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百年以来主流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偏于正面的？ 第1页

《金田起义》，是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为了民族解放反抗内外敌人的太平天国将士，永远不会有满清走狗曾国藩和帝国主义买办李鸿章。

他们只是一群失地的农民、烧炭的工人、佃户、帮工、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不高的泥腿子，却能在短时间内席卷天下，攻占南京，威逼京津。他们一边对抗清王朝，一边还要和洋人侵略者作战，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没有遇到的。他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在残酷的内外压迫下，让天下贫苦的人能够活下去​，这也有错吗？​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左派，那么你不应该吹毛求疵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是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耕者有其田、甚至还初步实践了“公有制”。太平天国的政策是民众去辫子，留天足，不裹脚，提倡一夫一妻，不可三妻四妾；提倡男女平等，不可男尊女卑；取消门第出身，平民皆可参加考试……与满清相比，哪个更“进步”？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本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你也不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反清的高峰，是反帝国主义的典范！曾国藩、李鸿章给清廷当狗，太平天国没有；清廷给西方侵略者当狗，太平天国没有，人家甚至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面对西方侵略者“平分天下”的建议，洪秀全曾怒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

如果你是一个反清的汉人，你不应该反对太平天国，因为洪秀全的檄文里写的清清楚楚，他反对的就是残酷奴役汉人二百多年的“清妖”，他要光复的，是汉家天下。“誓将迅扫妖氛，为亿万姓生灵吐气。伫见澄清区宇，复千百年中夏丕基。”

如果你喜欢看穿越小说，喜欢少年英雄纵横四海，你也不该反对太平天国，因为他们前期有石达开，后期有陈玉成、李秀成，一个个都仿佛是传奇小说中走出的人物，少年英杰、贫苦出身、力抗强敌、战无不胜、打得满清老僵尸们望风而逃，仿佛徐达常遇春重生，卫青霍去病再世，陈玉成数破清军，威震天下，到牺牲的时候也只有27岁……

陈玉成军事天赋超群，善于埋伏、迂回、包抄，最擅反客为主，夺取战场主动权，人称“三十检点回马枪”。时人论其“用兵如神，往来飘忽，如健鹰搏空，一瞬千里，敌莫测其所至。其识略实为诸王冠，每临阵横槊马上，瞭览山川脉络，举鞭示部将于某所设疑、某所诱故、某所设伏。及胜，卒如其言。或问其故，则亦不能尽道也。倘所谓天授者欤？”

陈玉成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也严于治军。每行军作战，井然有序，严禁奸淫掳掠，不许士兵拿人民的东西而不付钱，违者严惩不贷。英国参赞巴夏礼曾在黄州亲眼见过陈玉成的安民告示，以及他所斩首示众的两名抢掠民众衣物的士兵的头颅。

陈玉成牺牲之前，面对胜保之问讯，曰“我三洗湖北，九下江南，曾记庐州一役，汝骑兵两万，可有一人一骑存乎？”胜保劝降，他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英王当真是英气充塞天地。

读他的故事，仿佛是在看后世红军少年将帅的传奇。

太平军的战斗力，在黑暗沉沦的旧中国，简直是鹤立鸡群，七个太平军战士就能追杀一千多清军，乌兰泰在奏折中禀报咸丰帝：“奴才在山下看的甚真，仅止七贼。以一千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你不粉这样英姿勃发的队伍，难道去粉满清老僵尸？

如果你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你也不应该反对太平天国，因为他们也算反封建的先驱，洪秀全要打倒的不只是满清帝王，还有中国历代帝王，他把皇帝比做“阎罗妖”，他说：“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捉磨害”，这是对君主专制的否定，辛亥革命的反封建，正继承于此。如果你反对封建的儒教道统、礼教纲常，太平天国又是“打倒孔家店”的先驱，就连“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要到这里找根儿。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现代文明的人，你也不该反对太平天国，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势力了，他们禁鸦片，禁缠足，学习西洋技术，打仗用西方枪炮，海战用西方舰船，一群泥腿子出身的人，建立了最初的现代邮政系统，运用了现代的舆论宣传手段，甚至吸引了“国际主义”战士来投奔。英国人呤俐，到死都自称“太平军上校”，他墓碑上刻着“中国的朋友，压迫的敌人”。

如果你是一个底层的贫苦百姓，你更不应当反对太平天国，《贼情汇纂》说两湖、皖、赣间的农民，“贼至争迎之”，皖南农民对太平军有“奚为后我之谈”……他们欢迎太平军，欢迎太平天国的政策，因为在封建地主压迫下，他们实在太苦了，因为掠夺他们、屠杀他们家人的，奸淫他们妻女的，大概率不是长毛太平军，而是满清的官兵、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自己都承认过：“百姓助长毛，不助官军”。

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自己都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而他自己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取得胜利，就要大烧大杀，实行恐怖主义，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为了对付深入民众的太平军，曾国藩把“三光政策”都搞出来了。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你们可以问问清末民初的那些“先驱”，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都把洪秀全当做人生偶像。

光复会领袖、国学大师章太炎有诗歌评价：“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他明确把洪秀全称作“汉家天王”，明确把曾国藩叫做“汉奸”！

1904年，孙中山先生在刘成禺写的《太平天国战史》序中写道：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知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遂底于亡。

孙中山先生把洪秀全和朱元璋相提并论，同样把曾国藩之流称为“汉奸”。

当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党”的时候，他们坚持把洪秀全作为政治偶像，甚至出台了《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到了他们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的文人学者含沙射影，把太平天国和另外一支农民军起家的队伍相比，开始给太平天国泼脏水。

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太平天国是“邪教”，搞宗教迷信，简直是奇谈怪论，在那个时代，宗教只是农民起义的一种有效舆论和组织工具，古来今往所有农民起义，有几个和宗教无关？黄巾起义的张角是“道教天师”，宋朝方腊起义是明教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实际上是白莲教起义……有人说农民愚昧，那么请问高高在上的封建皇权、帝王将相就不愚昧，就不迷信了吗？“天父天兄”荒唐，帝王“受命于天”、儒教“天人感应”就不愚蠢了？

有人嘲讽杨秀清跳大神“天父附体”，试问西方正经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神父们有几个不会跳大神？法国圣女贞德也是“圣灵附体”的一把好手，但人家是法国的民族英雄。

还有人说洪秀全腐化堕落，吃饭要吃带毛的珍禽异兽，把珍珠宝石当饭吃，拥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后宫嫔妃……拜托你们污蔑农民领袖有点新意，几千年了还是这一套，黄巢吃人、张献忠杀了几亿人，到了洪秀全这儿简直变成了起点小说里的修真老魔，吃肉吃带毛的，珍珠宝石也能当饭吃，还能有几万个女人……这种手法，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也有，东方不败死了，立刻有人“揭秘”东方不败穷奢极欲，一顿吃几十头牛羊，还娶了十几个小老婆……

所谓“野史”、“秘闻”就是这样，他们为了丑化反抗者、农民起义军、革命领袖，往往从他的私生活下手，从下半身开始，编出无数匪夷所思的恶臭传说……实际上，这不是起义军领袖、革命者的恶趣味，而是封建狗腿子文人的恶趣味。

有人要说洪秀全水平不行，篡改基督教教义，是异端，那就更有意思了，实际上洪天王是辩经大师，当时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都辩不过洪天王，可以说他发展了基督教教义……如果基督教够公允，应当封他为“圣贤”。毕竟基督教只是忽悠人死后去天国，洪秀全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这思想觉悟，比耶稣高多了。

很多人反感太平天国反儒教，说他们“引进西洋文化”，“毁灭华夏道统”，实际上在清末的中国，儒教还有什么用？儒教早已不是孔子的儒家，儒教就是统治阶级愚民的走狗，而且“谁赢他们帮谁”，满清入主中原，儒教就帮满清，洋人侵略中国，“江南大儒”们不是反抗侵略，而是勾结洋人，当卖国买办，曾李这些人身上，还有什么“华夏道统”？

反倒是太平天国，虽然用了西方的宗教理论中的“平等”，但却一直是外交上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禁止洋人鸦片贸易，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与清军相比，太平军的对外战斗力也是爆棚的，李秀成曾半天击毙洋枪队数百人，击毙法国提督卜罗德……他们多次和洋人军队作战，对侵略者绝不妥协，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

其实你可以从太平天国这群人身上，看到中国后来很多人的影子，他们出身贫寒，见识不多，但意志坚定、战斗顽强、学习能力强、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度高、甚至追求“现代化”……他们只不过缺乏一种科学的、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的农民，是一群勇敢、顽强、坚韧不拔、追求平等、善于学习进步的人，未来的世界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那些否定太平天国的人，实际上否定的不只是太平天国，而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想要抹黑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农民运动，以及后世更强大、更英勇无畏、反帝反封建更彻底的一支农民军队。

如果你要说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内斗内耗，你要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尽可以说，因为这是事实。但你要搬弄地摊文学，来彻底否定这一场农民运动的革命性，那就是屁股坐歪了。

在当时的中国，你不站太平天国这边，想必就要站卖国的清政府、残民虐民的地主豪绅、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那边了？

你指责太平天国的“反抗的方式不完美”，实际上就是在说“泥腿子不该反抗”！农民就该受尽压迫剥削，乖乖等死，“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可惜，封建地主挡不住，江南大儒挡不住，帝国主义挡不住，卖国买办也挡不住，他们还是点燃了火，并且一直把火烧了下去，直到后世有了煌煌炬火，用燎原之势烧光那个黑暗、腐朽、人吃人的旧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九州震荡风雷激，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因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虽然学问不高，又沉迷基督教有破坏传统文化之嫌，但是是真正想替中国找一条出路，想把国家治理好的，这一点教员同志也承认不讳（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当今一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发明家否认历史课本和教员同志早就指出的正确观点，硬要污蔑太平天国是反动落后的邪教，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首先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最开始太平天国希望均分田地，按《天朝田亩制度》说的那样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人间天堂，但后来太平天国发现在与满清战斗的过程中不能把汉人地主推向满清。于是果断的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承认了地主产权，有让农民得了实惠。最大限度了维持了社会秩序，又争取了农民的权利。因此太平天国虽然仅仅稳固控制了东南数郡，却能与强大的满清斗争十余年，最后打垮了满清八旗主力，使得满清再也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只能无奈的和曾国藩李鸿章分享权力。

其次太平天国面对满清末年黄赌毒泛滥，吸鸦片，卖淫，赌博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现实，可谓下过狠手治理。太平天国禁烟禁鸦片，禁卖淫赌博，虽然他们矫枉过正，一度连结婚都禁止，还出现了领导人妻妾成群的不公平现象，但后期也做了允许结婚的修正，太平天国希望将国家治理好，希望一扫当时中国糜烂的社会风气，唤醒在满清暴虐统治下麻木的人民，恢复淳朴，正直的中华民族美德的雄心是不可否认的。

而且就衣冠服饰而言，即使抛却蓄发为美的汉族观念，太平天国的服饰衣冠相对于满清也表现出了一个新生政权的勃勃生机，满清官员的服饰集合了元明两朝的特点，已经发展了奢侈至极的地步。一个普通的官员，都有顶戴，花翎，顶子，胸背补子，朝珠，朝靴等极其复杂的装饰。都必须要花费民脂民膏，浪费无数孔雀羽毛，珍珠，珊瑚，金银，绸缎。以百姓的鲜血体现满清官员的尊贵，仅以满清品级不算很高的五品文官为例。要让一个普通文官打扮的体面些需要以下这么多东西。

文五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吉服冠顶亦用水晶。补服前后绣白鹇，惟给事中、御史绣獬豸。朝服色用石青，片金缘，通身云缎，前后方襕行蟒各一，中有襞积。领、袖俱用石青妆缎。朝带银衔素金圆版四。馀皆如文四品。 《清史稿.舆服志》

有妄图洗白满清的清吹会说了，那个朝代都这样，好，我们就看看明朝官员服饰是怎么样的。同样是五品官，我们看看明朝。

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五品至七品，青袍；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幞头：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复令展角，不用垂带，与入流官同。笏依朝服为之，五品以下乌角（指牛羊角做的制品）袜用青革。（明史《舆服志》）

明眼人都可以看见，明朝同级别官员在穿着花费上比清朝消耗小的多，满清代表着一种可耻的反动倾向，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并没有根本提高，而另一方面统治者却越来越穷奢极欲，追求表面的风光与享乐。

而太平天国的官员服饰比明清两朝都进步了许多，删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装饰，比如乌纱帽，朝珠等等。自天王以下，不过把官名绣在衣服和帽子上。（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於马褂前团内《贼中记略》）。没有一切劳民伤财的无谓装饰。后期也只是官帽稍微奢侈了一点，但较之满清也进步许多。可以说如果照着满清的路来走，中国死路一条，照着太平天国的路来走，中国还有一线生机。

满清官服，且不说金钱鼠尾，光劳民伤财的无谓繁琐，看这种官服就喜欢不起来。

太平天国王服，太平天国王爵的服饰稍显繁琐，但也远远不及满清一个普通官员的奢侈。天国毕竟是一个有生气的政权。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天国即使有很多不足，但进步的一面是主要的，正面评价是应该的。太平天国就是最好的照妖镜，如果你说太平天国局限性很多，有很多不足，不够好，那么很正常，理性批判而已。如果有人说太平天国没有一点进步性，就是邪教，土匪。你就得仔细看看他屁股在那边了，完全否认仇恨天国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叫满遗，是满清留下的遗老遗少，还妄想骑在汉人肩膀上作威作福，一心想恢复满清，即使没那个本事也要过个嘴瘾口嗨。报复一下打碎了他们美梦的天国。另一种叫公知或者是香蕉人，这种人否认中华民族的一切，认为中国没有进步的一面，至少中国近代没有进步，只有愚昧和落后。碰到这种人，走的远点就行了，别理他，我们追求的是真实的历史，没必要听他们没有一点历史价值发泄的垃圾情绪。

同行衬托

@将仲子 同志的大作珠玉在前，我就不献丑赘述了，仅就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抄书谈一点浅见、做一点补充。

太平天国为什么在百年来一直是受到主流社会的正面评价？我认为是因为其作为民主革命的一个先声，农民起义的一个最高峰的缘故，由农民阶级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后来又与外国侵略者作了拼死斗争，由此得到了后世革命者的一致认可称赞，清末革命党引以为反清的前辈，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农民革命的顶峰。

以孙中山为首的诸多清末革命党对于太平天国的喜爱，对其反清斗争的认可、赞赏众所周知，我们不必列举史实详细叙述，只是这里必须要做一点辨析，为什么偏偏是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在革命党的心里脱颖而出了，如果仅仅是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进行的反清起义、恢复汉室天下，这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并不稀见，但是洪秀全的反清思想是革新而鲜明的，他与之前许多的反清活动理念不同之处在于，此前不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要言之，“反清”不是目的，这些起义真正目的在于“复明”；亦即“反清”乃是作为一种复国主义手段，以实现明王朝的复辟。

而洪秀全则跳出这一束缚，他认识到此时此刻再谈复明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开历史的倒车了，是一种严重的历史惰性，而他的反清则跳出了此种制约，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要打造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新世界。

洪秀全在评三合会时说道:

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从农民起义的角度来对太平天国进行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定义说:

前略......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⑺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⑻和黄巾⑼，隋朝的李密、窦建德⑽，唐朝的王仙芝、黄巢⑾，宋朝的宋江、方腊⑿，元朝的朱元璋⒀，明朝的李自成⒁，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⒂，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在于，这场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声，一次伟大的尝试，虽然它因为农民阶级无法自己挣脱弱点等诸多因素失败了，许多提倡平等、民主、平均的思想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成了明日黄花，森严的封建制度和尊卑思想在事实上取代了那些美好的口号，照旧交粮纳税打破《田亩制度》许诺的泡影，曾有的涉及土地改革的伟大理想变成了无人尝试改变的死水域，有些地方出现赋轻而税重的情况，人民的负担仍旧颇重，有的太平军的武装甚至响应所任命地方乡绅的请求出兵镇压抗租人民，统治集团的许多人渐渐腐化堕落，令人民大失所望，使得太平天国的军民关系迅速恶化，渐渐失去人心，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手下被淹没在了血海之中，尽管有着这样那样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但那些优秀的、总结性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开创性的，罕见的宝贵思想，对古老封建制度作出了奋勇冲击，为后世民主革命起到了铺垫与极大的借鉴作用。

解放军武国卿少将在其著作《中国战争史·清朝卷》中就精炼准确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实际上是古代农民起义与近代农民革命的分水岭，也正是太平天国肇立时期的那些先进宝贵的思想，使得他们区别于古代农民起义而被赋予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意义。

近代民主革命的法统一脉相承，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借此完整地把握住一条中国近代史脉络的，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告书中就点明了，他们的革命法统是上承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的英勇事业，明确以其为起点:

太平天国的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正面意义在于，从两个方面促成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抬升，第一个方面在于强烈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这里做一点简要辨析，为什么动摇了清政府统治会促成革命意识萌发，因为假设如果清政府始终强盛不衰的话是不会沦落为反动政权与人民为敌的，人民也没有起兵推翻它的理由，削弱清政府的统治，简单来说就是能使得“人心思变”更容易走到武装反清起义的路线)，试举一端以说明:如太平军在所克城市，所及之处，无不厉行打击八旗的政策，对清政府统治的根基之一八旗造成了重创，八旗作为清政府的中央力量与奴役镇压人民主力军的地位一落千丈、一去不返。

第二个方面在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有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志士如赵声、蒋翊武、章太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等，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无需赘述，时人容闳就在《西学东渐记》中说:

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稿》也作出了总结:

最后，我们考察与太平天国对立的清王朝的情况，与太平天国相反，清王朝从未展现过一丝改换封建制度的光芒，连君主立宪制度的推行也要不断迁延，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决定的，它的改良图存运动成效甚微，无法对自身的诸多状况有效改善，资本主义根本得不到顺利发展的土壤，龙盛运老师在《湘军史稿》中以湘军集团为切入点作出了精确恰当的评述:

而太平天国的学术巨著《太平天国通史》也对这一情况做了总结性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讲，太平天国的意义与清王朝的历史意义高下立判，我想，这就是百年来太平天国的评价正面的最后一个缘故。

题记：太平天国的头上有三重光环：主体民族的解放者、反阶级压迫的革命者、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但凡是头脑正常的人，只要是对历史存有敬畏之心的人，都不会贸然否定它。

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对太平天国运动都是持褒扬态度的。其中官方肯定它应该始于1929年，学术界肯定它应该始于清末民初，民间肯定它应该始于金田起义前后。从主流评价来看，太平天国的形象一直是偏于正面的。

1929年，已经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颁布了《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该法案将太平天国起义正名为“民族革命”，明令禁止在一切出版物上攻击太平天国，要求各地封禁清朝和北洋时期留下的反太平天国记载，并决定对违令者加以惩处。

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平天国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它被认定为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也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众所周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上的第二块浮雕，就生动地再现了金田起义发生时的历史画面。

在官方认同太平天国以外，学术界也持有相同立场。

平心而论，太平天国在政治实践中多有舛误，走了不少弯路。同时，太平天国自身并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记录（绝大多数都被清廷销毁了）。可是，在阅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大多由清朝官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外国人提供）之后，学者们大都会化身为“长毛粉”，甚至会沦为“太平天国的遗民”。事实上，在数以百计的著名太史学者中，仅有郭廷以等极少数人对太平天国持否定态度。

体现了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认同太平天国运动的。2017年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对它做出如是评价：“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民战争……它坚持斗争14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壮烈的一章。”

在官方和学术界之外，民间也对太平天国持肯定的态度。

对广大备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太平天国是特别照顾的。即使百般诋毁太平军的《贼情汇纂》也不得不承认：“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

简又文先生说：“革命历史，成为口碑，此清廷之压力所不能废、不能毁者。故于瓜棚豆架之下，酒后茶余之间，太平遗事，素为人口人心中最有趣味而最为兴奋的谈资话柄。说者固津津乐道，听者更色舞眉飞，由是而民族英雄的流风余韵，永远流传于民间。”（《太平天国全史》）纵然面临被清廷治罪的风险，民间依然乐于谈论太平军的英雄事迹。他的这段话，可以为孙中山先生的童年经历所证实。众所周知，孙先生就是在老太平军战士的感染下萌生反清革命思想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太平天国纪念场馆显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就是在“太平天国邪教论”接受度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谁跑到那些地方去公开表达异议，也没有谁在那些地方当着众人的面“义愤填膺”地抨击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长毛邪教徒”。

总体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抑或是民间，都是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十多年前，“邪教论”盛行一时，曾经给人一种“太平天国不行了”的错觉。客观地说，持那种论调、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基本上都是公知、清粉和跟风者。最近三四年以来，曾经“烜赫一时”的公知迅速走向衰落，丑化太平天国的声音就已经近于消歇。目前，只有那些营销号还在批量制造三无网文，继续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指手画脚。当然，因文笔拙劣、行文缺乏历史依据，那些营销号鲜有人问津，其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主流社会为什么认同太平天国运动呢？在下面的文字中，笔者要着重论述一番。

无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如果没有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那么太平天国起义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出身、职业、立场各不同的人也不难得出这样的共识。

人道主义者、反殖民主义战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作者呤唎说：“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他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为革命者辩护，可谓理直气壮。

维新志士、著名思想家、曾国藩的同乡谭嗣同在《仁学》里说：“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却可以突破自身局限，能够客观地揭示出洪、杨等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根源，并对太平军将士持有相当的同情态度。

曾国藩的粉丝、历史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说：“齐王氏一妇人耳，犹能扰攘四五省；洪秀全传会西教，诈死惑民，一发而不可收拾。非跳梁者之果有异能，殆权奸当道，小民铤走之所由致也。”（《清史演义》第五十七回）他一向敌视农民起义，在评论时多用贬损之语，却也无法否认太平军得以兴起的必然性。

无论如何，只要清廷是极度腐朽的，只要民众因受到这样那样的盘剥而没有生路，太平天国就有充分的理由聚集民众发动反清革命。

恐怕也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否定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属性，时而称之其为“邪教造反”，时而称之为“升级版的土客械斗”，时而称之为“失意文人煽动的叛乱”。客观地说，这些观点要么是一叶障目，要么是牵强附会，要么是无理取闹，根本就是不值一驳的。

残酷、腐朽的统治之外，清朝自身的反动性也赋予太平天国运动以正义的光环。我们知道，清朝以“防汉”为基本国策，采取了很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措施：剃发易服（造成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非命）、闭关锁国（导致中外交流近乎停滞）、大兴文字狱（箝制了思想，窒息了文化）……中国于近代落伍，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因于大清王朝的治国无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洪杨等人揭竿而起当然也是完全合理的了。

良好的军纪和出色的治理水平，也是太平天国广受好评的重要因素。

根据目击者的记录，太平军的军纪远好于清方。同情太平天国的人士，自不必多说；敌视太平军者，甚至太平军的死对头，也普遍承认太平军和普通民众能够友好相处。

在经营江西时,石达开约束部下甚严，“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站在清朝立场的地主阶级文人邹树荣曾经以诗记之，感慨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这段诗文反映了天京事变以前的太平的风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即使到了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纪律。《被掳纪略》（赵雨村著，作者署名“刀口余生”）提到，英王陈玉成“生平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在《西学东渐记》中，著名教育家容闳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说：“当忠王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井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迫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

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的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

与堪称“仁义之师”的太平军相比，清军则是军纪荡然，动辄秧民，形同悍匪。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史学大家范文澜评论说：“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湘军生性野蛮，任何一支清军都是暴虐成性的。

在治理民众方面，太平天国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每占领一座城池，太平天国一般都会着手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有时还会根据需要赈济灾民。

《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作者不详）记载：“发匪入城,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破城三日后,城中所有老弱男女,驱之城外粥厂。”

局势稳定之后，太平天国又会采取一些减免赋税的措施，希望借此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很多租赋项目都会被减免至清时期的一半，甚至更多。

为了振兴工商业，为了发展贸易，太平天国也采取了很多得力措施。 在清朝恢复统治之后，一些地区的税负水平甚至比太平天国时期高出十倍以上。

太平天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丝茶出口量在数年内都得以大幅度提高，其中的生丝出口量增长5倍左右。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到访天京的英国领事富里赐评价说：“在未沦为战场的地方，土地得到充分耕种——太平天国部队的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

作为主体民族发动的反清革命，太平天国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共鸣。

对清朝而言，“得国不正”一直是难言之隐，一直是无法向天下人交代的大问题。换句话说，清朝的执政合法性是可疑的。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为了消灭任何潜在的和现实中的反抗者，为了确保“江山永固”，清廷不惜以高压政策统治国人。而在此过程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都日益尖锐起来。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值得强调的还是民族矛盾。毕竟“华夷之辨”已经风行数千年，早已经深入人心；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共同认知中，点明统治者的异族出身无疑是极具号召力的，是非常容易激发出“同仇敌忾”的革命情绪的。

至于太平天国，更是将“华夷之辨”发挥到了极致。事实上，太平天国发布的不计其数的宣传品都直指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异族身份和清朝统治的暴虐、黑暗、反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的中心思想。

在《奉天讨胡》中，洪、杨等不吝笔墨，历数了清廷的斑斑劣迹：强令剃发、毁弃华服、败坏人伦、劫掠妇女、强化砖制、变乱雅言、不赈灾荒、纵官虐民、吏治败坏、残害义士。

在檄文中，太平军一方点中了清廷的死穴：它不仅是一个异族政权，而且是一个罪行滔天的异族政权。

在檄文中，作者站在“中国”“中国人”的立场，直斥对方为异类（“胡”“满洲”“鞑子”“妖魔”），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与之不共戴天的仇恨。此文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数十年后革命党人所写的诸多反清檄文，从思想、内容上看与《奉天讨胡》如出一辙。

太平天国不只在理论上揭批异族统治者，指出满洲贵族集团“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 ，指出世人“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更在革命实践中与维持清王朝正常运行的核心力量“八旗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洪、杨等人看来，旗人是“妖中之妖“（太平军称清朝统治者及其走卒为“清妖”），是怙恶不悛的死硬分子，完全没有存留于世的必要。

很多文献都显示，太平军对战败的旗人及其家属毫不留情，做到了“除恶务尽”。

《满清兴亡史》记载：“乘势陷安庆，进逼金陵。城中诸将，有议战守者，建瀛托病不出。洪、杨军攻之益急，未几，地雷爆发，城崩三十余丈，守兵多击毙，洪、杨军遂入城，建瀛亦死于乱军中。将军祥厚等犹指挥旗兵防守内城。洪、杨军以火攻之，内城亦陷。祥厚以下，二十余员均战殁。旗民四万余，童子三千人，悉数被戮，无一留者，盖以为汉人复仇也。”

在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军“为汉人复仇”，果然杀光了满城的将士及其家属。

南京的满城遭遇了厄运，杭州的满城也没能幸免于难。 按《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的 记载，“故于克复后，杭城旗兵仅存三十一人耳。”在杭州失陷以后，多数旗人及其家属自杀身亡，少数旗人死于乱军之中，幸存者可谓寥寥无几。

南京、杭州乃是江南的大城，两地满城遭受毁灭性打击，对清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此外，京口、沧州、荆州等地的八旗驻防营也都受到严重冲击，且因此而一蹶不振。即使东北、新疆等地的旗人武装，也因为大量被抽调到南方作战而损失惨重，难以恢复元气。

在与太平军及其友军作战的过程中，乌兰泰、吉尔杭阿、扎拉芬、和春、多隆阿和僧格林沁等很多旗人高官都死于非命。在僧格林沁之后，八旗军的精英已经丧失殆尽，曾、左、李、等汉族大员成为清廷不得不倚靠的中坚力量。

总体来看，太平军对八旗军的打击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损失太大，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旗人武装已经无力单独成军，再也无法组织大规模作战。这样，八旗就彻底失去了清朝“国之根本”的地位。

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也会站在汉民族的立场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毕竟，如果没有此次大革命，汉族男人脑后的辫子说不定还要保留到什么时候。 因为是一次疾风暴雨式的的阶级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同。

国人早已达成如下共识：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起义，是底层民众发起的革命活动，是官逼民反的产物。

太平军的主体成员是贫苦农民，参加者的诉求是求得温饱，而洪杨等人也确实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农民乃至全体劳苦大众的政策。从本质上说，太平天国还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阶级革命。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颁布了著名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根据“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把天下的土地按产粮能力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把好田与坏田相互搭配，按照人口进行平均分配。

在严峻的形势下，《天朝田亩制度》没能付诸实施（其实它本身也带有严重的空想色彩）。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居”为典型特征的传统土地制度，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简而言之，《天朝田亩制度》还是有着鲜明的反封建精神的。

事实上，本着反封建精神，太平军高举“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大纛，也确实以雷霆万钧之势涤荡了整个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太平军重拳出击，对官僚和土豪劣绅毫不留情。

相关情况，郭毅生先生的《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一文有详细的记述。

太平军称当时的地主阶级成员及其帮凶为“清妖”（皇帝则被称为“阎罗妖”），视之为“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的死敌（引文见于洪秀全的《太平觉世诏》）。

太平军每攻克一座城市，都要清除那些负隅顽抗的的官僚、士绅和团练武装，力争做到一网打尽，颇有当年雅各宾派的遗风。

在陷落的城市之内，拒不投降的清朝官吏不但会死于非命，而且经常是尸骨无存。“凡陷一城，尽戕官吏，有自裁者更脔割之，暴骨于市。以故官军克服之城，求殉难官吏遗骸不可得。”官宦之外，居住在城内的富绅、地主也是在劫难逃。太平军攻占江宁（1853年3月）以后，那些“官吏冠裳之士”一旦被认出，（就要被）“严刑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仅余胫骨。受竹篦之击，立死者有之；不耐锻炼，甘即就戮者有之。”至于乡间的土豪，也免不了被清算。“贼于乡村从不肆杀，恐乡民自计，计无复之，与之死斗。然于官幕吏胥避居家属及阀阅之家，其抄愈甚，杀人而焚其庐，并追究收留之家，谓之藏妖，亦焚杀之。凡搜出官中公服文案，亦谓之藏妖，肆行屠杀。故贼所过之处，我官幕眷口至无人收留，有露处松林，寄宿破庙者。”（本段引用的文字都出自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

太平天国推行“劫富济贫”的政策，经常剥夺官绅地主的田产、浮财。

太平军大力索求“贡献”，针对的就是有钱人。“富厚之家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石，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贼情汇纂》)在太平军的威逼之下，那些大户只能自认倒霉，乖乖地献出贡品。这些没收来的财物，尽数被收入太平天国的“圣库”之中。

以“打先锋”的名义，太平军经常剥夺豪室的赀财。“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在“无赖”（其实主要是贫农、佃农和仆役，本为良民）的支持下，太平军无情地拷掠那些土豪劣绅，逼迫他们上缴历经多年聚敛来的不义之财。注意，“搜刮”“掳掠”的对象是“富家”。

以捐助军饷的名义，太平军强令地主、富商们“派大捐”。“花参军请董事十四家借捐军饷，每家八十千，顾、金、严、范、徐、姚。有潘姓拒不肯捐，拘人管押，三日后解（吴）江，责三百板，讲归结，捐钱八十千，罚钱八十千，又费三十洋释放。”(王元榜《吴江庚辛记事》）那些不肯捐资的大户，不仅被强令出钱，还要交罚款，更要被责打，可谓颜面尽失。

在有的地方，太平军甚至要分掉不法地主的土地，并将田凭发到得地农户的手中。此外，太平军也会没收公田、逃亡地主的田产和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将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太平天国推行的这些政策，使得很多富人家破人亡，苦不堪言。“黄金家财殓蒲包，穷人手里捏元宝，长毛哂哂笑。”(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天道恶盈竟如此，今日乞儿昔公子；道旁行丐声悲哀，自言家世素豪侈。”(黟县黄德华《竹瑞堂诗钞》）《红楼梦》所言“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景象，在太平天国治下真的成为了现实。在富人沉沦的同时，很多穷人倒是得到了足够的实惠，甚至可以“手里捏元宝”了。

太平天国支持农民的拒租、减租斗争，令地主阶级深受打击。

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太平天国政权总是偏袒后者。很多地方的农民拒不向地主交租，而太平天国的乡官经常是听之任之，令地主无法收租，濒于绝境。

太平军攻占绍兴后，地主“向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黩者不理”。（范城《质言》） 原本威风八面的大老爷，只能如乞丐一般向佃户讨租，而且经常吃闭门羹。

在《乙丙日记》中，汪士铎记录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忆寓陈墟桥蔡村时，通村千馀家，……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安问汝不足；且汝不足，当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

这段文字至少有两点值得玩味：一是村里的民众“仇恨官长”却不仇恨“长毛”，二是他们“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从前，因为官府勾结地主压迫佃农，令农户很难活下去，所以农户才对会“官长”充满恨意。 如今，正是因为有了太平军撑腰，他们才可以免于被地主盘剥，日子终于好过一些了。

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下，农民们的赋税大为降低，佃户们又经常拒交田租， 民众的而生产、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总体来看，太平军重创了包括官僚和豪绅在内的地主阶级，对其中的死硬分子进行肉体消灭，对其中的温和人士进行多方剥夺，体现出了鲜明的革命特征。

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阶级成员或命丧黄泉，或狼狈出逃，或被剥夺了田亩、产业，遭遇了“千古未有之奇变”，受到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按晚清著名文人冯桂芬的说法，一向富庶的江南地区“被难之后，富户百无一存”（引文见于《显志堂集》卷五）。此言或许有些夸张，但绝对是有事实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击旧官僚、旧豪绅和旧地主的同时，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们）并没有趁机大量侵占民间的田产，使自己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成员；而太平天国当局，更是没有颁布类似“圈地”“亡人”“投充”之类的法令，力图在强占江南田产的同时将当地人贬为仆役。

很多人高度评价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它是一次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

太平军曾经抗击洋枪队和英法侵略军，因扮演了民族英雄的角色而得到世人的肯定。

在人教版于2001年审定的八年级历史教材（上册）中，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被单列一课，在事实上已经被淡化处理了（当然，该版教材称洪秀全为“农民革命领袖”，仍然对太平天国持肯定的评价）。这样，很多与之相关的杰出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都没能出现在该版教材之中。尽管如此，它还是介绍了太平军抗击洋枪队（号称“常胜军”）、击毙华尔的英勇事迹。

不仅华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另一个殖民强盗头子、继任洋枪队大头目戈登也曾惨败于太平军之手。

1864年3月31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当气焰嚣张的戈登等率一队“常胜军”兵士到达华士村后，太平军将领陈承琦（英王陈玉成的叔叔）派出小股部队诱敌深入，使之陷入了事先设好的包围圈。在太平军发起攻击号角以后，拥有新式武器的“常胜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只能四处逃窜，显得狼狈不堪。太平军奋勇作战，歼敌800人（包括7名军官），大获全胜。最终，戈登仅带着数十名残兵败将突出重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耗时2年才消灭69名英军士兵。与之相比，太平军在一天之内就杀掉800名由“洋将”统领的反动武装成员，确实战斗力惊人。

太平军不只和“洋枪队”这样的中外混合物装交手，而且直接和英法侵略军作战。

1862年5月17日，在发生于奉贤县南桥镇的战斗中，英法联军死伤合计四十余人，连总头目卜罗德也身受重伤，不久殒命。卜罗德位高权重，是19世纪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级别军官之一。

外国侵略者并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斗争目标，但太平军在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远比清军为大。

太平天国一向坚持爱国立场，从来就没和列强签订过一条不平等条约，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清王朝与侵略者签订的任何一条不平等条约。洪秀全断然拒绝英方提出的“平分中国”之策，宁可亡国也不与包藏祸心的洋鬼子合作，并毅然决然地率领各地的太平军将士反击各路侵略军，堪称一代民族英雄。

与签订了一千一百余条不平等条约的清王朝相比 ，与声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说到做到的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在大节方面无可非议，确实高出太多。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思想开明，也因此而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人民领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能够吸收来自西方的原始基督教思想，并将其发展为革命理论；能欣然批准《资政新篇》，几乎全盘接受洪仁玕的建国主张；能较频繁地与西洋人士（如罗孝全、富里赐等）面对面交流，对外部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迹象都表明他确实是一个在不断追赶时代潮流的开明人物。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的力作，是一份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性文件。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称颂当时的美国“礼义富足”，指出当时的英国是“最强之邦，由法善也”，提议与各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进行全面交流。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提出了二十八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他主张中央集权，希望洪秀全能广泛采纳群众意见。他主张大力发展交通，鼓励国人开矿、办企业，甚至提议保护私有产权。他主张广设医院，发展福利事业，并重点扶持教育。因为时代的局限，《资政新篇》没能付诸实施，但洪仁玕的思想绝对是领先于时代的。

洪秀全、洪仁玕之外，其他很多军政要员也大都都具有开放的胸襟，能够欣然接受外来的事物。

以下内容是太平天国若干人物的表现和外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很能体现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同时仍能坚持中华立场，坚决维护民族权益。洪仁玕说：“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唯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在原则性问题面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经曾断言:太平天国所做的改革，至少使中国跃进一百年。

事实上，正是在开明思想的指导之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才会为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而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思想开明，太平天国才能决心“与万国通商”，力图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正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思想开明，太平天国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反孔斗争；正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思想开明，太平天国才着手禁毒、禁娼、禁缠足、简化文字……客观地说，太平天国的很多举措直到今天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是完人，也难免有思想守旧的一面（洪秀全身上仍然残留着较为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那些训诫嫔妃的诗歌就是例证）。但是瑕不掩瑜，他们有着高于时人的思想境界，仍不失为时代的弄潮儿。

总体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抑或是民间，对太平天国运动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百年以来，主流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偏于正面的。出现这一局面，应该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世人肯定太平天国，是因为它的出现符合时代潮流。在晚清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广大人民同时承受着深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只能揭竿而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太平天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在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日益嚣张的时代，太平军不畏强暴敢与列强频繁交手，并能取得良好的成绩，也反映了英雄本色。

世人肯定太平天国，是因为它有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的。它起兵反清有着天然的正义性，其政权在治理水平上要明显超出清王朝，其军队的纪律也要明显好于清军。如前所述，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它颇得民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太平天国政权不仅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地方经济，而且采取了很多领先于时代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措施。

世人肯定太平天国，与其革命对象的相继倒台有相当的关系。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乃是清王朝、士绅阶层和外来侵略者。客观地说，它们都以反动、腐朽、凶残为主要特征，都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大敌。但是，它们只要存在一天，就会不遗余力地诋毁太平天国革命，就会对世人的认知产生严重的干扰（毕竟它们掌握的社会资源非常丰富）。幸运的是，这些恶势力都被打倒了。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太平天国才能得到公允的评价。《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的出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最近二十年来，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历史虚无主义风气泛滥的大环境之下，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也一度沦为重灾区。公元2000年，“太平天国邪教说”正式浮出水面。持此说者摆出一副“反传统”的姿态，讲出了一堆大道理，力图将原本口碑颇佳的太平天国政权贬为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此论一出，天下哗然。一时间，“太平天国是个邪教组织”“洪秀全是个五毒俱全的邪教头子”“太平军无恶不作，是导致中国人口减半的罪魁祸首”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连学术界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借此形势，有的人甚至要“重写中国近代史”，要“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要从根本上否定那次轰轰烈烈的反清大革命。

“邪教说”被炒得沸沸扬扬，也被许多人士（尤其是那些追求新潮者）奉为真理。然而，那些翻案文章的作者经常“以论代史”，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绝少利用原始文献，无法体现出应有的严谨性。即使利用了一些史料，他们在批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时候也要经常对其加以嫁接、夸大和歪曲，着实很难令读者信服（尤其难以令内行信服）。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会“发明”一些历史信息，在事实上扮演了“历史发明家”的角色。他们看似提出了“新观点”，却不能在情理、法理和学理上自圆其说，所以“邪教说”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同。

事实上，“邪教说”的支持者多为文艺界人士，绝少史学界的权威。诚然，他们 “隔行论史”也未尝不可，毕竟如世人所言“文史不分家”。但是，他们一定要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写文章，一定要以信实可靠的史料支撑自己的论点，否则就无法俘获人心，甚至会沦为笑柄。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中国历史研究法》）

建议他们认真品读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在谋篇布局、史料剪裁、行文论证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堪称史学论文的典范。他们如果能够承袭前辈学者的严谨态度，应该不会再传布什么“太平天国是邪教”之类的谬说了。

因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主流社会一直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发动反清革命的1851年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元年。

其他文章，列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