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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推恩令号称无解阳谋,到底难在哪里?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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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这东西被以讹传讹扭曲得完全模糊了本来面目,包括已有回答都是在复读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

更新:随手翻了一下高中时的就教科书,人教版粉色书脊的。发现主要是教科书表述不清,倒因为果,造成了很多误解。作为中国历史唯一一次大规模封建回潮,削藩斗争贯穿西汉中早期,是一项极其复杂曲折的系统工程,推恩令仅仅是大局底定后的一道餐后甜点。而书上的表述却好像是最关键的节点,以致有了无解阳谋这种极端夸大的想当然。

西汉建立伊始刘邦即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秦朝的全面郡县化政策是行不通的,封建藩国有其必要性。因为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分裂的历史,各诸侯国普遍有了程度不一的地方民族与国家认同,而秦统一之后的暴政也使得中央治理为人忌惮,所以秦末战争中六国豪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推行了郡国并行制度,只是致力打击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刘氏宗族。此时汉朝直辖大约等于灭六国之前的故秦地,广大关东地区都由诸王管辖。此时的王国国土广大,地跨数郡辖数十县(吴国3郡50县),建制全(官僚体系和中央相同),自主权利极高(仅有有限的经济和军事义务,官员仅丞相和太傅由朝廷任命,其余自主),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号国家。对朝廷的威胁可想而知,因此文,景,武三代皆戮力于此。

文帝:主要致力于对藩王格局的调整。一方面利用王国内部变故不失时机地施行“众封建”策略,弱化单一王国实力,比如齐国七分,淮南国三分。另一方面封建自己的儿子于要害之地,监视防范远亲诸侯王国。

景帝初期:简单粗暴地以近乎耍流氓的手段找碴削王国之地,最终诱发了七国之乱。

景帝后期和武帝时期:综合手段系统性治理。七国之乱虽然险些翻车,但却铲除了几个疏远大藩并彻底以武力压服了各诸侯国使其无力反抗随之而来的各种削藩政策。手段包括;

1.削地。直接削去了绝大多数王国的支郡,王国地位与郡等同。

2.礼制降格。简化王国官僚系统,保留下来的与中央同职能官员,降低秩禄,很多还要改名以示区别(比如丞相改国相,印由金改银)。以上两点彻底确立了王国对中央的从属关系。

3.削权。“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直接剥夺行政权和绝大部分人事权(400石及以上由朝廷任免)。

4.作法约束诸侯王行为。文帝制定了事国人过律(限制诸侯王对辖境人力资源的使用),武帝制定了阿党法(强化傅相对诸侯王的监控)、附益法(防范朝中大臣与诸侯王勾结),左官律(规定王国官员低于中央官员,入仕王国就不得再进朝廷),私出界罪(限制人身自由),酎金律(削弱经济实力并为处罚提供借口)和非正,非子与乱妻妾位罪(限制继承关系)。

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彻底解决了诸侯王问题,诸侯王们成为了富贵闲人,比如中山靖王刘胜就说过“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之后才是推恩令的出台。

汉朝的历史地位之所以重要并最终成为了民族之名,不仅仅在于那些亮眼的量化数字,更至于制度上的探索与开拓,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是由汉朝所创造并成为定制。

如何统治一个大一统帝国,对于汉初统治者来说是一片混沌,可以依靠的经验并不多,一切只能自己逐步探索。地方制度上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取舍就是如此,首先是确定了继承秦制的郡县管理技术具备足够效能可以效统治地方,然后是解决封建藩国问题,不仅是解决藩国数目过多,实力过大这样的硬性问题,更在否定藩国独立存在及自主管理的法理基础,明确其对汉朝中央的从属地位和朝廷凌驾于其上的统治权威。朝廷画地设治以流官统治地方。皇子封王列爵而不临民,但食租税。这两项两千多年的根本制度都是经过几十年斗争在西汉中期最终确定。这也是西汉削藩与后世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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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强调,推恩令至少在一开始是被视为对诸侯王的恩典而不是阴谋,提出者主父偃甚至被怀疑收了诸侯王们的好处。按照此前汉朝制度诸侯王爵位由且仅由嫡长子承袭,庶子没有继承权,如无嫡子则以无嗣直接除国(即上文非正,非子罪),同时嫡长子之外的儿子,没有制度性安排(其他一些高级爵位是有的);如无特恩只能做个富家翁而已。如有特恩则可能被封侯甚至封王,比如楚元王刘交时候长子袭楚王,其余6子为侯,梁孝王刘武死后,五子分梁国皆立为王。但这并非常制,而是看与朝廷关系以及朝廷的政治需要,这种行为很多确实包括众封建以少其力的目的。

到了武帝时代颁布此令,就是把上文所说的特例固定化,由诸侯王上表请求,朝廷为定制封号,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但是注意王子侯们一般只能拿到一乡或一亭的地,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户,比军功侯和外戚侯少很多的,(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时给了4000户,大大超过应有规格,这是因为他曾为王为帝的特殊身份。)

有两点需要注意

1.这并非强制而是自愿,即使愿意也不必雨露均沾每个儿子都有。

2.王子侯国一旦封建,按景帝制度就要自原王国割出交由周边汉郡管辖,这是推恩令能削弱诸侯王的根本原因,但很少有人提到。如不这样,即是分得再细也无损王国的实力。(比如城阳国共推封王子侯国53个,在成帝时就只剩4县。)

这时诸王早已被制服,有野心的人不多了,大部分人安于富贵享乐,所以是很拥护推恩令的,因为他们很多除嫡长子外另有爱子或者无嫡子(王国传不下去),所以他们积极响应了推恩令,这样一方面给子孙留下一份家业也能向朝廷输诚。随后就有大量王子侯国封建,比如刘备之祖中山靖王刘胜就推封王子侯国19个。

但谁知武帝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这些叔伯兄弟们。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酎金夺爵事件中,废黜106侯(约半数列侯)。其中王子侯国是重灾区,比如始祖为刘章的城阳国推封30多侯,一下废了20多个。此举令诸王非常寒心,此后诸侯王对于推封王子侯国就很不积极了,少有人在壮年无病之时做这事。

所以说你就是不鸟推恩令,一点不想随大流。朝廷是没法直接把你怎么样的,但当了这个出头鸟,你就得极其小心,别有什么把柄被抓住。等到了快要不行的时候建议你还是要意思意思,不然等到嫡长子要继位时被朝廷拿捏损失更大。

----------------------------------------------------------------------------------------------------了解了推恩令具体情形到底为何,那么另一个日经误解(推恩令这么好,为什么后代都不用)也就能明白了。推恩令在西汉削藩过程中的地位并不重要,更多的是武帝对诸侯王们的一次玩弄。之后也不需要以这样的手段来削弱藩国(并不存在的)实力,虽然亦有推恩藩王余子,封次等爵位之举,但也没什么反响了。

下面辨析一下其他几次著名事件。

1.八王之乱:看起来是又一次七国之乱,但实质完全不同。七国之乱是诸王不满景帝的激进削藩而举兵反抗,依靠的是其王国自身的力量。武帝虽然因司马家夺权的特殊性而大兴封建且对王国的建制规格和藩王待遇大幅加厚(特别是相对于曹魏宗王形同囚徒的政策),但依然没有根本性突破西汉以来定制,例如即使大国也只能有兵5000,这是不足以威胁朝廷的。但却允许甚至依靠诸王执掌核心军政权力,这是后来大乱的根源。晋武帝在时还能控制,但继位者惠帝司马衷却智力愚鲁完全担不起天下之任,等到还算有些能力的贾后因野心贪欲杀死太子而自我毁灭后,那些出镇方岳,手掌一方大权的宗王们,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内战。但那是依靠晋廷中央权力与军事力量的分割而不是自己藩国的实力,比如成都王司马颖靠的是以都督身份出镇邺城,掌控所属禁军,四川封国压根没常住过。

2.明靖难之役,这基本就是个小号成功了的八王之乱。

这是宗室近亲的两重性体现,他们因血缘而天然对王朝本身具有相较外人更高的忠诚,而对皇位的继承权力也随时可能成为动乱的根源。所以历代的宗室政策在信重与防范之间做着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3.唐中后期藩镇割据。这是一种与西汉诸侯王国不同的一种割据形式,其起源是唐廷举措失当,致使叛军回流河北,除恶不尽。只能默认其垄断地方权力,割据一方,而对应的唐朝为了应对也增设了大量中原防遏型,东南财源型,边疆防御型藩镇。但唐朝大多数时候,大多数藩镇是不割据的,在黄巢起事之后,唐朝中央权力崩溃,各地藩镇彻底失去制约,天下大乱。这一现象的根本是地方军人集团对朝廷权威与权力的侵蚀而不是节度使本人的意愿想法(被杀被逐被逼着造反的太多了)。换人,拆散这样的常规手段一直不断但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经五代到宋朝最终以极度重文轻武,极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彻底解决后,确实天下太平,可军事能力也萎了。

基本情况都不同,推恩令是没有使用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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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是看着宫斗剧来设想策略,稍微读点正经历史。

理想模型下,遍地小诸侯,相互独立又势单力薄,结果就是任何一场大型民变都会产生连锁反应,聚集几千人打下几个小诸侯领地,就形成滚雪球的效果。按照阶级利益负责镇压的诸侯卫队,甚至连添油战术都用不出——不确定邻居是否出击,还是在自家小寨子里消极防守吧。

其实最极端的“拆分领地”就是皇帝直接对庶民,但皇帝不可能管那么多庶民,必须有中间代理人,有了代理人就会有“替天执政”的效果,就会有强势的官员有不臣之心。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批和皇权坚决站在一起的大中型贵族展示阶级本性(所谓“与国同休”),政权就不稳定。就算到了封建时代末世,面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火枪队,僧格林沁还是能带着蒙古马队冲锋在前。

公等或居汉位,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

按照很多宫斗剧爱好者的想法,所有的贵族要化作领地不过一县,护兵不过一二百的小领主(能算个骑士),这种组织结构虽然可以避免小贵族造反,但是对捍卫皇权毫无价值,反而制造了一批随风倒的墙头草。

“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

以实力单薄的侯爵身份保卫皇权,朱虚侯可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所以自古以来说“封建”就必须有“封建秩序”。就算是朱虚侯保卫汉室,他的驱动力也是增强自己兄长刘襄的齐国地位,乃至推刘襄入主中央。如果只留下一群目光短浅的小贵族,顶峰也就是个近代波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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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在四代的量变积累。

首先,要有刘邦,先拔掉经验老道,有功业声望,能征善战的强大异姓王,然后分封六个黄口小儿做诸侯王。

然后,要有一个吕后,虽然没做什么惊天地的大事,但有能力和意愿弄死那么多龙子龙孙的黄口小儿同姓王,让关东诸侯王常年“长不大”。最后又上马一批集中在京师和不去封地,有名无实,最后能够被低成本弄死的吕氏王。当然,还有刘盈庶出的几个幼儿王。

再后,要有一个汉文帝,不断对全国老百姓灌输“我是你们的父亲,我爱你们”,塑造一个不同于秦始皇这种主君形象的父君皇帝理念。而且借着他对齐王子弟的爱,把天下第一大国,70城的齐国,一分为六,又分给黄口小儿。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所以谁都不针对,只针对齐国。

但这个有多重要呢?七国之乱时,楚国40城,吴国50城,赵国40城,然后老齐国上了四瓣,还有两瓣是跟着朝廷,给那四瓣添乱,干扰反叛那四瓣的后方。

所以,所谓的七国之乱,因为中间的齐国自己互相使绊子,凝聚不到一起。北边的赵国和南边的吴楚联军,也因为中间绊着,合流不到一起,北边赵国没有援手一直打不开局面。七国之乱,齐地的四个小不说,还发挥不了作用,实际上成了三国之乱。

可如果没有汉文帝一辈子谁也不得罪,就弄第一大国齐国,那后来的七国之乱,就应该是四国之乱:70城的齐,50城的吴,40城的楚,40城的赵,直接就合流到一起,轻松实现大汉朝的关东大合纵,恐怕汉廷就算能撑住,小战国时代也要再来一编...但汉文帝专搞处在中间的NO.1,其实是给儿子争取了一个战争机会窗口,专业提防关东合纵。

贾谊的文章,汉文帝是看得,也鼓掌的,但你让他现在就推恩?汉文帝真不傻...

但汉景帝,虽然不傻,却带点莽劲儿。一言不合,就用棋盘砸死吴王太子。懒得下车,就纵马直闯司马门。一时口嗨,就许弟弟一个终身不兑现的皇太弟。惶恐失寸,就把老师就给骗到街边儿给宰了...景帝开始是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

所以刚上台就嫌诸侯王碍眼,强行削藩,直接点爆火药库,逼得七国反叛,大国都参加了...这时候大部分的诸侯王都长大了。幸好有惊无险,发现此时的诸侯国都是纸老虎,老百姓不认大王认皇帝,叛乱不得人心...号称最强的吴王军队,最后是掉头溃败往回跑的,自己踩死溺水不知道死了多少...咋有点像印度军队...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小日子舒舒服服,自己为什么要去打仗,这能有人心死战吗?

但朝廷这边是什么军队?和匈奴人打交道几十年,虽然仍然是防御姿态,但毕竟面对匈奴不断地侵扰,一直有保家卫国的精神信念和战争打磨,是面对匈奴有实战经验的军吏人才丰富的成熟军队。西北是京畿,但西北也帮着腹地在扛外患。西北、华北作为京师的朝代一般集权能力强,军力强,时间长,就是因为中央军要扛外患,普遍比腹地地方军要强壮,更有忧患意识。吴楚这些猫在腹地,无忧无虑享受和平红利,发展经济的诸侯国,太高估自己的军力,也太低估朝廷的军力...

但七国按下去,汉景帝却学乖了,做事不毛毛糙糙了,他并没有立刻动手瓦解诸侯。而是细心等待,硬是把七国之乱后的十八个诸侯国国王,汉景帝亲儿子加常年与汉景帝腻在一起的心腹族兄,封出去超过十个。剩下的非亲信和嫡亲的诸侯还都是小国。他是先控制住关东局势,而不是继续弹压,这才有了后来削藩的阶段性基础。

汉景帝之所以学稳重,先控制局面而不是穷追猛打,因为要先干另一件事:把京师朝堂上的功臣集团也打垮。否则你削藩,就是集权,这些人也给你使绊子。之前削藩,丞相陶青带着京师戍卫部队司令一起来和汉景帝谈合作条件,要求先杀晁错(当时的副丞相,第一个非功臣集团出身的御史大夫,下一任丞相的优先继任人选),然后才肯让周亚夫等功臣集团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出任大将军赴关东平叛...杀晁错其实是威胁和交易,逼皇帝认怂,自毁旗帜和路线,以及麾下党羽对皇帝的信任。毕竟,统领京师部队的中尉都站在丞相一边,政变也不是啥难事,就问刚继位的皇帝你怕不怕?所以,汉景帝这次学稳重了。汉景帝又花了几年时间,把周亚夫弄死,把刘舍罢相...最后,汉朝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非开国功臣集团出身的郎官丞相(除吕氏专权时短暂任相的吕产外)。而且还是丞相与御史大夫(副丞相)同时都是郎官出身。郎官一般都是年轻人,主要职责是当皇帝跟屁虫,是和皇帝一起玩的,普遍是帝党。而且景帝朝在史料里出现的所有的郡守也都不是功臣集团出身...这些都是破天荒的。

进一步收拾完功臣集团,没有了朝堂上的过多掣肘,又该进一步收拾关东诸侯力量了。当列侯趋弱,汉景帝才借此时机,加大力度削弱关东诸侯力量,实现对列侯与诸侯的持续螺旋打压。

更名诸侯丞相为相。
下令不再设置诸侯御史大夫官。

将诸侯国丞相贬抑为相。不再设置诸侯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

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
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

取得列侯和诸侯王的立嗣权。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在马政上,实现朝廷对良马的垄断。

最最重要的是汉景帝中五年的诏令:

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从汉景帝中五年开始,诸侯王失去了对国家的治权。这是除了秦朝短暂的十来年外,又一次破天荒的历史情境。以前朝廷只能下派诸侯国丞相,现在诸侯王不能再自己任命官员,诸侯国丞相只能叫相,而且大幅度缩减诸侯国的国家官员配置,以强化朝廷对诸侯国的控制。实际上,此时的诸侯国已经是朝廷直辖。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的第一次。秦朝最终没能压住的关东封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其实一度进入衰亡状态。就是汉朝四代人的量变积累,一点点突破诸侯国的底线,最终实现了质变。到汉景帝后期,虽然名义上,关东封国还没有实现郡县化,但诸侯王已经基本失去了对本国人事权、财政权、军权、司法权的掌控,只剩下享用“衣食租税”的权力,都是吉祥物,封国已经是事实上的直辖化。质变点其实在汉景帝。所以喜好任用法吏压制列侯与诸侯的景帝,不讨大臣和宗亲的喜欢,明明做得事很大,但死后评价不高。而汉武帝后来的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无非是以立法加速完成诸侯国裂变转型为郡县的形式制度,已经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

但汉景帝还有个诸侯王没彻底解决,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梁王,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也是大功臣,一直想做他许诺的皇太弟,但一直当不上,一肚子怨气。此时,梁国成了天下唯一的40城大国,而且梁王经营多年...这个疮不拔,还是后患。可太后宠爱梁王,又不好下手...

所幸,梁王死在他前边儿了,就早死了两年。太后借机一哭闹,反而顺手把梁国也给一分为五,对亲侄子们推恩嘛。此后关东既无大国,也无雄主。

汉景帝来不及做更多了,自己也撑不住撒手人寰了。留下个年少的刘小猪继位。

这时候趁皇帝年幼,功侯集团和诸侯集团都开始反扑,想动摇景帝的那套。汉武帝当然是想继承他爹那套。所以十几岁一上台,就搞建元新政,和汉文帝失败的后元改制路数如出一辙,试图借此把功臣集团彻底压灭。谁知道人家都是老狐狸,把他给压住了。老太皇太后出面,把一上来就瞎折腾的小孙子给架空。老太皇太后,说是压住了皇帝,但也算是一种保护吧。如果没有太皇太后这层缓冲,刚上台,最年轻大臣都是叔叔辈的十几岁小孩,和一群老狐狸要斗个鱼死网破,还真说不清最后结局。起码十几岁小孩,还没有嫡系团队,再聪明,也架不住身边儿人关键时刻是否反水,可不可靠不好说。兔子逼急了也咬人,功臣集团可是杀过皇帝,立过皇帝的,绝对不是善茬,奶奶是亲历者,再清楚不过那段血腥历史。

他这一蛰伏就是五六年,就是个摆设...等奶奶死了,摆设完了,也二十多岁了,在亲妈这边儿人的支持下,实现元光决策,后来逐步掌控大权后,把汉文帝到他爸爸两代人以及十几岁时没做成的改制工程,一步到位,从法理上终结了汉初皇帝与功臣集团共天下半共和状态,加强了集权。

要说元光决策,其实就是汉景帝以及汉景帝自己亲手扶植的王氏外戚人事集团的主要路线。这个路线其实完全是让已经改弦更张,由鼓吹封建转为积极为大一统做学术背书的儒家学派做马前卒,去冲击当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黄老道家。汉武帝实现元光决策开始,算是正式亲政。但高层人事权上,仍然没有自己的嫡系班底,仍然有王氏外戚掣肘。汉武帝这个时候并不是把功臣集团往死里压,因为这个时候功侯集团倒了,人马也会被王氏外戚所填补。但汉武帝借着儒家冲击黄老,大量引入儒吏,来同时制衡功臣集团与王氏外戚集团。在这个过程中,从儒生与功臣子弟两大备员蓄水池中,选择自己可以依赖顶替王氏外戚的人马。同时,通过对匈战争,重新启动军功授爵制,培养新时期的青壮派嫡系功侯,用军权侧面围堵相权。

到了元丰年间,和汉文帝的路子如出一辙,汉文帝从河里捞出个玉杯,汉武帝从河里捞出个宝鼎。汉文帝准备封禅泰山未成,汉武帝封禅泰山成行。汉文帝要改正朔,易服色,也未成,汉武帝正式改正朔,易服色。汉武帝改制与汉文帝失败的后元改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照搬爷爷。甚至连封禅泰山,如果不是新垣平作为突破口被扳倒,功臣集团阻击后元改制,令其最终失败,汉朝汉文帝原本是第一个封禅东岳。其实汉景帝也是倾向继承汉文帝的儒家集权方案,斗倒黄老,做“有为”君主。但汉景帝因为熟知自己老爸改制失败的经验教训,把自己的重点方向放在从人事上,直接进攻功侯与诸侯两大利益集团。所以汉景帝一度冷落了儒吏,而重用法吏甚至酷吏,推行自己的外围人事包围朝廷人事的控制策略,最终在人事上掌控了诸侯国君位置与郡县长官位置。继而对功侯与诸侯两大内外制衡方,进行螺旋打压。汉景帝,更倾向于一个法家皇帝,因为他曾经看到想做儒家皇帝的父亲,是怎样在最后时刻被迫放弃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不认同自己的父亲。因为相比于黄老道家的无为理念而言,儒家改旗易帜抛弃封建主张后的有为圣君的理念,相对而言,才是秦朝法家陨灭之后,当时最能伸张皇权的集权理念。从汉景帝为儿子刘彻所做的最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端倪。

(插一段:汉初儒家是真的务实,从秦朝鼓吹分封,和秦始皇直接顶牛,到汉文帝开始,180°硬核调头转向为鼓吹大一统,支持皇帝集权,为中央集权理念提供学术和法理支持,这弯转得堪称千古第一大弯...毕竟,秦朝的两大学派,儒家和法家斗得你死我活,最终法家爆灭,儒家被扫进垃圾堆,鹬蚌相持渔翁得利,竟让黄老道家最终捡了便宜,成了指导学派...当代表集权制度故乡秦境的汉王刘邦,兵临城下,儒家大佬们为最后一位大封建制度的统治代表,鲁公项羽,拒不投降,坚守死节时,估计大佬们心里是绝望和迷茫的...他们在秦朝坚持的东西被事实证明了,逆流,错误,经不起考验...这大概是儒家在汉初先进行自身学术改革和转向的动力吧,从此杂儒代替了醇儒,改旗易帜,丢弃封建主张。)

汉景帝任用法吏派搞斗争搞集权,干脏活儿,甚至自己背负了刻薄君主的名声,却为儿子大幅度削弱两个最大的障碍。可他把儿子的身边,布满了儒吏,才是针对汉初黄老道家的放权分治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做终极一击的准备。

汉景帝立刘彻为皇太子后,以儒门子弟、中尉卫绾、王臧为太子太傅、少傅。
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
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谓“可”。

田蚡,王皇后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好儒家。窦氏外戚的核心人物窦婴也好儒家。太子少傅王臧,是儒家。太子太傅兼丞相卫绾,也好儒家。汉景帝,把刘彻生生打造成了一个被儒家所包围的太子...所以,如果汉景帝再有二十年的光景,不难看出,他要做的下一步,就是继承失败的汉文帝,发起后来汉武帝也二次才成功的儒家改制。

实际上,汉武帝刚登基就失败的建元新政,就是以好儒家的窦氏外戚集团窦婴。王氏外戚集团田蚡,两人共同主导的继汉文后元改制后,汉朝第二次儒家改制,第二次发起冲击,挑动黄老道家的神经,也是汉武帝任内第一次。但窦婴曾与窦太后有嫌隙,窦太后认同黄老,他并不完全都表窦太后,更倾向于作为儒吏参与其中,尽可能调动窦氏资源,主要是与王氏合作。实际上,王氏外戚集团,就是汉景帝留给汉武帝的班子,一直是要辅佐汉武帝,实践汉文帝、汉景帝的改制遗愿。王太后与王氏外戚集团,才是从汉景帝废栗太子开始,景帝政治路线的最大拥护方和执行集团。汉景帝在作为太子的刘小猪身边布局清一色的儒系色彩重臣,其实就是为自己没有精力和寿命再去做的下一步,儒家改制,做铺垫。当然,少年汉武帝刚登基,建元这次又失败了。因为窦太后压制了儒道两派指导思想之争,压制了外戚集团与功臣集团的大规模党争与火拼。直到窦太后一死,窦氏外戚失去核心人物而熄火,王氏外戚集团顺势上位,推助汉武帝实现元光决策。建元新政,元光决策,都是王氏外戚集团作为主导方。刘小猪到元光决策这个时间点,其实还是处在汉景帝给他提前布局好的人事与路线的战略舒适区内。他仍然处在人事突围之中。

汉武帝刚一上台就吃瘪,被压抑了六年之久。要知道,汲黯评价汉武帝,说他是“内多欲”,这个多欲的皇帝被压抑了六年,其实就是在强行学习收敛...所以和老爹一样上台就吃瘪的经历,和爷爷一样学习克制欲望六年,汉武帝最后几乎就是汉景帝和汉文帝,外加汉高祖军事战略才能加持的集大成糅合体。思辨能力成熟以后,他也讲究个方法步骤,不再急躁。

元光决策,窦氏外戚散伙,王氏外戚上台,虽然外戚作为皇权代理,压住了与皇权有冲突的功臣集团,但皇权内部,年轻皇帝与王氏外戚的权力之争也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刘小猪再要做的就攒嫡系,挤掉王氏外戚。攒嫡系首先要的就是在军中有人。而嫡系团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一起玩的年轻人,需要绝对信得过。绝对信得过,在当时汉武帝所处的环境来说,最直接的渠道就是自己心爱的卫子夫一家,卫氏外戚。

可当时正儿八经的外戚是王太后的盟友,馆陶公主家啊。馆陶公主的女儿阿娇才是皇后。卫子夫只是个宠妾而已。

建元年间,是太皇太后把持朝政。刘小猪是个摆设。

元光年间,刘小猪算是开始执掌朝政了,但身边都是皇太后安排的人。比如舅舅田蚡是丞相,太后交好十几年的盟友馆陶公主作皇后外戚。

元光年间,就是汉武帝攒嫡系,和太后一系对抗的阶段。这段时期,馆陶公主一派也是动辄要整卫子夫、卫青,不只是女儿吃醋,更因为他们是皇帝一党,是敌派党羽。

最后汉武帝就赢了。扳倒了丞相田蚡,废掉了皇后陈阿娇。这其实是把王太后的人马全给剃掉了。皇帝的年号其实都很有意思,看着乱,但其实代表着皇帝自己对自己每阶段作为的划分。于是进入了元朔年间,标志着此后汉武帝完全掌权,他不用在内部斗这个斗那个,才能集中精力搞外部战略。

新皇后不用说,卫子夫。而卫青在元光年间,被汉武帝硬塞到军中,而且不负武帝所望,打了漂亮仗,帮武帝把住了军权。

同时期,和刘小猪卫家混一个圈子的,还有公孙贺,公孙敖、陈掌、平阳公主等人。公孙贺、陈掌也和卫家联姻,公孙敖则是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贺是汉武帝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公孙敖是汉武帝身边的郎官。汉武帝前期,汉武帝、卫子夫、卫青、公孙贺,公孙敖、陈掌这些人,是同龄圈,是一起混一起玩的少年之交。在建元年间,汉武帝蛰伏期间,这群十几岁的娃子们就陪着皇帝天天玩,大概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坐而论道的小圈子时光。而元光年间,汉武帝开始执掌朝政,但人事上是被王太后掣肘,所以死命把这帮兄弟往上推。最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都掌了兵,而且卫青更是将星耀眼,给青年汉武帝长了大脸。

所以,从小一起的玩伴,在五十年后,巫蛊之乱,卫太子兵败自杀,卫子夫宫中自缢,以及位至丞相的公孙贺,悉数被腰斩,公孙敖也是早早死于先前的巫蛊事件...这是什么感觉?汉武帝当时是什么心情?汉武帝后来查清卫太子是被江充构陷,被逼起兵,但造反已成既成事实,武帝无法公开为儿子平反,只能建思子宫,提拔为太子喊冤的田千秋为相,表示在内心对太子的平反。而他对江充、刘屈氂、苏文,甚至不顾李广利还在外带着大军的后果,对他们家人发狂式抓捕和屠戮,基本上都是灭三族,大开杀戒,这就是急火攻心,在报复啊...报复他们做局让汉武帝亲手毁掉自己的嫡系圈子。而他到死不立李夫人儿子,年长的刘髆为太子,宁可立一个最年幼的小孩刘弗陵,却让卫太子家的霍光来辅政,大概也是源于,如果立了刘髆,那么意味着江充曾经的阴谋最终得逞了,妻儿就白死了,老伙计们也白死了,有很强的抵触心理...江充,整死的不只是一个长子,而是刘小猪十几岁时开始,玩了近五十年的少年圈子。放在现在的感觉,就说刘小猪十几岁上学,老婆卫子夫是同班同学,公孙贺、公孙敖这些都是同寝室临铺上下铺的舍友。这些老伙计平时腻在一起玩,后来一起创业,一起分享事业的成功,互相支持,几十年的过命交情,最后让你江充一个后来人横插一杠,搞得老皇帝自己把自己的初心和发小全杀光了...如果说晚年的汉武帝贪图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的年轻貌美,贪恋美人皮囊,好让已经年老的自己,找到一些征服感、雄壮感和年轻感,那么卫子夫虽然人老珠黄,但这个圈子,才是刘小猪自幼以来的同龄圈,玩了几十年的老伙计,在他心理地位是不一样的。他们才是一代人,彼此有最多的少年记忆,共同经历,而且互相成就。老年人和年轻人毕竟有代沟,这群老人才是有共同时代意识和彼此熟知底细心思的真正朋友圈。有他们这群老人当朝堂顶梁柱,汉武帝在人事权力结构上,内心是安稳的,在情感和心理上,是不孤独的,有安全感的。公孙贺本来就不想当丞相,是汉武帝硬逼着他出山的。汉武帝毕竟老了,对这些老人其实也有心理依赖。

后来可好嘛,江充等人为了扳倒继承人,做局挑拨,汉武帝一时摸不清楚情况,卫太子为了保命又真的反了,这一牵连,老皇帝被动得把自己能关起门说话的人都杀完了。从此以后,他才真正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一群有代沟的后生,是既感到不安,也感到孤独,高处不胜寒的独行老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把这种历时五十年的美好回忆和初心都毁了,把汉武帝自认为无暇的一生都毁了,把一个老人在老人堆里的安全感也毁了...汉武帝对江充李广利刘屈氂等人可以说是恨入骨髓,狠辣报复...但没了嫡系老年圈的人事护持,又因为一时激愤,逼的李广利把汉廷精锐部队给出卖赔光,汉武帝就彻底折腾不动了,一年后就下了轮台罪己诏,突然主动扭转了既往的路线,基本进入了心灰意懒,等死阶段...卫氏外戚集团和汉武帝的职业生涯和命运轨迹,可以说始终高度牵连...

这里多说些后话,汉武帝和把相权从功侯集团那里揽到自己人手里的汉景帝不同,汉武帝巩固君权的手段主要是靠大规模汉匈国战,打造强大中央军与掌控绝对军权。他是用兵权挤压相权。所以到他死时,作为兵权代表的大司马大将军的实际权力,压过了文官系统代表相权丞相之职,成为百官之首。所以直到元鼎五年酎金夺爵,汉武帝才真正把开国功侯集团彻底清洗。而此前,汉武帝虽然大权独揽,但对已经逐渐势弱的功侯集团并没穷追猛打赶尽杀绝,而是依然任用功臣集团子弟,逐渐弱化相权。在西汉任期纪录第二名的嫡系公孙贺任相之前,他是在功侯子弟、军吏、地方名儒等出身之间穿插选相。毕竟这个时期,官员选拔渠道还不成熟,功臣集团仍然是当世最大的备员蓄水池,现成的优质人才库,所以不仅对诸侯的推恩消解方式很怀柔,对功侯退出历史舞台也给了足够的缓冲期,分寸得当,小火慢炖,并不激烈,同样实现了新型意识形态下,权力结构性过渡的软着陆。其实优秀的皇帝普遍具有成熟的制衡思维,而不是纯粹的对抗思维。江充破掉的,真的是一个有条不紊,自信自如自律的政治家,让汉武帝开启了狂躁老头模式,给了汉武帝前所未有,至死难平的挫败感...

这块说多了,回到元光年间,汉武帝就是用自己的卫家外戚朋友圈,挤掉了王太后的圈子,从此实现了乾纲独断的大帝生涯。

元朔年间,汉武帝采用了主父偃的推恩令主张,开始接续祖上的努力,完成瓦解关东诸侯的最后一击。主父偃其实还是卫青举荐给汉武帝的,也是卫系背景,只是元光年间汉武帝一直受制于王太后势力,没敢采纳,到了元朔二年掌握人事权,才敢正式发布推恩令,完成去诸侯自治的法理化进程。但这个时候,关东诸侯事实上已经被搞得没什么反抗能力了。淮南王反叛那种和汉武帝麾下卫霍远征军相比,基本上就是过家家,小打小闹,都不屑多说。不过淮南王之所以历史笔墨较多,是因为他在反武帝儒家改制的意识形态上,是当世代表黄老防守方的宗室意见领袖,他主要是软实力影响大。比军力,他那是小儿科。当汉武帝的中央军铁骑,如长龙一般游走与中原与草原之间,那是何等的气阔?诸侯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皇帝还能推恩,让大家都过完自己这辈子尊贵的小日子,那是真的“天恩”,高兴还来不及。

所以,这阳谋,实际上是奠定在:

  1. 秦始皇,先把上古部族时代就形成的天理般的诸侯权威打掉,强行搞集权。但秦始皇那套其实没最终搞成,被反扑了。
  2. 刘邦进行历史性妥协,走郡国并行的回头路,但花余生把最离心离德的异姓王搞掉,换成自家小孩。
  3. 吕后杀刘邦的小孩,换成刘盈的小孩,让孩王们总也长不大,建立不起封国民心,最后还推出一批待宰羔羊一样的虚名吕王。
  4. 汉文帝,趁刘家新一批小孩又替换掉虚名吕王,赶紧先把居于关东中间交通枢纽位置的第一大国齐国给搞残,破掉强势合纵可能性。
  5. 汉景帝,敢于干自己后来都后怕到惊慌杀老师的削藩,让纸老虎一起上,所幸一锅端,干脆利索。端掉以后,还让诸侯国都变成实质性直辖,而不是自治。这个时候诸侯王就没什么反抗能力了。
  6. 汉武帝,熬死窦太后,挤掉王太后,把自己嫡系窜出来,掌握了兵权,乾纲独断,然后完成最后去诸侯措施的台面化和法案化。

这是正式宣告式的最后一击。没有前边的历史进程,这不仅不是无解阳谋,只能是强大的异性诸侯呵呵一笑的无用空谋。要么你打死我,否则你等不到我死我儿子瓜分我大国,我就先要搞死你。

这要真是叫无解阳谋,东周天子不早用了,等得到汉武帝?哈哈,大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理都不理,还要扣你一个擅改祖宗良法成法,失德不配做天子的帽子,削藩失败后,造反的诸侯就是这样说汉景帝的。宋国作为殷商后继,表示抵触周礼,抵触嫡长子继承制,坚持兄终弟及,乱得一塌糊涂,经常被列国取笑,一直到宋襄公这个近乎偏执迂腐的遵守和崇尚周礼的弱霸,才算拨乱反正,扭转了宋国形象,把宋国的文化惯性掰扯过来。因此硬实力明明不怎地,还总被当反面例子笑话的宋襄公,在当时影响力却很大,甚至成了一些人心中的常败霸主。因为他是当时诸侯又嘲笑又敬佩的理想主义的化身,诸侯根本就藐视礼制了,但佩服宋襄公对更有利于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的固守坚持。

不是说礼制定下了,诸侯就遵守,还是要看实力的。而且定这种礼制,阻力最先就来源于朝廷上,而不是诸侯,因为这是搞集权,除了皇帝,都提防。列侯与诸侯对皇帝来说,原本是内外制衡的双方,一边儿消失了,另一边儿肯定就没用了,列侯心理也清楚这种制衡态势,自己这个群体存在的意义。汉文帝后元改制失败,汉武帝建元新政改制失败,按照今天看不过就是改正朔易服色,礼仪改革嘛...但为什么朝堂上反扑力量那么强?因为古代讲礼法,礼法礼法,礼在法前,礼也是法,放到现在,是动根本大法,动国本,直接影响列侯集团与皇帝共天下,诸侯集团与皇帝分天下的合法性基础。那种礼仪是在对全天下讲,皇帝为什么存在,诸侯为什么存在,功侯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能世代掌权,皇帝、功侯和诸侯各自行使权力的界限在哪里...这是意识形态啊,是在解释政治存因的根本,看似是礼仪,实则是动政治秩序的根本。不说别的,就说凭什么开国功臣立了功能当丞相,但开国功臣的孙子没立功也能当丞相?为什么诸侯王一定要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官府?改制其实触碰得就是这些根本性的解释权,就是塑造新的意识形态。抄一家杀一族不难,但宣告既得利益的整个统治阶层的权力来源都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那是什么样的阻力?

可为什么推恩令,明明是等诸侯死了才分,他们也会反抗呢?因为每一代诸侯王的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就像江充巫蛊之乱一样,汉武帝没死,李广利他们就想让汉武帝自断根基,把权力转到刘髆这一系,而不是刘据那一系。汉武帝玩了一辈子鹰,到了被鹰啄了眼,但作为专业权力运作大师,总能回过味儿的。

如果不是诸侯国的军政实力,早早就在汉景帝时被打掉了,而且趁着内战得胜兵威,汉景帝已经实质性运作,让地方利益集团与诸侯王的权力与利益,进行决定性的解绑和脱钩,那么,后来汉武帝即使推恩众建,诸侯国独立的统治单元内,奶酪受到严重触动的诸侯国地方利益集团,也会推着诸侯王赶在推恩前就反的。诸侯王不反,可能诸侯王也会暴毙,然后诸侯王的太子或庶子被地方利益集团推拱,夺权上位,再去造反...其实战国时期就有赵武灵王的例子,一代雄主动了分割利益集团蛋糕的心思,结局也终究是被权臣做局活活饿死,连身为赵王的儿子都没能力救他...毕竟,诸侯王家的权力可以分,但利益集团在当地的整体利益怎么分裂,谁愿意跟着诸侯家就这么心甘情愿把利益分出去?即使今天,哪个垄断性的集团企业,主动把自己给裂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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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破的确很难,难在一点,难在你实力没有他强。和推恩令有一点像的是现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一次性给你延迟到65岁,反对的人会比较多,但是就算反对人多,这项政策会作罢吗?不会吧。只不过你闹起来很麻烦,并不是我搞不定你。

假如你是一个汉朝的诸侯王,你的总兵力,军队控制力,军官控制力,行政控制力,经济控制力都比中央强,这个圣旨你完全可以不接啊。刘彻派霍去病羽林军给你传旨,你上去一刀就弄死就行了。什么玩意儿圣旨就来了,老子实力都比中央强了,你特么还敢给我圣旨?

如果推恩令真的那么牛,刘彻怎么不给匈奴甩一张去?这样用不了多久匈奴不就变成几十万个小部落了?那还修个毛的长城,修个卵的朔方城?打匈奴都打的要亡国了,打得刘彻下罪己诏了。

如果推恩令那么牛,中国怎么不给拜登甩一张去?拜登嫡长子继承美国一半领土,其他次子分别平分?

如果推恩令那么牛,蒋介石怎么不给CCP甩一张推恩令?给各地军阀甩推恩令?给冈村宁次甩一张推恩令?万历皇帝怎么不给织田信长甩张推恩令?

蒋介石比如给冈村宁次甩一张推恩令嘛,你任期到了,你就分一半的日本土地,剩下的你分给军部其他的兵团长。就算他冈村宁次不干,他手下的兵团长不会干吗?那可是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的土地啊。

蒋介石也可以给日本天皇甩一张去嘛,你说可以这样,皇太子继承一半的日本国土,剩下的皇子继承剩下的。

你觉得日本鸟你吗?地方军阀鸟你吗?CCP鸟你吗?地方军阀不鸟你,你是不是只能打?CCP就是典型的不鸟你中央,你中央不是只能打?

要是推恩令无解,如此以来还打个毛的帐,到处丢推恩令不就行了。

所谓历史四大阳谋必须建立在使用者绝对碾压被使用者实力之上才行。

二桃杀三士,三人都能成为一个有稷下学宫的大国中前三的士,他们都是傻子吗?他们真的那么有义气?日本战败高层可没谁殉,7国。三士也是顶层人物,他没事自杀?那是他们知道,晏代王命,这桃子你不吃家族就要遭殃。如果他们但凡有和朝廷抗衡的资本,他们左右是个死,为何不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要是这么简单,曹芳怎么不给司马懿和曹爽一个桃子,然后他们俩就自杀了…但是你又换一下,你把司马懿放在曹操的时代,曹操给他个自杀桃,他吃不吃?

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曹魏圣旨的能命令西蜀吗?孙吴听吗?当初袁绍他能喊的动吗?挟天子以令诸侯初期的时候确实有用,一旦到了中后期,谁还拿皇帝圣旨当回事?刘备是衣带诏首臣,反手一个衣带诏就奉还你的圣旨,刘备就算不是衣带诏首臣,他说他是,你怎么办?什么?你要看原件?马谡,给他写一张。曹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圣旨也就杀了董国舅,曹操给吕布写个圣旨让他来,他来不来?曹操给陶谦写个圣旨,陶谦投降了没?你什么玩意儿就把圣旨给我了,我踏马就要说你是矫诏你准备怎么办?你只能来打我,你未必打的过,我徐州不一定怕你兖州。到后来,刘备就一个新野都不买你帐,刘备后来混成汉中王了,也不见曹魏甩推恩令和桃子给刘备,人刘备不接你推恩令你准备怎么办?不吃这个桃子你想怎么办?

又说围魏救赵,如果庞涓实力够强,他有五十万大军,你抽20万回去救魏王就行了,考虑尼玛那么多干鸡儿?或者魏有五十万大军,只给庞涓20万,剩下的守都城就行了,一道圣旨出去,不要回来,回来老子弄死你,不就行了。再有就是庞涓有五十万大军的绝对控制权,我理你魏王干鸡儿,马上联络韩楚分魏,抽十万兵回去打魏王,自己拿下赵国当赵王哪点不好?非要带着那点兵跑回来救魏王。如果围魏救赵无法破解,当初甲午海战就可以这样嘛,日本打到一半的时候,清廷派袁世凯包围东京就行了,而且要围三阙一,不然天皇鹤音传不到伊东祐亨那边让他马上回来,岂不是就玩完了。

然后是增兵减灶,孙膑要有是能有听话的几十万奥尼尔和无限量的肯德基,他增尼玛唉,直接带着奥尼尔们灭国了。

还有一些什么,金刀计,你没有实力,要自证清白还不容易?一刀抹脖子不就行了。当事人不敢死,那有锤子法?父子俩直接抹脖子,你这金刀计不就破了。

没有破不了的计谋,只有破不了的实力。实力够强,你任何计谋都没有用。当初清廷宣战八国,为啥不是全国开战?当初全国开战未必耗不死八国。为何要东南互保?圣旨都出不了河北了,张之洞等人不接这个圣旨,直接说是乱命,咋个?清廷怎么不甩个推恩令,然后给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俩桃子,然后把袁世凯绑了胁北洋以令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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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最强的是汉武帝手中的军事力量远远强于诸侯能动员的能力。

推恩令的阳谋在于,你要么遵守规矩,还能享受,要么你抗命,中央军出动。

枪杆子出政权,没有武力做后盾的皇帝的诏令是没用的。

汉武帝的推恩令是建立在汉景帝扫平七国之乱,卫青等边军将领从对匈奴战争中脱颖而出,手中武力不论数量和质量。都对麾下诸侯形成碾压之势后。为了避免动乱而用的温和手段。

汉献帝衣带诏好用么?肯定不行啊。

因为汉献帝的军事实力不足对曹操构成威胁。只能下明诏只能让曹操换个刘姓皇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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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乱命也,吾不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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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博弈方式,就是大家同坐一张桌子,但是你手里只有匕首,对面手里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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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在汉景帝把他们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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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为了打击旧贵族的权力,出过一个损招,可以说是近现代版推恩令。

在过去,贵族的头衔神圣不容侵犯,普通人,哪怕是在政界有影响力的非贵族,都是不能冒认为贵族后嗣的;此外,贵族头衔由嫡长子继承,其他人不得随意宣称。

但在第五共和国,贵族的所有后代都有继承爵位的权利。你要是某贵族家老幺,法律说你家老爷子的特权也可以分给你,你挣不挣取?于是,贵族头衔和爵位变成了贵族家里人人有份。

更损的是,第五共和国还规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出于崇拜等原因改姓。于是乎,别说是什么贵族大姓,普通人连瓦卢瓦、波拿巴什么的都能姓,冒充贵族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不止是从政的可以弄个假头衔来包装自己,连把妹的都可以改个姓捏个子虚乌有的头衔来唬人,且这种行为法律一般都不追究。这样一来,当遍街都是真真假假贵族的时候,贵族们的声音也就变得不再具有影响力了。

不管是当年汉武帝的推恩令还是现代法国削弱贵族的举措,都是建立在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地方的前提下推行的,否则地方诸侯听了一拍桌子说皇帝/法律算老几,再妙的政策都是白搭。其次才是:

中央政府不需要对地方诸侯和封建贵族越来越强,其实只需要贵族和诸侯对中央政府来说越来越弱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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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在它直接撩拨起了人心中的欲望,让封王从内部瓦解,而且还让王的非长子们感恩戴德,人人有地封,家家有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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