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禧攻略刷屏,抖音拼多多火爆,背后可能有经济学的原理:这或许是“口红效应”的体现(又称“低价产品偏爱趋势”)。
人们乐衷于沉浸廉价的娱乐,通常是经济萧条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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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一部《延禧攻略》火了起来。
女主为了寻求长姐死因,进宫调查。但是女主人设却反套路变身“黑莲花”,一路打怪升级,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观其本质,其实还是把大女主遇到各路贵人男主的爱情线,变成了各路贵人女主的友情线。换汤不换药。
但是那又怎样,观众就是爱看呀。
今年春天,最火的两档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尽管是学的韩国的节目模式,却为大众输出了一波新鲜可口的小偶像。甚至两档节目的冠军都入围了福布斯精英青年榜单。
因为他们:
帅!
美!
???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观众就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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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抖音微博这些手机社交app,也在为全民娱乐注入新鲜的“网红血液”。人们的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娱乐产品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为娱乐行为花钱。
电影票买起来!视频网站会员冲起来!偶像周边买起来!主播礼物刷起来!
但是在娱乐行业一片繁荣发展的背后,中国却像在温水中的青蛙,好不自知。
在这些背后,是中国面临的巨大危机。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是以外的,化妆品销量却出现了上升。
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口红效应”,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
大牌口红通常不贵,用低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奢侈品牌,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消费模式。
口红等等化妆品作为一种“廉价不必须”的产品,便受到喜爱。
另外,口红鲜艳的色彩,丝滑的之地。化妆的时刻,可以为使用者带来极大的愉悦感,从而得到自我安慰。这也是口红受到欢迎的原因。即使有经济危机的存在,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意愿并不会减少。当消费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值下降时,消费者会购买对其可用资金影响较小的商品。
经济不景气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下降,无法攒钱去做一些“大事”。这样就有闲下来的小钱供大家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玩意。虽然买不起房子,车子,爱马仕包包,但是省下来的钱想买多少口红就能买多少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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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下半年,美国结束了为期十年的高速增长期,2001年经济开始衰退。而9·11恐怖袭击更是给了美国经济致命一击。之后,在一片哀鸿中,当年的口红销量却翻了一倍,而化妆品产业相关工人数量明显上升。
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又一次给“口红”带来了市场。
美国媒体称,口红、面膜的销量开始上升,而做头发、做按摩等“放松消费”也很有人气,这与其他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低迷销量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却是丝袜化妆品和电影大发展的时代。比起其他昂贵的消遣,人们更愿意花钱在便宜的娱乐项目上。
全球几大化妆品巨头的销售额证实了这一观点,其中包括法国欧莱雅公司、德国拜尔斯多尔夫股份公司以及日本资生堂公司等。欧莱雅公司2008年上半年销售额逆市增长5.3%。
现在,国内越来越火的美妆博主们,每天被种草的猪猪女孩们,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对自我投资的意识提高了,更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下的“口红效应”。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娱乐圈火的特别轻易。似乎流量小生小花层出不穷,综艺上线不断,随便拍个ip电影电视剧就能赚钱。
正因为娱乐产业是“口红效应”这一经济效应下最大的一只“口红”。
美国经济崩溃了,世界经济崩盘了,而好莱坞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他强大的造梦功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正是好莱坞的腾飞期。连好莱坞自己都表示,只要美国经济不行,就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经济不行的美国人,没钱去消费,就去看电影。而那段时间却是创造了几部名留青史的电影。譬如1939年的《乱世佳人》。
伍迪·艾伦拍过一部影片《开罗紫玫瑰》,讲的是金融危机中人与电影的故事。
故事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片中主角西塞莉娅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白天在餐馆洗盘子,晚上则要面对毫无情趣的丈夫。
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看电影——一遍遍地看一部名为《开罗紫玫瑰》的爱情片。
忽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了:片中男主角走下银幕。他与西塞莉娅相爱了。只可惜,他是个虚幻的人。这个世界没他的位置,最后,他只能飘回片中,淡出人间。西塞莉娅呢,继续坐在银幕下面,看他表演,笑中含泪。
或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即使它是一个精心包装的梦,和现实世界有着无法突破的距离,人们还是甘愿沉迷其中,不愿醒来。
尤其是在一个信仰没落,颓废喧嚣的时代,电影最能给人安慰,成为逃避现实风浪的港湾。
那个时代也造就了当时美国的“国民偶像”秀兰邓波儿。
明星也是一样,明明遥不可及,粉丝们却还是紧随身后。追星或许不是为了明星,而是填补自己内心的孤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7次金融危机,而其中5次让当年的电影票房反而强烈攀升。美国经济萧条,永远是好莱坞的创作动力。无论是疗伤系的治愈歌舞片,还是反映现实的严肃剧情片,好莱坞总能从不安的时代中发掘灵感。
最著名的,当属派拉蒙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拍摄的《教父》系列。1972年《教父1》上映,这个充满了“玫瑰血腥”的黑手党故事,几乎成了之后全世界“黑帮片”的代名词。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生活压力会增加,沉重的生活总是需要轻松的东西来让自己放松一下。
2008年经济危机时,《歌舞青春3》《马达加斯加2》这种轻松愉快的喜剧片,也大受欢迎。相比于严肃的电影,更多人选择轻松愉快不用费脑子的电影。
“口红效应”给了娱乐作品一个火的机会,但是,真正能被观众喜爱的作品还是需要用心。就像今年用心制作的《我不是药神》。中国电影这张大饼人人都想分一口,但现在分食的人也越来越明白,只有好作品才能被市场留下。
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的产品也可以充分利用“口红效应”:
首先是所售商品本身除了实用价值外,要有附加意义;
其次,商品本身的绝对价格要低;
再次,商家要充分利用情境来引导消费者、引爆消费欲望。
在经济萧条时期,奢侈品、高档品的需求和消费无疑将削减,而生活必需品则不然。经济危机对房地业是一场灾难,对轻工业、纺织业却可能是最大的福音。
吃点好的,买点好看的衣服,买点小家电,花销虽然不大但是提升了生活品质,这也就是拼多多如今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此前火起来的拼多多,就是看上了这个商机,利用消费者的心理,把自己做成了奇货可居的大口红。对于在拼多多上消费的人来说,买到了什么可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用少量的资金得到了消费的心理安慰。
金融危机时期,日本市场调研机构发布的消费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其他行业走冷,游戏机行业中的任天堂和索尼PSP,却销量大增,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作为圣诞节和新年的礼物,成为日本玩家迎接新年的伴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游戏,而“打游戏”的方式也多样起来。
除了游戏本身,游戏主播和网红也成为“口红效应”中的一环。粉丝的追捧给网红们带来了经济效应,让网红逐渐成为一种职业,也在萧条的大环境中促进了资金的流动。
没有钱消费,在家上网也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经济的低迷反而丰富了互联网文化。在这样的温床上,社交网络,线上购物的兴起是必然的。同时网络上的广告投放所带来的资金,也促进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
“口红效应”是一种在危机中诞生的文化效应,甚至有学者将这一效应和人类心理学联系在一起。但是,深处其中的消费者们,面对危机却不自知。如果只看到蓬勃发展的产业,而忽略了暗藏的问题,而盲目自信,将来只会自食恶果。
如今世界各国都面临极大的压力,这时候人们更要从眼前娱乐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清醒过来。
毕竟,抖音短视频刷得再多,没法养活14亿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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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善了之前的答案,增加了图片和备注。
很多时候,人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当某种资源的使用效率上升时,人们对于该资源的需求却也随之上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图1:驾驶小排量汽车可能使得家庭在汽油上的支出增多,而非减少。
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换了一辆小排量的汽车,百公里油耗比上一辆车低很多。根据常识,这个家庭每月在汽油上的花销应该更少了,不是么?可实际情况可能是,家庭所支付的油费可能比之前还要多,因为每月驾驶的总时间变长了。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生活用水的单价下降后,人们增加了用水量,每月的水费账单反而金额更多了。再如,电子产品的制造成本逐年降低,可是消费者每年在电子产品上的花费却越来越多。或者,安全带的发明使驾驶更加安全,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平均死亡率,可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却升高了。
图2: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杰文斯困局(Jevons Paradox)即是以他命名。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他1865年的书《煤炭问题》里面提到一个类似的例子。瓦特改进了蒸汽机,提高了煤的使用效率,可是市场对煤的需求不降反升。杰文斯在书中写道:『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效率地利用能源和更节省地消耗能源是等价的,可实际却恰恰相反。』* 这也就是所谓的杰文斯困局。
*原文为:It is a confusion of ideas to suppose that the economical use of fuel is equivalent to diminished consumption. The very contrary is the truth.
这个现象看起来荒谬,在经济学里却有很直接的解释。技术进步降低了商品的成本和单价。根据需求定律(Law of Demand),商品的价格下降导致需求上升。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那么上升的需求会超过下降的单价所带来的影响,导致总花销上升。
注:什么是需求弹性?粗略地讲,如果商品价格上升1%时,需求下降了x%,那么需求弹性就约等于x。
严谨的定义是:如果Q为某种商品的需求,P为该商品的价格,那么该商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Ed)为:
下面用具体数字举例。
图3:当需求弹性大于1时,燃料价格下降导致燃料总支出上升,出现杰文斯困局。
如上图。假设每次开车出行的油价从100元降至80元,下降了20%。因为出行变得便宜,人们倾向于增加出行的次数。假设人们的出行次数从每月10次变成每月14次,上升了40%。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弹性大于1。我们计算总成本的变化是:
原来:100*10 = 1000 元
现在:80*14 = 1120 元
总成本上升,杰文斯困局出现了。
图4:当需求弹性小于1时,燃料价格下降导致燃料总支出下降,未出现杰文斯困局。
现在我们分析另一种情况。如上图,假设每次开车出行的油价依然是从100元降至80元,下降了20%,可人们的出行次数不是从每月10次变成每月14次,而仅仅变成11次,上升10%。需求弹性小于1,我们计算总成本的变化是:
原来:100*10 = 1000 元
现在:80*11 = 880 元
总成本下降,符合人们的直观判断,未出现杰文斯困局。
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不是吗?
参考网站:
英文维基百科:Jevons Paradox
一个地方遭灾了,国家开办粥厂赈灾,和珅去视察粥厂随手抓了一把沙土洒在粥里,同行的大臣问和珅你这是干什么,和珅说,真正的灾民饥肠辘辘是不会在乎粥里有沙子的,来蹭吃蹭喝的就不来了,这样才能让最困难的人活下来。
政府廉租房配公共厕所——茅于轼
从多年前刚刚接触经济学起,我就尽可能的用理性来对待生活。
日常购物会进行效用计算,与人交谈会用到行为分析。股票走势不符合价值规律令我深感烦恼,在老婆烦躁时要立即露出谄笑。
理性如斯,我在经过彩票站时却常常忍不住要买上一注,知乎上的朋友们称之为交“智商税”。
我自问智商尚可,应该还没到纳税额度,计量和统计我都学的还行,知道买彩票是负收益的投资行为。即便是去年8亿美金的那次乐透,每张2块的彩票实际价值也只有1.25块。大多数时候,买彩票暴富的几率要比去兑奖路上出车祸的几率还低。
但是由于‘可得性法则’,人们常常会错误的高估中奖概率。大脑总是会更多地记忆特殊事件,比如让你觉得超市排队时自己的队伍最慢,等车时马路对面的车先来。然而,我清楚的计算过博彩胜率,所以我的大脑应该骗不过我。
另一种解释是,买彩票其实是在买一场幻想(Forrest, Simmons and Chesters)。在开奖前的几天里,你可以想象自己一夜暴富的精彩人生。白日梦带来的快乐心情才是真正的产品,彩票本身只是赠品,这是博彩动机的主流解释。
好心情有价值,确实是一种合理的经济解释。就像有人花钱看电影,有人花钱去听演唱会,彩票虽然是一场虚幻,但是它带来的体验是真实的。
但这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不但不会幻想中奖,有时连开奖都会忘记。毕竟,真的要幻想的话我也只会幻想自己外表平凡朴素,不像现在。
那是不是因为我喜欢风险呢?
人群中确实有人偏好冒险,他们有的喜欢蹦极、酒驾、过山车,有的喜欢挑衅、试射、研究核。
我呢,至今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游乐场付钱让人折磨自己。我很讨厌冒险。
排除了上面这些可能,‘损失厌恶’是剩下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损失厌恶,指的是有的人会在遭受损失时感到格外的痛苦。工资涨了10块钱无所谓,但是如果在街上丢了十块钱,你会非常懊恼。在路过彩票站时,我想到的不是中奖后的狂喜,而是万一错过会非常可惜。促使我买彩票正是这份唯恐失去机会的心情。
更让我担忧的是,研究表明,如果是邻居中了奖,那就更倒霉了。由于人性中的攀比心理,你的邻居每多中奖1000美金,你本人的破产概率会增加2.4%左右。(Messrs. Agarwal, Mikhed and Scholnick)这一数据在贫富差距大的社区更加显著。
人类的心理真的很奇妙,如果马云多赚了三五个亿,你的内心毫无波澜,如果是隔壁老王忽然发了横财,你的心情多少会有些酸。而如果前女友劈腿隔壁老王之后又中了彩票,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期的法制进行时见到你。
所以如果你讨厌你的邻居,就可以开始试试买彩票了。
References
1. Forrest, D., Simmons, R., & Chesters, N. (2002). Buying a dream: Alternative models of demand for lotto. Economic Inquiry, 40(3), 485-496.
2. Agarwal, S., Mikhed, V., & Scholnick, B. (2016). Does inequality cause financial distress? Evidence from lottery winners and neighboring bankruptcies.
个人微博:Blake老实人
【火车票票价统一,不区分坐票、站票】——凭什么花一样的钱,他坐着,我站着?这不公平!相关部门就是想钱想疯了!
现实却是,虽然发出这种声音的主要是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但这项制度实际上主要保护的就是他们的权益,一旦实行【站票半价】(或类似的制度),很有可能造成许多穷人永无坐票的情况。
当前【票价统一】,能不能买到坐票主要消耗的是时间成本,穷人在这方面的相对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投入也有保证,只要勤快点,也是可以买到坐票的;一旦实行【站票半价】,则很可能出现穷人主动买站票的情况,如果限制坐票卖完后才能买站票,那么穷人就干脆等到坐票都卖完后,再买站票,甚至这趟车坐不满,那么就等下趟满员的车再买,以至于冷门线路愈发无人问津,客流愈发集中在几条热门线路等,很可能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客车拥挤……总之,不要忽视贫穷的力量。
当然,以上都只是可能性而已,对票价的折扣、贫困程度、资源紧张度都缺乏必要的量化,现实中黄牛票的大量存在,也仍保留着富人的坐票优先权,而且也有小部分国家实行着站票优惠政策,运转的也很不错,最后这种政策确实为相关部门带来了一点收入吧,但其实客运并不是铁路部门的主要收入,甚至说是负担都不为过……
说这些主要还是引起一些思考吧,一些看似完全没有道理的做法,其实背后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一些看似公平正义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完全经不起推敲,或者绝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是很可怕的。
更新:
这个回答并不是在替穷人说话,是一种思考,思考一些可能性,提醒那些想都不想就认为【站票打折】才合理的人,或许应该多思考一下这些【显而易见的好事】到底会还可能造成哪些后果,很多时候结果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那些口口声声说坐票和便宜的站票应同时卖的,这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公平还是混乱?还是值得留个心的。
在空闲的列车上直接买站票,然后上车找空座坐,这听起来很美啊,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至于那些还在纠结于答主是不是好人,客运是不是铁路部门的主力收入,认为这么思考太复杂,一句话就能解释一切的人……对不起,我真是愚蠢的恶人,请你走吧,我不配和你讨论。
为什么很多宗教都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凭什么不能喝酒,凭什么要饮食洁净,凭什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凭什么要把头发剃光?Iannaccone 1992年发表的文章Sacrifice and Stigma给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解释,成为后来宗教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一。
理解这一问题的要点在于:宗教为信众提供许多俱乐部物品。不仅有来世的快乐,还有现世的福利。比方说,如果信众陷入困窘,教会要给予接济;如果对方也信教,和对方做生意可能更放心;待在教会里可以结识很多朋友、展开愉快的聊天。这些都是好东西。
为什么说这些是俱乐部物品呢?说白了就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在教会里的付出,包括金钱、时间和爱心,受益的都不止你自己,还有别人。同样,如果你享用教会的资源,你也在享受别人的付出。用经济学的话,这些付出是有正外部性的。
但是,对应正外部性的词,是搭便车,原因很简单——付出全部属于自己,受益却不完全属于自己。既然自己享受不到全部好处,那就干脆留点力;既然别人干的能够惠及自己,为啥不坐享其成?解释这个原理,最好的例子就是:宿舍一般都比较脏乱。
禁忌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按Iannaccone的思路,快乐有两种:一种是世俗的,代指宗教之外的快乐;一种是宗教的,既取决于你自己的付出,也和其他教众的付出有关系。禁忌,相当于告诉你:如果要入教,可以,请抬高自己享受世俗快乐的代价。
为什么抬高享受世俗快乐的代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用一个例子来说这件事。假如之前有两种水果,橘子和梨。你平时买五个橘子,三个梨。可是,突然有一天,橘子价钱变贵了,那就只能少买点橘子,多买点梨。最适合的消费计划,现在可能是四个橘子,四个梨了。
宗教的道理是一样的。本来,一个人花在世俗和宗教上的时间可能是五五开;现在,宗教把享受世俗快乐的代价抬上去了。喜爱美人?不可淫邪;喜欢物质?打烂你的高广华丽之床;贪口腹之欲?不让你吃好多肉。就算让你吃,也要折腾你半天。
世俗快乐和宗教快乐,两者相对价格的变化有两个后果:一是一部分道心不够坚定的道友,就自己退出了。这些人对宗教评价低,对世俗评价高,就算进来了,也不会为俱乐部物品付出太多;二是留下的这部分人,他/她要为宗教付出更多,因为宗教快乐现在相对更“便宜”了。
总之,禁忌相当于起了两个功能:一是筛选,筛掉那部分“心不诚”的人,确保剩下来的都对宗教评价都比较高;二是解决外部性。通过相对抬高世俗快乐的价格,降低宗教快乐的价格,确保你把更多精力花在宗教上。而这会增强教会提供俱乐部物品的能力,每位教众都因此受益。
所以,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教派,规矩名目繁多,但进去以后教众之间纽带很强,确实在互帮互助;有些宗教教规慢慢崩坏,很容易就能绕过去或者“变通”,整个宗教也就慢慢衰落了。Iannaccone的原文有严格推导和一些实证,对理论和分析细节感兴趣的可以参考。
最后,简单说明三点:首先,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何禁忌广泛存在”,但具体教派的具体规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形态,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宗教经济学真的是个蛮有意思的分支。有兴趣的知友可以参考最后列的两本书。经济学理论,还是蛮强大的:)
第三点是最关键的。这个理论对我们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帮助:批评、排斥和对抗一个宗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处处遭遇抵触情绪,实际上也起到了抬高教众参与世俗生活成本的效果。根据前面的分析,一部分人会离开,可剩下的人也会变得更加虔诚。
参考文献:Iannaccone, L. R. (1992).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71-291.
两本有趣的书:Stark, R., & Bainbridge, W. S. (1996). A theory of religion. Rutgers Univ Pr.
斯塔克. (2005). 基督教的兴起: 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明明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杰拉德 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人类的消费文明是如此荒谬和不合理,人们去吸烟,喝酒,而这明明损害了我们的身体。
然后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也在发生。
例如,雌性的天堂鸟喜欢拖着大尾巴的雄性天堂鸟,然而这尾巴严重阻碍了天堂鸟的运动,大大提高了他被吃掉的可能性,是个累赘。雌性天堂鸟喜欢这种对个体有害的特征。这岂不是很奇怪?
在这本书里,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这种累赘释放了一个信号:我有这个累赘我还能活下来,可见我多牛逼!
例如,羚羊遇见了狮子,如果羚羊奔跑的很快,狮子是追不上的,但是狮子不知道哪个羚羊跑得快,所以它还是要追,结果追了半天都追不上,浪费了体力,还不如一开始不追。这就要求跑的快的羚羊能释放一个信号,让狮子知道不必追它。
这个信号又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原谅我在复述的时候过早使用这个词),也就是跑的慢的羚羊没有能力释放同样的信号。那么羚羊应该怎么做呢?
跑得快的羚羊遇见狮子了,非但不跑,反而一边慢跑一边弹跳,故意浪费逃跑的时机——反正即使这样浪费,一旦狮子追过来还是可以轻松跑过狮子。这样狮子就知道,这个羚羊牛逼,有恃无恐,看来我是追不上它,所以算了。跑的慢的羚羊呢?如果他们也敢这么做,狮子过去就把它们吃了。
所以这些动物故意做一些有害的动作,是想释放一个信号,我都这样了还活着,可见我有多牛逼,你不服,你敢吗?
这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这其实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里的信号释放模型。而这种模型也大规模出现在经济学中。例如斯宾塞讨论了文凭作为信号释放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高学历能够带来高工资,这是因为学历能提高人的生产力水平吗,还是高学历的人本身生产力就高?斯宾塞证明,即使学历本身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它也可以起到把高能力人和低能力人分别出来的作用。
前提是学习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就像天堂鸟的大尾巴和羚羊的弹跳。
逻辑也是一样的。如果学习是有害的,那么能力高的人比能力低的人能够承受更大量的学习,就像跑的快的羚羊比跑的慢的羚羊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弹跳。这样能力高的人总能选择一个学习量,使得能力低的人选不起——即使他为了假装自己能力高选择了这个学习量,学习带给他的负效用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由于假装而获得的高工资也弥补不了因为学习而带来的损失。
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学里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一个厂商一旦获得了垄断地位,就想要阻止其他厂商的进入,一个阻止方式就是打价格战,也就是威胁说,一旦你进入,我就降低价格,从而整个市场价格也就降低了,让你进来也无利可图。
然而这种威胁有可能是不可置信的,有可能新厂商进入了,老厂商发现,我打价格战的成本太高,还不如和它共存呢。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老厂商的成本,如果老厂商成本低,就有打价格战的余地。
人们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垄断厂商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垄断厂商理论上的最优价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要做明明对自己有害的事情?答案是这些厂商要给想要新进入的竞争者释放一个信号:我是低成本厂商,我有跟你打价格战的余地,你可千万别进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高质量的企业往往有较高的负债率,但是企业的负债率越高,破产的概率也越高。企业为什么要做这种明明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呢?原因仍然是信号释放。由于企业质量越高,破产概率越低,那些低质量的企业已经有很高的破产率了,如果你让它再去提高负债率,破产率就更高了,它们玩不起。投资人不知道企业到底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高质量企业为了获得投资,必须释放一个信号,让低质量企业无法模仿,而负债率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上述现象广泛出现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在这种博弈里,一方有不同的类型,而另一方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哪种类型,只能给类型赋予一个先验的概率分布,也就是信念,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分离均衡,也就是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策略,也可能是混同均衡,也就是不同类型选择相同的策略——低质量的参与人也打肿脸充胖子。在看到戴蒙德那本有趣的书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博弈论的思想已经应用在对动物的研究中了。
用辛苦挣来的钱,换成烟,再烧了,换成酒,喝醉了吐了。还说钱难挣!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赛百味(Subway)刚开始在中国开店。那时候,动辄二十多块钱一个的六寸三明治还是中学生咬咬牙跺跺脚才能去尝一下鲜的奢侈品,还好有“每日特价”,每天都有一款15块的。(现在还记得,金枪鱼在周二)
我很快发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现象:纯蔬菜的三明治16块一个,而带肉类的每日特价15块,后者照样可以按自己要求免费添加各种蔬菜。
也就是说,想吃纯蔬菜三明治的顾客,需要多花一块钱让店家把每日特价品种里的那块肉拿掉。
这解释不通啊!而且非特价的含肉三明治比蔬菜的贵,也说明肉类成本比蔬菜更高。
我还专门问了店员这件事情,他们也表示很困惑,有次我还故意去开玩笑:可不可以别把每日特价火腿三明治里面的火腿加进去,直接递给我好了,然后照样放蔬菜?店员想了想,觉得也没问题,所以我就成功花15块钱,吃到了一个16块的蔬菜三明治,外加一块火腿。
大一的时候,上了几节经济学原理,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价格歧视嘛!
价格歧视,是指针对收入水平、年龄、性别、生活习惯不同的消费者区分定价,从而最大化利润的销售策略。上述各个因素只是表象,其最核心的区分依据只有一点:支付意愿。这里的“歧视”是个中性词,没有道德评判的意思,只是指“区别对待”。
举个经典的例子:电影学生票。
假设放映一场电影,电影院的成本是50块,影厅里最多能坐两个人(则当然是一种抽象简化了),潜在的观众有两个,穷学生王瑞恩和国民老公王思聪。王瑞恩表示,我最多只能出20块看这场电影,再多一块钱都觉得不值;王思聪则表示,花200块也无所谓。如果所有的电影票必须统一定价,那影院肯定会选择200块卖一张票,净赚150块。
但还能不能再多赚一点呢?
于是有了一种新的定价策略:钻石至尊VIP豪华票200一张,学生票20块一张,需要持学生证才能买学生票。这下,王思聪还是要花200块,但王瑞恩只花了20块就坐在了至尊豪华VIP专座的旁边,最后影院赚了170块。这就是价格歧视带来的改变。
要成功进行价格歧视,必须要确保“王思聪"型消费者不会伪装成“王瑞恩”型消费者 -- 如果全部人都买20块钱的票,影院就亏大了。检查学生证,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但还可以用更微妙的方式加以区分,比如不同类型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方面愿意付出的成本。一个例子是优惠券:“王瑞恩”型顾客愿意花费更多时间了解优惠信息,从而用比“王思聪"型顾客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商品。
Subway的定价也是出于这个道理:王思聪并不会刻意关注自己想吃的三明治轮到哪天特价,而王瑞恩则原因花时间等到星期二去吃自己喜欢的金枪鱼。王思聪哪天要是想吃素了,想都不想就会开口点16块的蔬菜三明治,而只有一分钱掰两半花的王瑞恩,才会思考要不要点个15块特价的然后把肉去掉。通过制定每日特价,商家就能按照不同的价格把同样的三明治卖给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利润。
诸位,即将到来的双十一不也是如此吗?愿意花时间收集优惠信息,制定剁手计划,其实已经暴露了您不是王思聪这一点事实。
不过,还是要大声说:请尽情地歧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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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指出,由于不存在市场的分离,所以subway的做法不属于价格歧视,这里我认为有以下三点解释:
感谢大家提出的质疑,现实生活不是“真空中的球形鸡”,经济学理论在适用到具体事实的时候必然会有争议,同一个现象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给出解释。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是subway自己定价混乱导致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