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会有正德、嘉靖、万历这样的奇葩皇帝，清朝没有？ 第1页

首先题目就错了，溥仪光绪同治咸丰本来也是四个奇葩皇帝，只是太奇葩了加上年头不对所以被垃圾分类于昏君箱了。溥仪奇葩的活到解放后成为吉祥物（划掉）新中国的杰出公民来着，我们都不叫他宣统直接喊名字了，人崇祯也是末代大家好歹喊一声崇祯聊表一下根本没有的对皇权的敬意来着来着。

至于正德嘉靖万历三位里面，归的上奇葩的也就正德了吧，嘉靖是老阴比，万历是败家子。昏君倒是有，不在这仨里，比清朝那四位昏多了，毕竟那四位背后还有垂帘听政呢。

还有对皇帝不管事儿这一茬，哪个皇帝乐意放权啊，英总之前明朝的皇帝照样大权在手不服锦衣卫上门物理说服，谁叫英宗老哥牛逼呢，和爱豆王振玩得多开心，大手一挥明朝军事贵族，皇亲国戚基本玩完，要不是我天降大明的于少保力挽狂澜，明朝就啥皇帝都不需要了（我给忠肃公祠上过香，骄傲）。咳扯远了，正统年之前，大明天下是皇帝的，正统年之后，大明天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就像马隗坡之前，大唐天下是皇帝的，马隗坡之后，大唐天下是节度使和皇帝共治的一样。就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天下是太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天下是清朝汉族大员和太后共治的一样。

在打击皇帝重大威信，削弱君权天受这一儒学重要概念的事件发生后，或者失去军权的皇帝不再具备消灭道统的战略威慑力之后，对皇帝失去信心或不屑一顾的地主精英们会想办法得到更多的权力。从皇帝叙事角度来讲，英宗才是不折不扣的昏君。

主要是政治体制不太一样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所有的决策皇帝一个人来，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快累死了，中国这么大，事情如此多，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他后来自己说

“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每天都要批奏折到很晚，事情太多了。所以朱元璋很不想看到奏折啰哩吧嗦的，就喜欢看到最直接的东西，因为如果废话太多，就会大大增加他的工作量，于是有一次刑部主事茹太素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奏折，在一万多字以后才开始写实质内容，导致朱元璋大怒，下令把这人打了板子，让他以后奏折直接说事，别炫耀他那点文采了。

后来的皇帝可没有朱元璋这个精力，也没这个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朱元璋从基层干起，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精一样，吃过见过的，没有什么瞒得过他，所以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他制定的官员工资标准，绝对可以养活官员一家五口人，只不过明朝时候官员家庭总人数在50人左右，这50人基本都要靠官员的俸禄和拥有的土地产出生活，所以总是嫌弃工资太低了）但是其他的皇帝就没有这个经历，也就没法保证自己精通社会各种情况了。于是后来明朝政府一般的运作方式是，某地发生什么事情，官员上书给朝廷，内阁先把这个奏折（当时还不叫奏折，奏折是清代开始以后得称呼，明朝时候分为题本和奏本，题本是正规的事情，奏本是给皇帝写的信，但是清朝将两者合并起来了，统称奏折）看了，因为皇帝一般行政经验比较少，而内阁正是皇帝的助手，所以内阁票拟了几个建议，条陈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怎么做的，给皇帝提供决策依据。

比如遇到某地发大水了，内阁根据以往的惯例，以及这次灾情的大小，还有当地的一些情况，给出各种策略，一般这种策略都是内阁几个人商量完了，总结出来的共同结果，然后呈给皇帝，皇帝在内阁建议的基础上，用红色的笔写一下自己的最终的意见，盖上玉玺，然后下发给政府相关部门执行。如果几个阁老有相对不同的意见，那么一般由皇帝来拿最后的主意，但是如果内阁大臣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一般也就直接根据这个意见来了。（皇帝如果特别聪明，对于行政特别内行的话，不太会让内阁团结起来，或者即使内阁团结起来，皇帝本人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皇帝相对平庸，会被内阁牵着鼻子走）

有的皇帝比较懒，就不自己动笔，自己口述，让太监们代写。久而久之，就连口述也不愿意了，让内阁自己跟司礼监商量着来，除了重大事件不要来打扰自己，（一般皇帝虽然偷懒，但是还是会严格控制官员的任用，具体可以看下这个答案万历皇帝“消极怠工”之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于是太监就利用这个批红为自己争权，太监如果不批红，事情就办不了。因为明朝的太监没有兵权（这里所说没有兵权，指的是跟唐朝太监那样没有什么制衡的领导禁军的权力，更换皇帝玩的一样），自己所有的权势来源于皇帝，所以一般会对皇帝非常忠心，皇帝撤换起来也非常容易，所以对于太监和内阁的斗争，一般会倾向于太监。只要控制了朱批和玉玺，内阁的大臣就是再有能力怎么也翻不了天，因为政府公文没有这两样就是不合法，其他人不认。这种制度能够让皇帝紧紧掌握大权而且自己本身还不太累，可以有时间游山玩水，做木匠活，数钱玩，炼丹，修仙，调戏李凤姐。

但是清朝的制度跟明朝的很不一样

清朝政府的运作方式很长时间表现是这个样子的：有人给朝廷上书，这个奏折是直接呈给皇帝的，皇帝看完如果觉得不满意，就扔在一边不管了，这个叫做“留中不发”，如果觉得写的不错，就批示一下，如果不清楚，就招大臣来问问，但是大臣来之前是不知道发生啥事的。商量好以后，然后下发给内阁，让他们照旨办理。相比较明朝，皇帝成为了行政的中心，雍正后期设立军机处，内阁被直接架空了，军机大臣跪接圣旨，只是一个传递的机关了，而没有实际决策的能力。

这种做法让皇帝非常累，也没有时间玩耍，除非有人帮他批，可是一旦这样做了，也就手中无权了，清朝皇帝又不利用太监，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兢兢业业朱批。而且，由于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给他上课的老师都是一些老学究，所谓的儒家大师，这些大师对于传统儒家哲学颇有研究，但是实际行政能力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自然也就没法培养出行政方面的人才，比如某地发生洪灾，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救灾，如何协调指挥，儒家经典里面可没有这个方面的内容，只有一些场面话，官腔，如果用这些话来指挥，肯定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清朝政府的总体决策水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确实比较堪忧，特别是表现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咸丰帝。咸丰帝总是被人糊弄，自己还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奏折里面净是些没屁用的废话，要不然就是唱高调，或者引用些儒家经典的原文，一点地气也不接，对于真实的事件没有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好的意见，真正的问题处理基本靠各地方大员自己定。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方面糊弄洋人，表现自己很强硬，一方面糊弄咸丰，让咸丰以为这位能臣是对付洋人的利器，还在信中不断的赞赏，只不过洋人不受糊弄，捅破了天才知道这位干吏的真正样子。咸丰还经常把从这处听来的方法教给另外一处，现学现卖，立个贤明的人设（比如晚清后期最被人痛恨的“厘金”制度，就是某官员提出来，咸丰大力推广的）其实真实的水平一塌糊涂。

如果让所有官员都给皇帝上书，皇帝非累死不可，所以只有很少的官员能够给皇帝上书，别的官员只能让别人代呈，因为是皇帝直接看，有的上书就很像信，比如曹寅给康熙皇帝写的很多奏折，写自己在江南的见闻，还有自己家里的很多事情，曹雪芹的父亲后来也可以给皇帝上书，光知道汇报工作上的事情，还被康熙批评了，说你应该多说说自己家的事情，如果不介绍这些，我们两家人的关系就远了，我们两家不仅是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

一般清朝的皇帝都会面临着批奏折的痛苦，每天都是批不完的奏折，几天不批奏折就会堆积如山。大部分奏折其实并不重要，大多是请安折，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下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清朝历代皇帝批示的“知道了”这句话的周边产品，皇帝的大量时间都花在跟各个地方大员插科打诨之中了，但其实有价值的奏折，并没有多少，（参见上文里康熙皇帝对曹雪芹父亲所说的话，假设奏折里都是些家长里短，所谓的勤政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对于皇帝各个有意义，但是对于国家，关系不是特大）皇帝也没有得到锻炼。

清朝名声最不好的皇帝，咸丰，最开始也算是兢兢业业，但是被洋人整，被官员整，被太平天国整，被弟弟整，所以后期的咸丰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史书上说“醇酒美人”。然后把自己三十岁时候折腾死了，咸丰他的奏折部分是自己看，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让慈禧帮他看，慈禧于是学会了如何批奏折，比如在奏折上掐手指印标注，这些以后慈禧用上的技巧，都是咸丰皇帝教的。慈禧帮着皇帝批奏折，咸丰于是有时间在颐和园玩”五春争宠“（五春里面也包括慈禧，当然是在慈禧不批奏折的时候才能和皇帝玩耍了）、看各种各样的京剧，据说，咸丰皇帝自己也能唱上几段呢，这个直接造成了慈禧以后也沉迷于京剧，京剧也从地方戏曲一跃成为国粹。

而同样不用批奏折的同治皇帝，也没见得比明朝那些皇帝好到哪里去，各种野史里面记载，恭亲王的儿子带着同治皇帝出宫玩，当然野史说同治皇帝去了八大胡同，还得了梅毒啥的，大家听听就得了，但是即使没有逛那种地方，随便的化妆出宫也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情。

由此可见，有人帮你干活，你的位置还十分稳固，你会选择怎么做？当然是自己玩啦，如果根本没有机会玩，当然只能工作啦，有人帮你干活，你也会玩的很疯狂。

这是制度决定的，并不是明朝皇帝都素质比较低，或者天生就喜欢荒淫啥的，我最见不得把制度的问题归结于某个人的道德品质。

就写到这儿吧。。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的后半段历史，和中国近代史高度重合。而中国近代史，又是需要用来塑造共同记忆的重要资料，具有高度敏感性。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谈及那段历史时，都会进行取舍，宜粗不宜细。所以，才会让你产生这样的错觉。

举2个例子：

谈到鸦片战争时，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大骂英国侵略者，再是怀念关天培、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批判清朝时，往往只是闭关锁国、愚昧无知之类的，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的词。至于彼时清朝的道光皇帝，他具体究竟在干什么，恐怕根本不会有人会去关心。

同样的，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大骂英法联军毁灭了圆明园，大骂沙俄夺走了外东北。但是，对于彼时清朝的咸丰皇帝，他几乎就是一个透明人。咸丰的所作所为，也几乎不会有人会去深究。

但是，如果把当年的史料细读一下，那么就会发现，这两个人，已经不能用奇葩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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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道光：

鸦片战争开战前，拿出茶叶和大黄去威胁英国人。

此外，道光在战争期间还多次下旨，让手下的人去仿制几百年前的明朝火器去打英国人。从200年前，天启年间的《火器图说》，到300年前，嘉靖年间戚继光的虎蹲炮，再到400年前，永乐年间的《火龙经》，甚至连500年前元朝的火炮都拿出来了。

当然，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干出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是全国性的抓捕“汉奸”。“逆夷猖獗，全赖汉奸”。在道光眼里，真正的敌人根本就不是英军，而是他认为的“汉奸”。而且在他脑子里，全国上下遍地都是“汉奸”。

所以，爱新觉罗·茶叶圣君·大黄主宰·考古大师·汉奸杀手·绵宁，他够不够奇葩？恐怕此人已经不能用奇葩来形容了，绵宁就一个高龄精神病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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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道光，再来说说他的儿子咸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最关注的东西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开放通商，甚至连火烧圆明园都不是重点。

在他眼里，最可怕的是“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其中后者的可怕程度，又远超前者。

战争后，最令咸丰愤怒的事情，也不是圆明园被毁，而是“夷酋面见朕弟”。

为了公使驻京的事，咸丰主动把外东北送给了沙俄，妄图让沙俄去劝说英法联军。

为了亲递国书的事，咸丰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把巴夏礼这个英法派过来的交涉人员，当作谋首扣押。清军扣押并虐杀巴夏礼使团，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

哦对了，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后，还在园里发现了咸丰的小爱好。

野史里一直有记载，咸丰特喜欢小脚的汉人女子，为此，他在圆明园里偷养了一群供他玩乐。这件事情，被英法联军给抓包了。

当然，和他爹一样，咸丰眼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也是“汉奸”作乱。都是刁恶“汉奸”唆使，把原本恭顺的英夷和法夷，给狂暴化了，才导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

所以，爱新觉罗·公使抵抗者·国书解放者·清俄友好·识破谋首·金屋藏娇·汉奸杀手Ⅱ世·奕詝，他够不够奇葩？这人和他爹一样，也是一个高龄精神病巨婴，患病程度怕不是还要更严重。

“”此乱命也！”是哪朝的事？

戊戌—庚子国变期间。先有光绪作死，一天一百道上谕。后有老佛爷发疯，怒宣全世界。期间帝后的一系列骚操作，槐宗崇祯大帝都自愧不如，惟有靖康年的徽钦二帝勉强可与之媲美。

康雍乾之遗泽，至此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