包贴好标的语言符号之间的拼合关系不同。同时，另有一派功能主义的语言学者更重视思维概念这些语言外的东西是如何反映到语言中的，或者说语言符号打的那些包里面，究竟是怎么装进去各种思维心理习俗制度文化的。

大致地说，结构主义的学者更注重语言内的研究，而功能主义学者更注重语言内外互动的研究。

这个研究方向本身而言，自然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有一个问题却支生出了种族主义语言观。

语言反映了我们的头脑，好，没问题。反过来，我们的头脑又会不会受特定的语言所制约呢？作用和反作用，这种顶朴素的辩证思考是很容易在人们脑海里出现的。

没错，应该说，我们从小学习我们这个社团里的语言，则这个语言系统所反映的思维观念就成了我们最基本的思维观念，有些观念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我们根本是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放在潜意识或者说集体的潜意识里很难进行反思。前面介绍的19世纪著名学者洪堡特就在这个方向上做了很多研究，他的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就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各种语言形式下不同民族或社团的基本世界观的差异，也就影响了他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思想发展。

当然，这里洪堡特的研究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事实上洪堡特虽然说了些语言完善不够完善的话，但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把任何语言称之为“先进”或“落后”。他认为任何语言只要能不停地适应它所在的文明、民族、文化社团就是好的，同时也就暗示着他觉得各民族的精神会进行各种发展，语言形式会随精神的发展而发展。至于语言形式对精神的制约，有作用而作用也有限。

到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萨皮尔在这条路上走出了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路子。考虑到语言是人类第一个同时是最全面的反应起精神思维的信号系统，萨皮尔在研究美洲原住民文明的时候大量从印第安人的语言系统入手，得到了很多人类学的重要成果。同时，萨皮尔在语言对思维的作用上走得更远，认为民族语言一旦形成，就在集体无意识里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极难动摇的深层“语言模式”，从而强有力地制约了该民族进一步思维的方向和能力。

再往下，萨皮尔的学生沃尔夫就走得更远了，认为文明的胜败就是语言的问题。到了这一步，其实里面有很多庸俗的思维-语言对应模式，如沃尔夫说动词没有时态变化的语言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人没有时间的概念。可是稍微反省一下，时间的概念并不是仅由“动词时态变化”来包装的，时间名词、时间副词等等语言形式都可以包装时间概念，包括普通动词名词也都含有它们的时间因素，语序排列的顺序也可以反映时间顺序，等等。任何没有“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的语言，其现在、过去、未来的概念依旧是很清晰的，只不过用其他语言形式来表达这些个概念而已。

事实上更细致地考察，动词有时体变化，其主旨还不是在说明时间信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指出句子中谁是谓语。

其实这就像“地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跳到“地理决定论”一样，前者本来没问题，到后者就反而成了庸俗地理因素论，什么“寒冷地区的人就武勇炎热地区的人就怯懦”的种种庸俗化联系。

不过正因为庸俗或者说“通俗易懂”性，这类观点很容易在各种政治性的活动中产生市场。同时，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容易有市场，比如说中国，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大家都清楚，对中国人来说打击很大，因此一段时间内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到现在都在各种市情舆论中很有市场。

其实如此绝对化地看待已有语言形式对人们思维的束缚，无疑是太过。照此无限推理下去，那人类不同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和学习就彻底不存在了，人类精神的根本性发展在最初的某种“基本模式”确定以后就彻底停止了，剩下的只有彻底地你同化我或者我同化你、你消灭我或我消灭你的问题。（所以国内对这种观点过于信奉的人所为全盘西化的想法也就不奇怪了）

5、语言“类型”的复杂现象和语言演变是“即单向又循环”的——自然就没有绝对的“先进”和“落后”的某种语言

到了现在，当然更确切一些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二战之后，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语法”的概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多姿多彩，同时过去那种凭一两个笼统的特点来给语言分类的做法逐渐为学者所扬弃，各语言复杂的语法特点的演变也绝不是粗线条的“标志多了”、“标志少了”这么简单的，就现在语言类型学和关于语言历时演变的研究来看，语言的演变是个要细细分辨的复杂现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著名语言学家和非洲人类学家格林伯格开始研究一个包括6000多种语言的语料库（不过格林伯格后来写论文写书时用到的语料库一开始不大，只有几十种语言，毕竟要非常细致地归纳罗列6000多种语言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是不太现实的），对大量的语言事实经过归纳整理后，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各种语序和语法标记（形态）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的性质，这被视作现代类型学研究的开端。因此现代类型学又被称之为“格林伯格学派”。

这里要注意一点，语言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的差异，其实往往就是语言在时间变化上演变的差异。19世纪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随时间分化的谱系树的时候，注意到世界各语言在当前时间平面上的差异。反之，现代类型学在研究现代各种语言的语法特性的方法和理论，也推广到时间轴上语言演化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来看什么结构啊、语序啊、词缀啊、屈折啊等等已经被囊括进语法概念内的多种语法手段，它们在世界语言里都不是绝对有或无的。

每种语言，都多多少少在表达不同概念的时候采取不同的各类手段。没有哪种语言是特别“单纯”的孤立语或粘着语或屈折语。

粘着语和屈折语不可能“没有语序”，这个我们是已经谈过。

同样，像汉语这样的所谓孤立语，也难说就没有语法标记。虚词就是较弱的一种语法标记。还有，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汉语其实也有内部屈折形式或者粘着词缀，比较常见的例子是“王天下”和“大王”的“王”，按声调或者词尾不同（同意上古有声调的认为是声调屈折，不同意上古有声调多认为是词尾问题），一个是动词形式一个是名词形式，这就是一种语法标记。

另外，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也有不少实词逐渐消失“实义”虚化为更像语法标记的虚词。现代汉语的什么“着、了、过、地、的、得、被、把、在”之类的都是这么来的。从这一点来说，现代汉语又比古代汉语多了一批语法标记。

如果再考察更多的语言的话，最终，现在看来，关于语法标记的问题，是个“生生不息”同时“死死不息”的循环过程。

不过，这个循环过程不是简单的一个环，而是在不同“理据”下若干单向变化头尾碰到一起拼出来的环。

其中一个单向是语法标记性越来越强，产生的动因来自语用的惯用以及语序组合的固定化、化石化，这样，一些习惯结构里的某些成分逐渐从自由的变成不自由的，从有实意的变成虚化的，成为虚词，再成为词缀，然后又进一步和所依附的词根融合变成屈折形式。这个过程，其实和之前洪堡特提到的语言演变四阶段的假设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不同的是，洪堡特直接把这当做语言整体的单向演变方向，而现在的学者则更多是看做各个具体的语法标记的产生阶段。

然后，当语法标记作为屈折形式和词根融合了以后，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形式不同的两个屈折变化的词根差异反而大了，还容易随语音变迁而越变越远。久之，实际上语法标记的作用反而被过大的形式差异而“侵蚀”，最终可以磨损到人们又忘记了这里其实有个语法标记，也就是语法标记又“失落”了，则两个不同的词根很可能变成两个不同的实词，或者其中之一消失，或者它们之间的差异被人们当做新的实义提取出来用新的自由成分来表达，从而形成新的所谓“分析式”，也就是用语素或词的语序组合来表达，也就是新的孤立语表达方法。

当然，如前所言，语法标记产生也好消失也好，这些动因和演变顺序，都是针对单个的语法标记来说的。

那么，对语言整体来说呢？

现在看来，具体语言里各种标记会在漫长的时间里前后不均匀地消失和出现，大概在某一些时期，该语言里的强制性语法标记比例上会特别明显些，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强制性语法标记比例上会特别弱一些。

又及，从外部推动力去考察，人们也注意到。当一种语言在相对广大的地域里快速扩张和其他“土语”各种融合交汇发展的时候，这种语言也好，其他“土语”也好，其语法标记特别容易被“忘掉”。因为毕竟语法标记是用来标识语法结构的“屋上架屋”，相对避免不了的语序和语义来说是“冗余”的，所以当很多种语言互相接触融合的时候，大家特别爱丢掉“冗余”的部分，而语序语义因为丢不掉所以总是有的。现代印欧系语言中英语的语法标记丢得特别快，和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和快速扩张是有关的。考察英语和各地区土语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尤其是那些“杂种”而生的克里奥尔语，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然后，因为毕竟近现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是急速接触和融合，地球变成地球村什么的，可能确实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世界语言总的来说都会向标志减少方向发展或维持在标志数量较少标志性较弱的程度。

反过来么，当语言稳定在一个地区较封闭的自我发展的情况下，标记的产生更容易稳定下来而且不太容易忘记，语言整体会变现出标记逐渐较丰富的情况。

因此也有学者推论，汉语在远古时代，所谓“华夏语”甚至可以上溯到所谓“原始汉藏语”的时代，经历过较封闭的发展，达到过语法标记特别丰富的阶段，后来因为华夏族的急速扩张（这个扩张一直延续到周秦时期）才变成了比较彻头彻尾的孤立语。

6、现代类型学视野下某些似乎难以视作循环的“单向”语言演变——也许汉语真的还是先进的？

上面提到了现代类型学的研究，在单讨论一个个强制语法标记的出现和消失上，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可以循环的。这样自然就没有先进还是落后的问题了。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只单从强制性语法标记本身来看问题。而现代类型学研究除了材料特别丰富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各种不同语法手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强制性语法标记和语序之间，不是各顾各而是彼此有关的。

说到语序，现代类型学研究的各类语序也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语序就是所谓句子的“基本语序”：主、谓、宾的基本顺序。

为了方便说明请大家记一下主谓宾的大写字母：S V O

SVO的组合最多有六种：SOV,SVO,VSO,VOS,OVS,OSV

一种语言怎么确定基本语序，有一套标准和操作，这里稍微提一下。

通常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是从“语法标记最少的表示‘施-动-受’概念的陈述句”来确定的。简单一点儿说，现代汉语表达基本语序的句子就是类似“张三 S 吃了 V 一只鸡 O”的句子。

那为什么不是SOV呢？因为“张三把一只鸡吃了”比“张三吃了一只鸡”多了“把”的标记。

同理，不是OSV，因为“一只鸡被张三吃了”多了“被”的标记。因为“鸡，我吃了”这样的话题句有声音停顿的标记。

还有，基本语序的陈述句的使用频率高。

然后呢，有个偏方，就是本族人的语感，一般基本语序的句子是本族人教外人时最常入手的那类句子。

当然，有时候其实有些语言的基本语序确定是比较难的，而且其实有不少语言的基本语序不只一个，两三个、三四个、乃至五六个占全了的都有。但即使如此，从使用频率上看，多基本语序的语言（也就是一般说的语序比较灵活的语言）总有某个基本语序最常用。

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而英语的基本语序是SVO。这是当今世界分布最广使用最多的两大语言，所以大概很多人会觉得SVO基本语序是“天经地义”，或者至少也是各语言里最常用的基本语序。

错。

但从语言种类来说，SOV类型最多（比如日语），SVO次之（比如汉语英语），VSO再次（比如希伯来语），VOS和OSV已经特别少了（不举例了，举了也没听说过）。OVS最稀有，说起来OVS正好和咱们最熟的SVO反过来，曾一度认为是不存在的，后来有语言学者论证了在一些多种基本语序的语言里，OVS也有频率较高的应用，不过说到OVS的代表性语言啊……大家一般都会举瓦肯语……对啊，就是“那个”瓦肯语啊，但这是科幻故事里头硬编出来的嘛。

咳咳。

好，我们继续。往古了看，今天SVO的语言，其中不少在可考的古代还不是SVO的，比如英语，古英语就是SOV的。也就是说，至少在文献可考的古代，SOV和VSO的比例更大，而SVO很稀少。

关于这六种基本语序，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么几个特点：

现今最多的三种，SOV、SVO、VSO“都是主语前宾语后，一个谓语到处跑”。其中，古代最多的SOV和VSO，谓语或最前或最后，主宾语都在谓语的“同一边”。而咱们最熟的SVO，就是谓语往中间一坐，把主宾语隔开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种倾向：主语和宾语都是表示事物的成分充当的，也就是用名词来充当，“性质”很接近。如果它们都在“同一边”，基本语序陈述句就很容易和诸如话题句之类的混淆。这样的语言倾向于多使用强制性语法标记来分辨主宾语，从而语法标记较多也较“强”。反之，如果主宾语分在谓语“两边”，被隔开了，则主宾语更可以从谓语前谓语后来辨别，基本语序陈述句和话题句之间也容易分辨。于是对语法标记的需求就不强。

也就是说语序和语法标记之间也有联系。

然后，语言的基本语序是会变化的，比如上面我们知道英语就变了，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可考的基本语序变化的历程。但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的语序变化都向着SVO语序，SVO的单向演变似乎现在看不到循环的现象。这也是现今世界比古代世界SVO语言多了那么多的原因。

基本语序为什么会变？这里面的动因现在还很有些模糊。有的认为正是许多语言的语法标记减少了所以基本语序在适应这个变化，然后呢，基本语序变了SVO又会促进语法标记减少，这样相互强化的作用，似乎最终难以回头。

照这样看，语言的演化又好像不是循环论了而确实有一个最终的终点，一般来说这也容易被视作“先进”的终点。汉语在周秦时代已经是SVO语言（曾有学者觉得周秦时代是SOV的，但论据比较薄弱，现在基本上不再采信），而同时期印欧系闪含系的语言基本上都还在SOV或VSO过着（记载能追溯到那么远的也就这两系了）。从这一点来说，也有学者觉得那么早就SVO了的“特立独行”的汉语有一种先进性。

说起来，汉语自身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反例：青海地区的汉语方言，因为长期被周围强势的藏语影响，现在的基本语序变成了SOV。

不过这个反例还不足以推翻上面的结论，因为这毕竟是少数人群（青海的汉族是少数）被周围强势人群所改变，是比较特殊的。而世界上大量语言从SOV、VSO到SVO，多没有这样的强势外部势力的无形“逼迫”，显然是更“自然”的过程。

当然，最后有一点还是要注意，语言演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其中语法的演变由特别慢（相对创新词汇引进词汇来看），往往几百几千年才能看出一部分变化。现在可考的记录了语言的文献不过五、六千年历史，要完全证实上面这些语言整体如何演变的推论，还是很不足的。

水支 发表于 2013-8-20 19:01

补充

7、很多很多形态标记啊，其实才是“野蛮人的更具体的语言”，形态减少概括性更高的语言是更文明的语言——哎呀，人家才没有说更文明的语言是先进的好语言啦

这里说的是20世纪初，也就是和前面第3点第4点大致相当的年代，欧洲“法兰西学派”的观点。因为这个学派国内用其理论做研究的不多，所以之前不小心漏掉了。

法兰西学派又叫社会心理语言学学派，注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注重语言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注重语言和“语言外”的精神产品（思想文化习俗制度）之间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法兰西学派和前面提到的“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有相通之处。不过，法兰西学派并不向前者那样把强制性语法标记看做更先进的文明的标志。

此派大佬房德里耶斯在其著作《语言论》里专门提到“语言的进步”时总结，基本上来说，他反对把任何语言视作进步的或者退步的。

对强制性语法标记，房德里耶斯认为各种标志“结构关系”的成分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虚词、词缀、屈折，没有谁比谁更先进。如此汉语这种所谓“孤立语”，不是也有虚词嘛，也是既有语序手段也有标记手段的。简单地说，房德里耶斯认识到各个语言里都包含了多种语言手段，没有什么纯粹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

然后，因为房德里耶斯是法国人，法语正好有一个很明显的语法标记表少的过程，因此他很清晰地看到：语法标记的虚词、词缀、屈折是如何又“磨损”消失掉的。所以在他看来，语法标记就是一个反复出现（虚词）、粘附（词缀）、融合（屈折词缀）、磨损（屈折）、消失（重回“孤立”）的过程，因此认为屈折先进是无谓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房德里耶斯的观察，正是后来现代类型学派在此一问题上之观点的先声。

当然，整体来说，房德里耶斯也认为叶斯帕森等“乐观”地认为语言越来越孤立先进也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从整体观看，房德里耶斯是循环论的观点。

然则，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房德里耶斯又认为：虽然语法标记是在循环生息，可是呢，随着文明越先进，语法标记会越概括越简化。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人们的思想随着文明发达，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概括能力提高、思维更有条理，更加严密，更加“理性”。也就是说，更有“科技文明发达”的感觉。

其实沃尔夫等也认为是这样，但沃尔夫认为思维更概括更条理更严密，就是语法标记更多。而房德里耶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恰恰相反。

“野蛮人”的语法标记明明就是更多，其实这是因为：

野蛮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不强，所以需要对抽象概念（语法标记总是表示更抽象的概念）强制性加上很多标记来帮助自己整理头脑。这也是说得通的，就像人学骑车，开始不会的时候，你对你的动作特别注意，等你真的会了，一切对动作的调整就推进了无意识的状态。同样，因为理性思维能力不强，才对理性思维下抽象的概念加上明显的关注，如果抽象概括一般化的思想过程对你来说如水之鱼那样“自然”了，那你和它也就相忘于语序语义的浆糊了。

或者野蛮人理性不强感性强，把对世界的感知用语言的“刀子”割得更“零碎”，强制性标记因此也是多的，这又恰恰是野蛮人的语言更加“具体而且神秘主义”的表现。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房德里耶斯又认为，文明发达和扩张，会让语法标记在总体上趋少，这个过程是不大可逆的。除非未来文明发展受到重大阻碍甚至衰退消亡。

当然，房德里耶斯最后又一次强调，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文明发达以后更“理性且抽象”的语言就比野蛮人“具体而神秘”的语言更好更先进，一切只是适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