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自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献中发现的中国传统史书未记载的历史事件？ 第1页

一、翻译者即叛徒

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常常会有一种困惑：周边小国那么多言辞卑顺、自号臣妾的国书，他们真的自认为是华夏之国的化外之民、蛮夷属国？

很多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至少在东亚儒家文化圈，有且唯有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上国之臣，他们甘之如饴。在中国的典籍中，一切妄尊自大的附属国，都是被嘲讽的对象。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夜郎自大”，再例如《隋书·东夷传》中那倭国国王不知所谓的“日出处天子”。

在我们的典籍中，仿佛

才是真正理所应当的事。

事实真的如此么？

可能并不是，因为翻译者即叛徒，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记载于正史中“附属国”们以臣妾和化外之民自居的国书，其实只是我国的翻译者将原文翻译改写成符合中国“蛮夷事华夏”之礼的成果。

例如，在清朝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记载了一份缅甸国王莽达拉给大清乾隆皇帝的奏书，其词云：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圣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迩），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级）。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修诚）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敬）聆谕旨。

这个范式，非常符合我们一贯的华夏—蛮夷认知的。可是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白诗薇研究员写的，题名为“赠送给乾隆母亲的缅甸大象——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缅甸银表的研究”中对于缅甸原文的翻译，这份缅甸银表上的表文，不是称臣，而是平等建交：

统治所有张伞盖的西方大国国王，也是生命之主的皇帝与南宫皇后告知。（皇帝）委任并派遣使节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在东方的锡新、耿马、猛康，在南方的大洋附近，在西方的大洋附近，在北方的大洋附近，在任何时间两国之间都没有发生往来，其他城镇也没有被达到。这是大国之间、皇帝之间（的事）。两位国王没有相互致意。以前，生命之主日出王亲善地派遣使节到日东王的国都，皇兄日东王也派遣永历王到阿瓦。当永历王到跟前来时，他得到亲善的款待。（日出王）也派遣了到日东王国的使节，珠宝金城委任并派遣使节之后，外交上互不来往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皇兄日东王也好，皇弟日出王也好，都没有派遣使节，没有往来。皇兄日东王真有威德。因为（皇兄日东王）的威德和权力有如向四大部洲发光的月亮，所以四大部洲和四方（的民众）到来瞻仰。皇弟日出王的国与皇兄日东王的国没有被大洋相隔，两国有如一条水，一块土。皇兄日东王有威德，所以被派遣的人都能到达。阿瓦皇帝争取（？）蒲甘、猛白、普坎、东吁、马达班、汉达瓦底、勃固、沙廉、土瓦、直更、清迈、戛里、纵徒、木邦诸国后，同十四国王一起派遣银土司吴尚贤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因为（日出王派遣的）使节，（路途不熟）不能到达，所以金叶书信和诸多礼物由银土司吴尚贤接收并照料运送。银土司向大理侯禀告，大理侯迆西道与吴尚贤（向猛车侯）禀告，猛车侯向日东王上奏。日出王与南宫皇后亲善地赠送两只大象、两卷绒布和一匹棉布给日东王皇太后。

缅甸国王自称日出王，将乾隆成为王兄日东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也就是南明永历皇帝受辱缅甸的“咒水之难”，在这位缅甸国王的错乱记忆中，似乎永历只是一位大清的王，并且他得到了亲切的款待。

可见，历史上所谓的“臣等愿充外藩，备物（修诚）致贡”，有可能只是翻译者在其中利用信息（语言）差进行的一番翻译即叛徒的改写，从而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1]

二、可怜者必得同情

当一个帝国覆灭，臣子尚且可以“以天下苍生为念”或者“以君死而国史绝矣”复事二主，但是亡国之君基本不会有好的下场。

有些亡国之君是咎由自取，有些亡国之君则充满悲剧色彩。因此，在一些华夏边缘的“蛮夷之地”，常常会有关于这些可怜亡国之君的传说，表达着对于他们的同情。

有一个末代皇帝，他生于江南，长于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都（北京），老于吐蕃，一生辗转三千里；

他幼为南宋皇帝，少为蒙古驸马，老年为萨迦派祖师之一“合尊法宝”，死后被传说为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生父，又被传说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前世，一生连三代。

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还是时空皆幻的佛法上，他都走得很远很远。

他就是宋朝的末代帝王宋恭帝，赵显。

而西藏的典籍之中，有不少关于这位“合尊法宝”的传说，在藏族重要史料《汉藏史集》中， 记载：

时，当上都皇宫被蒙古人以大火焚烧之时，蛮子之王子虽敬重蒙古皇帝，但依然无法摆脱【厄运】，被驱逐出了家园，遂往萨思迦，修习佛法，追随其者甚众。是时，蒙古皇帝之卜者曰：或有西方之僧人谋反，抢夺王位。【皇帝】遂遣使者往视，见蛮子之合尊，为众随从环绕，回禀皇上。【皇上】遂下令杀之。往杀之际，合尊曰：我无谋反之意，若必杀我，来生必将夺取蒙古皇位。其后，他转世为大明皇帝，抢夺了蒙古之皇位。据说蛮子合尊被杀之际，流的不是血，而是乳汁。

在西藏人美好的愿望里，他们的萨迦派祖师之一“合尊法宝”，将“转世为大明皇帝，抢夺了蒙古之皇位”，也就是后来的朱和尚，朱元璋。

无独有偶，朱和尚的第二任继承人建文皇帝，也是一位悲剧失掉天下的人物，而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充满可悲的。在清朝人姚莹根据自身经历所撰写的《康輶纪行》中，有“建文帝为呼图克图”条：

蕃人相传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为明建文帝转世。虽无稽，足见当是天下怜建文帝，异域亦久而不忘也。^[2]

察木多即如今的昌都，而“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可能为帕巴拉活佛，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世系。

三、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宫刑，是对男人最大的侮辱，就像司马公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一样：

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但是刑余之人，亦可以建立不世功勋。有些人注定不会逝去，他们存活在史册里、人心里。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郑和铸铜钟”

其中铭文为：

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不止在中国国内，郑和船队的传说，也一代代流传在他们的行经之路上。在1572年，由葡萄牙文学史上的皇冠诗人卡蒙斯所出版的不朽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记录了1498年达伽马舰队航行至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时，当地人告诉了他们关于数十年前到达曾到此地的郑和舰队：

马丁斯用精通的阿拉伯语，
半通不通与他们进行交谈，
获悉有与我们一样的大船，
在此处海域上下往来航行，
他们从日出之地远远而来，
沿海岸驶向南方然后返回。

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即古代强盛的马林迪王国。当当代美国女作家李露晔首次到达此地时，她发现肯尼亚附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上，有一群自称郑和舰队后裔的聚落，他们甚至能展示明代的陶碗、器皿以为佐证。在东非海岸，中国考古队发现了破碎的永乐官窑和锈蚀严重的永乐通宝：

王朝终将逝去，风沙淹没宫殿，蛛丝覆盖雕栏画栋，无人能够不朽。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微博、今日头条“李子寒泉”，欢迎关注！

1. ^ 茅海建论清朝的宗藩关系
2. ^ 《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p236-237

越南燕行文献里的中国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本书为复旦大学“章培恒讲座”古文献特别讲座系列，豆瓣评分8.7，包含：

张伯伟，《朝鲜汉籍里的中国》；

邵毅平，《日本史料里的中国》；

陈正宏，《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中国》；

韩结根，《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里的中国》；

【法】梅谦立，《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

以下内容摘自陈正宏《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中国》

“......
从现有记录看，从宋代开始，越南已经向中国朝贡了。但越南真正地像朝鲜、琉球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从明代开始的。它的新王即位时，中国政府会派册封使，正式给予任命。而当它作为附属国派使者来中国时，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到北京来见中国皇帝。北京古称“燕”，所以现在文献学上叫这些为朝贡来北京的外国使者为“燕行使”，他们整个的历程就叫“燕行”。

相比朝鲜和琉球，越南离北京最远，路程最长。越南燕行使者从他们的首都—早期是升龙（现河内），后来是顺化——出发来中国，主要是两条线路，都是从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进来的。然后到汉口，分为两路：大概到乾隆年间为止，他们主要是顺长江而下，经过南京，再北上山东，这样上北京的；乾隆以后，是直接在汉口过长江，北过黄河，经河南、河北，到北京。

这些燕行使者到中国后，中国给他们的招待是非常好的。进了镇南关后，最基础的费用全由中国承担。中国政府会派两种人去陪他，一种叫“长送”，一种叫“短送”。长送就是从广西进来以后，一个相当于今天省一级政府的副职或近似级别的人物，一直护送他到北京。短送是每过一个州县，都有一个官员在本地的地界里陪同。陪送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为这些燕行使者做两件事。一就是吃喝，每天两顿，还都是有肉的。另一个就是听戏。

以清代为例，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一个上谕，就说——向来安南使臣来京瞻觐，经过沿途省会，该督抚等例有筵宴演戏之事。现在看到的燕行文献里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同治七年来华的越南使团，在广西、湖南和湖北，都受到过“酒三行，演戏三出”的招待。到了北京以后，清朝的皇帝也要赐宴，然后也都安排他们听戏。

听戏主要有三个地方：热河行宫里的清音阁，圆明园里的同乐园，紫禁城内的畅音阁。别小看这个听戏，中国人招待外宾，举办文艺活动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要表现什么，非常重要。越南、朝鲜和琉球的使节都是汉字文化圈的人，自然看得懂其中的政治含义。

燕行的过程中及之后，燕行使者会留下一批文字或图像的记录，我们现在叫它燕行文献。越南的燕行文献主要有三类：诗文集、日记、使程图。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使程图。燕行使者进入中国后，有时甚至从越南首都升龙或顺化出发时，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尽量把它画下来，一直画到北京。这些使程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地理、文化的非常好的材料。现在的广西、湖南一带，以前整个文化的记录相对而言并不发达。而靠了越南人的这些地图，我们可以获得以前比较缺乏的第一手文献。
......
越南燕行文献对中国人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这里我们以中国的帝后与文人为例，给大家作一点介绍。

帝后里面要讲的第一位，就是乾隆皇帝。乾隆八十大寿时，召集了所有属国和属藩派使节到北京来给他祝寿。越南副使潘辉益在《星槎纪行》里，记录说他出发前，曾接到乾隆皇帝的命令，叫他带越南的演员一起到北京，跟中国的演员来同台演戏。

据潘辉益记录，越南伶工到了北京，进宫唱了一下，乾隆非常高兴，接下来又想出一招，命太常官选十位中国演员，依照越南伶工的装扮——秀才帽、交领衣（越南当时还保留了明朝式样的服装），让那十个越南演员教中国演员，用越南音调来演唱越南歌曲。最后到正式的开宴场合，中越分列左右，对唱越南人创作的祝寿歌，大获成功。

显然乾隆皇帝是在利用这一特殊场合，来表达他在东亚地区的权威，强调所谓的“天下一家”。这是有关中国帝后的比较早的例子，是中国文献里面见不到的。

清代中期也有一则有意思的材料，是潘辉注《輶轩丛笔》里的一条笔记。讲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牙齿。

他说：“道光帝今春秋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殊属异事。”才45岁，牙齿已经全没了。去问内务府，内务府回说：“帝为诸王时，射弩偶伤缺齿。”但真正的原因，是“嘉庆二十三年待钓于太湖，得异鱼不知名”，而道光皇帝太贪玩，不听嘉庆皇帝“鱼不知名，不可食”的劝告，“潜令烹煮，一日夜方熟，取而尝之”，结果“是夜梦神人来取鱼龙，醒起，齿尽落”。估计就是吃了有毒的鱼，导致道光皇帝的牙齿全落了。

所以大家看道光皇帝中年时候的这个画像，非常瘦，就是因为他没牙齿。这个事情当时中国人就是知道，也不敢记到书里的。

第三个材料，是同治年间的燕行使者黎峻、黄竝、阮思僴的《如清日记》里，记录了慈禧太后听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听戏时也垂帘。同治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燕行使们接到命令，进紫禁城迎驾，“大皇帝并两宫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然后，他们遥遥看见“正殿中间施榻壹，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

从这些燕行文献看，中国帝后整个的生活是活生生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他记录各种各样的情形，比如说他也会说这个皇帝手很软，或者皇帝跟我说什么话，问我什么事，其实问下来都是很平常的，但因为是领袖的语录，所以他全部记录下来。

燕行文献里除了有关于中国帝后的纪事，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跟文人交往的记录。越南使者在中国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两批人：一批是中国政府官员，另一批是地方绅士。越南派来的使者，汉文水平大都很高，来去有一两年，实在闲着无事，他就到处写诗，还老想找人唱和。中国的官员比较忙，尤其是清代后期，所以越南使者经常会找地方的士绅来唱和。这些材料作为中国的文学文献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在越南燕行文献里，我们发现了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诗，而且是陈三立最早时期的诗。光绪二年到四年，越南使臣裴文禩到中国来时留下的一个诗集《中州酬应集》，里面有两首诗就是陈三立的。

第一首是：觚棱回望五云高，江水秋清返节旄。重译久闻沧海贡，皇华更咏使臣劳。花堂围醉吟朋集，官烛摊笺妙语叨。璀灿纪行诗满箧，人天投分感吾曹。
第二首是：归去仍乘下濑船，桄榔叶黑瘴江边。圣朝文物无中外，上国衣冠自岁年。荒峤风花还入梦，故山藤竹想参天。新醅菊酒逢残腊，应有新声播管弦。
......
不要看这个诗写得很一般，其实很重要。大家知道陈三立现存的诗集，一个是南京图书馆藏的稿本《诗录》，主要是陈三立早年当官时候的诗；另一个就是现在通行的《散原精舍诗》，收的全部是戊戌变法陈三立被革职以后的诗。而现在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两首诗，是光绪三年（1877），陈三立还没有出仕、25岁时候的诗。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讲，陈三立这样一个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最早写的诗是什么模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
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燕行文献都是清朝的。整个清朝从乾隆时的全盛，到道光时的四面受敌，再到最后同光时期，朝贡的藩属国被西洋或日本所侵吞，最后离中华远去，从这另一面里，我们是很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痕迹的。

首先我们举黎贵惇的燕行日记《北使通录》来看。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出使回国的黎贵惇在长江一带顺流而下，遭遇了舟人贩盐。在这样庄重的外交使团专用船只里，船夫竟趁机一路贩卖私盐。

黎贵惇记了好多次：六月份，“风顺，由舟人贩盐不行。”他就让通事（翻译官）找钦差官督促开船，但钦差官居然允许舟人商卖，“托以风少未可行为辞”。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又开始卖盐。卖了就停，再去请求，回说天气不好，船有问题，仍旧停着。后来到七月份，越南使者已经总结出规律：“大要伊（“伊”即钦差官）专听其管家，管家又与私人贩盐，到处商卖。”进了八月份，还卖盐，结果到了湖北省界，出问题了：“初八日、初玖日，仍驻，由钦差管家人陈魁前站船卖私盐，为驿上巡司察出，捉船户二人，盐百斤，馀送县。”到别人的省界里面，人赃俱获。当时“县官欲动文申详”，准备查办，而“钦差尚使解说，以是未行”，还是走不了。

所以，越南使者在北京碰到过的一个士子，考取进士后，比他们晚三个月出发，在长江里后船追前船，居然跟他们重逢了。

清代中期的情况就更麻烦了。

道光十七、十八年之间来华的范世忠，在所撰《使清文录》里，记录了他在北京收到道光皇帝的赐品里存在质量问题一事。

当时的赐品有“锦八疋，蟒绸缎八疋，蟒纱八疋”，其中“锦八疋”是最高档的礼品。但是，据范氏说，“领赏国物项间有锦八疋，内六疋穿裂颇多。”也就是政府操办的东西里，四分之三都是次品。

也是在范世忠的《使清文录》里，还记载了邓廷桢察核地方官员的一个故事。那是越南使者到广西后听到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察核官吏。广西省向例，由该员自行考实勤休”。也就是自查。但自查能查出什么东西呢？

就此传话的这个人，给越南使者举了个例子，“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得知邓廷桢要来查，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官的第一反应都是——生病了，老了，不干了，赶紧走人。总督以下的高级地方官，怕邓廷桢来批评他们失职，也就随下面人去了，走就走吧。

所以，道光十八年越南燕行使者到广西以后，碰到的实际情形是：“嗣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帖，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他每到一处跟人家交换名片，有的是新上任的官员，有的是代理的，还有竟然没有名片可以交换的。　

实质上，如果我们从文献所记整个来考察，从乾隆就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乾隆曾经有一次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他八十寿辰时，某地接待越南燕行使花了四万两银子，就是地方啊，什么东西要花四万两白银？彻查，最后居然查不下去。

范世忠《使清文录》记的这个事情已经是清中期了，1838年，再过两年就是鸦片战争了。这个时候的败象，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过了这个时期，到了后面的同治时候，那就非常地不好看了。同治八年，阮思僴《燕轺笔録》记录了北京城大朝时候的场景——中国官员也从来不会记录这个——清晨到故宫太和殿前去朝拜皇帝的时候，“方礼拜间，见观者亦有拥挤行间，文员亦有混列右班”。

所以越南使者写了一个评语：朝会大礼如此不整，无人举劾，亦一异也。

地方的情况则更难以想象。1870年范熙亮的燕行日记《范鱼堂北槎日记》里记录，他们从南一路往北，接近北京城时住的宾馆，据说是“上漏下湿，无处可避，坐处架竹，蔽以蒲藩油纸。旅况如此，亦笑话也”。不仅如此，他们还遭遇了“乙使官失盗”。

清代越南4或6年一贡，两部一起，所以有甲部、乙部。乙部的使官，是正使官。“大朝”就是正式觐见中国皇帝时穿的服装，“常朝”是普通外交场合穿的服装。而这位正使的这么重要的“服”和“冠”，居然全部被偷。事出之后，巡抚一级的派人彻查两天，居然找不到。然后这个地方官给越南使节出了个点子：“将就县员，请照原式备制，先令入京购办，俾及事。”这样也算了，他还关照越南使节一句话，说“贵使亦当为东道主人顾体面也”。这个话，越南人自己说是可以的，作为清朝的政府官员说，却是不太像话了。这个越南使者也不客气，他就把这句不太像话的话给记下来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体面的。

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文献上看，相同时期是乾隆盛世，后面还有所谓同治中兴。但从越南人非常冷峻的眼睛看，那个天朝帝国，虽然还保持所谓朝贡体系，保持着有天子、有臣子、有外藩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是，这里面的衰败，实在是相当严重的了。
......
越南燕行使者到北京后，住在现在北京城南装潢豪华的“四驿馆”。越南使臣潘辉注曾这样描述：此馆体制颇华饬。本国使与朝鲜、琉球诸使来者分住。盖外国表文，惟我并此二国用汉文，与中华同，殊异于诸国也。作为同用汉文因而是一等外藩国家的使节，显然他是很自豪的。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这些越南使臣也非常有意思。比如乾隆二十六年来中国的黎贵惇，他非常喜欢对对子。他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碰到一个中国武将。这个中国武将不知道越南使节的厉害，说，听说您是越南状元，我给你出个对子的上联，“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黎贵惇马上就对出了下联，叫“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很得体，而且很有气度。不光如此，他还告诉这个不知深浅的中国武将：“此下句出《文选》。”

事情还没完，这位黎贡使对完上面这个对子，回到自己船上，余兴未散，又就着那个“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的上联，说我还可以再对个下联，叫“天下大老，天下老者老者”。这个下联很有深意。一方面，可以解释说这个“老者”是长者，承认中国是“天下大老”；但另一方面，“天下老者老者”也可以理解为，你尽管是天朝，但是你已经老了。

所以越南人在整个燕行文献里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图景，或者说他对中国的看法，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必须承认他们的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根基上的再衍生。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中国，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大，也会做梦，在想象中超越中国。
......”

根据俄国使者记载，带明王朝直到万历末年还在要求西西伯利亚的瓦剌人纳贡称臣。明朝皇帝叫大明可汗，说蒙古语，信喇嘛教。

1616年，俄国哥萨克托尔米科·彼得罗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出使喀尔木克地区（喀尔木克＝卡尔梅克＝卫拉特＝瓦剌）。他来到了瓦剌杜尔伯特部落里的达赖台什之地（原文称是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处，但应当是达赖，当时俄国人经常搞混二人），在此打探阿勒坦王朝（即蒙古西部的和托辉特部，在当时瓦剌是和托辉特的臣属）和大明汗国的虚实。

图源来自知乎 @布哈林 老师：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皇帝和和托辉特人一起向瓦剌人征税。中国的皇帝名叫大明可汗，和阿勒坦汗关系非常紧密，而瓦剌人畏惧带明；大明幅员万里，虽然阿勒坦汗的位置远在今天外蒙古西北部到唐努乌梁海一带，但是阿勒坦汗到大明只有六天路程.......

瓦剌人的大台吉（贵族）每年要纳贡骆驼两百头，马羊一千头.......

大明可汗不愧是大汗，和蒙古阿勒坦汗王朝同文同语同信仰，还把瓦剌人也给同化了：

从瓦剌的台吉去明国要一个月，从托博尔斯克去明国要三个月。中国每日敲钟三次，这时候大家就会去礼拜寺祈祷了。

最后的总结就是：

要么这是什么时候呢？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一年有印象——

没错，就在这一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汗国，号天命汗。

明朝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俄国人在不断东进、南进，东亚和内亚的秩序即将面临总洗牌了。

---

  zhijiangch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虽然我答过这个问题（前世 @直江信纲 答的），但是重看之后，想对@adam（抱歉没找到是哪个）引用的陈正宏《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中国》提一点意见。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这些越南使臣也非常有意思。比如乾隆二十六年来中国的黎贵惇，他非常喜欢对对子。他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碰到一个中国武将。这个中国武将不知道越南使节的厉害，说，听说您是越南状元，我给你出个对子的上联，“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黎贵惇马上就对出了下联，叫“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很得体，而且很有气度。不光如此，他还告诉这个不知深浅的中国武将：“此下句出《文选》。”

说实话，这个对联本身，对得并没有讽刺的意思，而是互相吹捧的经典案例。

（手头没有越南使行文献，只能就对联本身来分析了）

上句用典，用在“使乎使乎”。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论语·宪问》

这是孔子对使者的夸奖，感叹是好使者。

下句对的“皇哉皇哉”出自《文选》。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
——卷四十八《典引》

《典引》的核心思想就是“汉承尧运”，大加吹捧上天授命于汉。安南使者引用这里的文字，用意自然和原典类似，以此歌颂“天朝”。

这么看，是不是就没那么多火药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