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为何明军野战打不过八旗兵？ 第1页

首先明确一点，所谓明军野战打不过八旗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明军在野战中打赢或者胜负相当的战斗很多，例如宁锦之战中满桂援宁远途中与八旗野战即不分胜负，在宁远城下与八旗野战也丝毫不输八旗。大凌河之战中的一支明军还曾把八旗旗主多铎打下马来，幸被部下救出。还有浑河之战，白杆兵曾一度打的八旗红拔牙喇惧战，并俘虏八旗两名参将。松锦之战中的乳峰山之战明军更是主动进攻，双方胜负相当。明朝档案总汇与台湾编译的《明清史料》保留了相当多原始档案与塘报，细看起来很多战役并不是如清实录和满文老档所吹嘘的八旗战无不胜，明亡前夕的崇祯十六年，八旗进攻宁远甚至被吴三桂利用阵中所藏大炮糊了一脸炮弹大败而归。实际历次大战八旗取胜也多经历了相当艰难的过程，例如松锦大战正是因为清军战局不利，多尔衮等旗主甚至提出退兵才迫使皇太极拖着病体流着鼻血赶到松锦战场。

细究明清历次战役就能发现这些战役中，很多局部的野外战斗明军打得还是很好的，并没表现出明显不敌。但是，最终历次大战役除了宁远宁锦，明军基本上全输了。

何解？随手写10个不为人知，还很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自行感悟吧

1 如浑河之战，辽军坐视不救白杆兵与浙兵。为什么不救？并非站一边的辽军贪生怕死，而是辽军与南军本来就有矛盾（援朝时就有矛盾）。南军不仅与辽军有矛盾，与蓟镇边军也有矛盾。

为什么南兵与白杆兵分河布置？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规划，而是两军互不信任，因为在援辽之前这两军在蓟镇已经打了一次群架，各有死伤，连炮都动用了，何谈信任和配合？大敌当前互不下绊子就算良心了。

2 经常有部分将领为保存实力而选择逃跑。如大凌河中的长山之战，吴襄率家丁骑兵和两降夷营骑兵直接跑路，将宋伟车营和步兵甩给了皇太极。回锦州清点他所带的军队居然没太大损失。

3，部分人利用战争发国难财。

明末渤海湾内向辽东海运输粮食还能动不动就漂没，真不知下西洋怎么下的。松锦大战很多人都说皇太极抄了洪承畴的粮仓，是造成明军败北的关键，但实际上被清军派去运粮食的朝鲜世子发现那个粮仓里的所谓粮食都是腐臭不可闻，根本不能吃。

实际运往辽东的各仓储粮食一直都在被官吏“插和沙土糠秕”，朝鲜世子真是大惊小怪。

4，倍受今人赞誉的西法党在万历四十七年曾提出练精兵两万人，报价是各种军械营房四十万，粮饷五十万。就是说练兵2万就敢向朝廷要90万，这价格让后来的蓟辽督师们看了都得感觉辽饷要太少了啊。这么高价的理由就是“制造极精器械，一人食数人之饷”

然后崇祯时西法党们终于在山东开始练兵了，练的这些兵为了一只鸡最后叛乱投了八旗。真不知一人食数人之饷的精兵怎么会饿到去抢一只鸡？

5 崇祯初，京营士兵月饷一两四加一斛米，丝毫没什么战斗力，一年吃掉97万8千的粮食，却只选出来不到一万战兵。关宁军月饷1.4两加一斛米。南兵1.5~1-7两。东江月饷7钱加一斛米。其他九边军镇从2钱到8钱不等，如蓟镇有4.5钱的，也有7.5钱的。

都是兵怎么差距这么大？

6 永平城原本有1千标兵，民壮操兵两千余，辽事兴起后又增设了忠武营3000。但是崇祯起搞汰兵，一下子营兵兵力减了2/3，操兵减了十之六七。己巳之变就被清军轻松打下来了。

7 蓟镇守台用火箭，戚继光定制需5分银一支才能制造出合格品，且每年淘汰库存换新。明末崇祯变成了8厘一支，实际只给了工匠4厘银子制造，还从不更换，不知另外4厘到谁腰包了。

8 万历19年定大同镇8万兵力守六百里边，崇祯时堪战仅万余，养马仅春秋给点豆草，夏秋自己放牧去养吧。

9 “辽难无兵非无兵也，将官家丁额有成数”

辽西一家丁吃五六名士兵之饷，其家丁之饷又有一半入了将官囊中。前面说关宁月饷1.4两，实际大半克扣给了家丁，然后实发给普通士兵才4钱。祖氏一门多蓄家丁，吴襄养3千彝丁，真是好买卖。

10 辽事初起时，调川湖贵三省兵，兵部为了凑数，把无主苗民招来凑到这些援兵了。然而这里苗民之间很多就是世仇…“以世仇杀之人并驰而入”…这特么什么操作。

谁说的，你把积欠的饷都结了，把被克扣的武器工匠的工钱给足，再让丘八们好好吃几天饱饭……

你将看到以下场景：

1.杨镐：你问我哪路是主攻方向？我告诉你，没有主攻，每一面都是主攻！任奴一路来，我偏四路去！

2.洪太极：曹变蛟退下去了吗？

清兵：退下去了，但曹变娇又冲上来了！后面还有曹变饺、曹变较、曹变浇…………

洪太极：wdnmd……

2.袁崇焕：我之前说五年平辽，是为了“聊慰虏意”，骗一骗洪台吉，其实我们今年之内就要平辽。

3.洪承畴：大汗，我听说你那大玉儿不错，不如………

4.林丹汗：大明天兵神勇无敌，就是能不能多给俺几个铁锅？

5.崇祯：什么满洲大兵，老子打的就是满洲大兵！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纠正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即八旗军是以骑射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军队。

事实上，如果八旗军是类似蒙古骑兵的骑射军队，是绝对打不过明军的。骑射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因为骑射不如步射稳定，所以骑射手不如步射手那样能够稳定瞄准，命中率很低。不仅命中低，杀伤力还小，这会儿的东西方军队都开始装备新式甲胄，不管是板甲还是棉甲、锁子甲都能有效减弱箭镞的穿透力；即使能够穿透，杀伤效果也差。除非出现萨尔浒之战中杜松被射穿头盔的情况，不然很难致命。

李成梁时期，辽东军对付蒙古骑兵的骑射就很有一套，就是欺负蒙古骑兵的盔甲不够结实，战马无甲胄保护，上来用火器、火炮攻击马，马惊，其阵型自乱。明军之所以偏爱弗朗机，就是因为这种火炮射速快。不管杀不杀伤，先用密集的火力射击马匹，所谓骑射，必须骑马，马都没了，还怎么骑射？

后来清军用兵西北，对付蒙古骑兵最好的办法就是大炮轰，炮轰则马驼惊，则其军队不战自溃。

而历史上的八旗军，实际上是一支多兵种混成部队，兵种相当齐全。

简单来说，八旗军队的体系中，有轻重步兵、轻重骑兵以及火器部队。

其中轻步兵多是早期掳掠的辽东汉人，因为那会儿后金军队甲胄匮乏，无法全员重甲，所以这部分人只能“轻”装上阵，他们到战场上纯粹是堵枪眼的，后期这个兵种基本上没有了。

重步兵则是骑在马上的步兵，即骑马到达战场，然后下马作战；轻骑兵多是蒙古人，即传统的骑射部队，主要作用是战场袭扰；重骑兵多是满人，为侧翼主力冲锋部队，多用于冲击明军的步兵方阵和炮兵阵地；火器部队多是由投降的汉人、辽东军组成。

而以上兵种中，最无解的就是重步兵。

受现在电视剧的误导，很多人理解的明清时期战争场景为：先是大炮轰，轰完后一群穿着布制马褂的士兵边喊边往前冲，冲到敌军跟前再拔刀互砍，战场混乱，双方士兵各自找各自的拼命对象，最后尸横遍野。

这是相当扯淡的。

你可以换位思考下，让你穿着一身无防护的布衣，冒着对面的枪林箭雨冲锋，你会干吗？

这种没有秩序的冲锋，如果你在冲锋的队伍中，你会抢先冲吗？

即使你脑子不太好使，在跟对方无冤无仇的情况下玩命冲到敌军跟前，你会主动找个人去拼命吗？

就算你真的傻，真的玩命往前跑，也真的愿意找个人拼命，那么请你试试，你穿着几十斤的盔甲以全速跑完三百米后，还有没有力气拼命。

所以，只要人不傻，是不会打这种仗的。

那么，真实的战场是什么样子呢？当时后金军的标准作战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侦察兵汇报战场地形；第二步，统帅根据地形选择适合自己军队的列阵地点；第三步，两军相遇，进入战场，先不急着打，而是列阵；第四步，列阵完毕，统帅观察对方阵型，寻找弱点。

到这里，才算是进入交战阶段。

这时，统帅先要确定是攻还是守，如果攻的话步兵怎么攻，骑兵怎么攻，大炮往哪里轰。八旗军作战时，首先出战攻坚的通常是重步兵，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骑在马上的步兵。但是要说明，步兵冲锋是排成行以较步行稍快的速度前进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发现逃兵。大家都在一条线上往前走，谁落后在后面的统帅一眼就能看到，处理方式就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些步兵除了往前冲，没有其他选择。

骑兵通常不会首先冲锋，也不会在战场内集结。因为骑兵持续冲击能力强，所以骑兵通常都会在战场外集结，等待观察敌方火炮的落点和火枪、弓箭的覆盖方向，然后从敌军的侧翼发起冲锋，后来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就是这么打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一排步兵整齐地向前走，不是给明军弓箭、火枪定点射靶的机会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先生的吐槽。

臣又见在辽回还人等，言贼兵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马亦如之。故鲜营对垒，被奴步兵骤进，将拒马木登时撤去。鲜兵非无铳箭，而无可奈何者，甲坚故也。

这段话是徐光启采访了从辽东前线归来的朝鲜兵后写的，描述的是后金、朝鲜两军交战的场景。后金军与朝鲜军对垒，后金重装步兵攻击，全身上下都被盔甲保护，马也同样披甲。后金步兵列阵向前，将朝鲜军预设的拒马木搬走，朝鲜军发射弓箭、火枪，但是由于后金军盔甲太厚，无可奈何，导致兵败。

那么，后金兵穿的是什么样的盔甲呢？

请看下图。

很多朋友一定认为，这就是电视剧中八旗骑兵的标准装束。错！这是明末辽东军的盔甲复原图。

这种盔甲的制作方法如下，取棉花七斤，用布盛于夹袄内，粗线缝紧，入水浸透，取出铺地，用脚踏实，以不膨胀为度，然后将棉花晒干，反复拍打，做成很薄的棉片。把多张这样的棉片在缀成很厚很实的棉垫，两层棉布之间是铁甲，内外用铜钉固定。

清军棉甲

这就是为什么这副盔甲外表有很多铜钉的原因。

这种盔甲的好处就在于：

“见雨不重、霉鬒不烂，鸟铳不能大伤。”

且非常轻便，只有30-40斤。相比同时期全套锁子甲的60-70斤，已经是非常轻便了。而且棉甲制造起来相对便宜，不需要量身定做，而同时期欧洲的板甲都必须量身定做。而且北方寒冷，棉甲更是一物两用，还有御寒功能。虽然防御力不如欧洲的板甲，但是却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军队情况。

当然，这种盔甲也有局限性，如果是在南方，天雨地湿，棉花容易进水，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所以，在当时，这种棉甲只在北方九边军队中普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军辽东军的盔甲会成为后金军的标准装束呢？

答案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句歌词，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万历四十六年，抚顺之战，李永芳率守军五百余人投降，总兵张承胤所率援军全军覆没，阵亡3158人；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明朝文武将吏死三百余人，军士死4.58万人；当年，开铁之战，后金兵万骑偷袭开原，抢掠的人畜、财物运了三日犹未尽，其中就有三千多副明军盔甲，等等。

仅仅努尔哈赤起兵的前三年，明军在关外损失的军队就高达10万人之多。通过投降、缴获和扒死人衣服，后金军获得了大量的明军棉甲；后金在战争中还俘获了大量汉人工匠，在征服朝鲜后又从朝鲜搞到了不少铁，他们在明军棉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仿制，使之成为自己的标准军装。

后金早期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是非常重视有手艺的汉人的。有一次，几十个汉人工匠投降后金后又被明军俘获，明军将领问他们为什么投降。领头的回答，投降后金后，他们每人分到一个妹子、两头猪、两头牛和一条狗，还给他们分了地，虽然得向主子交租，可是只是相当于交给汉族地主的三分之一。

没办法，人心都是驱利的。

之前我也说过，其实努尔哈赤起兵时的十三副铠甲，就是辽东军典当在当铺中的。当时的辽东军为了在战场中有效区分各支部队，方便调动，使用不同颜色的棉布制作甲胄，主要有红、蓝、白、黑四色，努尔哈赤早期创立的两旗、四旗，就是依据辽东军的甲胄颜色而来。

除了盔甲，后金军的火器其实也很厉害。

满文老档记载，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成立了专门的火枪部队，即为鸟枪军。这种特种部队各个旗都有，组成为100名八旗军和20名奴仆，拥有43支鸟枪，22门小炮，4辆盾车。不仅队伍专业，在技战术上，八旗的火器部队也更高一筹。

下面这段还是来自徐光启的吐槽。

如近攻辽阳东门，贼（后金军）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巳。夫假铳诱敌近而后发，则势险节短，此用器要术，臣尝密与诸将吏言之，不谓贼巳暗合，患皆在于怯也。若我兵则初见敌尘便巳发铳，无一中者，敌近则委而去之，两者巧拙何如也。

翻译一下就是，后金军队700人对抗川兵1000人。后金军先是放了两轮空炮，川兵一看没有伤亡，就列阵向前攻击。等到达距川兵20-30步的距离时，后金军的火器齐发，川兵就只剩下七人了。

徐光启还认为，明军怯战，看到后金军向前走就开枪、开炮，但是此时还不到射程。而八旗火器手可以在距离敌军只有二三十步的时候齐射，这时效果就很好了。这也从侧面说明八旗兵有更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严明的纪律，同时也保证了八旗兵的技战术远强于同行。

同时，由于八旗拥有重步兵，所以在对付明军的工事时候往往更好用，因为重步兵可以凭借优良的防护发起冲锋，搬开工事的拒马、鹿角等障碍物，并且同明军肉搏，在明军的防线上打开缺口，之后就是大军冲锋，彻底粉碎明军的抵抗。如果明军抵抗过于激烈，可以来一波骑射骚扰明军，给己方步骑兵争取机会。

除了技战术优势，后金军火器部队的重甲也占了很大的便宜。

明朝火枪手没有盔甲，就特别害怕近身，所以喜欢搞三段射击和远距离射击。而八旗鸟枪手身披40斤棉甲，推盾车的人更是身披两层棉甲。明朝火器低劣落后，无法打穿八旗兵的重甲，即便是偶尔破甲，也是仅伤皮肉而已。尤其是八旗兵还有面具保护脸部，《满文老档》中记载过八旗兵被明军火枪射中面部的记录，但是因为有面具保护，一点事也没有，可见八旗兵重甲防护的优越。

这种战术优势在八旗军队获得了红衣大炮之后更为明显。

所谓红衣大炮，其实在明朝时被称为“红夷大炮”，由于满人对“夷”字犯忌讳，所以改名为红衣大炮。这种炮的原型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发明于欧洲的一种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前膛加农炮，通常作为舰炮使用。

明朝末期，郑成功他爹郑芝龙多次在东南沿海与荷兰海军及东南亚海盗交战，击沉数艘荷兰三桅军舰，后福建当地渔民将沉没的军舰舰炮打捞，明朝官员将其与本土制作的弗朗机对比，发现其射程、威力都要强很多，于是开始仿制。

但是明朝当时的工匠都是家族行业，技术更新迟缓，仿制出来的大炮动辄炸膛。无奈之下，明朝以涨租金来威胁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让他们代工制作大炮，并派出官员进行监造。

第一批代工制成的红衣大炮，就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后来在宁锦之战中，红夷大炮再次发挥巨大威力。

认识到红衣大炮的威力后，皇太极开始积极招募人才仿制。先是孔有德投诚，孔有德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然后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在崇祯四年，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到崇祯十二年，清军已经拥有60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松锦之战发挥极大战力，特别是在攻城战役中。

其实这种炮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不落后，欧洲人直到18世纪末期都在使用这种舰用滑膛炮，直到19世纪早期才将其淘汰。

17世纪初期欧洲的陆军强军瑞典军队，在战斗中使用的铜制团属火炮不过才280千克，发射的实心弹重1.5-2千克，面对集群目标时极限射程约为1000米，有效射程在200米左右。而红衣大炮虽然重达1吨，但是有效射程在500米以上，最大射程1.5公里。

其实整个17世纪，欧洲陆战战场依然是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重甲骑兵虽然理想情况下可以装备全套胸背甲，手臂和大腿也有甲胄保护，以长剑和长矛作为主战兵器，但是由于其盔甲过于昂贵，且需要量身定制，其数量十分有限。此时欧洲的火绳枪有效射程虽然可以达到50-70米，但是装填麻烦，弹道不稳定，其杀伤力甚至不如冷兵器。

换句话说，这八至九万、多兵种、多民族混成、冷热兵器相结合的八旗军队，不仅是当时东亚的最强战力，即使放在同时期的欧洲，也是相当可怕的存在。

正是这样一支军队，让编制额达330万、即使扣去吃空饷的数额也至少有200万的大明军队，在过去三十年内拿其毫无办法。

更多精彩内容，请专注我的专栏《北境之争——清帝国的大扩张时代》。

说一点个人的想法，抛砖引玉吧。

顾诚先生在《大顺政权赋税政策初探》一文中，提到过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崇祯八年八月，卢象升任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总理。面对兵饷严重不足的问题，卢象升提出了“因粮输饷”的建议：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剿寇第一要策疏》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剿荡三大机宜疏》

可以看出卢象升的建议是向官僚、士绅、吏役征税，而“乡民百姓免之”。

但是这个政策，被杨嗣昌给怼了：

《杨文弱先生集·第四十三卷》

于是，卢象升建议的“因粮”就成了杨嗣昌的“均输”，也就是著名的——“剿饷”。

《明史·杨嗣昌传》
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

表面上看，是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但是实际上，土地多的人那里收的上来吗？其最终结果就是底层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对此，孙传庭是这么说的：

《明史·孙传庭传》
会杨嗣昌入为本兵，条上方略。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累数千言，嗣昌大忤。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实：

问题，他卢象升看到了，办法，他卢象升也想到了，但是，他触动不了某些人的利益，最终出来的政策，可以说与卢象升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却是符合某些人的利益的。

类似触动官僚士绅利益的事情，孙传庭当年在陕西也没少干。

所以在我看来，卢象升跟孙传庭，其实死因挺像的。

有评论说“因粮”肯定收不上来的，这样说其实也没错，触动不了既得利益，当然收不上来。

但是，不去触动既得利益，“均输”来的“剿饷”，又怎么可能明明白白的都花在刀刃上？那也就避免不了被上上下下吃干抹净。

以下引自《从剿饷的征用看明末国家机器运转的失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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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le-shan-8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明史》读得多的人，基本都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明史》上那些在边镇有名的文官，大多会有一个功绩，就是会在史书上详细记载，他在守边任内，一共修了多长的边墙，修了多少堡垒，又整修了多少的城池。这些玩意修得多，就会在史书留一笔，作为有作为的，知兵的文臣典范。

也就是说，在明朝，乃至更前的宋朝，在边镇搞工程就是有作为的好文官，基本没有文官的考核是以练兵为标准的，甚至在史书上评价，练兵的好坏都不会作为文官统帅死后的评价标准。

这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可鄙之处，也是官僚们的无耻之处，他们是不会告诉你为什么的。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对于文官而言，搞基建，功劳是看得见的，因为修的那些东西就在那里，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的证明，我是做了事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二、搞基建，特别是边镇的大基建，大家伙可以上下其手，有工程就有进项。而且打着修边墙堡垒城池的名义，别人还不能说出什么来。这是一个既可以捞好处，又可以捞政绩，还让人说不出话来的好项目；

第三、要搞野战，就必须练兵，但练兵费时费力，还得罪当地的士绅和兵头。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搞基建大家都开心，毕竟搞基建朝廷拨款，当地提供劳力，既拉动了内需，又促进了投资，还整顿了战备，更获得了政绩。上上下下都高兴。这样的状况下，边镇的文官更加热衷于搞工程，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大基建中，至于士兵是不是有饭吃，有军饷，是不是愿意为朝廷卖命，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因为养兵是朝廷的事。

所以，一般到了王朝末期，各大边镇，游牧民族入侵越频繁，修边镇城池越就越频繁，国家没钱，但面临威胁，就不停的被迫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这些大工程，于是也就越发没有钱去养兵，导致野战的军队越发的虚弱。

重物而轻人，就是在这种畸形行政模式之下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宁可修一堆毫无用处的堡垒城墙，也不愿意给士兵多发一点银子，因为钱发给士兵，既没有看得见的政绩，也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不是真的可靠，到底打不打得过那些野蛮的外族，反而坚固的城堡和城池更能带来安全感。

这些官员之中，贪污少一点，基建搞多一点就是清官和好官。贪污太多，只要搞的基建过得去也称得上能吏，只有那种又贪又做不了事的才会被人骂。这就是文官的逻辑，也是史书的评价。

但这些人从来就不会去想，任何城堡和城池都是依靠人去守的，饭都吃不饱，家里的生计都要靠着妻女卖淫才能维持，这样的士兵，会有人愿意帮你去坚守吗？更不用说还要去野战。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些文官，在《明史》之上，很多居然都是作为名臣来评价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他们搞基建的能力。证明他们能力的，就是一堆找不到人来守的城池堡垒。

补充————--------------------------------

这里还有人提萨尔浒之战的，说实在打不赢，不如修堡垒，同时整顿内部政治。

说句不客气的，历史有现成的例子给他们照抄都不会。当年武则天打契丹，第一次唐军八万，结果大唐大败；然后武则天立马准备第二次战役，七万唐军对契丹，但又全军覆没；然后第三次唐军就上二十万，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但武则天就是杠，一边找突厥帮忙，一边继续打。契丹场场打胜仗，而且还是大胜，可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大唐就是欺负人，用国力碾压契丹，而且武则天比崇祯聪明，知道联合突厥，捏着鼻子给了突厥各种利益，最后契丹自己受不了了主动认怂。

少修城池堡垒，把钱拿出来实实在在用在军队身上，哪怕每次都打败仗，哪怕全军覆没，只要这么打下去，满清才多少人？拖都能拖死它。而且军队只有越打越强，输得多了，自然就会出现强军。

明朝到了晚期，内部已经彻底烂了，内政根本没办法整治，不如放手一搏。只不过那些文官搞工程搞习惯了，利益捆绑，他们宁可打败仗，也不会放弃搞基建的。他们只会嚷嚷，朝廷财政困难，发不出军饷，各位大兵要相忍为国，饿肚子没什么，忍忍就过去了。然后开始大搞堡垒建设。

利益和官僚制度的惯性已经让他们根本回不了头，也不愿意回头。

补充————-----------------------------------------------

呵呵，评论里不少为文官鸣不平，原因就是大明那时候已经没有精兵了，而且士兵欠军饷完全是因为武官的原因，不关文官的事。比如这位@苏梦枕

你以为吃空饷是文官做的？那些军户就是将领的佃农。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那个吃空饷，贪污腐败了？楼上说的是客观原因吗？那是实际情况。野战打不赢，出去浪战就是为了送人头吗？就明末这局势，从天启开始就是战略不清，做皇帝的德不配位。

你以为按着失败方式反着来就能赢了？明朝亡国的最大因素就是皇帝能力不行！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已经逼的皇太极无路可走。只能在诸贝勒的反对声中，进行军事冒险，孤军冒进绕路入关。这就是对崇祯进行政治打击。皇太极在赌崇祯经受不了政治压力，对政策进行调整！结果皇太极赌赢了。崇祯杀了袁崇焕，放弃了袁崇焕的战略。可以这样说，没有皇太极就没有满清，而没有崇祯满清就不可能一统天下！

这是把锅都丢给皇帝和武将，文官居然都成了白莲花，还有什么“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已经逼的皇太极无路可走。”这样的论调。

为什么野战打不赢？大明朝没有精兵吗?

戚家军算精兵吗？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因为朝廷长期欠饷和从朝鲜回师后的赏银迟迟不能兑付，蓟镇三协的南兵发生哗变（从万历年间开始，朝廷欠饷成为常态，而因为欠饷导致的兵变也屡见不鲜），当时的蓟镇总兵王保将他们诱而杀之，《朝鲜宣祖实录》记载被杀的南兵达3300人之多，精锐的戚家军在这场屠杀中损失了大部分精锐，从此元气大伤再也不复昔日之光辉。

好吧，万历年时间太久远了，但只看己巳之变那些文官的操作，这样的管理能力和军事能力，这些文官除了贪贿之外，更为无能。

比如己巳之变中很多勤王军队的遭遇，当时后金入侵，京城告急，大量军队急匆匆的来勤王，结果连饭都吃不上，最后一个个的发生兵变。其中的奇葩故事说都说不完。比如宣府总兵侯世禄，这里有个帖子，有兴趣的自己看，我只录其中一小段关于军饷的。

宣府是离京城最近的，要勤王朝廷第一个想到调发的就是宣府总兵侯世禄。于是“侯世禄从宣府一路赴蓟，12日赶到蓟州没让入城，又于13日临晨到通州，也没让入城。因为兵部要求按惯例给予补给，因此实际上侯世禄在蓟州和通州2地都未获得补给。好在此时兵部发了5000正月饷银给到了侯世禄手中，侯世禄拿这些银子沿途买粮食凑合了一点，但仍不足用。

等一下，为什么是“正月”饷银？这已经是11月，在赴蓟路上，侯世禄还向兵部报告“月粮数月未给”，因此朝廷终于先把正月的饷银发了……发了…… 宣府的欠饷可见一斑。

要么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倒霉的侯世禄带兵，不仅被欠饷，拿着正月的工资救急还得感谢皇恩，入援到蓟州、通州连城都不得进，粮饷全无，火器还被强夺了去，饿着肚子跑了好几天，这会基本已经是一只毫无战斗力的军队了。

那么，造成侯世禄悲剧的是侯世禄本人才能不足、昏庸导致吗？从上所述显然不是，造成侯世禄这只援军悲剧的是明廷恶劣欠饷，指挥无方，后勤补给不力，地方官员推诿歧视（不让入通州），袁崇焕拒绝他入蓟，蓟州防线又意外被突破，其后一系列的举措失当。这位总兵不过是悲剧的被丢在这个位置上承担了这口天大的黑锅罢了。“

还有李自成。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对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银川驿卒李自成被裁撤，失业回到陕西米脂老家。同年冬季，李自成因欠债不还被债主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戴枷游街示众。被释放后，李自成杀死了债主艾诏，为逃避刑罚，他同侄儿李过一起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投军。

其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从军后受到王国的赏识，不久便提升为把总。崇祯二年（1629年）冬，己巳之变，后金入犯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因为军饷拖欠，李自成杀了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开始了他的流寇生涯。

这些军队后来有的成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敌人，比如李自成，有的则完全湮灭无闻，有的却让人扼腕叹息，比如戚家军。而这些军队的结局，无一例外的都是明廷恶劣欠饷。

当然，明朝朝廷财政困难，军队发不出军饷，但是《明史》上修堡垒，修城池等等可是修得真卖力，看上去真有钱。按照那位 @苏梦枕 的说法，袁崇焕都能用堡垒把后金封锁得”无路可走了“。当然，后金无路可走，结果一不小心皇太极从辽东走到了北京城下，哈哈，这就像二战末期日本军部给国内民众看的战报，皇军战无不胜，已经将美国人逼得无路可走了，所以不得不进攻冲绳，准备冒险逃亡东京。你说这样的话说出去谁信呢？

当年关于溥仪有个段子，说大概1945年的时候，溥仪总是觉得日本人要失败，可是每当看日军送来的战报，却又都是形式一片大好，皇军战无不胜。溥仪虽然隐隐感觉这战报有问题，但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于是他就去问手下人。有人就告诉他，不要看战报，要看战线，战报一片大好，战线却在收缩，那么，这个战报十有八九就是假的。

所以，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看战报，要看战线。

己巳之变的战线是人家后金已经把战线推到了你的家门口——北京城，你却还在夸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把后金逼得无路可走了，你觉得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会信吗？当然，如果你袁崇焕有库图佐夫的本事，最后将后金的野战集团一举歼灭在大明境内，那么，我算你真的是用关宁锦防线把皇太极逼得无路可走了，可是，结果呢？

关于这些文官和士大夫，懒得多说了，我原来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一段论述，就搬运过来，这才是他们的本质。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

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是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关于这个集团的形成，有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帖子。　

补充————----------------------------------------------

看了一些评论，其中很多人依旧在为那些文官辩护，或者说基本没有意识到明朝真正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在这里说一下吧。也对有些误会特地解释一下。

明朝的灭亡在于阶层以及体制的固化，大明那种典型的文官体制，因为没有下层的监督，只要搞定了上司，就可以安然无忧，甚至升官发财。

这个模式之下，这个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污腐败就是必然的。这个贪污腐败很多不是那种很粗暴的手段，而是有隐性的规则，比如边镇文官的修边墙模式。同时，贪污腐败其实是个制度性的问题。有人就有腐败，从来无法彻底根治。

而腐败真正的危害其实还不是贪污受贿了多少的问题，还在于当腐败无法遏制，尤其是那种隐性的贪污腐败会在整个政府管理体系中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当大部分人都贪污腐败的时候，哪怕是那些还怀着热血，期望保持廉洁的人进入这样一个大染缸，他也只有两个选择：一、要么主动被同化，进入那个圈子；二、如果不愿意被同化，还想保持自己的本心，那么就会成为异类，异类是不受欢迎的，要么被消灭，要么就是边缘化。

任何官僚体制，都需要法律来保持它的公正和效率，一旦法律败坏，那么这个体制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崩坏，从而整个体制彻底腐败堕落，无可救药，最后导致整个国家一起埋葬。

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原因有很多种，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种文官制度系统性的腐败堕落。建立政府，颁布法律，设立各种制度，是为了建立社会秩序，尽可能公平的保证社会各业的有效竞争，从而令社会的总财富获得增长。

但一旦腐败蔓延，无法遏制，甚至成为社会的常态，人们不再认为腐败是一种恶行，反而为自己没有资格腐败而痛心疾首的时候。那么整个政治体制管理就会被各种潜规则代替，原本的法律和制度彻底被架空。

而潜规则，就是官员相互黑箱交易，利益交换所形成的一种默契，这种生态具有极大的惯性和约束性。在这个沼泽之中，不遵守法律不可怕，但不遵守潜规则，后果却很严重。一本《官场现形记》其实早已经将满清灭亡的原因明确无误的告诉大家了。清沿明制，《官场现形记》写的既是清，也是明。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贫富极端分化也好，土地兼并也好，甚至税制败坏等等，其实都是由这种官僚群体失去约束，疯狂掠夺的结果。说白了，吏治败坏，带动所有的一切跟着败坏，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为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地主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而且他们还不满足，为了偷税漏税，他们会轻松的利用权力，将应该缴纳的赋税转嫁到其他人身上，随着那些小地主和中农不断破产，整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完全破坏，国家财政也面临破产的边缘，无法再运转下去。

由于他们掌握权力，又没有法律对他们进行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这样说，法律就是他们的玩物。比如我们从《金瓶梅》里看明朝，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明朝中期，就已经完全没什么法律秩序了，以权代法成了常态，《金瓶梅》里所涉及的案件，没有一个是公正的，法律成为权贵的玩物，西门庆那么一个玩意儿，居然当了提刑官，普通老百姓在西门庆看来，就是蝼蚁，西门庆那是想抓谁就抓谁。而且只要犯人上堂，先打了再说。西门庆最喜欢干的就是用榔头敲碎犯人的小腿骨。这样的强权之下，还有什么抢不到的？

所以这些人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强权等等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的，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因为他们得到财富有更简单和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他们不在乎这个国家的科技是不是发达，更不在乎如何研究经济管理，通过管理手段增加国家的财富。

所以，这才是明朝最后无药可救的原因，修堡垒修边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重物轻人只是这种文官体制下的副作用而已，为了避免大家误解，所以在这里着重解释一下，免得大家歪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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