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Nike、优衣库、GAP、Zara 等品牌均在境外官网发布「禁用新疆棉花」的声明？ 第2页

西方为什么盯着新疆棉花不放？

在常规认知中，进入封建时代之后，奴隶制就应该已经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了。但西方殖民者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奴隶制，他们都能从几千年前挖出来，复活给你看。

罪恶的黑奴贸易

1492年，哥伦布航行到了美洲，他声称自己“发现”了“新大陆”。随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圈地运动，一步步蚕食原住民的家园，用屠刀和枪炮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随着美洲大陆的开发，以及轧棉机的出现，棉花种植取代了薅羊毛。资本主义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西方殖民者开始四处寻找奴役的目标。

由于无数美洲原住民惨遭屠戮，幸存的印第安人数量太少，且熟悉地形、很难奴役，殖民者把目光转移到了来自欧洲的贫苦白人身上。大量的破产工人，甚至是儿童，被殖民者用或骗或掳的手段带到了美洲，沦为“契约奴隶”。这些奴隶必须完成契约规定的“工作时间”才能重获自由身，而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时不时还会挨揍，连结婚之类的人生大事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主人手里。如果试图逃跑，等待他们的将是变本加厉的奴役。

根据1680年的英国官方统计数据，当时每年都会有1万人被拐骗到北美变成奴隶，奴隶人数甚至可以占移民总数的一半。

到了18世纪，黑人奴隶开始在美洲“大受欢迎”——尤其是奴隶种植园主们的“欢迎”。对于这帮奴隶种植园主而言，奴隶就是他们的“私人物品”。他们不用担心黑人奴隶的契约到期，只要“买下来”就终身是奴隶，而这些黑人奴隶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小奴隶，“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此外，黑人奴隶的价格很便宜，每个黑奴的年均成本不超过4英镑，远低于契约奴隶；当自己的种植园农闲之时，还能把奴隶出租给其他奴隶主使用。

而把持这种奴隶贸易的，起初是西班牙人，后来是葡萄牙人，之后荷兰、法国、英国也开始争抢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到了18世纪初期，英国人近乎垄断了奴隶贸易，他们将贩卖奴隶的特权下放给了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们闻风而动，让新英格兰很快变成了奴隶贸易的重要节点。一来二去，黑人奴隶逐渐取代了契约奴隶的位置。

黑奴贩运的过程是无比血腥的，起初这帮奴隶贩子用强掳的方式去捕捉黑人，后来干脆利用非洲的部族矛盾去获取战俘。在从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奴隶之后，再把剩下的用尽各种办法杀掉。在最初的挑选中幸存的黑奴会被压缩进狭小逼仄的船舱中，踏上九死一生的跨洋之路。在运输途中，黑奴一旦染上疾病就会被直接扔进大海里，以至当时的贩奴船后面经常尾随着一群鲨鱼，就等着奴隶主“投喂”。据粗略估算，能够从非洲启运活到运抵美洲的黑奴，仅占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1714年，北美殖民地的黑奴数量为59000人左右。而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黑奴人数就已经达到了46.2万人上下了。要知道此时的北美殖民地总共只有大约350万人。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件中采信的数据，到1870年，非洲因大西洋奴隶贸易而流失的人口数量至少为1100万。

无法被解救的姜戈们

2012年美国上映了一部西部动作片《被解救的姜戈》。说是西部片，其实说的是美国南方的事。影片讲述了一个南北战争爆发前夜，黑人奴隶反抗残暴种植园主的故事。影片中来自德国的赏金猎人帮助黑人奴隶姜戈找到了自己的家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什么人能帮助这些黑人奴隶，他们的命运无比凄惨。

这些从非洲被掳走的黑人奴隶主要被卖往了北美南部，充当奴工。种植园主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用鞭子驱赶着黑奴们，种植着各种作物。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在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刺激下，不断扩张。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和南方出现了产业分化，北方以工商业为主，而南方则以种植园农业为主。

那些历经重重磨难，九死一生地熬到抵达美洲的黑人们，也并不会因为成功上岸而转运。实际上，苦难才刚刚开始。

北美殖民地，以及之后的美国，都对奴隶实行着极其严苛、残酷的法律。黑奴们每天要至少工作十四到十五个小时；没有奴隶主的书面许可，黑奴严禁离开种植园；如若对白人傲慢无礼，或是和白人、自由人交往，奴隶将会被鞭打、打上烙印，甚至搞成残废，直接处死。1755年，佐治亚州采用的奴隶法规中还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教黑人读书写字。

1815年，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疯狂地推行着西进运动，不断压迫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而国际局势的缓和让当时的市场对棉花的需求量暴涨，奴隶种植园主们因此开始疯狂地种植棉花。由于气候原因，美国密西西比、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等地比南方各州更适合种棉花。以至于这些区域被冠上了“棉花王国”的称号。

随着棉花的大量种植，黑奴被奴隶种植园主大量迁入，使得这一带的黑奴数量在20年内从75000激增至约50万。这帮种植园主靠着种棉花等作物大发了一笔横财，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墨西哥湾沿岸当种植园主。这又大大催化了奴隶贸易的运行，使得墨西哥湾沿岸也成了当时世界上实行奴隶制的主要地区。黑奴在种植园摘棉花的场景，也就成了奴隶制的代名词。

北方的工厂主与南方的奴隶主在劳动力、关税等经济问题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引爆了美国的南北战争。起初，蓄奴州的奴隶种植园主们觉得，他们所控制的棉花贸易至关重要，肯定会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帮助自己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最终，蓄奴的南方各州输掉了战争。

南北战争后，美国没有完全清算奴隶制，南方各蓄奴州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很多大奴隶主和南方将军的雕像被允许保留下来，诸多粉饰奴隶制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21世纪的奴隶制

1865年1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被要求废除。但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该法案需要获得各州的批准才能生效。各个蓄奴州磨磨蹭蹭地不愿通过，密西西比州更是直接否决。

直到1995年，密西西比州议会才在舆论压力下投票通过了该修正案。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直到2013年，一位密西西比大学的教授在观看电影《林肯》后，出于好奇调查该州第十三修正案的历史时才发现，该州从未正式将投票结果通知美国档案馆。在他的提醒下，这个程序才走完，此时距离投票通过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人们惊奇地发现，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在21世纪竟还存在着奴隶制。

所以在理论上，美国全境废除奴隶制，到现在也不过将将8年而已。难怪一些西方人一见棉花，立刻想到压榨，立刻想到迫害，立刻想到奴隶，立刻想到迫害少数族裔，立刻想到集中营。

为什么西方人不选哈密瓜，也不选羊肉串烤馕，偏偏要在棉花上来搞事？原因正是如此。人类想象不出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也无法编造出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物，西方人的思维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不仅仅是棉花，还有什么“洗脑”“思想控制”之类，很多人难以理解，西方一次次“大开脑洞”的造谣污蔑都是如何炮制出来的，难道他们的想象力如此丰富吗？

原来，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抹黑，都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历史。

这就不奇怪了。

参考资料：

1. 唐陶华著：《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
2. 黎念，王西瑞，李活等译：《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报告和文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6月。
3. 张友伦著：《美国工业革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4. （美）富兰克林（Franklin，J.H.）著；张冰姿等译：《美国黑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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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幻想浅绿、志海（史图馆）

郑棉指数闻讯从每吨一万七跌到一万五往下了。

去年是一万块。嗯，虽然那几家悄咪咪抵制新疆棉花几个月了，备不住我国抗住了新冠疫情，经济基本面好的繁花似锦，棉价想跌都跌不动。要不是空头炒家趁着旧事浮现借机生事，这两千块都跌不下去。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每年进口棉花二百万吨。新疆优质长绒棉内需强劲，对外出口较少，我国主要出口短绒棉，出口方向是日本和朝鲜。

几位抵制新疆优质棉花的商家，一群太监闲的没事吵吵什么戒色啊(≧∇≦)

尽管如此，这事还是有棘手的一面。我们没法对等报复，停止进口国外棉花，毕竟内需强劲。只能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这几个主要的棉花来源地挑个不长眼的报复。

说到服装行业，我认识两位朋友。

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服装业发达。我的一位朋友从那里前往南京读大学，大四回家实习，在服装厂整理外贸文件。期间，他得知厂里一件漂亮的女西装的利润跟套住西装的塑料袋差不多价钱。他毕业后在南京找了一份游戏策划的工作，当年收入赶上厂里最资深的老师傅。厂里最资深的老师傅是他妈，当初靠着一台缝纫机在八十年代给家里赚来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他妈已经不上流水线了，专职厂里的质量控制和生产工艺攻坚。镇上的年轻人瞧不上服装行业的微利纷纷离开，小镇逐渐冷清，这个小镇发展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要亡了。（我假装不知道掘港镇利用古长江口建设的那个港。）

我有位朋友是上海某外贸服装公司的OL。我们认识很久了，那时候还没有淘宝，她的爱好是七浦路。我很奇怪，她这么一个讲究逼格的妹子为什么爱七浦路。她说自己上班头一个月，天天去苏锡常乡间的国际大品牌的代工厂出差，看着自己为之痴狂的名牌衣服像仓库里的布料那样堆的满地，在工人手中抛来扔去，从此对名牌脱敏。七浦路就是国际大牌的品质，法国名牌约等于恒源祥的做工。

在商言商。既然有的商家不想好好做生意，那就把市场让出来吧。别的商品是“货卖一张皮”，服装是“货卖一张牌”。你们不做中国的生意，正好让我们的服装也能培育一下自己的品牌。别的不说，有了自己的品牌，吊牌价高一点，掘港镇的朋友以及他在大城市求学的同乡们就可以回到家乡的服装厂发展了。

感谢邀请，首先向大家推荐一下 @风音 老师的答案：

@风音 老师从欧美企业角度分享了她的看法，这里针对大家对BCI的热议，也提供一个境外非政府（NGO）组织境内活动管理的视角：

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境外NGO组织。

我国对境外NGO组织法律规制，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2017年，出于规范和管理需要，我国制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与早期粗疏的管理不同，《管理法》对境外NGO在境内的活动设置了极为严格的限制：

按照《管理法》，境外NGO组织如果要在中国境内进行活动，需要在国务院或者省一级公安部门完成代表机构登记设立（否则只能以临时备案与境内组织合作活动）。

而代表机构登记设立，则需要先按照公安部门发布的业务主管单位名录联系业务主管单位，在获得业务主管单位许可后，才能进一步向公安部门提交材料完成登记。

代表机构设立登记时，还需要登记活动地域，活动地域需要与登记业务及实际需求相符。

这些流程和要求都大幅压缩了境外NGO组织境内活动的范围和空间，客观上增加了境外NGO组织在境内独立活动的难度，这也是本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BCI的境内代表机构登记注册在上海，截图为BCI在上海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的登记信息）

总体上（不针对BCI及本次事件），我赞同 @风音 老师的意见。

类似BCI的运作模式，其实更多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分工合作：

境外品牌方有本国市场的反剥削合规需求，但在跨国生产过程中，品牌方没有条件去介入监督每一个海外生产环节，因此存在委托第三方机构的客观需要。

类似BCI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基于自身中立立场和长期运作积累的公信力，提供（收费）认证服务，为劳工保护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的第三世界国家工厂提供认证，认证的收费维持并壮大了这些机构的存续。

而获得认证的工厂，得益于认证和自身在劳工权益保护上的付出，借助NGO组织的保证，得以获得认可该组织的品牌方的订单，借助境外NGO组织的认证，走向国际市场。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工厂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BCI号称在中国地区发放过三百多个认证，这并不算多，一些境外NGO组织类似认证的规模是BCI数倍，（不针对BCI及本次事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三赢。

此处无意评价本次事件，我个人完全相信中国政府的表态，也理解对境外NGO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赞同特定地区和产业不允许境外NGO组织进行调查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渐趋严格的境外NGO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制度，原本由中立NGO组织进行考察发放认证的模式渐渐无法走通，BCI声称由于无法在国内相关地区独立考察，因此对该地区工厂不再颁发认证，部分的正是由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严格规制。

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无意评价本次事件、这个答案不针对也无意为BCI辩护开脱，「反剥削」、「劳工权利保护」本身依赖于各国法规，一定程度上确实有主权性质。

但是即使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至少目前还没有走到国际贸易中断的程度。

如果我们都赞同，各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立法本身不是特别针对中国、覆盖全部生产环节的跨国劳工权益保护是大势所趋，那么在原有模式已经因为政府管理需要无法维持的前提下，怎样兼顾境外品牌方的合规需求和境内生产商的出口需求，怎样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同时，建立一个互信、互通、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新通道，我觉得当我们积极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应当就这个问题尝试探索中国自己的答案。

问题留给大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