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都司归山东巡抚管辖吗？（第1张图怎么解释）？ 第1页

明朝辽东与山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能简单地说管辖与否，而且还得分时间来说。

但就本问题“辽东都司归山东巡抚管辖吗？”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辽东都司从来就不归山东巡抚管辖。

但是，辽东部分地区在某些特定时间是属于过山东行省（洪武九年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的，比如明初洪武年间，并且那个时候，辽东还存在少量的府、州、县，比如辽阳府、金州、海州、复州、盖州等，他们就是属于山东行省（布政使司）。但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山东巡抚”这个差使。

而题主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我估计是题主对明朝的“巡抚”这个“官职”或者差使有一定的误解，或者对都司、布政司辖区也不太了解。

明朝的巡抚辖区和省（布政司）辖区、都司辖区并不一定重合，XX巡抚的辖区多大，得看朝廷具体是怎么跟你分配的（有时候可能得精确到县）。

譬如：山东巡抚就一定能管辖山东布政司所辖的六府吗？

并不一定！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从山东巡抚辖区分离出登州和莱州二府，作为“登莱巡抚”的辖区。这时候山东巡抚连狭义上的山东省都管不了。

同理，湖广巡抚就能管辖整个湖广布政司的军民政务吗？

也不一定，在某些时候，湖广布政司这块区域内，存在“湖广巡抚”、“偏沅巡抚”、“郧阳巡抚（抚治郧阳）”、“承天巡抚”四个巡抚。

就不说九边重镇那些边疆地方了，内地也存在不少非省区巡抚，比如“苏松巡抚”、“安庐巡抚”、“南赣巡抚”等等。

所以你首先得弄清楚“巡抚”这个职位。

“巡抚”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总管一省政务，巡抚之名由此始。但这是绝对的特例，也最好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官职，这就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差使。巡行地方，抚治军民。

明永乐（1403—1424）年间，派遣都察院都御史，御史及其它各部院特委官员，到各地总督漕运。为完成任务，这些官员被授权统一指挥“三司”长官。以后朝廷屡屡派遣京中官员巡行地方，这已经有现在我们所认知的“巡抚”的影子了，但这时到地方上巡视的朝中大臣，都是临时派遣的，事毕复命。

宣宗宣德年间，朝廷命胡概巡抚苏松两浙，江西，河南等省也陆续专设巡抚，地方三司官员也奉其号令，巡抚就由临时差遣转化为常设地方的封疆大吏。从巡抚某地变成某地巡抚，性质有了根本性变化。明中叶以后，相继出现“巡抚某地兼管河道”的官名，简称巡抚。

巡抚本身就是凌驾于地方三司的中央官员，它侵夺了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的权力。

而山东巡抚最早设置是在明正统五年（1440），山东巡抚的全称是“巡抚山东等处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

山东巡抚的职权及管辖范围：

正统五年始设巡抚，十三年定遣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加督理营田，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军务。

山东巡抚主要负责兼管全省的河道漕运事务，考察省内各级官员，审理重大案件，掌管省内军事，以及治安，财政，河漕等工作，全权负责山东的军政事务。

统武定兵备，济宁兵备，曹濮兵备，沂州兵备，临清兵备，青州兵备，登州分巡七道，山东布政使司之济南等六府（即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山东都司之济南，兖州护卫等十八卫（即济南卫、青州左卫、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平山卫、东昌卫、临清卫、任城卫、济宁卫、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成山卫、靖海卫、威海卫、兖州护卫），诸城等十八所（即肥城千户所、诸城千户所、胶州千户所、濮州千户所、滕县千户所、东平千户所等）。

如上所述，山东巡抚并不管辖辽东都司的军政事务，辽东都司与山东都司在设置上也是平级的，他们从衙门建制上，都属于五军都督府，而布政司是另一个系统。而巡抚管辖的范围，也不受布政司、都司辖区的限制。

而且辽东巡抚设立的时间比山东巡抚还要早，始设置于正统元年，那个时候在山东布政司辖区范围内，民政归左、右布政使管，军政归山东都司的都指挥使管，司法归山东按察使管，山东巡抚又怎么去管辽东都司？

至于题主贴的图一，我真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辽东那块地方通过辽西走廊和北直隶相连，而山东则以虚线和南、北直隶、河南隔开，有什么问题？

虽然辽东都司不归山东巡抚管，但山东与辽东，从明朝建立开始，关系就非常密切，可以说辽东是渐渐从山东中分出来的。

明代山东与辽东的关系，有人专门做过研究，我截取部分内容再添加一些东西，整理一下贴出来。

（出自：明代辽东一山东地缘关系研究）

首先，在明初可以说辽东就是隶属于山东的。

洪武四年，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从海路送来降书，于是明将马云、叶旺率领军队从山东登莱渡海北上，从辽东半岛南端首先打开缺口，然后向北方和西方推进，逐次将辽东各地纳入明朝治下。

由于明朝军队入辽之后首先以辽东半岛南部作为立足点，所以明朝在辽东设置卫所的方位顺序基本上沿着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的趋势进行。

第一次集中设卫的阶段是洪武四年到洪武九年间，设卫的地点是辽东丘陵区，即北至辽阳，南至旅顺之间，以千山山脉为主体的地理单元。

最先于洪武四年设置定辽都卫；六年复置辽阳府；八年，定辽都卫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在定辽中卫（即辽阳府城）；十年，废辽阳府、县，只留卫所。

这一阶段是明军在辽东扎稳根基的时期，主要活动范围是辽阳城和金、复、海、盖,即后来所称的“南四卫”地区，六年间共在辽阳城设置了定辽中、左、右、前、后五个卫，金州、复州、盖州三个卫。洪武十四年又设立海州卫，使此地区的军力配置体系更为完善。

与此同时，明朝在辽东地区仍然有几处府州县，跟军事卫所是不同系统，他们直接属于山东行省，前面也说过：

洪武六年，复置辽阳府及倚郭辽阳县，属山东行省，洪武十年废辽阳府及倚郭辽阳县；
洪武五年置金州，属山东行省；二十八年废；
洪武初年复置海州，属山东行省，二十八年废；
洪武五年复置盖州，属山东行省，二十八年废；
洪武五年置复州，属山东行省，二十八年废；

第二个时期是洪武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在辽北山地区进行的集中设卫。平定纳哈出集团前后，设卫由南向北逐渐进行，其范围是沈阳以北，以长白山支脉、吉林哈达岭在辽宁境内的延伸部分为主体的地理单元。

洪武十九年先在沈阳城设立了沈阳中卫和沈阳左卫，平定纳哈出集团之后，又在沈阳到金山之间先后设立或者迁来了铁岭卫、三万卫、辽海卫，开原城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第三个集中设卫阶段发生在从洪武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之间的辽西地区，即沿辽西走廊一线设立。

由于平定了纳哈出势力，辽西走廊不再受到来自北方的残元势力威胁，才有可能在辽西地区建立完整的军事戍守体系。

这一期间共设立了义州卫、广宁卫、广宁中、左、右卫、广宁中、左、右、前、后屯卫共十个卫，到宣德三年时又增设了宁远卫。

明军初登陆辽东时，当地历经多年战乱，农业基础薄弱，屯田又未成规模，不能满足大军需要，因此军需粮食几乎全部仰给东南太仓一带，而棉衣等物则需从山东、山西等地调运，连辽东都司所属衙门的印信都要由山东制造，然后渡海送来。可以说此时的登辽海道是辽东与内地之间的唯一交通道路和后勤运输线。可见正是这条海路的存在,使得明军能够对辽东进行最初的控制和经营。

洪武初是辽东与山东之间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两地交流频繁，“丰歉有无，彼此两利。”不但辽东的军事后勤供应由此得到充分保障，山东沿海地区也获得了繁荣与发展。

除了海运粮晌冬衣和卫所设置之外，辽东卫所军户也主要来自登莱。元末战乱之后，辽东土旷人稀，因此参与占领辽东的山东籍军士多被安排在当地，他们的家属也渡海到达辽东定居，进行最初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这时的辽东各卫所中究竟有多少山东籍军士，己经很难给出具体数字，有确切的记载是洪武六年底，定辽右卫刚设立时，调来屯守该地的就是“山东诸卫军马”。

定辽左卫初设时，人员是五千六百名青州土军，而定辽右卫初设时则是五千名莱州土军。洪武十九年八月设置的沈阳中、左二卫，也是将指挥鲍成领原将河南山东校卒一万三百二十人分隶而成。

辽东隶属山东的行政关系

洪武年间，由于辽东与山东关系的密切，行政上就出现了隶属山东按察司与布政司下辽海东宁道的设立。这是明代辽东地区管辖的一大特点。

由于主管辽东民政的辽海东宁分守道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主管辽东监察的辽海东宁分巡道隶属于山东按察司，因此在当时人看来，辽东地区是隶属于山东管辖的。

明朝立国之初，内地遍设按察分司，但是各沿边卫所尚未被纳入按察体系中，直到洪武二十九年十月，在兵部尚书茹常等人建议下，全国的按察分司被调整为四十八道，各卫所才被纳入其中。

在这次调整中，辽东都司下属的二十五卫被编入山东按察司下属的辽海东宁道。

辽海东宁分巡道的设立，使辽东与山东之间开始有了行政制度上的联系。而到永乐年间，山东布政司下属辽海东宁分守道的设立，则标志着辽东都司的行政正式纳入山东管辖之下。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辽东隶属于山东的政区设置现象。

对于这种设置的初衷，时人和后人看法都很一致是登辽海道将两个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全辽志》记载辽东巡按周斯盛言：“国家建制之初，以之辽东隶山东者，止以海道耳。”

后来的山东巡抚王在晋也在《三朝辽事实录》中称：“洪武辛亥，辽地以渡海定辽之故附山东。”

顾祖禹也回顾说：“辽东隶于山东，亦以登、莱海道。”

辽东都司从“军管”到“文管”模式的转变

登辽海道对明代辽东一山东关系最大的影响，当属其直接促成了辽海东宁分守道与分巡道的设立，即辽东地区民政、司法事务归于山东管辖。那么在实际运作中，明代辽东都司是否确实处于山东管辖之下？

从当时的制度可以看出，明代一级政区的管理与宋代类似，都属于一种“复式管理模式”。它将地方一级政区的民政、司法、军事三种权力分置于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掌握之下，三司辖区也不完全重合。

在辽东地区的管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主管辽东民政的辽海东宁分守道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主管辽东监察的辽海东宁分巡道隶属于山东按察司，但辽东地区主要的管理机构—辽东都司却并不隶属于山东都司，它与山东都司皆隶属于左军都督府，两者是平级机构。

虽然明人提及辽东时往往称“辽东隶于山东”，在《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总志和著述中，辽东都司下属地区也会被置于山东布政司之下的目录中。但如果从明代辽东的整体发展和实际情况来看，辽东与山东更像两个相对平等的政区。

如果包括山东布政司在内的两京十三布政司可以被称为“一级政区”，辽东都司也应该被视为一个“准一级政区”。

辽东都司管理体制与内地十三省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军管型政区”。

这一提法出自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一文，精准地体现了明前期辽东都司的性质特点：辽东都司掌管当地一方军政，属下的各级行政单位是辽东的二十五卫及其下属的千户所和百户所，相应的官员系统是都指挥使和各卫指挥以及其下的千户、百户。

这种“军管型政区”由都司卫所管理军户，有别于内地布政司一府一县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明初辽东稳定地方局势和恢复重建阶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卫所屯田既可以自给自足，解决辽东将士的军食问题，也巩固了明廷对辽东的控制。

但当明朝开国时的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建设状态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卫所、屯田制度逐渐衰退，“军管”模式逐渐显露出许多问题，最后甚至成为阻碍和破坏辽东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体制上的缺陷，从辽东都司初建之时起，明廷就采取了各种方法对其管理体制和官员系统中的漏洞进行弥补。

从整体情况来看，明代辽东都司管理体制上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表现为由“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的过渡。

其次表现为地方行政机构“两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一水之隔的山东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促成增派山东官员的是粮储管理问题。

辽东仓粮原本归各军卫管辖，缺乏必要的监督，因此各种弊病日渐增多。正统十二年，辽东以储备难以理清为由，申请增加一名山东按察司副使在当地提督出纳。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辽阳税课司改隶于山东布政司，同时按照巡抚李纯的建议，将辽东二十五卫库全部划归山东布政司管辖。景泰三年，又添设了山东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官员各一名，在辽东整理边储事务。但其中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直到成化年间，辽东的粮储监督问题仍然是“干涉军职，难于行事”。

其次是吏法问题。

由于辽东各卫指挥系世袭出身，很容易在当地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肆意横行，违法难究，到成化初年，“军职多务奸贪剥削，军士受害，不胜坯弊，甚至不顾名爵，偷盗赌博，无所不为，虽被告发，止是罚赎”。

吏法的败坏，固然因为世袭武官在当地势力稳固、难以彻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辽东地处边疆，为了避免巡抚在地方上职权过大、独断专行，使军职与文职官员互相牵制，未予辽东巡抚黔险武官的权力。

这使得都指挥以下人员越发肆无忌弹，即使有“为事充军者，遇赦俱得复职，以此稳恶不俊。”

成化十二年，辽东巡抚陈钱奏称辽东“各卫士卒迎诉军职者往往而是……诣广宁诉告都指挥以下不法者尤多。”他希望能够援引前任都御史彭谊的事例得到敕命，对有罪的都指挥以下军职人员进行逮问。但兵部认为，虽然巡抚有监察权力，而且“军职有罪，不行勃奏，止以情罚之，固非所宜”,但像“逮问方面军职”这样的大事，仍然应当向上请示，不能专擅。事情报到明宪宗处，宪宗认为“人臣不得专擅威柄，虽有一时假以权宜者，非常法也。”因此彭谊的例子不能成为制度。他还认为，陈钱想要径行执治都指挥以下军职人员，“是欲专擅威柄邪”，于是“所请不允。”

在这种情况下，立国初期对辽东稳定发展曾起到过重大作用的“军管型政区”模式，终于演变成了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辽东地区的管理模式开始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但这种转变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完全结束。

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辽东一直处于一种“军管”与“文管”混合状态中。这种状态的特点是辽东都司的基层管理机构，即卫所以下系由各卫指挥和千户、百户进行“军管”，而在卫一级机构之上，则是由各级进士出身、戴衔山东的官员进行“文管”。

在“文管”官员系统中，位于最上层的是督抚。自洪熙、宣德始，明朝文官的地位普遍上升，武将地位下降，内地和边疆遍设提督、巡抚，以应一时之急。辽东边疆事务繁多，提督、巡抚设置后不能撤回，形同定制。

而在此变化过程中，辽东都司的实际权力也逐渐从都指挥、总兵官转移到提督、巡抚手中。

辽东中级文官的增设从嘉靖年间开始密集进行。当时辽东都司增加了大量介于巡抚与各卫指挥之间的二级官员，他们多为山东布、按二司的分守和分巡官员、兵备道，以及辽东行太仆寺卿和苑马寺卿。这些官员组成了辽东地区道一级中层管理机构，建制日渐齐全,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辖地、治所。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这一级宫员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全都是进士出身，而且全都加山东布政司或者按察司衔。在这一级官员之上，是同样进士出身、名义上属于都察院系统的提督和巡抚，在他们之下，是属于辽东都司系统、世袭出身的卫所官员。

所以到嘉靖后期，一套完整的辽东中上层文官管理系统己经建立起来，并凌驾于卫所之上。与此同时，明初全权管理辽东的都司官员职权削弱，成为只管卫所事务的基层官员。

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源于明，“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的意识背景，后来者不能对开国时确立的制度轻易改动。

其次，辽东作为一个军事区域，在周边威胁未得到解除的情况下，不可能将卫所改为州县。

因此只能采取弥补缺陷的办法，凭借洪武年间己经确定的山东按察司监督辽海东宁道这一规定，利用辽东原有的布、按二司和太仆、苑马二寺官员设置，使其戴山东宪职，对辽东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监管。

这在客观上也使“辽东隶于山东”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山东巡抚王在晋所言“齐辽接壤，戍于辽者待食于东省，官于辽者带衔于东省。”

在这些戴衔山东的辽东官员中，早期多是直接调山东官员往辽东任职。如隆庆三年时升山东莱州知府为辽东行太仆寺少卿，万历六年调山东登州知府任辽东行太仆寺少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以外的官员调往辽东任职的现象逐渐增多。如万历十七年时的升山西副使为山东右参政，管辽东苑马寺事，兼金复海盖兵备等。

虽然辽东已经建立起了中上层文官系统，但当地的基层官员仍是世袭卫所武官，与内地县令不可同日而语。辽东都司的管理模式处于一种中上层“文管”和基层“军管”相混合的状态中。

虽然道职可对卫所官进行监督，但具体到基层事务时，仍然是“以本卫指挥管理本卫军民事，人多亲故，动辄阻挠”。这也使得辽东都司基层卫所中的弊病未能得到根本改变，成为明代中后期辽东管理混乱、屯田废驰、武备不修、军士大量逃亡的重要原因。

万历年间女真势力兴起之后，沈德符曾经建议“将辽地改为郡县，使文吏得展其才，专其责，且使武弃亦严，刀笔吏不敢态横如旧时”，未能获准。是时辽东积弊已深，各种利害关系纠缠难解，虽然需要用“文管”方式具体处理，但当地却缺乏“文管”的基础和相应的官员配置。如果猝然改卫所为府县，触动各方利益，不但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还会造成地方的不稳定甚至混乱。这对于形势严峻的辽东地区来说，是很不切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