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名声不太好,但总体上是被黑过头了,这本史书优缺点都比较突出。
欲抑先扬。晋书最大的优点是资料比较丰富,毕竟盛世修史,官方集中人力物力编的史书在资料齐全方面是有保障的。有了晋书的存在,三国末期至两晋的历史脉络都比较清晰,志部分的价值不用赘述,这是研究魏晋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因为三国志虽然名字里有个志,却没有志也没有表,因而晋书里的各种志对于魏晋时期的制度研究就显得尤其珍贵。三国时期在地理和官制方面变动较大,晋书和宋书很好地填补了三国志在这方面的缺憾,比较可惜的是两书主要以魏国的内容为主,少有涉及吴蜀的地理官制变化。此外晋书对于异族的记载也足够丰富,由于十六国春秋的亡佚,因而晋书成为了研究十六国时期异族政权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另外则是晋书比较公正客观,一帮唐朝的君臣也不必靠吹捧晋朝来给自己提升合法性。所谓以史为鉴,不带感情色彩地把事情记录下来是很值得称赞的。你说晋书吹司马懿俘斩万计,但人家也不避讳死诸葛走生仲达,晋宣帝又如何,我犯得着怕他?
至于缺点,和晋书的客观也密不可分。相比带有明显私货的前四史,晋书显得比较没追求,有点咸鱼式修史。晋书的作者多达二十多人,水平参差不齐,拿工资干活,普遍都是四处拼拼凑凑,完成任务就算了事。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晋书的编撰时间太短,唐太宗贞观二十年才下令修晋书,很大目的是为了给太子李治作治国参考,房玄龄等人花了两年时间编完,然后太宗在贞观二十三年就驾崩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自然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对内容精雕细琢。
晋书的客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作者懒得吹谁也懒得黑谁,你看范晔写后汉书时对光武帝宛如迷弟一般,再看房玄龄他们写司马懿,写了许多丰功伟绩后,太宗表示要有点警示意义,于是最后急转弯把外宽内忌、脖子转圈、三马食槽甚至晋明帝哭着说祖先丢脸的事搬了出来,就和学生习作强行在文末点题一样。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晋书的作者大都对晋朝是没什么感情的,他们写晋书不像前辈史官一样有什么人生追求,纯粹就是皇帝老儿让我来干这件事。这导致晋书在写作上不甚用心,常常显得没什么脑子,要批判司马懿一家是吧,那我就把司马懿吓曹操、张春华捅侍女、司马师杀妻子写进来,也不考虑合不合理。这还算好的,更没脑子的是把怪力乱神也写了进来。当然,两年编完一百三十卷,平均六天一卷,能编完就万事大吉,也确实没什么时间来动脑子了。
因为对史料来源不加辨别,导致晋书里常发生自己打自己脸的情况,甚至连同一个人死亡日期都能在不同人传记里写出不同的来。对于人物的评判和行事动机,晋书的作者也常常缺乏斟酌,而是采用一些并不严谨的说法,例如站在事后者的角度说张轨自请镇守凉州是为了搞割据。同时由于资料来源太杂,作者水平有限,因而晋书的可看性也不及以叙事能力见长的前四史。但史料的杂乱以及成书较晚的特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唐人尤其是李世民的史观取向,晋书建立在大量前辈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晋书的记载与其出处记载的不一致,以及李世民本人撰写的论赞,可以推导其政治意图(例如李世民批评司马炎立愚弱的长子司马衷为继嗣是导致国家走向灭亡的主因,便是在为自己杀兄做开脱),这又是晋书的另一种价值。
总体而言晋书是一本价值非常高的史书,也有值得称赞的部分,但它的优点却又衍生出了明显的缺点。晋书胜在资料来源丰富,但又对庞杂的史料缺乏识别能力,作者态度客观,但又没什么明确的个人主张。
因而晋书算是一本缺点很多但还算合格的断代史。
顺带一提,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晋书要为司马家族避讳,觉得晋书里写司马懿父子在战场上叱咤风云都是在美化他们,这属于没有常识的看法。关于司马懿父子的正面描写不过是沿用了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资料,而晋书对司马皇室的批判和揭露尺度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晋书确实有一个避讳对象,这人和司马家没半毛钱关系,而是西凉君主李暠,李唐皇室官方认证的祖先,他在晋书里简直是贤明仁德之主的化身,出场都是自带圣光的。所以啊,尬黑晋书的还是要学习一个。
我觉得《三国志》和《晋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两个极端。
《三国志》惜字如金,陈寿为了尽量避免错误,把许多有关汉末三国的史料全都舍弃,志也不写。
这么做的效果,便是陈寿的正文部分错误很少,但缺点也很明显史料收录太少,后人要想去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会非常困难。
好在刘宋时期的裴松之帮《三国志》做了注,缓解了这个问题,不过即使如此因为陈寿不修志,所以想要了解汉末三国的社会,还要去看《宋书》和《晋书》的志。
我有时候会想要是裴松之当时没有为《三国志》做注,然后到了南梁时期江陵一烧,怕不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陈寿那少得可怜的正文部分了。
而《晋书》则选择和《三国志》截然不同的道路,《晋书》想尽量的多收集史料,以此让其内容丰富。
这样做的缺陷,便是收录的内容就会混入一些神鬼之说或者一些自相矛盾的记载,给人的感觉就是房玄龄修史团队不好好校勘一样。
我认为这固然有《晋书》编修时间紧张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那就是房玄龄等人也是为了“备异”。
备异者,“同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
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时,距离汉末三国有两百年左右了;而房玄龄等人开始编修《晋书》时,则距离西晋已经有近四百年的时间了。
再加上从西晋末年以来,天下大乱,在混乱之中许多书籍都会化为灰烬。
【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
五胡十六国期间,在北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氛围下,想要让一本史书传世尤为艰辛。
前秦于公元394年灭亡,而到了公元417年刘裕入关时,不过二十多年,前秦的史书就烟消云散了,只能待后人修补。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
除了前秦之外,如汉赵、后赵、后燕等国也都有修史,不过时至今日早已不能见其全貌了。北魏时期崔鸿编修的《十六国春秋》在北宋时便已残缺不全,实在令人遗憾。
而在南方,萧绎于江陵焚烧十四万卷书,杨广于广陵焚烧三十七万卷书。
【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
【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於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後代。】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房玄龄等人想要“惩妄”就非常困难,再加上工时紧,于是就导致了《晋书》如今这般有为数不少的错误。
另一方面对于书籍损毁,我想房玄龄这些文人也会感到很遗憾,自从晋末以来,前后有数十人去修晋书,而到了唐朝,人们能看见的只有二十三本,而在其中内容完整的唯有臧荣绪一本。
后来安史之乱时,臧荣绪的晋书也被战火焚毁,我们现在能看到且内容完备的晋书,只剩下房玄龄这一本了。
换言之那些不被官修正史收录的记载,很可能就会随风而去,不为后世所知了。
因此《晋书》收录史料的标准也就没《三国志》那么高了。
有的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有的人追求史料的丰富性,而这两者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的,在我看来陈寿和房玄龄在两者的平衡上都并不太成功。
而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这两种追求,在我看来也没有对错之分,追求真实性,那是对历史的尊重;追求丰富性,那是对知识的向往。
说回《晋书》,虽然该书疏漏颇多,但却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本书,因为要是没有《晋书》,那么后世想去了解两晋这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时,就只能从其他类书找蛛丝马迹来拼图,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最后《晋书》修成时,因为“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而被学者讥笑,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晋书》的史赞冠绝诸史,特别是司马乂、祖逖、刘琨、李矩、邵续等人的史赞,可谓是充满了对英雄的惋惜之情,每当我回想他们的生平,再看着与之对应的史赞时,内心都不免触动。
不愧是唐朝的才子啊。
谢
@俯仰千年邀,sorry懒癌发作,来晚了点。
作为一个从三国史入坑的读的第一本正史是《三国志》,之后挺抱歉的,没按大神们推荐的思路去把前四史都撸一遍,而是直接跟着自己的兴趣读的两本在网络键盘历史家眼中最“臭名昭著”的“秽史”,一本《魏书》,一本《晋书》,前者完本,后者大半。所以对这个问题感觉我应该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反正怎么评价《晋书》这个问题,不如推广一下,换成“怎么用正确的方式看待史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观念问题,这种观念问题比评价本身更加重要。
一、关于《晋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史料来源杂。
如我们所知,晋史的“历史版本”有九家《晋书》和九家《晋纪》,相互之间颇有乖互,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相互之间能够有那么多出入,说明的是史家的不靠谱。但是只能说这样认为的人可能有点高估了史家的节操,或者说也未必是史家的节操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导致“史相”和“史实”之间出现一定的隔阂,这个不管是前四史还是《晋书》,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太多本质性的差别。如何去打破这层隔阂,看的就是读史者自己的功力深厚程度了。
举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粗体字的论点,就是陈寿《三国志》。这还是经过了陈寿的整合的,三家书之间对一个事件的记载和定位都能大相径庭,可以看出经由不同意识形态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到底能相互之间偏离多大,那么距离真正的史实距离有多大,也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陈寿《三国志》是良史吧?然而就连陈寿自己都无法搞一言堂,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史料的竞争,是好事,绝对不是坏事。相互比照,才能得出相对靠谱的认知。
因此十八家晋史的存在,既是两晋南北朝史学自由发展、私修史风气盛行的体现,也给《晋书》提供了多元化的史料来源,这些本于不尽相同的立场、采用不尽相同的体裁写出来的晋史,可以说绝对是唐修《晋书》之福音。
陈寿有三家书还托裴松之的福有裴注,《晋书》来源抛开《十六国春秋》《世说》等等杂史和其他作品有十八家,《后汉书》则有八家。相反来看《史记》和《汉书》,都是只有一家,然而这样两个没有竞争的史书再无人跟他们唱反调相拮抗,搞得后来每提良史必称班马。我不否认这两部大部头对于古代正史体例的开山之祖级别的地位,但是因为没有竞争而无敌于天下的这两部正史,真的当得起【最实录】【最客观公正】的良史的荣誉吗?其实很希望有搞先秦秦汉的历史学博士来解答一下到底迄今为止的出土文物打了这两部正史多少的脸。
我亲友曾经开玩笑,如果匈奴有史书,不知道当今网民眼中到底“强汉”的成色的水货程度又会有几分呢。
二、《晋书》内容的丰富性与权威性
必须强调一点,《三国志》记事的大概年限是从184到280,其中记载比较详尽的时代是190—264,近百年时间,而《三国志》仅有37万字。要是没有裴注。。。而《晋书》记事大约始于正始年间(240),终于元熙二年(420),180年时间,有115万字。可见在记载的详尽程度方面,《晋书》是很有底气的。至于《晋书》对于两晋时代的全面了解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推荐一下朱大渭先生《<晋书>的评价与研究》一文第一节“关于《晋书》的评价”的80年代以后史学部分,私以为还是比较公允的。
我目前见过无脑黑《晋书》最多的群体就是三国迷,尤其是亮迷,不过我就提一点,如果没了《晋书志》,陈寿这个通篇下来只有帝纪和列传的正史会不会让三国迷们抓瞎?没有《晋书志》记录下来的三国尤其是曹魏的典章制度等种种,估计今人想去《通典》翻个《魏官品》都不可得,那研究三国的一头雾水程度可能和看十六国以及北魏前期也不遑多让。看看今天史界研究三国的成果里里曹魏部分为何会占压倒性的分量,除开曹魏史料多之外,《晋书志》记载的主要都是曹魏各个方面的发展沿革,给后来者理清了脉络绝对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反观吴蜀,连吴的中正制(或者说何时开始实行中正制),蜀的察举制怎么运作都一抹黑,蜀汉官制同样也是一抹黑,蜀汉赋税制度一抹黑,吴的赋税制度如果不是挖出了吴简同样也是一抹黑……《晋书志》的价值,显然不需要我多说。
此外,今天史学界做论文,对于两晋史料引用的最多的,依旧还是《晋书》,而且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得出相对靠谱的结论,《晋书》在了解两晋历史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任何史书都有问题,取舍与解读的方式,在于读史者自己。
如果你老是抱着统计史书里名将战绩,找寻一个“没有黑点”“完美人物”之类的目的来读史,看见别传记载了这人的败绩而本传讳败或者别传记载了这人的坑爹事迹而本传专美就破口大骂秽史,或者在看到《宣帝纪》的“俘斩万计”,王猛伐前燕的慕容评四十万大军时破口大骂秽史,那还是省省吧,我没空跟门都没入《宣帝纪》都没读完就能以奇怪的角度大放厥词的人费口舌。这种人吧,一句话,无知者无畏。
《晋书》并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带歪史观,反正要读《晋书》我也建议先读点专著打底,最起码读点什么严耕望《治史三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之类的,教育教育自己怎么读史再说。严耕望说过,通史者不必通经学,懂前四史更好,没懂也就那么回事,反正我感觉没读另外三史的情况下,在形成了合理的史观之后读《晋书》并抓住其中的point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安利一下
@林屋公子 如何阅读《二十四史》? - 林屋公子的回答三、关于《晋书》里的怪力乱神
这个问题说开了也就是一个如何读史料的问题。
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吧说白了就是个思想极度驳杂,内心相对苦闷空虚的时代,本来就容易去相信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加上佛教的因果论,道教的升仙思想啥的一影响,结果你懂的。今天的人当然知道是虚妄的,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信啊,信了记下来不是很正常么?如果你不能穿越回去给他们洗脑不要信这些封建迷信而且还成功了,那再说吧。如果是明知有问题非要怀揣私货抱着别种目的记上去那是古人有错,但是有句话叫不知者不罪,看到《晋书》里很多神怪故事,有头脑的读史者会马上想到这应该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所致,从这一现象他们还能反过来管窥那个时代佛、道、玄、儒思想融错交会、互相影响,乱世政治黑暗民生哀苦造成的精神空虚,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意识形态等等。这种变异了的记载,同样也是一种真实,是反映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真实。要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古代的史家亦是适用。反过来看,拿着这些记载站在后人的角度指责他们为何要满纸神怪故事,不免强人所难、站着说话不腰疼。
至于怎么读这些史料?随便举几个例子。
1.《搜神记》:魏,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去鄢陵,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枝叶扶疏,盖地数亩,不生谷。遣客伐之。斧数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杀四五头,并死。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怡然如旧。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考,白日绣衣荣羡,竟无他怪。
>>SB读史者眼里,读到这段史料第一眼就惊呼荒诞不经、封建迷信、妖言惑众,记录这种怪力乱神记载的作者真是垃圾。
但是一个靠谱的读史者,会第一眼注意到“是岁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这句话。这是汉末时刺史秩级已升至二千石的确凿史料。
2.又《洛阳伽蓝记·城东》: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有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一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这则佛教神话自然是荒诞不经,但是在有功力的读史者眼中,就能读到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南朝佛教好讲经说理。北朝虽许造像建寺,但却不许沿路乞索、得人财物等信息。
3.又如《艺术·僧涉传》: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苻坚叹曰:"涉公若在,岂忧此乎!"
包括其他答主提到的《佛图澄传》的求雨史料,结合《桓玄传》对于伪造祥瑞的种种明确记载,就很容易得出十六国君主喜欢引宗教人物列班朝堂,还搞出乞雨这么一出戏的,其实很可能是君主与宗教领袖们心照不宣的双簧,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愚弄百姓的智商,以达到减少社会矛盾的目的。
4.又比如《温峤传》那个著名的燃犀梗,除开那些什么照见鬼族之类乱七八糟的,可以读出温峤是因拔牙感染而死。
总之还有很多很多的,举这些就是想说,如何抓住史料中的关键信息,完全看你的功力。
连《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是研究两晋南北朝的重要史料,《晋书》这点怪力乱神又算什么?
四、关于《晋书》多采小说
《四库全书》直接开地图炮说《晋书》“忽正典而取小说”,只想说一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古人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一点都不严谨,就能跟着自己的好恶乱放炮的,尤其是明朝清朝这两个朝代的,我感谢他们搞考据搞整理作出的贡献,但是只要他们一下结论,一搞评价,那言论就不忍直视,简直就是厕纸水平。(当然是相对于今天史界的客观成体系的认知而言,实在差得太远了。)
先不说真正满纸小说段子的《史记》为什么他们就不黑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双重标准到底几分。
然后就是南宋还是朙朝有个哥们大放厥词说陈寿多遗事实,裴松之注的篇幅是陈志三倍之类的,然而我们随便百度一下都知道含裴注的《三国志》是66万字,不含裴注是37万字,这人张嘴就来,是不是丢人丢到家?
《四库全书》地图炮《晋书》也是同样的问题,说得好像是《晋书》有官修的史料舍去不用专门用小说似的。
首先九家《晋书》九家《晋纪》《十六国春秋》是小说?唐修《晋书》以此为本,显然这些官史或者史书体裁的著作才是《晋书》最主要的来源。不知道他们怎么就一张嘴就《晋书》大部分是小说了,有统计么?有依据么?我都嫌丢人。至于今天抱这种古人评价大腿无脑黑《晋书》的我就更加懒得说了。
其次他们有没有在十八家晋史记载与《世说》等小说冲突时多采用小说而弃史书的证据?依旧是张嘴就来。
《晋书》里有不少段子都来源于小说是没错,但是像笔记小说如《洛阳伽蓝记》,家训体开山鼻祖《颜氏家训》里面都实录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著名事件,行文、完备性这些当然是及不上史书体,但是这些非史体的著作史料价值都极高。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优越感就觉得采了小说就是低人一等的。
至于《晋书》中小说段子的主要来源《世说新语》,这本笔记小说里的很多段子带入那个场景的时代背景中,代入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的性格中,都是毫无违和感的。有些段子还能考证出确凿的事件背景,证明确有其事。《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同样也是极高的,任何研究魏晋的人都不能不读,否则根本不能说自己懂魏晋。
推广而言,墓志、诗文、笔记小说,各有各的阅读方式,只要你对史料的处理得当,有正确的史观,他们都是你了解这段历史的好材料。现在史界越来越重视“墓志证史”“以诗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因为近代史学界才正确认识了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诗文墓志的价值。
五、关于《晋书》的立场问题
必须说一句,对于本家王朝的史书记载,我真心没见过比《晋书》更黑的,或许《二十四史》里都不会有一部史书像《晋书》这样,直接把从大晋从皇帝到开国功臣集团都毫不留情加以批判、直接黑成碳的。这应该算是唐朝初创李世民君臣身居乱世的总结者身份,面对被永嘉之乱颠覆、之后又偏安江左的大晋总体抱持“以史为鉴”“明教化得失”的态度书写这段历史的锅。今天的读史者往往对两晋人物很难有什么好感,觉得是个无人才却世风日下的时代,或许不完全是因这时代本就道德沦丧的问题,唐朝史官有意的型塑绝对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如果说读其他朝代我们要为名臣贤君们“去光环”,那么读《晋书》尤其是西晋时代的传主,我们就必须戴着副火眼金睛去看这一个个人的可取之处。(P.S.司马迁因为被汉武帝给那啥了结果写《史记》经常暗搓搓偷偷黑汉朝皇帝,还无耻帮李陵洗地,结果后人认为他这种因对汉怀有一些私怨而对汉朝皇帝“直书”其过的行为是“史迁之直笔”,真的不懂怎么同样的逻辑《晋书》在古人眼里就不算直笔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贵古贱今。)
而且唐朝史官喜欢寓意褒贬,这是古人受儒学熏陶的传统思想导致的,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人修史比起纯粹的实录,他们更在修史中寄托了褒贬古人以求匡正道义的理想,所以为尊者讳并对历史上的“乱臣贼子”们大加贬低,在他们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并不认为这样造成的记载失实是史德问题。关于这种观念不妨参照一下仇鹿鸣先生的这篇访谈。
陈尚君、仇鹿鸣、唐雯: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是他们对着看上去有德行的人大吹特吹,对着理论上【应该贬低】的人无脑黑。
前者如羊祜,如祖逖,如齐王攸,后者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什么贾充,贾南风,王衍,庾亮,殷浩,王敦,桓玄这种的包括宣景文的人品、武帝的宽缓都是被黑得不要不要的,反正读的时候留个心警惕一下,多比照相关列传,搞清官职和上层的政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至于前面提到的《晋书》的价值取向这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还是点到为止算了。
六、其他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唐修《晋书·载记》这种体例设置的独出心裁,既能遵从东晋正统的原则不动摇,又不像《魏书》把南朝直接入列传这样过于轻慢割据时代的敌对政权,给十六国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位。在《十六国春秋》编年体的史料基础上,这也是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这部史书中该有的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
还有就是《晋书》中所体现的民族观也值得称道,在夷狄的传记中与其他部分一样,始终如一地贯彻采用以是否忠于晋室为价值观取向标准,在面对汉人和蛮夷方面是一视同仁的。这个在《段匹磾传》《吐谷浑传》等都有所体现。
最后抱个学者大腿作为总结:
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犹当较胜一筹,其搜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 。”
发现还漏了一个就是古今史家对于“良史”的评判标准问题,实在写不动了,简单来说就是古人觉得言简意赅、三观正、有益教化就是好,今人觉得多多益善、完备是好。如果你是想学古人读史修身读史明志读史以古为鉴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不过对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们来说,更有意义地是如何好好认识那个时代吧。
不说史学价值,仅从消遣价值来说,晋书是二十四史中可读性最高的,没有之一。
《史记》虽然文学价值高,但是除了战国和楚汉那一块,很多世家是长篇流水账。
《三国志》要不是这段历史民间影响力高,简直没法看,惜字如金。
其他的正史就更不用说了。
唯有《晋书》,简直太好看了。完全是看《封神演义》的感觉。
为啥是《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前半部讲各种酷刑,后半部各种打仗,穿插各种神仙。
而《晋书》讲的就是酷刑、打仗和神仙,比封神还带劲,最后要是能有个榜就完美了。
十六国各种牲口皇帝,各种人类肢解大全。比纣王花样多多了。
然后各种神鬼预言,比姜子牙算卦还准。
最神奇的是《晋书》里面的战争,就像封神对打,看着这边挺厉害,马上就要赢了,结果那边祭起翻天印,当时就脑浆崩裂,往封神台去了。
《晋书》中也是,完全看不出来,谁占上风? 看着这边像开无双似的,一会儿斩首一万,一会儿斩首两万的;结果下一个回合冲锋就让人干死了。而且最牛B的是,这种一个冲锋干死几万的人物,不是少数,甚至都不是主角, 一会儿就冒出一个。 感觉封神榜都不够用的。
总之,如果古文不错,不搞研究,就消遣一下,《晋书》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麟之趾
(先秦)佚名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