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汉学家连现代汉语都讲不好，还研究古代汉语？ 第1页

蒋介石（韦氏拼音Chiang Kai-Shek）先生的大名，被无厘头地整成“常凯申”，让这个绰号从此替代“委座”一词行销海内外，是当代中国文史学界的一个经典笑话。

这个闹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王奇教授。她算业界名咖了，2008年出了一部专著，题为《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依然故我地堂哉皇哉。但就是这部鸿篇，因为“回译”不慎与学养太陋，不仅将“蒋校长”的大名玩出了新花样，各种低端错误更是花团锦簇——以至于当我听说，3年前因遭遇电信诈骗被撸去1760万元而再上热搜的“某清华教授”就是她时，刹那间竟有幸灾乐祸之感。

此事见诸报端后，不断有吃瓜群众感叹，百年清华光辉的学术传统，真是有枝枯叶败之状了。但问题是，这岂是某校某人个案，“常凯申事件”实是当代大陆学者不争气、大搞滑稽事之一显例而已。实际上，要不怕自揭疮疤，近些年诸如此类的学术荒诞秀，那是既低端又层出不穷，而且基本都是“大牌教授”粉墨主演。

这里面，有北大教授把孟子混成“门修斯”的，有南大学人将孙子及其《孙子兵法》搞成“桑卒的《战争艺术》”的，有同济哲学系大佬认毛先生名作《念奴娇·昆仑》为“作者昆仑”的，还有著名博士出书，硬生生把中山大学英文校名“Sun Yat-sen University”介绍为“双鸭山大学”的，搞得人家师生至今常搬来自嘲。我还当场听过，某著名“大师”，张口就说“春秋时的齐桓公是齐宣王祖先”的，但依然不妨碍他是顶级名校的“国学院院长”。

这些例子，都是中国当代学术圈，那么一大帮学者，衣冠光鲜头衔吓人，却几乎不学无术一皮再皮的经典案例。

这些笑话，沉吟起来，其实根本不好笑，反倒显出了我们眼下学界的一种可悲性。

它们多少印证了，国内学界尤其是文史圈的一个难堪“共识”：民国后出生的几代本土学者，大体都生活于文化断层时期，旧学根基不稳，西学又浮光掠影，整体功底与成就，到国际上是拿不出手的。诸如复旦葛兆光先生这般，勉强有点“资格”，能与人家“对话”也还能被接纳的，环顾海内看有几人？

这并非咱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现如今，业内普遍认为，研习中国文化，最强高手聚落并不在大陆，而是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在港台，甚至连了不起眼的韩国都迎头赶上了。一个已被证实的著名段子：在日本，汉学家们只订阅《考古》、《文物》等两三种登有“第一手材料”的期刊，几乎从不看大陆同行们所写论文与著作，因为他们轻鄙，认为不值一顾。北大陈平原文章也说过，有位德国教授很直率地告诉他，自己学汉学30年，未曾买过1本中国学者的作品，“我只买你们的资料集”。

是的，事情由此变得特别诡异而荒诞：表面上，早在2010年，就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每年的学术论文生产总量，就已超越美国，霸居世界No.1，但是被引用率却排在100名之外。这数据到底是一个喜讯呢，还是个莫大讽刺？难不成真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国人最擅这一条”？

已故名学者饶宗颐

大概也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学术界，就有了一个很怪异的状况：研究中国学问，几乎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坐镇最高端席次的，基本都是海外汉学家。“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太多蓝眼珠黄头发的洋人，竟赫然成了中国学界iso9001质量认证的宗主，岂非咄咄怪事？譬如，我们的学林泰斗饶宗颐先生，何其自负何等人物，竟也会因被日、法某汉学家夸赞几句，就喜不自禁写进回忆文章，以为无上光荣。细想，这到底是他个人的荣光呢，还是中国学界的耻辱？

学院中人，应能体会我所说这些，绝非夸大其辞：试看我们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各类学术资格或荣誉认定，哪一回中国学者不是如龟孙子似的，屁颠屁颠鞍前马后，惟海外汉学家马首是瞻的？

在我看来，承认不如人家并非坏事，能进而冀望迎头赶上更该鼓掌，道理不言自明。但问题是：对内过度自卑，于外过份迎合，又何尝不是走上另一种极端的扭曲之路？

本来，卑己自牧膺膺服善，永远向更权威、更强者取经，确是学术进益的一桩法门，无需置辩。但是，这种推崇一旦过了分寸，内傲外谄，只唯洋人是尚，都到了有失自尊的地步，肯定是不正常的，是缺乏常识、缺乏判断能力的病症显现。实际上，近些年来，我们的学术圈，不只是推尊无度，连神化汉学家的倾向，都早已若隐若现了。贻笑大方的“外国月亮论”阴魂不散，岂不谬哉！

费正清.当代西方中国学的开创者

是的，研究中国学问，海外汉学界有很多优胜处，他们的大学制度、学者待遇、研究环境、治学理念等等方面，足以让我们羡慕不已。汉学家们的勤勉不怠，我们也应表钦佩，理当致敬。整体水准上，对方的汉学研究，比咱们更严谨、更有开拓性、也更具公信力，这也差不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人世间的所有“学习”，都不该是照单全收的，更不该神化的。对待汉学界，一旦“学习”成了“迷信”，不加思索就认定“外来和尚更懂念经”，甚至迷之谬误地认为，只要是洋人写的东西，就是”好书“，就是“权威”，就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显然是不足为法，更是不足为训的。这一不正常状态，实际也日益引起敏感者警惕。

北大陈平原教授夫妇

葛兆光老早就说，国人对于西洋汉学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取双重标准，搞得洋人拥有“治外法权”似的，很是荒诞。而就在3天前，身居海外的著名学者汪荣祖老先生，更是发了一篇题为《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的万字长文，予以痛批，引发震动。

他认为，“我们在欣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宜一厢情愿，认为海外的研究就比较高明，甚至不辨良莠，尽情翻译，几乎照单全收”。他说，那些“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的外国人著作，我们竟奉为圭臬，是荒谬绝伦的。

名史家汪荣祖

实质上，无需多复杂去想，举出一个事实，就够让我们深思了：现今海外汉学家，排除华裔的，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大多典籍、中文史料甚至都无力看懂，这种能力我们一般高校研究生都不屑收，如何个个“大师”模样，都反成了我们的“老师”？

是的，我们国内教授，是常闹点将老蒋整成“常凯申”之类的学术笑话，不断给吃瓜群众提供揶揄谈资。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低端闹剧，高大上的海外汉学家，又何尝幸免？

季羡林：中国学术何以失语？

如果阅读细致一点的朋友，一定可以胆战心惊地看到，海外汉学家群体，即便是那些最权威、最有声誉的大佬级，也和我们的“王奇教授”一样，屡屡弄出一些“常凯申式”的逸事，令人啼笑皆非。翻这些旧账本，用意自然不是比烂，否认我们还不够好的事实，无非想从侧面讲点事实：海外汉学虽较严谨，但也绝非吐唾沫都是仙露，不必神化，不要迷信。兹记忆所及，随手举例数则如下：

比如Jonathan D. Spence（即史景迁）：

耶鲁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史景迁，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国内公众中也大名鼎鼎。他不仅因长相酷似肖恩·康纳利而得“汉学老王子”徽号，更可说是西方当代汉学圈，于史学方面的头牌人物。

他著述等身，迄今写了大量中国史相关著作，亦庄亦谐，趣味横生，也陆续被引进大陆，风行海内外。但就是此等人物，这样的汉学大咖，研究方向又是中国古代史，却看不大懂中国古籍，阅读文言文要连蒙带猜，以至于作品中太多愚不可及的错误赫然纸上。

比如，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会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成“与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意义很浅显，就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有如鼠饮”。比如，他会把朱熹的《通鉴纲目》理解为“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似乎完全不知道这是一部常见书。

比如，他的《康熙与曹寅》，考论曹寅生平，论据居然可以抛开史料，那《红楼梦》这等“小说家者言”作推论——史大佬，《红楼梦》作者是谁都在争的你死我活嘞，咋能这么公然违悖史学家基础守则的呀。比如，他似乎完全懵逼西湖的岳王坟是干嘛的，竟理解为“古代越王们的墓”。太多辣眼睛的字眼，真是一行接一行，扫之不尽。

他的大作，我闲来也总会翻看，但也常常疑虑，史老人家当年是否也是贿出650万美元，被耶鲁大学东亚系录取的？

比如Stephen Owen（即宇文所安）：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是如今国际汉学界，最享盛名的唐诗研究专家——我们的大教授蒋寅先生还说“宇文所安开创唐诗史新范式”云云。可就是此等大师级人物，所出作品不可理喻的也不知反几。

宇文所安，1946年生，现哈佛东亚系教授

比如，他的名作《追忆》一书，李贺的名句“我寻平原乘两马”，“平原”二字他都能理解为“level plain”，国人一看就即知是指“平原君”；而论及沈复名篇《浮生六记》，其中一句“卵为蚯蚓所哈”，乃吴言吴语，意为小男孩穿开裆裤蹲看草中虫斗与癞蛤蟆吃虫，竟然被宇文先生这“老司机”理解为人家小屁孩在“自慰”：“当他在花园里自渎的时候，阳物为蚯蚓所哈”。这不是比“常凯申”还扯犊子么？

看他的大作《晚唐》，似乎于唐代最基本常识都缺乏，竟然唐文宗年号“开成”理解为“完结的开始”；张祜的名诗《到广陵》，最末句“不堪风月满扬州”，生生被他记录为莫名其妙的“不堪明风满扬州”；到了《初唐诗》那本，荒诞似乎更变本加厉了，沈佺期的《入鬼门关》一诗，“昔传瘴江路，今至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竟因“土地无人老”这句，把“鬼门关”理解成为了“仙境”，我当初看到差点挖掉自己眼珠。

著名的“北大才女”、“神童”田晓菲教授

若得赐机会，我真想请教下宇文大师，难道您在写这些猫屁不通的东西时，您那真正博学多才的妻子田晓菲教授，都懒得查阅一遍吗？

再比如前些年，一个海外汉学界更怪异的笑话：

汉学界那些人的那些常识性错误，几乎是说不完的。太多谬误，因为太平常，实在不必承认是吹毛求疵。

中国学界何以落后于外，是王国维、傅斯年时代就盘旋的追问

比如慕唯仁（Viren Murthy）将《史记》译为“Book of History”，不知这早为《尚书》译名；比如，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写《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能将湖南写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将成语“拔乎其萃”译作“离开他的亲戚”（apart from his kin），把“不容于尧舜之世”译为“不能容忍尧舜那种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似乎连尧舜是何许人也都不晓得。

日本汉学界够顶牛了吧，可他们的顶级学者，依然笑话连连。某位大佬，竟然把唐代景教文献中的“移鼠”二字，望文生义地理解成“移动的老鼠”。而对于研究唐史兼宗教学的人来说，“移鼠”压根不难懂，而且是常识，无非就是唐人“耶稣”的音译。诸如此类玩笑，汪荣祖文章也多有论列。

永远有更为滑稽的。话说2008年，德国一等一的马普研究院 (MaxPlanckInstitute)，出版院刊《马普研究院期刊》，爱心弥满地专门弄了一期中国专题。可在这一期，似为了更“专业”地附庸风雅，院方将有着五行中文字的一首“古诗”，华丽丽印成封面。结果一出刊，汉学界大哗然。

德国《马普研究院期刊》封面

何以故，因马普研究院所取这几行中文字，原来是来自儿童不宜场所的传单。该诗是这样的：“重金礼聘长驻日场，KK加美主任亲率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即日登场”。

最后，研究院公开致歉，称“对于中国汉字蕴含的相关深层意义，不是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士，实难马上意会”云云。呵呵，咱们的“常凯申”终于扳回一局。

以上所谈的这些学术笑话，都是不可一世的海外汉学家们，也会频频出现的一些难以理解的错误。诸如此类，也确实不是这么几则而已。有心的朋友，高明的人士，只怕都懒得说了。

以钱钟书、陈寅恪之大才，生前都念兹在兹欧美、日本汉学界压迫力量

当然，我们也需明白，这些纰漏，终究只是一些零星失误，洗垢求瘢则不必，更不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学术地位与贡献。我特意强调，私心也仅是想论证一个同样该是常识的学术伦理：对于海外汉学家，我们是应继续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可也不必只懂抬轿子，一心抬他们上“神主牌”，一味地磕头捣蒜。

老话讲，学术是天下公器，任何学者，不分国界、不分领域，在各自精益求精的同时，也当有审视“他者”之心胸、辨别“良莠”之能力，优秀者固然要好好学习，可不经之谈也无妨无情丢弃。这是所有以学者自命者，都当有的“自我修养”。

也就是说，我们学术上，要善于学习强者，但不要陷入迷失自我，没有尊严的歧途，不该盲目地“崇洋媚外”。如果真需要有崇和媚的地方，也应当是“崇优媚好”。即不分人种、不分国度、不分地位，只就事实与成果说话，只要人家做得好，就虚其心讨教吧。

所谓“中国”，是文化中心之国

大道理是浅显的：自大，可能是自毁；但自卑，也是在关门自戕。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应该还剩有这份清醒，与分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