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区和部分其他答题人的言论,实在是刷新我对某些人阅读理解能力下限的估计。
为了便于理解,我就头上按头,在结论上再加个比方,要是还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曾格达迪和上帝次子在用1G通讯代表作-摩托罗拉大哥大打得火热,尽管语音模糊,花费高昂,但是曾剃头依然总结出了一堆如何使用大哥大的经验教训。比如用嘴巴说“冒加右括弧”对方就知道你在对他笑 :)。又比如响铃三声挂掉报平安,六下有急事请速回等省话费技巧。
这时苹果的推销员凑过来,说: 大佬啊,看你腰包丰满骨骼清奇,我这里有刚出一年的iphone6,先进大哥大两代,表情包要多少有多少,wifi下不需要话费,要不要试试?体验扛扛的。
曾:不要,我有大哥大。
曾的弟弟:老大,我试过,智能机真香。
曾:若借杂艺以抛弃传统大哥大,则浮矣。至嘱!传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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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之所以结硬寨,打呆仗,是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落后时代的建军思想,对当时军事技术发展的无知,对过去几百年西方军事制度革命的无知,和缺乏正规军事培养的直接结果。在这些条件下,他没有别的选择。
ps,评论区里一堆说曾格达迪打的是堑壕战如何高明什么的,请先搞清楚两个基本常识:
1.湘军结寨掘壕究竟是寨墙前阻止步兵通过的壕沟,还是容纳步兵射击和运动的战壕。
2. 堑壕战的火力前提是什么?湘军的火力水平又是怎么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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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需要浴血重生,在军事国防上可以说由几大重点:
(顺序由易到难)
这四点分别对应政治思想,组织培训体系,战术体系和装备及军事工业现代化等几个点。
解决半个,就是淮军,解决两个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三个,是明治维新后的日军,都做到,就是现在的pla。
曾圣人连半个都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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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太苛责曾了,比如
曾国藩面临的问题是提高军队的先进性吗?他面临的问题是手底下一群没见过血不会打仗的农民也没有合格的军事指挥人才只有会念四书五经的秀才,自己也没搞过军事,也没有时间培养训练和学习,敌人已经到眼前了马上就得打。他面临问题是怎么能最快的速度建立指挥体系,怎么让这些农民不看见敌人马上就逃跑,让自己的部队不马上崩溃,尽可能有机会和敌人拼一下消耗,哪怕交换比很差。上面你说的那一大篇才真是纸上谈兵,给你一个机会穿越过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能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呗,对内可以学李鸿章,对外可以学长州藩。都是同时代的亚洲人,不需要穿越。
既然你说都是没见过血的农民(都说湘军强悍是因为兵员来自剽悍的山民和湘民,一会儿又变成了没见过血的农民,难不成是薛定谔士兵?),那一张白纸岂不更好?与其花时间学耍大刀,或者用那种难用至极又危险的土枪土炮,教他们用当时的洋枪洋炮能更费力?李鸿章几个月就能让淮军士兵初步掌握西洋枪炮和战术大败李秀成(见后文),要求曾国藩做到就是不可能?
从1853年办团练开始到1868年他去直隶当总督,前后15年里,其中11年和太平军交手,4年和平时期,这么长时期请问他曾国藩什么时候有过规模性地更新武器装备,或者长期聘请过外国教官?不说搞军校了,搞个短期培训呢?甚至写封信鼓励属下去积极学习西方优点有过么?
从建军到朝鲜战争,gcd有哪年是过得太太平平可以安心发展的?西北那种穷地方物资紧张还被封锁的情况下都不忘办抗日大学培养干部,每次打完仗都不忘开会总结,甚至还在前线抽空给士兵扫盲,就是这种精神才能从几个团万把人起家,短短22年可以拉起一支和美妖过招的百万大军。
而曾呢?“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凭这句话,他就没戏。他最缺的不是别的,第一位的就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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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人或者一支军队应该首先确立一种评价体系,否则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感官和立场出发,脱离时代背景,脱离客观条件,最后无非鸡同鸭讲或者人身攻击一番。
首先要确认一点,即到底从曾国藩的什么身份去评价他。
曾国藩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的军事将领,他是一方大员,有组建军队,设卡收税,管理一方的独断全权。他不但是湘军的最高指挥,而且还是它的缔造者。所以不能仅仅从具体的战术战略层面以一个普通军事将领的角度去衡量他。
既然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说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撇开八旗绿营系统,从无到有组建新军的一个天赐机会。因此,他的主要职责除了消灭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外,还应该抓住西方军事科技和军事制度扩散的机会,改善当时中国有国无防,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的现状。
与之相比,指挥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要务,就像毛泽东,罗斯福不会空投手令去越级指挥一个师甚至一个营怎么打仗,采取什么战术。这些是一线军官的职责。作为统帅,应该专注于全局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么调动分配资源完成自己的战略规划,应对潜在的威胁和敌人。
因此要评价他,和他缔造的这只军队为什么会选择‘结硬寨,打呆仗’,就必须涉及到如何从整体上去评价一支军队的问题。
简单来说,一支军队所选择的战术(术)总是基于其军事组织与战术体系(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建军思想和军事思想之上的(道),不能孤立地去评价战术怎么样,而要去站在军事体系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而从建军思想和军事体系来看,湘军无疑是严重落后于那个时代的,而且甚至是在开倒车。
首先所谓建军思想就是要确立一个核心问题,我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去参加什么样的战斗?我的敌人是谁?我为谁而战?
建立之初湘军就是一个民间团练,是在作为正规军的满汉八旗绿营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而太平天国已经成势的背景下诞生的应急产物。从一开始它就缺乏一个长远的建军目标。然而曾国藩既然有自由建军的全权,并且拥有设卡收税和完全的人事权,那湘军的存在不应该只是对内平叛那么简单,也不应该仅仅作为私兵存在作为曾国藩集团的个人资本。他应该把湘军的定位放在作为替代旧军队的新式近代军队上。
其次军事体系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这个可以写几本书。简单来说,军事体系就是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和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如何打仗,如何管理运作。是土匪还是私人武装,是治安部队还是野战部队,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是用冷兵器还是用热兵器,是否诸兵种合成?训练,补给,后勤保障怎么完成。兵员的补充如何完成,军官是不是专业的如何招募,以什么为标准选拔?指挥层级如何?职责如何分配?有没有参谋体系诸如此类。
具体到湘军,它就是一支以中世纪封建私兵模式建立的,采取冷热兵器混合作战,严重落后时代的非正规部队。“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可见其用来维系官兵的纽带就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湘军用来吸引官兵的那套也是老套路,除了超过营兵三倍的军饷,就是放纵劫掠。唯一能谈得上理想的东西,恐怕也就是那套行将就木的封建礼教了。
曾国藩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和后世爱记日记的常大队长,和开战略会议对高级军官大谈四个小时忠义廉耻,鼓励他们自杀成仁的空一格蒋公,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曾的眼里,选拔军事指挥人才,不看什么专业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只看忠义血性。。。
而从湘军建立之初开始,其将领又大多为书生,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更谈不上系统培养,一切靠自己在实战中摸索。由于满清自始至终不信任汉族自有武装,因此这群书生没有世代武家的传承,只能从故纸堆里扣建军的线索,湘军的军制、战术和训练上主要效仿先例,日常演练明末戚继光研发的「鸳鸯阵、三才阵」并经过改良变成了湘军的一字阵、方城阵。
具湘军记载“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
如果熟悉军事史,可以一眼看出这基本上只有欧洲15世纪的水平,甚至连西班牙大方阵的水平还不如。这种阵法基本就是武器的大杂烩,从各式刀矛到小枪,抬抢,劈山炮都有,这种复杂程度,加上缺乏专业军官,缺乏对士兵的职业化训练,要做出灵活的战场机动和复杂的队列变化去捕捉战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抬抢射速慢,小枪射程近,劈山炮就是大号散弹枪,所以论火力输出,最多只能在100米内形成有效杀伤,同时火力连续性差,对付火力差不多水准的太平军可以,但是如果遇上西方军队,那基本只能被吊打。这套武器即使面对训练有素的骑兵集团都很难脱身。反过来说,如果湘军重视火力输出,能完全摒弃过时的冷兵器,引进西方火器和西方的操典的话,即使其战斗力不能说必然爆表,但是也足够在野战中压倒太平军这种水平的武装。
而曾国藩对西方火器是什么态度呢?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给曾国荃送去100支洋枪,顺便说了说风凉话:
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
当曾国荃表示洋枪嘿,真香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他的逻辑就是,既然别家队伍装备了洋枪也被打败,所以说明洋枪没啥大用,要像钻研八股为本一样坚持“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作为根本。
这都是1860年代了,人家都开始走向后装线膛枪炮的时代了,曾依然抱着一堆差不多300年前的古董武器当宝贝,拿着腐儒的精神原子弹当法宝。。。当时的西方军事前沿就不说了,就比比同辈的,出自湘军系统的李鸿章。
李奉行实用主义,大力主张用洋枪洋炮淘汰早已过时的各种冷热兵器,并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只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调教,就在今天的上海虹桥以五千兵力打破号称十万的太平军李秀成部,并且数战数捷。之后尝到甜头的李鸿章更加投入对西式武器的采购和制造中,并大肆扩军,从上海到常州,凭借优势的火力和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不论在野战还是攻城,淮军从来没出现过湘军那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情况。
同时代与法国教官合影的旧幕府军军官,注意到即使是相对守旧的幕府军,军官也开始摒弃传统武士刀转用欧式马刀。
更多的介绍可以移步这篇文章:太平天国时期的军队与作战方式
再者,和其他旧式中国军队一样,湘军没有专业的后勤补给,医疗,工程等辅助部队,也就是说这些工作都要士兵自己完成,而士兵当然会选择就地抓壮丁,强迫当地百姓提供劳役。其后果就是极低的后勤效率和无法收拾的军纪。这样的部队更不可能随意脱离这些闲杂人员实施快速的机动作战,甚至稍稍不注意,这些被迫从军的民夫甚至不少士兵都会开小差。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曾国藩大权独揽,却没有花哪怕一点力气建立一个军官培训的机构,更没有成体系地去训练兵员,培养基层军官。送上前线的新兵都是炮灰,只能靠机率决定是早早领盒饭还是幸存下来成为由经验的老兵,而老兵死一个少一个,自然更不敢打硬仗,只能一味避免野战交锋,牺牲时间和资源打静态消耗战。
所以综上所述,曾国藩的见识决定了湘军的基本情况,决定了其呆板的战术和其他一系列行为。这并不是什么稳扎稳大的大智慧,只是小脚老太婆根本跑不起来。
关于李鸿章与曾国藩
前面说了,曾国藩基本上就是旧式文人的思想的代表,仍旧抱着孔孟之道朱子理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拒绝接受新生事物,拒绝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这种思想不是他独有的,即使是清朝少数钻研过西方操典的军事理论家们,都往往怀抱某种迷之自信,乃至于得出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结论。
如翻译西方操典《陆操新义》的洪弃生即认为,书中内容不出《尚书》中的道理,是中国人自己荒废了,导致现在要步西方人的后尘。浸淫于传统儒家教育下的文化优越感和狭隘的知识体系,使得大清的精英们并不能准确理解西方军事思维观念,以实现知识结构的真正更新,他们所理解的西方军事优势和战术,仅仅限于船坚炮利,其对西方军事操典和战术的理解是站在陈旧军事经验上的歪曲。
而同样是朝中重臣的李鸿章,就能看出当时中国已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李鸿章比起那些只知道空喊道德仁义的传统士大夫要深刻和清醒得多,他感叹“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武夫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 以致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甚至喊出了“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虽说李鸿章也远不是完人,政策失误,战略误判一大堆,但是他至少能够意识到落后的现实和变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比起还沉睡在几千年故纸堆里的曾国藩,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后看今天评价,吹捧袖手谈心性的曾国藩的书汗牛充栋,有些甚至拔高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标准。而至少敢于做点实事敢于犯错的李鸿章却只能反复在裱糊匠和卖国奸臣的帽子之间穿梭。真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当以勤改日记,多留家书为要,至嘱!
最后用乔治巴顿的一段名言结束这篇文章:
我还要你们记住另一点。不要他妈的去为我们的侧翼操心担忧。不知那个该死的笨蛋有一次说起要保护侧翼,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那些狗娘养的都拼命要警戒他们的侧翼。我们第3集团军不做这种事情。我们要不断前进,除了揪住敌人以外对守住任何东西没有兴趣。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敌人不放,把他们打得魂不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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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人说请参考罗马是如何在屡次被汉尼拔击败的情况下最终灭亡迦太基的。
A : 根本就是错误类比,如果只听说过费边,请完整看一遍一本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著作。罗马是通过会战打败汉尼拔的(扎马战役),从来不是靠打呆仗打赢得。湘军坐拥绝对优势的物质资源还只能打呆仗,这不是说明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朽还能是什么?
Q:找到对手的弱点,然后用自己的强点击破之。我骑兵强,我就用放马冲;我炮多,我就用炮轰;我物资雄厚当然就和你打消耗战啊。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争取最后的胜利,呆不呆的不重要,军事上无能不无能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赢了.
A : 斗兽棋思维,评价一个军事将领的能力,当然是以他能不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放大到战略上,当然应该尽快消灭太平天国,结束内战,恢复清廷对江南的控制,尽快恢复南方的经济和税赋,这才是评价标准,曾国藩作为一个清朝的命官,为了清朝的江山社稷镇压太平天国,恢复战乱地区的秩序,恢复清廷在当地的统治才是他主子的最高利益好不好?正是他这种借乱世谋私利的动机才不把百姓当人看,才干下那么多反人类灭绝人性的罪行。所以他才该受唾弃。
如果坐拥巨大的物质优势,却选择了消耗最大,对自己伤害也最大,最漫长的方法取得胜利,那叫无能。
Q: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孙子兵法上是这么写的。赢得漂亮从来都不是将领考虑的,损失最小赢才是需要考虑的。曾国藩是消耗战略不假,问题都是消耗的敌人的资源,他烧杀抢掠是在江西,在安徽,在江苏浙江,又不在湖南湖北,他的基地在两湖,这些地区死的人再多又不会削弱他的力量,削弱的是太平天国的力量。他的士兵是雇佣军,傻子才和农民军打野战呢。
A :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不是孙子兵法里的,是曹操自己的评注。这句话和先为不可胜一样,常被人机械地理解为应该采取保守,呆板的战术,从而认为做乌龟是智者。但最终结果就是变得像缩成一团的穿山甲,轻易地被猎人装进麻袋。
按如此逻辑,从周亚夫、李愬到王阳明都是傻子,慢慢平叛一路焦土才是善战咯?
嗯按如此的逻辑清初八旗一定都是傻子,从一片石到潼关再到西南,逮到农民军主力就决战真是傻透了,不知道在岳阳城陵矶在田家镇在九江湖口在三河又都是哪些傻子?
一战时各方都在绞尽脑汁发明各种兵器战法打破堑壕静态消耗战也是傻子?
既然都无赫赫之功了,那请问曾国藩他一天到晚给清廷写战报邀功是邀个锤子?
曾国藩让李鸿章带着6000人从合肥去支援上海,英国人用了七艘轮船直接从安徽穿过太平军占领区沿长江送往上海再用先进枪炮武装用来保护在华商业利益,这才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有空整理其他的问题,补充同一时期日本的军事革新和建军情况。
看了一下
嗯
《论湘军欠饷成风基层哥老会泛滥内部山头林立友军日常互坑偶尔互抢粮台这样的队伍实在不好带啊只能结硬寨打呆仗背后的深远智慧和哲学》
为 @波纹 狗尾续貂一些,作为儒哈比的圣人,曾格达迪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两次鸦片战争,清朝的军队被英法军队吊打,传统的军事思想,从孙子兵法到纪效新书再到阴阳五行,面对西方近代化的军事体系,都显得不堪一击、无计可施。
曾格达迪高喊着“结硬寨,打呆仗”的口号,其实更多是为了表示,我天朝的传统军事思想还是有很多宝贵遗产可以挖掘的,你看我并不知兵,还折了悍将李续宾,可还是把那个纵横安徽湖北的“汉唐以来悍者”四眼狼陈玉成最后打败了吧。我天朝传统博大精深,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诸君没有理解透彻而已,多读读古书,就会懂的。
曾格达迪军事上屡战屡败,大力引进西洋枪炮和模仿西洋战法的李鸿章淮军到上海时只有六千多人,从上海打到常州,大败太平天国后期主力李秀成部,故意不去攻打天京留给曾国荃做人情,政治上还是他的幕僚赵烈文预言大青果药丸更加洞察深刻,曾格达迪真正为后人所推崇的是他的为官之道,身为汉官,却位极人臣,谥曰文正。
曾格达迪刚刚出道的时候,我大清还是看上去实力雄厚,李续宾战死三河镇的次年,僧格林沁还在大沽口打退了英法舰队呢。曾格达迪知道我大清对他发自内心的猜忌,因此脸上写满了谨慎、守成、思退、中庸这些东西,虽然战场上几乎逢城辄屠,残杀俘虏,但是家书里面又是一副修身齐家的老儒面孔,后来更是主动裁减湘军,实在是我大清难得的忠犬。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仍然被残酷剥削员工的民营企业和预算紧张的事业单位所推崇,用于鼓励员工群狗争食。
曾格达迪的“结硬寨,打呆仗”其实更多的是印证自己的人臣之伦、中庸之道,标榜自己的极端保守政治态度,缓和满清对其的猜忌,说穿了就是装逼,为本人、为朝廷、更为天朝道学。装出所谓天朝传统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老成持重的样子, @荒木彦吕飞 ,阁下意下如何?
其次,很多回答都提到了,那是由于当时中国军事科技和体制的落后导致的,这种蠢办法还是有点用处的。
当时的作战,热兵器虽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冷兵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火器以鸟枪、抬枪为主,工艺粗劣,兵丁一般不敢装药太多以免炸膛。因此只能靠工事(硬寨)、排队枪毙(呆仗)才能充分发挥火力的作用。由于物理、化学、冶金、弹道学等各方面的全方位落后,同样威力的火炮,天朝的火炮需要口径更大、身管更长、炮管更厚、分量更重,机动性极差而且命中率很感人,西洋几匹马就能拉动的野战火炮威力吊打大清朝几万斤的大将军炮。一般野战中普遍使用的都是火力薄弱的劈山炮或者是骆驼炮。对于寨栅工事,没有重炮打起来还是有些吃力的。
当时我大清的军事水平和指挥艺术,差不多相当于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甚至更差,交战双方由于装备、军饷等短板,对于决战尽量避免,尽量依靠机动和据点工事威胁对手的后勤,迫使对手后撤或者因为缺粮而不战自溃,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另外,当时由于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中游来回拉锯,广阔的乡村里,分布着很多宗族为核心的团练武装,由于首领往往本人或者祖上拥有功名,因此普遍拥护朝廷。对于这种乡村里遍布的山寨、坞璧,太平军虽然号称十万几十万,其实攻打起来还是非常费力的。李鸿章组建淮军,起家班底就是收编老家合肥周边的周盛波、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等宗族团练。湘军只需要守住自己的营寨即可,太平军陷入地主团练武装的汪洋大海,往往会因为粮饷不济大军不战自溃。
湘军除了陆军“结硬寨,打呆仗”之外,其实还高度重视水师,从一开始就从广东招揽人才,建造战船,训练水师,而太平军那边,水师相对建设不力,往往搜括民船作为水师,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战斗力堪忧,还被湘军上游压制,可能也和江南缺少造船木料有关。硬寨、呆仗背后的还有水师。
最后,这种落后的军事思想流毒甚广,对于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面对天父天兄神话破产的太平军,这种打法还能凑合,但是面对战意高昂的西北回民,这种战法的愚蠢落后,就充分暴露无遗了。
河州太子寺之战,左宗棠所率湘军浩浩荡荡,结寨几十座。马占鳌发现湘军阵中有个山头没有兵力防守,便派马海晏率数百人趁夜占领山头,连夜浇水砌墙。时值隆冬,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三座冰垒。一个黑虎掏心,湘军阵脚大乱,匆忙攻打堡垒不克,士气大跌,马占鳌再派兵从后方包抄,湘军大败。
到了后来,甲午战争中,这种没有战线、纵深概念的战法,被装备相仿,但是体制战术谋略完全不同的日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解放战争中,由于另一位擅长写日记的 千古圣人 对曾格达迪非常崇拜,国军仍然盛行这种思想,张灵甫、黄百韬、黄维、陈长捷的硬寨、呆仗最后都以全军覆没告终。被俘虏的国军将领经常不服气的说,如果两军摆开阵势打堂堂之阵,自己绝不会输,可问题是对手为啥要和你这样玩啊?突击阿登的曼施坦因、沙漠之狐隆美尔、跳岛作战的美军将领、坦克集群一昼夜行进几十公里的苏军将领纷纷表示你个锑+五水硫酸铜。
看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在于,一边是烂到根没药救的我大清,一边是一统江山八字没一撇就腐化得不成样子的田园基督教天国。漫漫长夜,何处是尽头!
先说出处,这个词是曾国藩自己说的。
出自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此时曾国藩剿捻效果不佳
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这六个字怎么来的呢,输习惯了输出来的。输来输去湘军形成了这样一个作战原则。
“一扎营垒以利攻守,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
咸丰三年曾国藩练出来湘军雏形之后派遣湘勇2千,楚勇1千人去救南昌。
然后王定安湘军记对这只部队战斗意志的评价是“竟敢向前与太平军搏战”
这个评价就……
两个营官在交战中被打死。
曾国藩闻言大喜,“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
敢上去接战就能大喜,可以想象一下之前绿营给人都什么印象。
但是敢打不代表能赢。再输了一年多左右到岳州战败。曾国藩也觉得不行。
学习了太平军的扎营之法然后再总结一下传统艺能,定下了“扎营之规”。
一、扎营之地,忌低洼潮湿,水难泄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敌;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
二、扎营之地,须择顶上宽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难得,或一面、二面陡峻亦好。
三、择背山面水者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亦难择此好地。但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御敌。择砍柴挑水便利者,汲道最关紧要,如为贼所断,则不可守。
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
五、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筑墙子不用门板、竹木。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庶免雨后崩裂之患。上有枪炮眼,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
六、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须覆于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时土仍流入壕中也。花篱用木须粗大,约长五尺余,埋土中约深二尺。坚筑旁土,以攀摇不动为主。或用二三层,或用五六层。
七、凡墙子、壕沟、花篱,三者缺一不可。墙子取其高而难登也;壕沟取其深而难越也;花篱取其难遽近前也。曰垒、曰壁、曰土城,名虽不同,皆墙子之类也。曰池、曰堑、曰陷马坑,不甚宽长,其上虚铺以土;曰梅花坑,乱挖深坑,约四五尺,大小无定,名虽不同,皆壕沟之类也。曰木城,立木圆排,周围如城;曰栅,亦系立木,不必周围皆有;乱钉者曰梅花桩,分层次者曰花篱笆;鹿角树之有权丫者曰拗马桩;曰档木,中有横木,用小木斜穿,以架于地;曰地刺,用竹削尖,钉于地,曰铁蒺藜、曰铁菱角,名虽不同,皆花篱之类也。墙子只可修筑一道,壕沟则两道、三道更好。花篱等,则五层、六层更好。
八、一营开两门,前门宜正大,后门宜隐僻。营宫中军帐对前门,中留甬道,宜阔。亲兵各棚扎甬道两旁,前哨扎前门,后哨扎后门,左哨扎左,右哨扎右。两帐相距略宽,以留水火之路。营外开厕数处,宜远,营内开厕两处,专备夜间之用。火药,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涂之,仍安气眼,免其潮湿。
每到一处,按照这个规矩,必须2个小时内完成,哪怕不是作战,只是驻扎,也得这样做。
曾国藩教导部下李元度:“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行路条规》规定:
一、凡拔营时,以七成队预备打仗,以三成队押夫。若贼在前,则七成队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以三成队在后押之。若贼在后,则以三成队走前,押锅帐担子同行,留七成队在后防贼。如有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则各营七成队伍分班行走,不许此营之队参入彼营队中,尤不许锅帐担子参入七成队中。至押夫之三成队,专押本营之锅帐担子,不许此营与彼营混乱。
二、凡拔营,须派好手先走。或营官,或统领,或哨官、哨长,皆可择其善看地势、善看贼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细看明。一探树林,二探村庄,恐有贼匪埋伏在内。身边带七、八个人,每遇一条岔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过桥过渡,尤须谨慎,恐大队过水之后,遇贼接仗,进则容易,退则万难。
三、每营派一弁在后押尾,凡锅帐担子过完之后,查明恐有病者落后,又恐本营勇夫在后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闹。
拔营行路定规,日行最多四十里,少二三十里。
李鸿章评价: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
曾国藩自己上奏称:
臣处行军之例 ,每日行军支帐 ,埋锅造饭 ,不向州、县索米供应 ,略师古法 ,日行仅四十里 ,少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
这个事情曾国藩自己都承认,过于迟钝。所以后来与捻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就要求诸将“疾驱以赴事机,已不能再守前规。”不过效果么emmm,真有用的话就没必要写折子辞职了。
《开仗条规》规定:
一、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二、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瞭望。
三、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四、前队用好手五百以备冲锋,后队用好手五百以备救败,中间大队略弱些也不妨。前队若小挫,后队好手出去救败;前队若得胜,后队好手不动,专等收队时在梢尾行走。
五、刀矛对杀之时,要让贼先动手,我后动手。头一下已过,第二下未来之时,我拨他头一下,正好杀他。
而且不光陆上这种打法,水师也一样。
水师扎营
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 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
水师行军
必须逆风逆流出阵,其次顺流逆风,最忌顺风顺水,以进则疾驰如飞,退则寸步难挽。
交战方法
接仗方法, 则以舢板当先,以快蟹、长龙为指挥。遇暴风则退保于大船, 遇败则弃快蟹、长龙而以舢板退归。故百船虽败,一船可全;全船伤亡,一人可战。
这就是一个在没完没了输之后总结出来一个如何少输当赢输了少死人的经验总结。
结硬寨打呆战是一种最古老的战术,同时也是在战术上错误率最小的战术,这个战术体现的就是国力!也就是说在战略上我就是能碾压你
先上结论:曾国藩部队配备了先进的热兵器,所谓结硬寨打呆仗,就是堑壕阵地战术
节选自《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内容有删减,原作者:罗马主义(公众号:灼识有真知)
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节目,老舍的儿子作家舒乙回忆他的祖父,一个清朝神机营的满族军人,在庚子之乱中,守卫北京的悲壮故事。
舒乙说那些清朝的军人,大部分都是用的大刀长矛和弓箭,他的祖父武器稍好,使用的是抬枪,一种落后的黑火药武器,有两个人操作,射击速度极慢,由于每次射击的时候,都要把火药从枪口倒入,总难免会洒出一些来,结果战斗的久了,周围到处都是散落的黑火药,最后不幸被一颗流弹引燃,导致他的祖父被黑火药烧伤。
面对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清军将士,并不是作战不勇敢,实在是器不如人,最终空有一腔热血,却始终难以报国。当时我看完后不胜唏嘘,深感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实在是太重要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整个满清晚期军事上一败再败的认识,都是归结于武器落后,但是最近我才发现,这纯粹是胡扯。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在美国著名的春田兵工厂的博物馆里,有一挺诺顿菲尔特速射机关枪,上面写着:“英吉利,诺顿菲尔特,敬赠李中堂”。旁边的说明写着,此枪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缴获,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上百把这种机枪。
当时我看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就响了起来。“什么鬼!清军居然还有机枪!而且在一次战斗中居然被人缴获了上百把!不是说好了他们只有大刀长矛的吗?!”
在这个刺激下,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西方的资料。结果我发现,关于晚晴清军真相,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事实。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兴起了一阵学习曾国藩的热潮,其中关于曾国藩的带兵打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所谓的结硬阵,打呆仗,所有的书,都把这事儿升到了一个道德高度,意思是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要想投机取巧。
曾国藩的这种战术,说白了,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就立刻挖战壕,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这一招。而且每每以两三万人的兵力,包围和全歼对方几十万人。
这事儿看得我一头雾水,当时我就在想,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自己跳到战壕里头,如果太平军冲了过来,居高临下,从战壕上头用长矛刺他们,石头砸他们,这不是送死吗?怎么可能逢战必胜呢?
呵呵,原来我们上当了。曾国藩的军队中,没有冷兵器,全部都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我再强调一遍,你没有看错,没有冷兵器,全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事实上,曾国藩起兵后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兵力上的弱势,而且未经严格训练的,临时募集来的乡勇,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的对手。
就在这时,受李鸿章雇佣的华尔的洋枪队,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启发,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决定,募集了大笔的资金,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发射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12磅野战滑膛炮,在主力部队中,彻底淘汰了冷兵器。
这些武器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美国内战中,北军的标准装备。前装线膛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由于它的枪膛内有来复线,所以射击的准确性大幅度提高。
而米尼弹,是当时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和当时的球型子弹不同,这是一种圆锥形的子弹,后面有一个凹腔,里面有一个木塞,射击时,在火药的作用下,木塞向前推动,使凹腔完全契合膛线,让射出后的子弹高速旋转,距离更远,在500米的距离上依然有准确的杀伤力!
而在此前使用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球形子弹,子弹最多在50米内会保持直线运动,超过了50米,就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了,全无杀伤力,所以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而一只完全是由现代步枪和火炮组成的军队,该怎么打仗?当然是挖战壕了!所以曾国藩是战壕战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曾国藩哪里是打呆仗?他是超级聪明的,西方人要50年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享受了武器优势带来的好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极度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且成了清军内部的共识。当时世界上只要有先进武器一发展出来,清军就积极购买。
比如美国人发明的斯潘赛弹仓步枪,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北军嫌该枪贵,并没有大量装备,但是左宗棠一看到该枪,立刻拍板,大量购买。又比如加特林机关枪,清军比美军更早开始大量使用。
在左宗棠平定回乱,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的是被称作七连珠的斯潘塞弹仓步枪,被称为排枪的加特林机枪,后膛野战炮。
大家知道,回民的骑兵是相当厉害的,红军的西路军就是被回民的骑兵打垮的。但是左宗棠的军队,装备远远好于西征的红军,他们不像西征的红军那样缺乏弹药,面对回民骑兵的冲锋,他们使用的加特林机关枪和斯潘赛弹仓步枪的弹幕回击,所以一路摧枯拉朽,轻松的就平定了西北叛乱。
不仅仅如此,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英国军官罗杰注意到,新疆阿古特的叛乱军队,虽然得到了英国上万只的单发步枪支援,但是在和左宗棠的军队作战时,完全被对方的后膛野战火炮,加特林机枪和弹仓步枪压制的无法抬头,一触即溃。以至于他认为,即使当时的英国军队的装备也不如左宗棠的西征军。
不仅仅在内战中如此,即使在外战中,清军也拥有了火力优势,根据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报告,镇南关战役里,装备击针后装单发夏斯波步枪的法军,在战斗中遭遇了冯子材指挥的王牌部队,该部队全部是用连发步枪和加特林机关枪组成的,对法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导致法军大败。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惊讶得合不上嘴?是的,这和我们通常被告知的历史完全不同。由于受到使用先进武器获得了一连串胜利的刺激,清军不仅仅大量购买外国的先进武器,也开始了仿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实际上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已经完成了陆军的现代化改装,全部都开始装备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其水平不亚于欧洲列强,海军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艘7000吨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号称亚洲第一。你要知道,中国直到去年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战舰,万吨级的驱逐舰。
在清军依靠先进武器,结束了内战以后,清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帝国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可能。
那么清军的武器这么先进,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认为清军的武器落后呢?
造成这种印象的人,恰恰是那些拥有大量先进武器的洋务派大臣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都是夸大对方武器的优势,不提自己武器的能力,因为这样才能从朝廷要到钱。
因为靠武器的优势打赢了仗,并不能凸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胜利奏折中,都把自己描绘成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甚至故意瞒报实际的战场情形。
曾国藩从来不提他到底是怎么打呆战的,为什么要挖战壕。左宗棠和冯子材的奏折中,绝口不提他们大量使用了加特林机关枪和弹仓步枪的情况,反而声称对方的火力极猛,武器极先进,而他们则似乎只是靠着大刀长矛之类的东西,就把对方打赢了,以凸显自己的英勇和才智,万一败了,那也是器不如人。
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料档案和西方的资料档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湘军淮军的实际装备情况,和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实际上,舒乙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庚子之乱时,荣禄手下守卫京城的武卫军,守卫天津的聂士成的武毅军,是全部的德械装备,德式训练。他们装备的是毛瑟1871和1884单发和弹仓步枪,每一军都拥有上百门现代火炮,两挺马克西姆机枪,上百挺被称为排枪的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即使是同时驻守在京城,装备最差的甘军董福祥部,装备的也是马蒂尼亨利步枪,是当时英军的制式装备。
所以,舒乙先生的故事,显然是他作为小说家杜撰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以前,就不再用什么抬枪之类的东西了,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那么你也许会问了,既然这个时候的湘军和淮军已经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为什么会在甲午战争中败得一踏涂地?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又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
一个国家,没有现代科技研发能力、现代化工业体系、现代化武器生产能力就弱。
1860年,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平原上,效忠清廷的蒙古王爷僧格林心,看着前面排成整齐方阵的8000英法联军,他决定今天要给他们点好看。虽然在不久之前的几次接触战斗中,他吃了一点小亏。但是,他相信在今天的战斗中,能彻底击溃英法联军。
因为之前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毕,他的核心部队,一万多蒙古骑兵,外加一万多支援的八旗和绿营骑兵今天都已经集结完毕了,还有两万步兵在背后支援。
他今天要重演五年前的辉煌,那一年,他从蒙古紧急帅兵来京勤王,面对几万北伐的太平军,那个比今天规模大得多的对手,他用成吉思汗先祖留下来的传统战法,一举将他们击溃。彻底断绝了太平军北伐的念想。
他把他的骑兵分成了五列,前面两列是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后面三列是装备弓箭的弓骑兵。他的战法说起来很简单,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排成紧密的队形,和后面的装备弓箭的骑射兵间隔30米,然后一起冲锋。
当前方的骑兵距离敌阵百步之遥的时候,后方间隔30米的弓骑兵以45度角,一起发箭,密集的箭雨越过前方骑兵的头顶,射向敌阵,干扰敌阵用火枪射击前方的持矛骑兵,就在对方躲避箭雨之际,持矛骑兵已经冲到面前,直接冲破方阵,后面的弓骑兵,抽出马刀,砍杀溃散的敌兵,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连破了北伐的太平军十几个大阵,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按照他的估计,英法联军的火炮,会在500到200米的距离上,杀伤他一千多名骑兵,然后冲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敌人的排枪射击,可能会打倒他一两千名骑兵,但是他们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剩下他的一万多骑兵就可以冲入大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了。
于是他挥动了黄旗,两万多骑兵同时发动了冲锋,但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火枪兵,不是在一百米左右才开始射击,是在四五百米外就开始了齐射,他不知道英法联军使用的并不是老式的滑膛枪,而是先进的线膛枪和米尼弹。而且由于使用了火帽技术,装填速度加快,每次齐射的间隔只有七八秒钟。这意味着他的骑兵冲到对方阵前,要遭遇对方十几轮齐射,而不是想象中的一两轮齐射。
那一天,所有的持矛骑兵都还没有冲到对方阵前,全部被射落下马,而剩下的弓骑兵,面对着对方的刺刀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纷纷被对方刺落和射落马下。
当日清军大败,折损了将近两万人,而英法联军只损失了几十个人。僧格林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将是清军历史上,最后一个发动全线冲锋的将领,从此以后,清军将彻底放弃冲锋战术,没人再会拼命。
于是北京洞开,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跑到热河病死,两宫皇太后掌权。所有的大臣都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僧格林沁,他被掳去了一切封号,虽然保留了钦差大臣,但从风光无限,到从此不再受朝廷待见,一切都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军队,蒙古骑兵。后来不久,他被强迫用他的残存骑兵,去进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后战死在沙场。
这一切被湘军和淮军的将领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失去了军队,他们的下场可能还比不上僧格林沁,毕竟僧格林沁,和清朝王室之间,还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客观的说,战败并不应该指责僧格林沁,英法联军一路逼向北京,如果僧格林沁连试都不试一试,那还不如直接投降算了,难道让他那些全部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骑兵,放弃机动性优势,去守城吗?事实上,僧格林沁是负责任的,这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胜败,当时双方没人可以预测。
但是,作为汉族大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比僧格林沁更有智慧。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曾经带兵为了攻下太平军防守的武汉,发动了一场冲锋,造成了3000人的损失,气得曾国藩垂头顿足,严令从此以后禁止冲锋,只准挖战壕,打呆仗,用炮火和子弹去杀伤敌人。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诞生了。湘军和淮军不冲锋,不肉搏,他们全凭购买先进的武器,利用优势的火力去杀伤敌人,力保部队不损失,因为这是他们在朝廷中,赖以立身的根本。
这样他们和朝廷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两者利益之间有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点,作为清朝王室,八旗军和绿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蒙古军也已经被英法联军消灭,只有依靠汉族的湘军和淮军。但在政治上,清朝王室依然享有道德上的正统。
他们希望给这些汉族大臣高官厚爵,让这些汉族大臣,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无条件的为清朝王室效忠,而对于这些汉族大臣来说,一方面要为清廷尽力,一方面又不能失去军队,如果失去了军队,就不再会被朝廷重用,所以他们的军队只能是被有条件的使用。
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成为了诸多的利益集团共同把持的对象,王室和汉族大臣,是一种互相利用,又互相博弈的关系。
所以,湘军淮军的不冲锋,不肉搏的火力战模式,是这场博弈的平衡点,汉族大臣为清廷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1895年以前,清廷面临的对手,无论是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新疆的分裂势力,在武器装备,组织能力上,和湘军淮军都有代差,所以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利用这种奇怪的火力战,足以战胜对手,所以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前,帝国靠这种微妙的平衡,军事上一路所向披靡,国力也逐渐恢复,甚至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但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平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实力急速发展,他的军队,和李鸿章的淮军,是一个水平的,不存在代差。
所以在朝鲜战场,清军,更准确的说是淮军,还是用他的老办法,火力战去对付日本人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在装备水平方面比淮军略低,但是也相差不大,在平壤城下,日本人发现和清军守将叶志超的部队对轰对射不分高低,而且弹药不如对方充足以后,为了夺取胜利,他们跳出了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
这个时候叶志超突然懵了,对于装备相当的对手,火力战阻止不了对方,这时,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和对方展开白刃战?如果展开白刃战,必然会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打赢了,有利于清室,但是兵死多了,不利于李鸿章李大人,而他这个官名义上是清朝的官,实际上是来自于李鸿章李大人的推荐,并不是来自于清朝王室。
叶志超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不怕死,但是他不能辜负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他要为李大人着想。
所以再三衡量之下,叶志超决定跑,他要保全部队,这是李大人的本钱,于是他带着部队,连跑了三天三夜跑回了鸭绿江,虽然损失了几千人,但大部分人他都带了回来。
随后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每一个淮军将领,打火力战都可以,但是面对日军的白刃冲锋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拼命?愿不愿意付出大量伤亡?而他们最终,都会做出和叶志超相同的选择。
这让淮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因为双方互相炮击,对射的时候,淮军的将领都表现的英勇无比,面对纷飞的炮弹和枪林弹雨,表现得毫无畏惧。但是只要日军一发动白刃冲锋,淮军的将领就像变了一个人,立刻让部队撤退,甚至丢盔卸甲,只要人员保齐就好。
淮军是受过德国训练,有白刃战能力的,但往往是士兵想战,军官让撤,这让德国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淮军和清廷,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的,对于淮军来说,打仗可以,但拼命不行,部队损耗大了也不行,没命无法做官,损耗大了部队被裁,结果也不能做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城略地,缴获无数,但是清军陆军却鲜有伤亡,你可以看看所有的历史,除了提到平壤战役以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像样的陆上战役。
随后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虽然海军败了,但陆军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果上下一心,是可以挽回败局的,但是李大人已经不想战了,因为李大人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这个对手和以前的敌人不同,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要拼命,自己的北洋水师已经赔进去了,剩下的淮军陆军必须保全,都拿来和日本人拼,这不在李大人和淮军集团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拼完了命,他们并不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甚至将失去一切,僧格林沁就是前车之鉴。
想战的光绪帝没有能战的兵,能战的李大人和淮军却不想打了,他们要保存实力,这是他们自己安危的关键。
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于是自然是李大人去和日本人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帝国重新恢复到利益的平衡。
所以,甲午战争撕掉了清帝国最后的遮羞布,让它的弱点暴露无遗。表面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个各谋私利的集团组成,所以不管它的军事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一旦打到了它的痛点,它立刻就土崩瓦解。
实际上这一点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在中国日渐强盛的今天,会不会有像清帝国晚期那样,很多只谋私利的利益集团,把持着国家,全靠利益的平衡和互相输送,勉强维持,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脆弱不堪?
一旦外来的威胁,打破这个平衡,它就会像纸糊的大象一样,一点就穿。
当然我们无从得知,但愿历史不要重演,中国能真正繁荣昌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本质上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是国家制度之败。而庚子之战,也和武器无关,则是由于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是人的失败。
故事一
大刀会的首领张守礼,现在叫义和团的坛主,看着被他的徒弟们押出教堂的传教士夫妇,心中无比的畅快,今天他要狠狠的出口恶气。
“我不是魔鬼,我是来给你们传上帝的福音的,而且我还帮你们治病。”教士的双手,被大刀会的会众,扭在背后,肩被按了下去,但他却挣扎着抬起头,努力的分辨道。
“张老三,王老四,李老五,你们帮我证明一下,我是给你们都治过病的呀。”教士向着人群中看热闹的人喊着,但被他叫到名字的人,都低下了头,默默的向后退了出去,没人站出来给他申冤。
说起治病,这是大刀会首领张守礼最恨洋教士的地方,本来方圆百里之内,大家都知道他张守礼,练有神功,能通法术,百里之内的人有病都找他来治,这样张守礼和他的徒弟们,都成了当地的大富户。
可是这个狗日的传教士来了以后,免费给大家治病,而且比他张守礼的治病方法见效快。
张守礼给人治病,是首先把病人的情况写成一份奏表,然后焚香烧给天上的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看了以后,就会直接吹一口仙气,病人立刻就好了。
但是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太上老君看这份奏表大概要一炷香的时候,地上已过了七七四十九日,所以要等49天以后,病人自然就会好。到时候大刀会的张守礼就派他的徒弟来上门收钱。
说实话,张守礼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每次都是病人好了以后,他才派徒弟去收钱的。可是自从这个洋教士来了以后,被他治好的病人都不给他钱了,他们说,是洋教士治好了他们的病,洋教士说张守礼是骗人的,所以大家就不给他钱了。
士可杀,不可辱,张守礼带着徒弟们,拉了那些不给钱的人去见官,要讨个说法,可是这个洋鬼子,却跟着跑到了官府,在知县面前说他的坏话,让他颜面尽失。从前知县一直是对他相敬如宾,可是面对洋鬼子的压力,竟然听了那家伙的歪理邪说,没给张守礼面子,让张守礼恨透了这个洋教士。
“上次大旱,我给你们村子买了几千斤粮食,你们都收过的呀。”传教士不服的又喊道。
坐在张守礼旁边的旁边的王举人听了这话,气不打一出来,他早就看上了河边的几十亩肥地,正好遇到大旱,这些人没有吃的,必然会向王举人借贷,王举人可以用一个很高的利息借给他们,这样他们到时候就会还不起,这些地就会落入王举人的囊中,可是狗日的传教士来了以后,居然不要钱去赈灾,害得没人找王举人借钱,让王举人借灾年大发一笔的计划,完全落空!王举人从此恨死了洋教士。
“这两个人是狐狸精变的,你看他满身的黄毛,就可以证明。”村里的李道士愤愤的说道,旁边的赵和尚也发声赞同。本来,村里既有和尚庙,又有道观,但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拜了太上老君,也可以再回去拜如来佛,没关系,你看谁灵就拜谁,所以李道士和赵和尚两个人,虽然有点看不惯对方,但至少没有多大的冲突。
可是狗日的洋教士来了以后,只准大家拜天主,不准大家拜其他的神,而且去天主堂烧香又不用给钱,还动不动的免费给大家看病,出钱赈济大家,这样让李道士和赵和尚两个人,开始喝起了西北风,从此李道士和赵和尚,对洋教士恨得牙痒痒。
“非我族类,必是妖孽。”乡下教私塾的孙秀才,大声的呵斥道。他对洋教士的火,也是不打一处来,本来村里的学童,要来读书识字,必然先送他一堆礼物和银两,这可是先师孔圣人传下来的规矩。可是狗日的洋教士来了以后,不要钱教大家读书识字,念什么狗屁圣经,从此大家都不再来找孙秀才,让他收入日减,经常揭不开锅,因此孙秀才见人就念叨这句话。
张守礼看见那个洋教士还在唧唧歪歪,再也忍不住胸中的怒火,新任的巡抚敏贤敏大人,已经说过不要对这些洋教士们客气,所以他心中有底,只见他从绑腿中拔出了匕首,走到了还在喋喋不休的洋教士面前,拽住他的头发,三下五除二的割下他的人头,提起来向众人展示,大家一片欢呼。
“那个女的是红毛狐狸变得,杀了她,看看她的心是不是有九窍!”乡上的周讼师大声的呼吁道,众人齐声呐喊。本来乡上周讼师和捕快的头子周老二是本家,大家有案子都来找他帮忙,可是狗日的洋教士来了以后,只要有人喊冤,他就主动去帮大家去找知县,还说要什么证据,害得没人再来找他。
“孩子无罪,请不要杀他。”那个女洋鬼子,一头的红发,紧紧搂住怀中的孩子,大声的呼喊道。
“哼”张守礼冷笑一声,他知道这时候该是他露一手的时候,只见他脱去上衣,露出一身横练的肌肉,一把从那个洋妇怀中抢过孩子,抓住那孩子的两腿,用力撕去,将那孩子撕成两半。人群中顿时掌声雷动,大呼:“好功夫!”
那个洋妇发出凄惨的啸叫,赵和尚不失时机的指出:“这分明是鬼叫,她哪里是人!”众人跟着一起附和道:“对!她是红毛狐狸变的,挖出她的心”。
张守礼扔掉被撕成两半的婴儿,走到了洋妇面前,一把撕开了她胸前的衣裳,露出了白花花的胸脯。只见他抓住她的乳头,一刀割掉了她的乳房,然后一刀刺进她的胸脯,横着一拉,画出一个口子,然后伸手探入,拉出了她的心脏,高高的举起。
周围欢声雷动,这一天,所有的家仇国恨,都由义和团替大家报了。
故事二
端亲王看着义和团的曹大师,急切的问道:“前方军报,洋鬼子正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你怎么还不把使馆里的洋鬼子拿下?”
曹大师长叹一口气,说道:“全怪那个荣中堂,他让武卫军的士兵,假装攻打使馆,但却全朝天上放枪,发炮也不装炮弹,还暗地里给使馆送去蔬菜瓜果食物,私通洋人,蒙骗老佛爷。”
“荣禄这家伙两面三刀,我早就把他看透了!”端亲王愤愤的说道:“可是大师 你为什么不施法术,一举拿下这些洋鬼子呢?”
“唉,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全是袁世凯造的孽呀!”曹大师惆怅的说道:“你知道我们义和团中,本来有唐僧猪八戒,孙悟空沙僧,关云长赵子龙,铁拐李何仙姑八仙的肉身,可是万恶的袁世凯,把他们全抓了去,让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神仙附体,看他们是不是能刀枪不入,你知道的,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他们表演给你看过的。”
端亲王不住的点头,这事他见过。端亲王本来是一个闲散的贵戚,娶了当今老佛爷西太后的亲侄女,本来也不问朝政,过的是富贵荣华的日子。
可是戊戌变法,光绪帝竟然想取老佛爷的命,伤了老佛爷的心,于是就立端亲王的儿子,为大阿哥,准备接了光绪帝的皇位。
圣旨下来哪天,端亲王派人通知了各国使节,在家中大摆了宴席,准备等各国公使前来祝贺。可是连等了三天,却一个外国公使也没有来。
端亲王大惑不解,于是派人私下去打听,结果英国公使说:“我王说了,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光绪帝即为正统,任何人不可轻易取代。”
又派人去问那日本公使,回话说:“天皇陛下训斥,以下犯上,乱臣贼子也。”
再去问那德国公使,回话说:“威廉皇帝,绝不接受任何叛逆之人。”
而其他各国公使,也纷纷因为类似的理由,拒绝前来祝贺。
更可恶的是,那些洋务派的大臣,诸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之类,也只是表面敷衍,暗中同情光绪帝。
而且有人密报他说:“洋人准备资助乱党康有为,返攻北京,密谋造反。”
这些消息纷纷传回,让端亲王怒不可遏,发誓要杀尽这些干预大清帝国内政的洋人。
可是端亲王手中无兵,他所掌管的虎神营,不过是那些平常些摆摆仪式,护卫紫禁城的八旗子弟,全无战斗力,那些能战之兵,全在那些洋务派大臣和荣禄的手下。
这让端亲王悲愤莫名,有一日,端亲王看到武侠小说中,提到那些本领高超,能飞檐走壁的武林人士,顿生感慨,心想如果他要是有这样一群人帮忙,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恰好这天,李公公来访,端亲王忍不住就和李公公谈到了这个事儿,李公公说:“这样的人现在有啊,义和团就有这个本事”。
于是在李公公的引荐下,端亲王认识了曹大师,曹大师给端亲王表演了刀枪不入的神功,那一天,曹大师的弟子们拿着洋枪,对着曹大师一阵猛轰,枪声雷鸣,硝烟弥漫,但是曹大师把这些子弹全部都抓在手里,还拿给了端亲王看,让端亲王崇拜的五体投地,从此他就不断的向大臣们推荐曹大师,而且到处表演给大家看,甚至西太后都看了曹大师的表演,很多人都深信,有了曹大师这样的功夫,灭洋只是在举手之间。
“那袁世凯究竟做了什么恶事?”端亲王追问道。
“袁世凯把我们的人都抓了去,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但是那一天,正好是王母娘娘开蟠桃大会,天上的神仙都没法下凡。”曹大师不急不缓的说道:“于是我们的人就告诉袁世凯,今天神仙都走不开,要等几日,神仙都吃完饭了,才能附体降魂。”
“然后呢?”端亲王着急的问道。
“那袁世凯坚决不听,非要我们的人立刻表演,当时就把好几个人急的尿了裤子,我们给袁世凯解释说,没了这肉身,神仙将来就下不了凡,神仙下不了凡,将来我们就打不了洋鬼子,要误了大清的事业。”
“可是袁世凯坚决不听,非要一个时辰以后,就要用洋枪洋炮轰我们,结果这些神仙的肉身都被毁了,所以现在神仙下不了凡。”曹大师郁闷的摇了摇头。
“奸臣误国!”端亲王气愤的拍着桌子,大声的骂道,然后又焦虑的问曹大师:“那现在可如何是好?”
曹大师捻了捻胡须,想了想,说道:“不急,我们需要下面这些物件,可以重塑神功”。
“什么物件?”端亲王焦急的问道。
“我先要选好良辰吉日,施法那天,需要用施法那日生的七岁童子尿一壶,同日生的处女的经血一盆,一百头牛,一千只羊,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筑坛三丈,我自会祷告上天,让玉帝和王母娘娘,重新派天兵天将,选择肉身下凡。”
“好,我立刻派人去办,大清国运,全靠大师匡扶,请受本王一拜。”端亲王站了起来,向曹大师深深的一拜。
故事三
直隶提督聂士成,他的内心已经崩溃,直隶总督裕禄昨天告诉他,朝廷已经将他免职,但是让他留任,待罪立功。
他不知道自己那里做错了,几个月来,他一心为了大清着想,可是处处不顺,朝廷中的端亲王和内阁大学士刚毅,随时都想置他于死地。
自从义和团兴起以来,这两个人就不断的四处宣扬,义和团有神功,能刀枪不入,救大清于水火。
这不是扯谈吗?聂士成从平捻开始,参加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他从来没见过能有什么神功,挡的住枪弹炮火,这样简单的常识,朝廷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都不知道,难道他们脑子进水了吗?要靠这些乌合之众去和列强开战,这是要亡国的,哎,可惜曾公左公已经仙逝,李中堂也被贬出了京,朝廷里已经没有了明白人。
每每想到这件事,都让他心痛不已,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些义和团的拳匪,前段时间居然挖了铁路,而且把那些南方来的技术工人,都说成是二毛子,洋鬼子的走狗,肆意屠杀,几百个无辜的铁路工人,命丧黄泉,幸好他带兵及时赶到,救下了其他无辜的人。
而这些暴民,居然向他的部队发起了攻击,杀死他们几十个人,无奈之下,他命令部队反击,消灭了作乱的匪徒,但是居然受到了朝廷训斥。
好在荣禄大人,袁世凯大人都写信宽慰他,让他觉得,朝廷里还是有明白人,让他对时局抱有了一丝希望。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打破了他全部的幻想。裕禄让义和团进入天津,可是这些人,却沿途设卡,发现任何人身上有洋货,就肆意迫害,有几个秀才,因为身上带了铅笔,洋纸,洋书,就被这些义和团拦了下来,不由分说,殴打致死。
更可恶的是,这些乡下来的拳匪,沿街检查店铺,如有洋货,就劫掠一空,稍有反抗,就肆意杀害,这天津乃是通商口岸,家家户户的商铺,都有洋货,一时家家遭殃,哀嚎连天。
聂士成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派兵去维持秩序,结果和义和团发生冲突,他的部队,击毙了一千多乱匪,结果再次遭到朝廷斥责。
更可气的是,裕禄说义和团有神功,让他跟着他们去阻挡西摩尔的先遣队,结果这些人开战之前装神弄鬼,一上了战场,听到枪声,就撒丫子的往回跑,眼看就要冲乱聂士成的队形,无奈之下,聂士成命令向这些往回跑的,可能冲乱他队形的义和团射击,又击毙了他们500多人。
在义和团都跑完了以后,聂士成命令部队用火炮轰击洋人的军队,用机关枪扫射敌军,打退了西摩尔联队,裕禄上报朝廷,称为廊坊大捷,但半点没有提是聂士成打赢了这仗,反而把功劳全部归功于义和团,借机讨好端亲王和刚毅。
而义和团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了他的黑报告,朝廷免去了他的顶戴花翎,让他留任待罪立功。
更可气的是,今天他奉命去攻打租界时,义和团居然劫持了他全家几十口老小,在他回来救人时,还打了他黑枪,现在胳膊上伤口还在渗血。
更令他心痛的是,他的全家已经被义和团杀光,看着满门的尸体,他瘫倒在门口,所有的部下义愤填膺,要去报仇,他制止了他们,他已无泪可流,心如死灰。
他为了大清戎马一生,平捻,抗法,在甲午战争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和日军拼命的军官,如果不是他在摩天岭奋力抵抗,日军早就冲入山海关。
但现在,他已经彻底失望,他知道,这个帝国已经不可救药。
第二天,聂士成穿着盛装官服,披着黄马褂,骑着高头大马,屹立在战线最前方,对面是德国军队,指挥官库克是聂士成部队以前的教官,他知道了昨天发生在聂士成家的事。
于是,他挥动白旗,走过来和聂士成谈判,他说:“这个国家已经抛弃你了,来我们这里吧。”
“我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今天是我尽忠的日子,向我开炮吧。”聂士成淡淡的说道。
库克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故意死去,再三的劝他,但是聂士成不为所动。于是他和聂士成互行军礼,然后默默的离开。
于是聂士成拔出战刀,挥军作战,所有的武毅军士兵,心中悲凉不已,库克成全了他,将他一炮打下坐骑,一代名将,就这样陨落了。
随后,寒了心的清军不战而溃,本文开始提到的机枪,就是在天津被缴获的,八国联军在天津缴获的武器,多到让他们自己惊骇不已,联军司令说,“我们虽然有一万六千人,可是我们只有两只手,我们实在拿不完这么多这么好的武器”。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掌政权以后,把有见识,有能力的改革派官员纷纷裁撤,取而代之一大堆满清贵族和保守官员,这些人缺乏行政经验,又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和时代脱节,同时又由于倒行逆施,加上自身没有能力,所以产生了一种被迫害的妄想,生怕被别人夺走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国内和国际局势做出了一系列荒诞的判断,以及更加荒诞的应对办法,所以,庚子之乱,本质上是一场人祸。
本来上一文就结束了这个小故事,准备改写下一个故事,但是有很多读者私信或者留言,要求我提供下这些事的来源,我本来想开一个长长的书单给大家,可是考虑到这样太枯燥,除了极少数很较真儿的读者,大部分人都不爱看。所以,我就把它写在一个故事里,顺便让大家知道出处。
西征前夜,左宗棠题笔给朝廷写信,他想要购买这些东西:
“以简器论,炮以布罗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胜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
这个奏折,记录在他给总理衙门的要钱信里。这个所谓的布罗斯就是普鲁士,后膛螺丝,指的是炮内有膛线的后膛炮,后膛七响枪,是德雷赛击针枪最新改良版,也有人说是毛瑟枪,当时德国人自己都还没开始装备。
左宗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呢?因为他看见了李鸿章买了一大堆回来,根据现在的历史学者(德)乔伟,(中)李喜所,刘晓琴合著的《德国克鲁伯与晚清军事的现代化》记载,李鸿章在1868年,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四磅后门钢炮114门装备部队。
1873年又购买了一批克虏伯150毫米,120毫米和这种四磅后门钢炮,完成了淮军火炮的现代化改装,比大部分的欧洲列强都早。
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截至甲午战争以前,清朝一共向克虏伯公司购买了两千门各类火炮,实际上,这只是清朝外购火炮的一小部分。清朝外购火炮的规模非常大,因为除了德国,清朝还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法国哈奇斯开公司购买。
恭亲王看了左宗棠信,着急的乱抠头皮,却没有办法,朝廷派他去平回乱,可是却没有钱给他改善装备。
于是恭亲王给左宗棠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朝廷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如果你着急的话,要不你想办法先问洋人借点?到时候朝廷替你还。
根据马寅初先生的著作《汇丰银行》记载,成立于1865年的上海汇丰洋行,最喜欢做清朝以关税担保,然后借钱给清朝政府采购军火的生意。
于是左宗棠就写了一封信给红顶商人胡雪岩,让他去想办法。于是胡雪岩就帮左宗棠去汇丰银行借了一大笔钱,又请英国人赫德掌管的海关做了担保,然后去找德国人的信义洋行和瑞昌洋行,一听说马上要货,两家洋行都摊摊手,生产任务都排满了,得先供人家李鸿章的淮军,一时顾不上左大人的订单,毕竟别人先给的钱!
于是胡雪岩急得满头是汗,左大人说了,后膛炮,七响枪缺一不可,而且七响枪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必须要买到,这可如何是好?
为什么左宗棠这么着急的要买七响枪呢,这话要退回几年前说起,清廷刚平了太平天国,捻军却越闹越凶, 还杀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于是清廷紧急调动湘军淮军助剿 。
根据1872年内务府大字铅印版《剿平捻匪方略》1958年《捻军史料丛刊》,1939年罗尔纲《淮军制》《捻军的运动战》介绍,捻军全部是骑兵,来去如风,所到之地,烧杀劫掠,但是却不久留,一旦被包围,就分散突破,然后在一个较远的地方再集结。
而湘军和淮军却是以步兵为主,而且兵力较少,对付骑兵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的拉大网包围战术。但是左宗棠的部队,主要还是在使用林明顿1853来复线前膛枪,虽然配有米尼弹,但是因为射击速度较慢,必须保持大阵,不能分散追敌,否则会被捻军骑兵反击消灭。
而反观淮军,因为装备了德雷赛后装击针枪,射击速度奇快,小股步兵也可以迎战大队骑兵,让左宗棠印象深刻。
根据美国人W.L.贝尔斯的记载,左李俩人关系不好,因为曾国藩李鸿章曾经谎报小胜为大胜,被左宗棠揭穿。
当然,其实大家都有谎报和吃空饷的行为,但是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左宗棠还没有统兵,所以不明白曾李的苦处。
左宗棠从武汉出发,准备前往甘陕平定回乱,收复新疆的时候,他给朝廷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但是根据英国人梅尼斯的记载,实际上左宗棠的部队只有8000来人,吃了4000多人的空响。因为梅尼斯在武汉开了一个兵工厂,帮左宗棠修理武器,左宗棠对他很欣赏,于是就开了个好价钱,邀请他同去西征。
但是住汉口的英国领事告诉梅尼斯:“陕西回民的叛军有20多万,甘肃回民的叛军有一百多万,新疆全境都是叛军,已无清军,而且基本全是骑兵。你看他只有8000多人,你不觉得他是去送死吗?”于是梅尼斯犹豫了,没有同去。
英国领事的判断是有根据的,而且左宗棠自己也知道,根据剿捻的经验,凭自己部队现在这个装备去收复西北,基本上是送死。所以他一封信一封信的催胡雪岩,我要连珠枪,我要后膛炮,赶快赶快。
这个时候,胡雪岩在上海也急得团团转,因为毛瑟克虏伯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订不到,就是订不到。
这一天,他跑到美国人的旗昌洋行去串门,提到了这个事儿。美国人一听,赶忙说:“我们也有七连珠的斯宾塞步骑枪啊!而且还有一个叫加特林机关枪的好东西,打骑兵效果比野战炮好的多,正好我们刚打完了内战,这些都是剩余物资,我库房里正好有,要不你看看,合适的话便宜卖给你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委托美国人的轮船送到了汉口。
于是左宗棠左大帅终于可以誓师出发了,去完成他那不世的伟业,以区区8000之兵,平定了甘陕150万回乱,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部队壮大到了6万之数,然后进军新疆,收复了西北全境。
虽然略有武器优势,但是毕竟人数太少,而且期间清军的派来协助的部队,连连哗变造反,而回民领袖又重金收买了朝廷内的奸臣,一路上给他使坏。这场仗他打得是非常的艰难和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件事。
不仅仅收复了西北,在左宗棠强大的军事压力帮助下,曾纪泽终于和俄国人签订了《伊犁条约》,晚清唯一一个公平条约,保住了新疆大片领土,所以左宗棠被称作晚清第一战神,当之无愧。
对于清末,湘淮两军武器先进这件事,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就是后来建议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那个家伙,他也有详细的记载 。据他说,他看到李鸿章的淮军的时候,发现他们装备的德国造的步枪,他都没有见过,是非常先进的毛瑟后装弹仓连发步枪。
而另一位俄国的旅行家,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他路过兰州返回俄国的时候,受到了左宗棠的接见,委托他从俄国境内,帮助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购买粮食,但是必须在新疆交货,而且开了个高价给他,一百公斤7.5两白银,是市价的三到五倍,让他兴奋不已,后来他从中亚西伯利亚一带,帮助购买了300万公斤的粮食,送到了左宗棠在新疆的大军手中。
左宗棠邀请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参观了他的兰州兵工厂,索思诺福斯齐上尉是这样描写的:
“我们参观了铸炮车间和制枪车间,其中还使用了蒸汽机,但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在车间里……兵工厂的总管来自广州,他迎接我之后,将我领到了一间帐篷里去饮茶……我提议去参观射击效果。
兵工厂的主任将4支装有来复枪管的后膛枪拿给我看,这些产品就是他们车间的杰作。这些步枪的组装非常精细,规格繁多,9号枪管是其中的最大号。 兵工厂的技术员也非常谦逊有礼……他不太愿意接受我的夸赞,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和科技并不自夸,坦言欧洲人在兵器制造上所具有的优势。
在组装他的产品之前,他一直注视着那些部件,目光中满是喜爱。上司当着我的面指责了他,于是他赶紧走开了……
士兵们对这些新式武器的操作极为熟练,并且没有一点恐惧……炮弹发射出去了,但是炮身并未爆炸。他们把每支枪都射击几次,之后再换别的枪来射击。总体来说,射击还不错”。
1876年夏,匈牙利旅行家赛切尼伯爵(CountSzechenyi)在肃州见到了左宗棠,那个时候,左军正要与盘踞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回民军进行战斗。左宗棠带了一支撞针枪给他看,并且告诉他这支枪是兰州的兵工厂制造的,赛切尼说,这支枪“确实是极有使用价值的武器”。他还提到,左宗棠的骑兵通常会携带一把刀和一支骑枪,而步兵的装备则是后装来复枪,整支部队“军容整肃”。
另外金陵制造局在1881年仿制出了加特林机关枪,四川机械局在1884年也仿制出了加特林机关枪,如果清军没有大量使用这种机枪,而且觉得好,他们干嘛要仿造这种机枪呢?
这篇文章可能不太好看,但是有利于解决大家的疑惑,还有很多书目,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会把大多数人都烦死。
再说句题外的话,根据美国人W.L.贝尔斯记录的忠王李秀成写的自白书里描述,太平天国天京被围以后,李秀成多次向洪秀全说,老百姓粮食已尽,城内饿殍遍地,最好突围,放弃天京,免得城里的人最终都被饿死。可是洪秀全却说,没有粮食,就让他们去吃草吧,然后转身又和他的50多个老婆happy去了。
每次我去北京,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看见上面刻着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心中总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不过历史这玩意儿,记录的人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而且时代不同,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美国人现在也在讨论,要不要拆掉华盛顿的塑像,因为他是个奴隶主!前段时间,为了拆不拆南军统帅李将军的像,还闹出了人命。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中国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
既然写到这里,我也就不在乎老太婆的裹脚,又臭又长了,最后还要再发一篇心得,然后就暂时不再提这个让人伤心的晚清了。
清廷的档案,特别是有关武器装备方面的,名称混乱,数量不清,研究起来乱七八糟,各种资料来源互相矛盾,经常让人不明所以。
举个例子,中法战争中,《云贵总督岺毓英向总署力保红河上游折》中说:“仅有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发来之格林炮四位。”格林炮就是加特林机枪,在《附米酋以电详报海部文》中说,法军行军中,“忽有华兵4000人以精枪攻打,弹如雨下。”有的历史学者说精枪就是加特林机枪,有的又说不是,又比如开花枪是什么?也是众说纷纭,大体上指速射枪,但是不是加特林机枪,大家有争议。
那么到底送了多少加特林机枪上前线,找起资料来也让人也是头痛不已。《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中说,李鸿章和左宗棠各从部队里抽调了数十门格林炮支援广西,也不给一个准确的数字。
而前线将领赵沃,说他只收到了一门。可是他给朝廷上报的防御措施中却写到:“有此水炮台,内安置大炮、开花格林炮,两边与前用竹排护之,并用两扒船、长龙等船随之。”这样的水炮台有几十座,显然他不止收到一门加特林机枪。
总之,去查清朝在每次战役中,具体用了哪些武器装备,很容易把人搞得一头雾水,只有看了很多资料以后,凭直觉来判断。
又比如,冯子材的部队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被描述的极端落后。
在《冯子材传》中记载:“子材军入桂,人心稍定,惟火器旧械仅得荷哈开士洋枪及抬枪、大吉枪三种,以之敌毛瑟、开花之枪必无胜算,非恃短刃肉搏不为功。子材乃赶铸大刀八百柄,编壮士大刀队,阅月练习有成。”
而且在冯相钊所撰《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写道:“但敌枪锐我枪钝,势难以钝争胜,莫若因陋就简,以大刀、钢镖、火药煲齐起冲杀,直捷痛快,胜算可操”。
可是根据张之洞说,他拨给冯子材的物资是:“计抬枪500杆,士乃打枪1000枝,大吉枪2000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配足子药” 。
而随后,冯子才扣留了张之洞发给刘永福的后门枪两千支,士乃打枪1000只,格林炮数门,留为己用,这些装备加起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冯子材的军队数量。上述资料来源于《中法战争》张之洞的电文中。
士乃打枪就是法式施耐德步枪,和对面的法军装备相同,大吉枪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从名字来看,应该是国内仿制的洋枪。
后门枪和连响洋枪来自于湘军调拨,是美制林明顿后膛枪和斯宾赛连发步枪。所以他的部队是由6000支现代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新旧火炮装备的,这和法军记述的镇南关战役相符合,而和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完全不同。
据司各特所著《1884年法国进军越南记》,描述所谓的镇南关战役,英文Battle of Bang Bo,法军出动了1500多人,外加当地部队,总计2000人左右,携带10门大炮,遇到依墙守卫的清军8千多人,进攻中,受到了对方猛烈的机枪和步枪火力攻击,在阵亡了4名军官,74名士兵,受伤213人后,指挥官感觉对方火力太强,无法突破长墙,随即撤退,一场小战而已。
但是,清朝的将领却声称杀死上千法军,战斗激烈异常,多次白刃出击,奏表上这样写的:
“初八日清晨,复大战。贼来益众,炮益紧。冯子材居中,苏元春助之,王孝祺当右,陈嘉、蒋宗汉当左—左路即东岭,敌炮最猛。冯子材与诸统领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复于各路设卡,以截杀逃者。冯子材、王孝祺各刃退卒数十人。贼势狂悍致死,已薄长墙,或已越入。冯子材年将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跃出长墙,率其两子冯相荣、冯相华搏战,将士齐开栅门涌出。诸军睹冯子材如此,无不感奋。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冯子材亲出阵,皆自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冯军扣波五营,自关外西路来夹击其背。于是诸军合力死斗,短兵火器杂进。王孝祺部将潘瀛率选锋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所部勤军伤亡最多。陈嘉争东岭三垒,蒋宗汉继之,七上七下,陈嘉受四伤不退。至酉末,王孝祺已将西路贼击败,亲率军由西岭抄敌后,与陈嘉等合击;而王德榜之军亦自关外夹击东岭之背,遂将三垒全数夺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军甫谷待敌,援贼至,率队冲之,贼截为二,援贼因回枪击德榜军。我军奋击大胜,部将张春发、肖德龙战最勇,毙法酋、法匪甚多,余众败走,获其骡马五十余匹,所驮皆枪炮弹、面饼、洋银之属。德榜遂自外夹击东岭,夺还三垒。法鏖战两日,弹码已尽,而后队军火被截,惶惧无措,顷刻间炮声顿息,遂大溃。我军任意斩杀,贼翻崖越涧而窜。教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歼。此战所毙真法兵、黑兵千余,法酋数十,客匪教匪数百,逐出关十里而还。是日,冯子材、王孝祺身畔屡有开花炮子坠落未炸”。 来源于《中法战争》
写得好惊险,特别是冯子材带着两个儿子跳出长墙持矛杀敌这一段,整个奏折里,感觉清军就像没有火器一样,完全是靠着热血和爱国,打赢了这一仗。
法国人和清朝人的记述相差实在太大,信谁的?不管大胜小胜,镇南关清军是打赢了的,所以皆大欢喜。这份奏折送到了朝廷,其中的描写,让老佛爷,光绪帝和全体朝臣激动得热泪盈眶,而且被《字林西报》报道以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国人的士气。冯子才因功被封为太子少保,一时名震天下。
清末的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看奏书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比如刘铭传的完全西化,已经没有冷兵器的淮军部队,在保卫台湾的沪尾大捷的报捷奏章里这样写道:“朱哨官乃尽裂其衣服,袒身衔利刃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其属五十人亦大呼驰进,遂衷敌师,裂其阵。比罢战,朱哨官血淋漓满身,不可睹面目”。
和镇南关大捷的奏章相似,清军都要脱了上衣,手持冷兵器奋勇而进,好像不这么写,就不够意思一样。
不过感觉这份奏章中“衔利刃”,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好像更自然一些,一手拿刀,一手里又要带着一门炮,似乎不太方便,而如果是嘴巴里含着刀,又怎么大呼呢?
另外这个人持的是什么炮呢?从奏章中的描写,他似乎是边冲边射击的样子,我感觉他应该是一边推着加特林机枪前进,一边拼命的射击。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因为其他实在没有再合适的炮!更合理的猜测,应该是手持淮军的标准装备,毛瑟连发步枪,大叫着一边冲一边射击。
不过不管怎么说,中法战争中,清朝陆军的表现,比后来的甲午战争中,表现得要好得多,当然,法国人也没有日本人那么亡命。
清军表现英勇,让“沪尾英人登山观战,拍手狂呼,无不颂孙开华之奋勇绝伦,馈食物以鸣欢舞”。以上摘自《刘壮肃公(铭传)奏议》
所以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清军打胜仗的奏报,都故意把自己描写的特别落后,进而衬托出自己特别勇敢,并不是没有出处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你想想90年代以前,不管是我军还是蒋军,都是以要打到白刃战,身上挂了好多彩,最后胜敌而为荣。
也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感激涕零,奉你为英雄。相反,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是用机关枪一扫,就把敌人全消灭,那样其他人就会觉得,你也没啥了不起的,换成谁来都可以。
所以清军没有人喜欢说自己有先进的武器,也许就是个原因吧。
写到这里,回读一遍,感觉可读性甚差。不过因为之前有人提出质疑,我必须回应,所以这篇以证据为主。
我想这篇和前一篇应该把我提到的左宗棠和冯子材的问题讲清楚了,这样我的证据链应该是完整的了。
本问题就是你乎造谣式辟谣现场——集大成者即↓↓
这个回答。该回答的答主 @四次元兔 引用不规范暂且不说,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
观点1:“曾国藩的军队中,没有冷兵器,全部都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观点2:“曾国藩是战壕战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明白这个道理。”
观点3:“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篇辱清(划掉)力作,名为《排斥与迎纳:晚清重臣对西洋武器的观念转化》。
嫌文章长的,答主直接上结论——曾国藩在西式武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个保守派;这也导致湘军的西式武器装备率,反而不如李鸿章的淮军。
同年(1862)十月,他(曾国藩)又致函曾国荃:“洋枪机括,弟营既善于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在曾国藩看来,西式枪炮不过是“杂艺”,抬鸟刀矛才是正宗的“经书八股”。
抬,即抬枪——顺便联动一下 @曹变蛟 总兵的曹变蛟:旧梗重提:大清反器材抬枪再现你乎一文;鸟,即鸟枪。劈山炮,按照左宗棠的说法,这玩意“式如大抬炮”,原理和抬枪类似。
来,你现在告诉我天天沉迷这些落后玩意的曾国藩没有冷兵器?还是说这答主位面的“刀矛”其实是热兵器,能释放等离子体,还能通过磁场约束成色泽不一的剑刃?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请旨续购枪炮,“惟原奉谕旨购办千余尊,现止来六百尊,尚属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清,水师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曾国藩对西式枪炮不愠不火的态度,使湘军新式武器的装备率并不高。
这位答主位面,湘军西式武器装备率100%,看来新式武器装备率更高的淮军都是双枪李向阳了——装备率200%(滑稽)
淮军首领李鸿章却对西洋枪炮推崇备至。同治元年(1862年)初,他率领淮军进驻上海,频繁接触西洋武器和军队,对西洋认识渐多。他屡次谈到太平军拥有大量洋枪,并言优质枪炮不易购得,需加强购买。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1862年11月3日),李鸿章谓李秀成所部拥有洋枪最多,且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建议多购洋枪洋炮对付太平军。
要不怎么说还是李·裱糊匠·鸿章见的世面多呢,才不学他老师儒家瓦哈比那套,洋人的东西只要好就拿来用——当然这个态度也是太平军的洋枪洋炮锤出来的。
等会,说好的代差呢?
太平军在攻陷苏杭后,直接与外洋沟通,获得大批西洋枪炮,给清军造成重大杀伤,曾国荃向曾国藩报告军情时言及:“至于今年贼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会议于苏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荟萃于援金陵一路,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计在鲸吞我军,以固伪巢……刻下阵亡及受伤者千数百人,皆系洋枪之为害,此仇何可不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亦称:“苏、常来援之贼,洋枪最多,且力能及远。闻忠酋身边护将尤多枪炮,我必以此物御之,方有把握。”李秀成的部队攻占苏杭后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曾国荃的部队,曾国荃不得不发出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最堪悯恻。”
划重点啊,“李秀成的部队攻占苏杭后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曾国荃的部队”。
根据该答主的文章,“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结论:曾国荃的部队不是湘军。兄弟阋墙可能性微存......(滑稽)
曾国荃不仅做劝解工作,甚至由于洋枪拨解不到位,还责怪曾国藩,日:“至于洋枪,乃兄所不十分信用之物……弟方求自强、稳站前敌之时,欲作忿兵,尽心尽力,以报国杀贼,不欲为仇我者之所快。是以广求利器,乃望眼欲穿,将到之时,无端而截留一半,分于别军。兄何不多买数千杆,赏与别军,而截留此一半乎?”
成了,曾国藩截留曾国荃洋枪,兄弟阋墙实锤(二重滑稽)
不开玩笑。这段话说明到了后来,曾氏兄弟也被洋枪砸开窍了——洋枪本来当成“诗赋杂艺”不登大雅,这会儿兄弟抢着要。
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然则弹子旋转而出,势最猛烈而及远,名曰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而比短炮较长,名日蒿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及近所用,名日加鸾炮。此皆妙品,外国不肯轻售与人,亦最难仿制。 (李鸿章语)
来福炮(rifle),指的是有膛线的炮,即李口中之“炮腹亦有螺旋”者也。
蒿勿惹炮(howitzer),即榴弹炮。
加鸾炮(cannon),即加农炮。
吹晚清军事现代化(或者叫近代化?),也要找对了人吹,不然的话穿越回大清怕不是会被砍了......
至于堑壕是不是曾国藩发明的,不拿大明欺负人,拿安南军队守山头的例子来说——
賊眾三萬餘,依山結砦,掘壕塹,機毒矢,轉石、發木拒守。
如果不服,还有后金打宁锦的例子——有热兵器,还挖堑壕,计划通。和湘军差个八九不离十了吧?
以及一战那种形式堑壕战是不是曾国藩发明的,从沃邦到老马汉等一干人表示你也配?曾国藩那个玩意究竟有没有资格叫“堑壕战”?湘军的堑壕除了用来围在自己军营周围挡敌人的路、围在敌人城市周围挡敌人的路,还有别的作用?(仅举一例:堑壕战的战壕挖一丈五尺深,你让士兵怎么开枪?一人一高跷?)另外这玩意也就欺负太平天国没能多撑几年,同样的一套放到几年后的西北战场上就被陕甘回军按在地上捶着打......
最后我们回看一下该答主的三点结论——
观点1:“曾国藩的军队中,没有冷兵器,全部都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观点2:“曾国藩是战壕战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明白这个道理。”
观点3:“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如果挖个沟就敢说是堑壕战,那明末后金围锦州、闯军围开封都是堑壕战,反正大家都是有枪有炮又挖沟。
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那就是他本人既无什么指挥才能,同时湘军也缺乏战斗力。
不过我要从头说,这一说,就会说的很长,请您多点耐心看下去。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这是曾国藩写给弟弟的家书,述说他人生的几个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第一条说的是他文章不行。这条正对,因为曾国藩的水平确实很洼。
我们后来人笑话洪秀全,说他连考三次秀才不中,就去造反,纯粹是学习差瞎闹事。
然而对比“古今第一完人”,我们一代大儒曾国藩考了七次秀才才考中。
相比之下,洪秀全的确是脾气太爆了,才三次不中就去造反了,若是读书人都这般暴脾气,我大清早完了。
曾国藩说他的第一次坎,是他二十一岁,第六次考秀才,这一次他还是没考上,不过当时给了他一个安慰奖,让他做“佾生”,就是举行典礼是的群众演员,这个群演是可以去考举人的,所以被称为半个秀才。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他的文章被学政发了大字报。“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学台就是学政,依照清王朝的官吏,出任学政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非常高的,必须要是进士出身,也就是三甲中的二甲以上。其职责在于“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学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检查老师水平如何,秀才们水平如何。
在这场考试中,曾国藩的“文理之浅”被悬牌公示,省部级干部公开课上大肆批驳,当场凌辱。这对于一个二十一岁还没有过秀才的年轻人来说是很要命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张之洞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中顺天府头名解元。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这二位当然是年少成名,但是二十一岁不中秀才还被学政大众上公开课打靶,学政是中央派遣官,同地方没有什么瓜葛,曾国藩先生的儒学水平一定是真的很洼,不然一省学政干嘛非要和他过不去呢?
但是曾国藩的心志还是很坚定的,他很快就在第七次秀才考试中考上了秀才,然后过一年中举人,又过四年考中了进士。
不过这一次,曾国藩中的是“三甲”,“同进士出身”,就好比“如夫人”不是“夫人”只是“妾”一样,曾国藩这个三甲的水平还是赶不上当年大字报批他的学政,因为学政都是要“进士出身“的。
但是曾国藩终于时来运转了,因为他会做官,或者说会逢迎。他七拐八拐的勾搭上了当时道光朝第一红人,著名的“小秦桧”穆彰阿门下,成为了穆党的一员,所以即便他学养很差,但是穆彰阿还是让他进了翰林院。
而翰林的规定是只有前两甲才有资格的。
但是曾国藩的水平就是那样,所以才有他人生的第二大坎,“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
这个要仔细说一说,因为这一年很特别,这一年虽然是道光三十年,但是这一年的正月,道光帝就已经去世了,此时执政的是咸丰帝。
咸丰很特别,他特别烦穆彰阿。
因为穆彰阿这个人很简单,就是一个奸佞。他从来都是顺着道光帝的心意,在1840年那场轰开了中国国门的战争里,穆彰阿因为逢迎道光帝的意思,一力主和,被八旗老爷们取了个绰号叫“小秦桧”,能被女真人的后裔编排成秦桧,这个人有多恶劣可见一斑了。
这人最恶名昭著的事情莫过于鸦片战争到了结束的时候,道光帝流放林则徐,此时军机大臣王鼎自杀上书死谏,这人派手下直接将这封上奏“漂没”。
因为烦穆彰阿,所以他对穆彰阿那一派的人都特别尤其的烦。他喜欢的是道光朝中以他老师杜受田为首的一班清流汉臣。
党附穆彰阿的曾国藩也终究要遭报应,所以在这一天,他那烂的不行的学养终于有“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并不仅仅是学术不合格,九卿之所以大笑,是因为曾国藩的政治上的冬天也来了。
这也是他的一道坎。
在此之前,曾国藩托了穆彰阿的帮助,一路高升,十年七迁,跑步上升。他在家信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处境。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一边是京中权贵的唾骂,一边是飞黄腾达的快速升官,看似荒诞无稽的现实只是曾国藩在咸丰继位拿掉了穆彰阿之后,迅速跳反,带头弹劾穆彰阿一党的其他官员如琦善,如塞尚阿等,如此两面跳反,任谁也是瞧不起的。
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在给江忠源的一封信中写到:“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正在高位之上,却一副去意已定的样子,这倒不是曾国藩喜欢悠游林泉,而是咸丰帝此时已经磨刀霍霍,在解决了穆彰阿这个权奸之后,曾国藩在咸丰帝剪除穆彰阿残存的党羽的过程中已经是负负伤累累,快熬不住了。
咸丰二年正月,曾国藩的好友,穆彰阿一党的倭仁被咸丰帝任命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前去新疆吃沙子了,这里要提下这个倭仁,是因为想借着这个人说一下曾国藩的日记。
我们常人的概念里日记是给自己写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其实并不然,这个东西在曾国藩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写给别人看的。
曾国藩入京之后作为穆彰阿的党羽,同倭仁交好,两人一起切磋“学问”。
倭仁创造了一种方法,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倭仁的办法就是写日记,写完日记之后请别人看,看完之后进行批注,对于倭仁的日记,曾国藩是只圈不批以示尊重,而曾国藩的日记从来都是拿出来跟他理学圈的那些朋友们看的。
这一点,若是不知道曾国藩身上的这个历史细节,是无法准确判断曾国藩日记的。
曾公日记与蒋公日记一样,都是等着给别人看的。
因为咸丰帝的不喜,曾国藩一直战战兢兢,最后母亲去世,他返回了湖南,开始了丁忧生活。
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太平天国是道光三十年起义,咸丰二年已经势不可制,咸丰三年的年初,太平天国攻克南京。
曾国藩本身还是想要权的,在家乡的生活让他并不太能满意,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
江忠源,江忠源和曾国藩都是湖南人,在没有推广普通话的时代,黄兴和孙中山交流往往谁也听不懂谁,要借助个翻译的时候,同乡天然就是好朋友。
江忠源跟曾国藩类似,两人都是学养一般,江忠源没有曾国藩运气好,能碰见穆彰阿这样大佬的赏识,但是他摸出来了一条路,那就是杀头换官。
在北京城的时候,湖南人中流行一个对子叫“包写挽联曾国藩,千里扶棺江忠源。”。
这个对联说的就是曾国藩和江忠源。
上联说的“包写挽联”是一种在今日中国大陆已经不多见的丧葬文化,在对面的鬼岛台湾还有流传,便是人去世以后,要送上一份挽联。前段时间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拒绝给市民题送挽联而被认为是跟这种陋习作斗争而获得了好评。
我前面说曾国藩会逢迎便是说的这里,因为曾国藩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爱写挽联,只要你去找他要,他必然给你,而且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中国人生前死后都讲究一个排场,高级官员给写的挽联,肯定会让死者家属大大的满意,这也是曾国藩用来结交他人所下的功夫。
由于挽联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曾公本人并不是什么才思敏捷之人,所以他喜欢提前拟好,有时候人还没有死,他就已经把挽联拟好了。
道光朝,士无不知湖南有海秋汤鹏者。海秋二十成进士,三十补御史,意气蹈厉,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原官。时英夷扰海疆,求通市,海秋愤不得言事,犹条上尚书转奏,策夷务善后三十事。嗣西夷求改关市约,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条,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书,大抵言军国利并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关设形势,寻摄要眇,凡九十篇、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读《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当时曾国藩有个朋友叫汤鹏,其实对鸦片战争有研究的朋友或许听过这个名字,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这位汤先生也是湖南人,而且同龚自珍交好,同时也是穆彰阿的门生,但是您看看上面那条清人笔记就知道这位如肯定不如曾国藩那样入得穆中堂的法眼,所以一直没有被重用。
这位汤先生有一次去见曾国藩,在书房内看见了曾国藩拟好的挽联,一时为之气倒。这世界上的一切情感,都讲究个情真意切,特别是朋友,我跟您是朋友,您连挽联都给我提前拟好,难道咱们之间的友情就不能让您老在我死后即兴发挥一次吗?
我其实大概能够理解曾国藩为何提前拟好,但是汤先生是不行的,于是就跟曾国藩绝交了。
曾国藩爱写挽联,三教九流都写,其中连妓女都一样写。
就比如收录在《曾国藩全集》中的这两条。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是挽一个叫大姑的妓女)
未免有情,对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这是一个叫春燕的妓女)
理学名臣给妓女写挽联,还“何时重见燕归来”,emmmm
其实作为后来人,看到这两条挽联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曾国藩公喜欢的失足妇女花谢得早,还是曾国藩喜欢那些开透了的花,因为春燕我还能理解,毕竟我大清的妓女其实名字一般都不是很雅,比不得苏小小柳如是。但是这个大姑实在是让我觉得曾公怕不是个熟女控……还是五十路那种风格的……这还真是浮生若梦。
其实曾国藩是很好色的。他看见朋友的老婆,“注视数次,大无礼”,有的时候又会很委员长的痛骂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愧是委员长的老师。
我们接着说曾国藩和江忠源,既然那个对联将两人并列,那就说明两个人都是有梗的。
其实一开始曾国藩是不太瞧得起这个江忠源的,第一次江忠源请求去见他,被曾国藩婉拒了。
因为两边的身份不算对等,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人,朝中的红人,而江忠源只是个北漂举人。
当时的北京城也有北漂,有的是各地来的商人,但是最多的还是举人。
只要过了举人,就有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而进士考试一般四年一次,很多远地的学子来趟北京动辄数千里,来回就要一年。所以有的人干脆就不回家了,一直在北京漂着,各显神通的活着,反正对于举人来说,生活从来都不会是个问题。
而且在清朝乾隆时期开创了一种名为“大挑”的考试制度,针对举子举行的考试,一旦通过,第一等后补知县,第二等可以补为训导、教谕等教职。因为不同于在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所以又被称作吏部试,通过的可以出任低级官员,名额极少,一年大概只有四十到一百多个名额,品秩也很低,运气好的可能会直接补做浙江等富庶地区的知县,运气差的就可能去老少边穷地区支教了。
江忠源就这样一边考吏部试,一边等着下一次考进士,慢慢漂着。
这样一个人想见曾国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我们从上面那个写挽联就能看出来曾国藩为人处世的风格,他喜欢惠而不费的讨好人,一副挽联算不得什么,不过抬笔写几个字而已,正好练了书法,却能让人感念许久。
真正让曾国藩瞧上江忠源的,是在这个时候,江忠源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千里扶棺。
一般就科举考试来说,秀才,举人,进士这三道门槛里,秀才是第一道硬门槛,就跟我国的中考有提档线,每次考试注定一部分人铁定上不得高中一样,秀才这道坎能挡住很多人,譬如“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袁世凯,比如洪秀全。
袁世凯家境足够,但是本人品性和学养不足,半路出家去走赵家路线了,而洪秀全更是跟大清的那套玩意玩不起,决心自己来当天子,让下面那群人去当天子门生。
所以这道门槛能挡得住他们但是却挡不住被学政公开处刑的曾国藩。
过了秀才的门,由举人到进士,一步一个坎,其中进士是最大的坎。这世上并不是有许多人像曾国藩那样幸运,也没有过人的文才,他们要一点一点磨,江忠源就只能磨,江忠源的老师也只能磨。
古代的官场论考试的考官为坐师,而开蒙的先生真正的老师要往后放放,其实是很现实的,因为有的时候弟子或许都中了好几个进士了,老师却未必能考过举人。
文科考试的波动就是这么大。
江忠源的老师和他一样都是举人,都是北漂举人。江忠源的老师生了重病,想回湖南老家,看过《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朋友或许知道,在明清时代,只要是中了举人,生活就从来不会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忠源的老师有退路,江忠源也有,既然病了要回家,那就回吧。
然而是不凑巧,江忠源的老师死在了半路上。
其实我们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来,江忠源的老师之所以愿意上路,肯定是当时的身体装过不乐观,但是纵然不乐观,但应该还能说得过去,不然北京到湖南辗转千里,走回去哪有那么容易。
不过还是不凑巧,终于死在了半路。
对于一般人而言,或许就把老师骨灰火化,托人送回家中,或许择个风水宝地,把老师埋了,在托人转告家乡亲人,让主家自己想办法。
但是老江不是一般人,他千里扶棺,一路将老师的尸身送回了湖南。
这便是一战成名天下知。
等江忠源回到北京,再次求见曾国藩,曾国藩立即面见,交为好友。
这样的朋友,换作是我,我也交,哪日我不幸死在了这霾都,至少有人把我的尸体从北京运回太行山下的老家去。
同年生武冈曾如鑨、湘乡邓鹤龄、陕西邹兴愚先后死京师,贫不能返葬,公皆身护其丧归,由是人多公义。
不过江忠源既然是“江”,似乎也身带红衣buff,他身边的人好像似乎总是要早逝。没过多久,他的同年好友黄冈曾如龙和新化邹化愚都早死,然而我千里扶棺江忠源,又岂是等闲人物?二话不说,接着千里扶棺。
一人扶三棺,真真英雄人物。
然而便是这等英雄,却是一直无法出头,就是因为学问不行。
终究还是没有考上进士,不过认识了曾国藩,他自然能够通过吏部试,在曾国藩一番操作下,去家乡充当了教职。
但是江忠源也有江忠源的办法。
自从嘉庆年白莲教起义之后,我大清就广泛使用“自干清”来对付各路义军,也就是大办团练。
团练理论上不由朝廷出资,一切军事开支都要筹办团练的大地主来办理,所以这是一种地方性极强的武装。
道光二十八年,湖南青莲教再次起义,江忠源组织团练上阵,这一次不是扶棺回乡,是给过不下去的农民执行死亡,江忠源立下大功,升为后补知县,因为当时浙江巡抚吴文镕在浙江官场玩洗牌游戏,一下子干掉了五个知县,江忠源有曾国藩在朝中帮助,自然补缺到了浙江。
吴文镕出名的就是靠办“教匪”和“会匪”,江忠源这等同道自然是入得他的法眼。
没多久江忠源丁忧回家,吴文镕奉上五百两纹银,送其归家。
再之后就是江忠源同太平天国的艰苦斗争,从咸丰元年随从塞尚阿从军开始到咸丰三年年初,三年时间,江忠源从知县变成了按察使,到了三年八月,江忠源已经是二品顶戴在手。
同时的曾国藩呢?因为在京城站不住脚,在老家丁忧的他看着江忠源发光发热,他能不急吗?
当时咸丰面对太平军病急乱投医,前后命令了四十多人帮办团练,曾国藩便是其中一人,他的职责是在湖南帮办巡抚张亮基搞团练。
有江忠源的前路在前,曾国藩很确定,他要想翻身唯有靠“剃头”的狠辣。
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他自己。
他受命帮办团练之后,到了长沙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审案局”,我是搞不懂帮办团练跟我们政法战线有什么关系,不过剃头公第一件事就是杀人,他剥夺州县的审案权力,要求把所有的治安案件交给他这个审案局处理。
“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 “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
没事就是杀人,四个月内干掉了一百三十七人,吓得郭嵩涛等人都劝他不要这么胡搞,但是熟知清代官场掌故的朋友就知道,杀人立威是清代那些“曾格达迪”们在官场夺权最爱干的事。
于是湖南的“文法吏大哗”,老朋友李瀚章“劝其缓刑。”,这个缓刑就是不是今日意义上的缓刑,是别那么过的意思。
于此同时曾国藩还建议。
城兵力单薄,不足御敌,拟于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实力操练。
其实这是最扯的,因为曾格达迪根本不懂军事。
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
好吧,如果湖南当时真的把全部团练聚集到省城让曾格达迪来练,绝对是太平军的一大幸事,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
所以曾格达迪一边狗屁不懂,准备用龙舟战胜太平军,一边又让所有团练集结到省城,其实原因只有一个,无非是抓权罢了。
有人说这只是水军罢了,毕竟还有陆军。
提起陆军就更扯了,因为曾格达迪公靠的是大吹法螺。
清军的水平实在是太差,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
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丧尽天良,在理学当道的明清社会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今天我们也很偶尔这样骂几句,对象也都是大奸大恶之徒。
面对这样的一群武弁,曾国藩唯有感化。
“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你为什么不感动?你怎么能不敢动?我都顽石点头,杜鹃啼血了,你为啥还不感动?
曾国藩伸手伸得太长,他本来就是个帮办团练,一方面又是杀的人头滚滚,一方面又要绿营兵跟着他的部队一起训练操演,一个帮办团练管起湖南提督来,谁能忍他?绿营兵没胆子对抗太平军,但是收拾他的心还是有的。
然后就是兵变,长沙的丘八闹事,拿刀闯进曾国藩的“审案局”,痛殴他的家人仆从,吓得他赶忙去敲隔壁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门,求对方保全。
搞政治教育搞到闹出兵变,曾国藩可算古今第一人。
水军龙舟克敌,陆军唐僧说法。
曾国藩不是古今第一完人,也不是真正的理学儒棍,他就是个奸猾的黑心官僚。
经过这么一闹,曾国藩在长沙算是再也呆不住了,他往南搬去了衡阳,在衡阳他等来了转机。
罗泽南来了。
罗泽南带来了弟子王錱和两营兵马,这两营兵马都是跟着江忠源练过的。曾国藩的陆军有了范式,而水军也靠绑票募款法弄来的钱再购买民船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曾国藩受长沙之辱,他却并没有列在上面,真正要他命的是靖港一战。
本来凑齐了兵马的曾国藩决心出山收拾山河,当时正好赶上太平军的一小股部队进入湖南,进入湖南之后变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扩张,拿下岳州,南下直逼长沙。
曾国藩的“湘军”最初并非湖南的意思,而是指的“湘乡”这个湘,军中主力也是湘乡人,而同样起于湖南的江忠源,他的部队就叫“楚勇”,湘潭在湘乡之辈,威胁湘军腹心,自然不容有失,曾国藩立即配合全省军队鏖战湘潭。
湘潭的太平军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而且也没有水军配合作战,都是征用的民船,湘潭的林绍章是输定了的。
但是曾国藩却侦查到了敌情,说靖港空虚,敌人集中在湘潭。
靖港是从洞庭湖进入湖南的重要通道,也是湖南内一个重要的粮食贸易节点,卡住了靖港,处于洞庭湖到长沙之间的太平军就成了孤军,只能任人宰割。
更何况湘潭是硬骨头,靖港是软柿子,曾国藩一面命令塔齐步等人会同全省军队围攻湘潭,自己亲率一部前往靖港。
我以为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别人。
曾国藩实在是缺乏军事才能,他的这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太平军也不是傻子,靖港是水陆要冲,自然有强兵驻守,守在那里的是太平军石祥祯部。
对太平军系统有所了解的应该知道,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时天王之下的五王,东西南北翼,基本都是各有实力,各有擅场。
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个人排名靠后,但是所部都是在广西土客械斗中磨练出来军事技能的精锐之师,石祥祯作为石达开的“国宗”,翼王的堂兄弟,手底下自然是这样的老兄弟。
清末的广西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相关书籍看一看,石达开和韦昌辉这样的狠人之所以加入拜上帝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械斗中很难占上风,容易被其他地主联合官府压制,要找个大腿抱,真的是细思极恐。
曾国藩军事上判断失误,以为是捡到了可以抢功的软柿子,其实碰上了硬钉子,而且他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水师和陆军没有配合作战,水师快速先行,陆军尾随在后,本来实力就不够,还玩成了添油战术。
于是自以为飞龙骑脸的曾国藩就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GG。
水师先败,而后陆军又败,曾国藩一手握住大旗,一手高举宝剑,高吼“过旗者斩”,督战让湘军奋勇拼杀,但是湘军绕过大旗撒腿就跑。
跟这些湘军团练念多少句圣人教诲都没有用,人家撒腿就跑,理都不理你。拼命抓逃兵搞出全民猎头抓逃兵的腓特烈大帝看到了曾国藩,应该能留下不少眼泪,东方普鲁士与西方普鲁士此刻交相辉映,不分彼此。
所以便有曾国藩人生中的第三道坎,靖港之败。
其实谁也不是刚出生就会打仗的,曹孟德一世之雄,也有败于徐荣的时候,谁还没有个困顿的时候?
但是曾国藩不是曹操。他是个擅长争功诿过的官僚,不是军事家。
既然自己指挥不出来神仙仗,那就老老实实打呆仗。
既然部下都是些没用的菜鸡,那就老老实实扎硬寨。
打呆仗,扎硬寨。
说到底是因为曾国藩不行,而且不是我说他不行,别人也说他不行。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里这么说他“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才具稍欠开展。这是左宗棠一开始对曾国藩的评价,这是大家刚认识给他留了面子。
其实要我说干脆说曾国藩是个废物点心就行。当然废物点心是我说的,其实左宗棠骂的更难听,左宗棠后来指着鼻子骂曾格达迪是“猪子”,王闿运写诗笑道“刘郭苍黄各顾家 ,左生狂笑骂猪耶。彭陈李生岂愿死 ?四围密密张罗罝。”我并非湖南人,若有湖南朋友看见这个词万望为我解惑,“猪子”在湖南骂人话里大概是个怎样的身份。
左宗棠当然是有资格评价曾国藩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同时代的人,更因为他是左宗棠,是一介白身让两江总督陶澍引为儿女亲家,是林则徐过湖南而称奇的伟才。
曾国藩被左宗棠这么骂,但是等到了他弟弟曾国荃问他该怎么作战的时候他这么回。
“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
我们都知道骆秉章是个纸糊的牌位,真正厉害的是湖南话事人左宗棠,曾国藩这句话换而言之就是你老实听左老哥的。
左宗棠后来给胡林翼的信里这么说曾国藩,“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非办贼之人”。
我@曹变蛟 小曹总兵每日一乳的李鸿章李中堂也说他这位老师,“儒缓”。而曾国藩自己也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靖港一败,曾国藩险些输掉底裤,幸好湘潭那边有左宗棠领着操盘,胜了兵力寡少,缺乏水军支援的太平军。
然后曾国藩就头也不回的走上了“结硬寨,打呆仗。”的这条路,因为这是他官僚本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在是百言百当不如一默的儒门传人。
当然将这养气的功夫用来打仗,只能换来左宗棠一顿臭骂。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此封上书正是那六个字的出处,写到这里,为何要“结硬寨,打呆仗。”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但是既然写到了这里,那就更应该接着写下去。
因为曾国藩自认的人生四个坎,我已经写了三个,就剩下最后一个坎了,这个坎就是这位千古完人之所以为千古完人的一个坎。
许多人都在问,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当了皇帝?于是解释就是纯臣,就是千古第一完人,就是文正公。
我却想说,什么信心让曾国藩有信心当皇帝?家里有矿啊,晶矿加气矿和母巢,我大哥孙一峰一波换家无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第四个坎上。
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曾国藩无论如何,湘潭算是打出了名气,于是乎咸丰帝让他去支援江西。
在江西曾国藩所有的问题暴露无遗,首先就是他是个黑心官僚,一过来就想着财权和军权一把抓,复制在湖南没有完成的那一套,然后结果也是一样的碰壁,而且这一次没有左宗棠帮忙了。
于是乎曾国藩就这么一头扎进了江西,于是就有九江之败。
其实对于曾国藩在江西的作为,却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基本就是被太平军各种刷。这里面有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集团覆灭,杨秀清本来就是天国行政系统,指挥系统和后勤系统的总负责人,杨秀清一死,太平天国事实上的总崩溃,按照常规基本上是药石难医,死定了,然而我们的曾文正公此时还窝在江西,在别人高奏凯歌的时候,他老人家端坐南昌城,望着鄱阳湖水,接着和江西官僚斗智斗勇,被衰弱的太平军各种刷。
从咸丰六年九月到咸丰七年三月,这个太平天国实质内部崩溃纷争不休的关键时候,曾国藩一直蹲在南昌城,在这个关键时期毫无作为。
然后就是咸丰七年三月,曾国藩父亲去世,他直接溜了。
江西兵凶战危,他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然后他就直接走了。
我曾格达迪绝对不是玩不转了跑路,而是我这个人一定要尽孝。
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这是左宗棠写个曾国藩的信。
翻译一下:你老兄对于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事,我实在是不敢说你有功无过,我只能说是你已经已经拼尽了你的全力,估计朝廷考虑到这点可以原谅你这次的行为。至于你老兄会不会起复,那我就不知道了。至于你是否复出对于朝廷的大局有没有帮助,我就更不知道了。但是我这么笨,觉得你说奔丧就奔丧,连朝廷的命令都不管,不礼也不义,这要说清哈。
我们前面说过了,曾国藩人生最大的危机在于不仅咸丰皇帝因为他早年党附穆彰阿瞧不上他,而且要命的是他也没啥真才华。
前者对于做官是条绝路,后者对于造反来说是条死路。
这个问题,无解。
然后就是真正的一道坎,曾国藩不是面对这个困局跑了吗?咸丰帝也够干脆,你不是要守孝吗?行,你守吧。
你老实在家呆着吧。
曾国藩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等待自己的是这么个局面,于是他崩溃了。
更让他崩溃的是,湘军因为这个终极废柴变成了家里蹲,形势一片大好。
咸丰七年十月,湘军攻克湖口,曾经因为在曾国藩指挥下湖口惨败被太平军分割的内湖外江两支水师终于合成一处。
咸丰八年五月,湘军攻克九江,终于看到了通往长江下游的机会。
我曾经天真的以为这是曾国藩以退为进,用自己下野换得湘军发展的机会,但是后来看到的资料更多,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曾格达迪在湘军高歌猛进的时候崩溃了。
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而不能见。”
这位理学大师没事在家里痛骂几个弟弟的媳妇,真不知道是不是他太善于掩饰,我反正是觉得他心态崩了。
事实证明,没有了曾国藩,咸丰一样玩得转湘军,不仅玩得转,还远远比曾国藩玩得好。
因为说到底,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依附在清朝廷上的东西,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彼此之间人员关系复杂,彼此矛盾重重,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支军队不是靠抢掠屠杀,就是靠清廷调拨,连一个根据地都没有,再加上曾文正公这样的“天才领袖”,到底是有几颗人头学人家太平军造反啊?
本来按照常理,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清廷太烂了,湘军太烂了,生生又培养出了太平军的新一代人物。
曾国藩碰见了救命的人,李秀成和陈玉成这对太平军双璧后来居上,连破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帝这个时候又胡乱抓药,终于想起了曾国藩,于是在他闲居了一年多之后,曾国藩又起复了。
这一次起复,也是湘军倒霉的开始。
曾国藩起复没有多久,三河镇大战,陈玉成斩杀李续宾。
湘军中一向是兵为将有脉络分明。李续宾的部队是从罗泽南那里继承过来的,是当年最早跟着曾国藩上阵的老兄弟。
然后就是祁门之困,又是一次危局,只是这一次左宗棠已经正式出山,借着江忠源的旧部编练“楚军”,另外那边李中堂又开始奇妙大冒险,曾国藩跟以前一样,又有人来给他援手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相当痛苦的一幕,就在曾国藩的这个笨劲中折腾着,太平天国中与失败了,洋人们也一天天进来了,一点曙光闪过,一切又被压住,头上依旧是沉重的黑幕。
托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大强国的伺候,曾国藩终于熬死了看不上他的咸丰皇帝,上台的是两个没主意没能力的妇人还有个废物点心二号鬼子六。
曾国藩又一次看到了曙光。
然后就是天津教案爆发。
天津群众同法国为首的天主教势力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流血事件,朝廷寄希望于曾国藩出面将此事化解。
上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父在广西传教死了,被法国人抓做理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今当时被清廷处死的马赖神甫都是梵蒂冈认可的圣徒。
本来朝野上下都希望曾国藩展现出一代名臣的手腕,既能安抚法国人,又能保全中国百姓的利益。
然而曾国藩对法国人的要求全盘答应,尽数允诺,证明了他和满清其他官僚基本是一路货色。
天津教案他处置不当,群情汹汹,当年他在湖南代写挽联时所写的“湖南会馆”招牌,被刚烈的湖南人砸毁。
李鸿章北上为他收拾残局。
李鸿章将原本曾国藩所定杀中国百姓十八人改为八人,也算是“李中堂”特色、
一年以后曾国藩病逝,死前言及天津教案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左宗棠晚年十分难受,他看着清王朝这幅要死的德行,终日愤懑,抑郁而终,不知道他·晚年能不能想起当年太平天国邀请他一同举事,能不能想起湖广总督王佳·官文炮制大案意欲杀他的森然寒意。
李鸿章钱了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几个条约,看着中国赔了十三亿两白银的款,借了十三亿两白银的外债,瞧着清廷每年一千万往上的财政赤字和连年扩大的贸易逆差。“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四海荒。”在“额勒和布,腰系战裙。”的看着清廷帮日本帝国主义凑足了日后侵华的第一桶金。
曾国藩的老朋友,那位日记达人倭仁在天津教案后宣布和曾国藩绝交,清廷准备开同文馆,储备翻译人才。倭仁领人大闹,上书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被任命负责同文馆事宜,又请辞。
他塔拉·刚毅,著名文盲,曾经将“瘐”作“瘦”,将义和团大师兄推荐给慈禧,曾夸自己部下为”臣之黄天霸”,翁同龢笑问:“不知谁是窦尔敦。”大文盲折腾小文盲慈禧向万国宣战。此人作为儒家守旧派大臣被人铭记于心。
中国人继续求索前路,愿“结硬寨,打呆仗。”永远不会再上演。
结硬寨打呆账有几个前提,一是不能大家都去做乌龟,要有一支有能力在野战中击败对手的机动力量,对湘军而言,前期有塔其布,中期有李续宾,后期有鲍超,作为救火队员四处出击,否则光缩着被敌人分割包围,最后再硬也是等死。所以塔其布之死和三河镇之战对湘军震动才那么大。第二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和通畅的补给线,稳定的后方就是胡林翼的湖北,一直是湘军最稳固的后方,兵员粮饷源源不断,通畅的补给线就是长江了,湘军作战一路武昌九江安庆南京,都是沿着长江作战,谁占据长江谁就能获得胜利,而湘军水师彭玉麟对太平军水军的作战几乎是碾压式的,除了石达开在江西曾经打造过一支不错的水军,其他时候都是清军占优。所以湘军结寨,太平军既难以在陆地上分割歼灭,又难以截断对手补给,反而自身因为长江的封锁,各大据点难以连成一片,安庆之战,九江之战打到最后都是太平军缺乏补给,在太平军重围里的湘军倒是吃得好喝的好。所以结硬寨是表象,实际是一个体系,胡林翼彭玉麟和曾国藩并列四大名臣可着实是有原因的
不是很懂现在人怎么买啥都成投资了,买车也要核算一下机会成本了,买手机也要考虑卖二手了,买游戏主机也要考虑跌价了,买游戏卡带也要考虑好不好出手了。
车是消费品啊,什么手机电脑主机卡带也都是消费品,消费品就是用来让你用,感受效用的。
你需要这个效用,它能提供这个效用,它的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最终维持在一个你愿意接受的水平,这就够了。
你要是不需要这个效用你就不买呗,如果你的城市真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确实省钱,省时间还省力,那你就别买呗。你买了难道不是你需要么?既然需要那还说什么呢。。
要我说,撸串才是一生最坏的投资,变成了肥肉你还得花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减肥,可能还会带来未来潜在医疗成本。那为什么撸串摊子还是这么火?因为爽啊,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我们确实需要啊。
所以不要干什么事都用投资思维去理解,这样会成为资本增殖的奴隶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得到效用,而不是让生产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