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为何不救王思政？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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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魏的军事实力

坐镇荆州（河南邓州）王思政的出击颍川（一万军力），并非宇文泰君臣主动决策的结果，而是王思政个人谋略与胆识所决定的孤军出击，宇文泰君臣只是在其出击后才开始被动呼应王思政的行动。然而大统十三年间，东魏先是主君丧亡、后是方伯叛乱，正是乱中取利的大好时机，西魏如此被动的应对，恰恰反映了其军事实力的不足。伶濛与戴万琦都提到了这一点，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不足呢？寒某梳理一下时间线：

1. 大统八年：西魏凝聚关中六镇与鲜卑形成府兵制下的第一批军力；
2. 大统九年：东西魏邙山之战，西魏拼光第一批府兵制军力（六军），开始征募关陇豪右
3. 大统十三年：高欢新死、侯景叛乱、王思政入颍川；
4. 大统十四年：东西魏颍川之战，慕容绍宗阵亡；
5. 大统十五年：高澄亲征颍川，王思政被俘投降；
6. 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完成关陇豪右招募，新一批次府兵（二十四军）从关陇上中六等户中产生。

显而易见，大统十三年间正处于大统九年与大统十六年正中间，西魏的军力正处于大统八年府兵殆尽与大统十六年府兵编成之间的青黄不接时点。而这两个年份的府兵，对于西魏甚至北周隋唐而言，是有天壤之别的：八年府兵是一支基于六镇、鲜卑为主的兵源之上的北魏式武装力量，而十六年府兵则是基于关陇上中六等户兵源之上的周隋唐初式的武装力量。前者，基本上是尔朱天光、贺拔岳时期的老队伍，易于组编；后者，则是以关陇汉胡全体民众中的上等、中等户为来源的新队伍，其组编更需要西魏大统年间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全面配合才能完成。

大统九年与大统十六年间的西魏，刚好是其不断通过或周式或鲜卑式的举措，凝结成一个以关陇府兵为基础的全新关陇集团的政、经、军全面重整之关键时期。所以，宇文泰在邙山以前大可利用以六镇鲜卑为核心的战力，辅以关陇豪族的乡兵部曲，与坐拥北镇主体的高欢频频争衡，却不可在邙山以后，十六年之前，继续频频与没有了高欢却依旧是当年北镇主体的晋阳军团争衡。

二、西魏的地缘格局。

以关陇地区为基本盘的西魏，东有继承了北镇军力主体与河北经济的东魏，南有坐拥长江全流域的南梁、西有横行黄河上游的吐谷浑、北有高齐扶植的柔然，四面皆是轻则乘机偷袭、重则长期对峙的敌国。在相对封闭的关陇基本盘之外，尚有一块王思政主导的战略突出部（南阳盆地）。

侯景之乱以前的西魏，就像是秦孝公时期的秦国一样屈居一隅，却面对着比秦孝公时期的关东更为铁板一块的东魏，以及比秦孝公时期更为发达的整合巴蜀吴楚的南梁，是一个需要相当如履薄冰才能保守得住的地缘环境。

王思政自大统十二年起便是生存于东南两敌国缝隙之间的战略突出部主将，不遵从关中主体的战略决策，从一个突出部出发去开辟更大的突出部，若非王思政本人极强的军政能力背书，这种孤军的下场便只能是不得不抛弃的躁动弃子而已。西魏犯不着为了这么一个开拓突出部的军事投机，打乱府兵制、均田制、周官制改革的步子，去动员本来就不怎么足够的实力去救援。

三、王思政个人的军政能力

从王思政在西魏早期镇弘农、镇玉璧、镇荆州的履历以及数次相关战绩来看，大统八九年把守关中东大门的北、中要害，大统十二年起把守战略突出部，能力应当是极强的。做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对比，王思政镇荆州战颍川，就像关羽当年镇江陵战襄樊一样，是由拥有极强军政能力的方面大员发动的军事冒险，既是有风险的，也是靠谱的。关中宇文泰方面，也与当年的汉中刘备方面一样，既不具有救援的实力，也因为放心而不具有救援的动机。

把颍川之战放到侯景之叛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看的话：随着侯景最终南乱梁朝，大统十三年机遇下宇文泰君臣的沉稳镇定，给了西魏最终反超东魏北齐的一段关键的整顿时期。西魏在大统九年便彻底拼光了本来就不多的六镇鲜卑兵，便不得不以府兵制、均田制的彻底执行与周官制、鲜卑姓的共同体凝聚，来编组新一批的军政力量，其结果是，西魏北周自此开始便拥有了一整套“上行下效”的权力体系；反观东魏北齐，则始终没有这个机会，以至于晋阳军团与邺城官僚始终无法凝合成一套权力体系，反而不断以两个派系的对立削弱着北齐的皇权。此消彼长，东魏北齐在后三国格局中前期的各种资源优势与主动出击，便反而成了一种徒耗国力的无用功，被西魏北周在有限资源基础上的凝聚整合比了下去。颍川之战，只是这一消长过程进行中，东西攻守易势之前的一例罢了，可惜了王思政没有宇文泰的好运气，能够在宰制一方之时等来侯景宇宙波带来的大逆转。

参考书目：

1.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
2. 吕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
3.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4.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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