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时，哪些故事让你动容？ 第2页

关于报应：

1，宋太宗对敌国已降服的君主，侮辱之甚，前无来者。花蕊、小周后，小孟，小李等等。

靖康时，太宗后裔被金人侮辱，惨烈，连赵构生母韦太妃都给金人生了两个孩子。

2，元灭宋，察必皇后劝忽必烈善待宋帝。

徐达放元顺帝逃离北京。

3，女真人完颜氏最终被辽太宗后裔所灭族。

4，灭宋的大汉奸张弘范，其孙子因为反抗蒙古溃兵劫掠，杀伤蒙古人，被诛九族。

5，被诬陷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Jacques de Molay，受刑前诅咒加害者法王腓力四世和教宗克雷芒五世。

然后这两位一位一个月后暴毙，另一位半年后打猎摔死。

6，罗马总督不愿意流义人的血，犹太人长老愿意，然后耶稣受难后。。。。

7，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所以因果律武器很早就被实战了，局座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血雨腥风中的父子与主奴

高力士之死

上元元年，高力士流放巫州，有感当地山谷多荠菜，无人采摘，以诗言志：两京秤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宝应元年，遇赦至朗州，闻玄宗崩，北向号恸，呕血而卒。代宗深为所动，赠高力士扬州大都督，陪葬玄宗泰陵。作为玄宗一生最信任，也是唯一信任的人，高力士与玄宗李隆基真可谓是生死相随。

李隆基一生都在刀光剑影、阴谋诡计中纵横捭阖，杀伯母、杀姑母、逼父亲、杀儿子、逼儿子，将众多骨肉至亲作为铺垫从而登上权力的巅峰，开创辉煌的开元盛世；但是，晚景凄惨，早年逼迫儿子，晚年却被儿子逼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奴才的高力士却是忠心耿耿甚至以生命护主，最终还与自己的主人埋葬在了一起。

这样的父子，这样的主奴，令人动容！

李隆基的童年

后来成为一代英主的李隆基很早就展现出非同寻常的个性禀赋。

《明皇杂录》：唐天后尝朝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命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龙子以赐。

《开天传信记》：上为皇孙时，风表瑰异，神采英迈，尝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而惊异之，再三顾曰：“此儿气概，终当为吾家太平天子也。”

二者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如果从“通性之真实”的角度而言，都很能够说明李隆基的心思深沉和刚毅果敢。

李隆基生于忧患，童年与血腥的杀戮近在咫尺。

光宅元年，五岁，睿宗从皇帝降为皇嗣，与诸子皆为幽闭。

长寿二年，七岁，皇嗣妃刘氏、窦氏被杀，二人尸骨不知去向，窦氏就是李隆基的生母；裴匪躬、范云仙因为私谒皇嗣被腰斩于市；皇嗣遭人诬告谋反，太常工人安金藏以刀剖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以此力辩皇嗣清白。

当时武则天任用酷吏，大开罗织之门，李唐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人伦惨剧不断上演。李隆基在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中见证着武则天手中权力的魅力和人伦在权力面前的虚弱，一生都深受影响。

李隆基的崛起

李隆基是庶子，排行第三，本来没有资格继承皇位，能够成为太子是因为唐隆政变。

《旧唐书·玄宗纪》：或曰：“先启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

事成，当然是“福归于宗社”，事不成，就算是不请，李旦就能够置身事外，不与危事了吗？所以说，请与不请的区别肯定不在于是否“王与危事”，而在于李隆基能否成为政变的最高指挥，从而通过这次政变脱颖而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增加自己当太子的可能性。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太宗如果没有通过统一战争获得的功勋，恐怕连发动玄武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政变之后，李隆基之功居首，大有当年太宗为秦王而功盖太子的架势，而李隆基比太宗更加有利的是，当时李隆基的大哥也就是李旦的嫡长子宋王李成器无论是才能还是功勋，与当年太宗的大哥太子李建成都难以相提并论，所以，当时固辞太子：“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于是，睿宗登基后的第三天，李隆基就成为太子。

睿宗、太平公主与太子

成为太子的李隆基再一次面对人伦的挑战，对手正是父亲睿宗和姑母太平公主。

胜利者书写历史，诋毁敌人，美化自己。中国古代装腔作势地以孝治国，人伦是一条场面上的底线。虽然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没有人会在意，但是，在场面上还是不能随便乱碰，所以，胜利者美化自己的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披上一件恪守人伦底线的光鲜外衣。于是，李隆基与睿宗之间的矛盾就归罪于太平公主。

李隆基当上太子不到半年，太平公主就在睿宗的支持下发难，景云二年正月，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公开主张废太子，遭到宋璟等人的极力反对。光范门事件之后，姚崇、宋璟密言睿宗：“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宋王是李隆基的大哥，为嫡长子，豳王为已故章怀太子之子，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以二人为外州刺史是为太子排除潜在的政敌；岐、薛二王是太子的弟弟，以二人为左、右率事太子是将二人置于太子的控制之下；至于将太平公主和武攸暨于东都安置的目的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姚崇、宋璟二人之言滴水不漏，背后当然是太子的意志。

睿宗早就难以容忍李隆基，甚至向大臣试探性地表露废太子之意，无奈当时太子的粉丝很多，阻力很大，那就利用自己的妹妹平衡一下儿子。对于睿宗而言，妹妹再怎么像母亲，终究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时代也不一样了；相反，儿子虽然是骨肉至亲，但是总是盯着自己的皇位，真是危险，而且这个儿子还是个政变发烧友，那就更让人不寒而栗了。

于是，面对姚崇、宋璟二人的密言，或者说是面对太子的挑战，睿宗讨价还价：“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双方成交后，景云二年二月，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而且，太子监国，但是，监国的太子权力非常有限，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在父亲和姑母的压力之下，身为太子的李隆基居然把铁杆粉丝姚崇、宋璟拉出来当挡箭牌，将二人分别贬出去当申州刺史、楚州刺史。宋王、豳王当外州刺史也不了了之，太平公主在蒲州象征性地住了三个月左右也就在李隆基的“强烈要求”下回来了。

回来之后，睿宗、太平公主的手下一个一个地当上了宰相，情况很不妙。

矛盾难以调和，李隆基武力政变。

还是先定北军，次收逆党，还是那么轻车熟路。

玄宗与太子

人往往是这样，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越是会珍惜。玄宗对于来之不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无比地珍惜；于是，一方面要让权力获得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同样至高无上的光荣与尊严，所以，励精图治缔造开元盛世的辉煌，终于彪炳史册，为人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则是要保证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侵犯哪怕是潜在的觊觎，不但防范宗室兄弟、贬杀唐元功臣，而且极力限制儿子，甚至不惜杀之而后快。

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亲如父子、母子尚且刀兵相见，殷鉴不远，更何况玄宗自己也是弑姑逼父，所以，也就不会顾念什么骨肉之情、人伦底线。玄宗与儿子之间的角力几乎存在于整个开元、天宝年间，甚至还延续到肃宗时代，直到玄宗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切才随着历史尘埃的落定而烟消云散。

玄宗几乎是将限制儿子作为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开元十三年，随着儿子逐渐长大成人，在中枢兴庆宫北部不远的兴宁坊起“十王宅”，安置众多儿子，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起“百孙院”，就近监视控制儿孙。而且，改变中国古代太子居东宫的传统做法，“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彻彻底底地将太子掌握在手中。

但是，太子李瑛还是成了玄宗权力的牺牲品，这就是开元年间有名的“三庶人之祸”。

所谓的“三庶人”是太子李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的生母分别是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都是玄宗早年在潞州时所纳之女。开元年间，随着生母逐渐失宠，三人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跟着发生变化，而随着武惠妃逐渐得宠，形势更加严峻。有形无形的压力催生出三人喋喋不休的抱怨与牢骚，传到玄宗的耳朵里就为三人引来了杀身之祸，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早就动了杀机的玄宗终于排除阻力将三人废为庶人，寻又赐死，株连甚广，不在话下。

因为有子寿王瑁，所以，武惠妃也在行夺嫡之事，“三庶人之祸”，颇有力焉；多管齐下，派女婿咸宜公主驸马杨洄伺三人之过，又自向玄宗哭诉：“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同时拉拢李林甫，甚至暗示支持太子的张九龄转变立场。

当然，真正背黑锅的还是李林甫。所谓“玄宗终用林甫之言，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死于故驿，人谓之‘三庶’，闻者冤之。”就事实而言，倒也不能否认李林甫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召见宰相，议易储之事，当时的宰相之首张九龄极力反对，以为太子国本，且无过，难于动摇。又引晋献、汉武、晋惠、隋文废立之事为戒。玄宗默然无以对，事寝。李林甫也与会，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取代张九龄为宰相之首，玄宗旧事重提，李林甫言辞几乎不变：“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之意遂决，于是有“三庶人之祸”。

问题在于“三庶人之祸”后，再立太子，李林甫上下周旋，玄宗立的却是忠王玙。事实上，玄宗因势利导地利用武惠妃、李林甫的外力，废太子，立忠王，选择了一个没有多少实力，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的储君。李林甫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与寿王的密切关系起到的是反作用。玄宗怎么可能会立一个和宰相有着密切关系的皇子为太子？忠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因为忠王与宰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让玄宗很放心。而且，忠王生母在开元十七年薨，相反，寿王却是从小由玄宗的大哥宁王抚养。

立忠王，需要的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或许是一下子没有想到，玄宗一度很纠结，“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还是高力士理解玄宗，找到了一个任何人都难以反驳的理由：“推长而立”，一下子解开了玄宗长时间以来的纠结。

在玄宗限制儿子的过程中，自以为是的李林甫不但是玄宗手里的工具，而且还负责为玄宗承担罪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天宝年间，李林甫乐此不疲地屡兴冤狱，构陷太子，玄宗以此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太子。

天宝五载，太子旧友、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入朝献捷，李林甫派杨慎矜密伺其所为，当时太子与妻兄韦坚相见，而韦坚又会皇甫惟明于景龙观，于是，杨慎矜上言，以为韦坚外戚不可与边将狎昵。李林甫推波助澜，以为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于是，韦坚亲党数十人罹难。太子却是反应迅速，毫不犹豫地与韦妃离婚，脱离干系，请玄宗不以亲废法，总算是脱离了险境。

同年，左骁卫兵曹柳勣诬告其岳父东宫赞善大夫杜有邻与太子指斥乘舆，不利于上。审讯的结果是整件事情就是柳勣在胡闹。但是，因为事情牵连到太子，所以，李林甫又激动起来，想办法让柳勣供出了李邕等当时社会上的不少大腕。太子又害怕起来，迫不及待地与杜良娣也就是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儿离婚，总算又是有惊无险。

天宝六载，王忠嗣因为反对攻石堡城而触怒玄宗，被告贻误军情。因为王忠嗣与太子是幼年至交，李林甫又大做文章，指使手下告发王忠嗣意图尊奉太子。这次太子倒是不用离婚，因为罪名实在是莫名其妙，所以，玄宗早早地将王忠嗣的罪名定为沮挠军功。

当然，王忠嗣事件之后，李林甫同志还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屡起大狱，矛头指向太子，而玄宗也并不阻止，乐得利用李林甫时不时地让太子吃点苦头。

安史之乱爆发，太子算是熬出了头。

潼关失守，玄宗西幸，马嵬之变。对于太子而言，当时李林甫早就死了，玄宗不能乱动，能动的就是杨国忠。因为虽然天宝年间在场面上兴风作浪搞太子的主要是李林甫，但是，杨国忠也是屁颠屁颠地跟着李林甫混，跑上跑下地协助李林甫搞太子，太子当然对杨国忠很不爽。马嵬坡，群情激愤，杨国忠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太子暗中操纵，杀杨国忠等人，算是出了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也算是向玄宗示了一威。

肃宗与太上皇

至德元载，太子灵武登基，是为肃宗，远在蜀中的玄宗成为太上皇。父子二人身份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双方实力的扭转，关系的变化。不但父子二人心知肚明，旁人也洞若观火。

《资治通鉴》卷二二○：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人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读之，泣曰：“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数日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在善于揣摩领导意图的滑头李泌看来，同样是空话，“还东宫复修人子之职”纯属打酱油加俯卧撑，简直是莫名其妙；至于“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因为打上了人伦的旗号，弱势的太上皇就难以选择。长期生活在没有人伦底线的环境中的肃宗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这时的自己已经可以利用人伦达到自己的目的了，难怪会喜极而泣。

《资治通鉴》卷二二○：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馀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令开仗，纵千馀人入谒上皇，曰：“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尝而荐之。丁未，将发行宫，上亲为上皇习马而进之。上皇上马，上亲执鞚。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上皇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含元殿，慰抚百官；乃诣长东殿谢九庙主，恸哭久之；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在这场令人作呕的半推半就的父子人伦表演中，相比较而言，还是太上皇的演技更胜一筹，因为不但要以配角的身份配合肃宗表演，而且还要演得像个主角。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太上皇还成功地引导着一大帮群众演员的表演，一次又一次地引爆全场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肃宗台词贫乏，太上皇时不时地妙语如珠，用一大堆得体的废话推动着整个表演的顺畅进行。

肃宗虽然演技不怎么样，但终究是强势，所以，装模作样地进行了几次让位表演后，总算是逼迫太上皇正儿八经地在大明宫宣政殿把传国玉玺给了他。这样一来，当时父子之间就只剩下流于形式的敷衍，连表演都算不上了。

对于怎样处理在安史沦陷区任过伪职的张均、张垍兄弟，肃宗和太上皇之间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交锋。

遥想当年身为太子，被玄宗纵容的李林甫等人一次又一次地修理，被逼无奈不止一次地离婚，真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战战兢兢、噤若寒蝉，所以，对于在那个时候帮助过他的张均、张垍兄弟，肃宗感情深厚，于是，在玄宗面前表示要罩着这两个人。

那么道理很简单，对于当年和自己对着干的人，太上皇就不会有什么感情；自以为道理在自己这边，当场反对，要求正法。

扬眉吐气的肃宗在当时应该又想起若干往事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玄宗的嘴脸显得格外丑陋，于是，措辞异常强硬：“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

太上皇一看儿子都已经撕破脸了，就知道打出人伦牌也不管用了，就先退了一步，杀一个，活一个。

情绪激动的肃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二人终究是当过叛徒，硬要一起赦免还真是说不过去，对于树立自己的威信也不利，既然太上皇服软，也就顺水推舟了。

因为曾经的丰功伟绩，太上皇余威尚在，在百姓的心目中，太上皇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宗。所以，长安的百姓见到太上皇总是恭敬非常，山呼万岁。太上皇大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尊严。

或许真的是老糊涂了，太上皇居然和郭英乂搞在了一起。郭英乂是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之子，肃宗登基后任陇右节度使，长安收复后任羽林大将军，率领禁军。而且，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对太上皇广受爱戴已经超级不爽，又冒出一个郭英乂，肃宗忍耐的限度被突破了。

经历过长期因为没有权力而朝不保夕的生活的人往往会对权力产生歇斯底里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对可能让自己失去权力的人和事产生同样歇斯底里的仇恨和毁灭欲。

肃宗终于动手。彼时的冤大头是李林甫，此时的冤大头就是李辅国。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闾阎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鞚，侍卫如西内，居甘露殿。辅国帅众而退。所留侍卫兵，才尪老数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能留左右。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帅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馀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

李辅国也是领导的贴心人，在事必躬亲方面，李辅国更胜一筹，脏活累活都往自己身上揽，这就让领导很放心，难怪李辅国深得肃宗信任。把太上皇逼迫得都绝食了，肃宗觉得多年来的怨气总算是出得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父子之间连块遮羞布都没有了，见了面彼此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互相看着都别扭，那么能不见面就不要见面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此之后，父子二人见面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

玄宗与高力士

患难见真情。父子之间人伦丧尽，主奴之间情深意重。高力士几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维护着太上皇的生命，还有那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尊严。

高力士原名冯原一，广东潘州人，为潘州刺史冯君衡之子。长寿二年，武则天派酷吏前往广州调查岭南流人谋反，冯君衡为酷吏罗织罪名而死，当时只有十岁的高力士遭遇家破人亡的人生剧变。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高力士入宫。后因小过被鞭笞逐出，为宦官高延福收养，改姓高，不久又入宫，颇为武则天赏识。景龙年间，高力士投入当时的临淄郡王李隆基门下，成为心腹，诛韦后、太平公主，皆有力焉。玄宗登基，最信任的就是高力士。高力士更是对玄宗最忠心，以玄宗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时时事事为玄宗着想：向姚崇传达玄宗择相之道，成全玄宗与张説之间的君臣之谊，当然还有为玄宗觅得杨贵妃，而且积极协调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有了高力士，玄宗的政治生活、私人生活更加井然有序，从容不迫。

如果只是如此的话，高力士充其量就是一个深得主人心意的奴才而已。高力士还有更可贵的一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当时玄宗励精图治之心大减，倦怠之意起，于是，委政李林甫。李林甫权柄中枢，一相独大。心知肚明的高力士还是敢口出逆耳忠言。事实上，玄宗的不悦并没有让高力士从此就明哲保身。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取李林甫而代之的是杨国忠，一权相去，一权相来。年老力衰的玄宗在政治上甚至需要自欺欺人地掩饰自己的无奈，高力士又何尝不知道玄宗的苦闷，能够做的就是让玄宗的自欺欺人不至于成为习惯。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西幸，在马嵬坡，禁军杀杨国忠、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人后，要杀杨贵妃以绝后患，玄宗不听，陈玄礼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曰：“朕当自处之。”韦谔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玄宗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终于杀杨贵妃。在惊心动魄的马嵬之变中，如果没有高力士，真是很难想像心存侥幸的玄宗会有怎样的遭遇。

《新唐书·高力士传》：帝闻肃宗即位，喜曰：“吾儿应天顺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忧？”力士曰：“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

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高力士只是一个奴才吗？安则直言以对，危则挺身而出，高力士对于玄宗已经超越了一个奴才对于主人的感情。那是因为玄宗对于高力士也已经超越了一个主人对于奴才的感情。“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这都是玄宗少有的肺腑之言。

两个孤独的奴才

十岁就家破人亡，孤苦伶仃，十六岁进入皇宫，在险象环生的皇宫里，这样一个来自所谓边远夷狄之地的少年，需要经历的是怎样的心灵煎熬！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感情，空气中弥漫着难以消散的血腥味道，高力士需要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

《旧唐书·高力士传》：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隶司宫台，廪食之。

正史不动声色的寥寥几笔背后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骇人听闻的往事，在无数次午夜梦回之后深深地沉淀在高力士逐渐坚硬的心灵最深处，一生都难以忘却。人们感兴趣的是高力士无以复加的权势，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等等等。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些对于高力士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高力士外传》：高公所生母麦氏，即隋将铁杖曾孙，始与母别时年十岁。母抚其首泣曰：“与汝分别，再见无时，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贵。吾若不死，得重见，记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双金环，吾亦留看待见，汝伺之，慎勿忘却。”即与诀别，向三十年后，知母在泷州，虽使人迎候，终不敢望见。及到，子母并不相识，母问曰：“与汝别时，记语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视之，母亦出金环示之，一时号泣，累日不止。

或许对于高力士而言，有生之年能够在母亲怀里酣畅淋漓地大哭一场，才是自己那么多年来忍辱负重、出生入死所获得的真正意义。“验七星于子心，辨双环于母臂。”催人泪下的一幕终于在文人花哨的辞藻中定格下来，高力士的人生还在继续。

在人声嘈杂的前呼后拥中，高力士却是长安城里一个孤独的奴才，玄宗的奴才。玄宗是高力士的主人，是高力士全部人生的寄托。风雨同舟、同甘共苦，高力士对于玄宗的追随几乎穿越了生死的界限。

李隆基何尝不是奴才。李隆基也是长安城里一个孤独的奴才，皇权的奴才。皇权可以无缘无故地夺走一个七岁孩子母亲的生命，顺便剥夺这个孩子发自内心的真实悲伤，长期和无助的父亲共同经历幽禁的生活，李隆基早早地对于皇权的肆无忌惮有了深刻的认识。没有权力就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有了权力就不顾一切地保住权力，李隆基心甘情愿地拜倒在皇权的脚下，成为奴才。皇权可以把庄严不可侵犯的人伦踩在脚下，践踏得粉碎显示自己的强大，见识过祖母杀母亲、逼父亲的李隆基同样可以视人伦底线为无物。杀伯母、杀姑母、逼父亲，杀儿子、逼儿子，李隆基终于一步一步成为大唐帝国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被一个奴才的奴才羞辱到颜面无存，相信身为太上皇的李隆基更加不会对自己作为皇权奴才的身份有丝毫的后悔。

李隆基，皇权的奴才；高力士，玄宗的奴才。长安城里两个孤独的奴才走到了一起，在血雨腥风中，一起走过漫长的岁月，又一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要说读史对我的精神震撼最大的莫过于《史记》和《明朝那些事儿》，《资治通鉴》和《全球通史》等虽然对我的影响挺大，然而相对前面的二者来说，后面更多的是从理性方面拓展了我对世界的认识，而前者是对个人精神价值的提升和对历史中命运无常的感慨。从《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的故事讲起来吧。

1王艮

在靖难之役，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就要失败了。当夜，明朝的大才子解缙，胡广，王艮聚在一起，谈论天下大势。三人当时的表现如下，大家看好： 解缙陈说大义，要与朱棣不共戴天，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要以身殉国。而唯独，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流泪。

而谈话结束后的结果居然是：

解缙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缙驰谒”。

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召至，叩头谢”。看看，多么有效率，召至，召至，一召就至。　　

唯独里面，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现如今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

然后，他从容自杀。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王艮才本该是最有理由痛恨建文帝的人！因为，本来他才是当年真正的状元！但建文帝在面试的认为王艮长得不好看，把状元让给了胡广，王艮从状元变成了榜眼。

国以貌取人，他却未以势取国。

解缙就是永乐大典的总主编。但是不要以为，王艮和胡广就比解缙差。胡广是建文二年的状元，王艮是榜眼，而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成绩才全国前几十名。王艮和胡广比解缙强太多了。

2杨涟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病入膏肓的明光宗朱常洛看着跪在地下的七品官杨涟，每开一次会议就会良久的凝视他一眼。这个奄奄一息的帝王并不知道他满含期望的眼神将会对历史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因为，他不知道，自从这一刻起，跪在地下的这个七品官就下定决心，为了这个帝国以死相报。

杨涟出身贫寒，虽然胸有抱负，但他从来都是底层人物。然而就在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君临天下的帝王，毫无保留的承认了他，承认了他的理想，承认了他的抱负，以及他的执着。所以，在那一刻，他在心目中就已经认定了，为了这个帝国，他将要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四年后，杨涟就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内心的道义和承诺。天启四年，历史最黑暗的时代之一，阉党魏忠贤专政，把持朝廷，朝廷官员已经大部分被拉拢。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杨涟不畏强权黑暗，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天启五年，杨涟下狱，被严刑拷打，每五天一次，杨涟的下颚被打落，他依然不为所动。就用钢刷使他体无完肤。为了在监狱里杀死杨涟，用铜锤砸他的胸膛，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他还是没死。用沉重的土袋每晚压他，他还是没死。最后为了杀死他，就用铁钉钉入他的耳朵，他仍然没死！

那晚，杨涟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就用身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最后刽子手，残忍的将一根大铁钉从他的头顶钉入，这次没有奇迹出现，杨涟当场死亡，时年五十四岁。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一个伟大的殉道者的一生！让人感叹！

3左光斗和史可法

同时下狱的还有东林党的左光斗。他也被严刑拷打。当他的学生史可法前来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静静的坐在牢狱里面，他伸手推了推他的老师左光斗，才发现，原来他的腿骨已经被打掉。所以他只能那样坐着。左光斗醒了，然而却没有睁开眼睛，因为他已经看不见了，他的眼睛被烙坏了。

然而，他很镇定。他对他的学生史可法说，你知道牢狱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在这里？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竟然前来。我死就死了，然而万一将来国家出事，谁来管？最后，他赶走了前来看望他的学生。

二十年后。

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头号重臣，民族英雄史可法，当他站在扬州城头眺望城外清兵吹角联营的时候，在那漫天的风雪中，北风激荡着他那早已不年轻的面容，不知道那时刻他可曾想起他的老师左光斗，想起多年前在大狱中最后一次看见老师，看见他浑身鲜血的给他讲述家国为重的情景。我们唯独知道的是，最后史可法死守扬州，战死扬州城。

4崇祯皇帝

崇祯这个皇帝是真的苦。从历史史料中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明朝的结局的，他多次谈到天命，也对人哀叹，天命，奈何亡于朕手。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带领大军从西安出发，到达北京。崇祯有句名言很出名，叫做诸臣误我，然而有一句更出名，叫文臣人人可杀！他没有看错他手底下的这帮大臣，当天，他的这帮大臣就打开城门，外城失陷。

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位明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静静的登上景山，良久的注视着紫禁城，望着这风雨飘摇的帝国。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想起了什么。他一生节俭，衣服鞋袜，补丁成串，走路太快里面的棉絮就会飘出来。他工作努力，从不懈怠 ，史料记载他每天工作八个时辰以上（长达16个小时以上）；他不好色，也不贪财，绝世美女陈圆圆，天下人为之打得头破血流，送入宫内被她送出宫去。他每天上朝，不是跟言官吵架，就是跟着大臣吵架。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办，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自管，底下大臣就知道相互扯皮，关内李自成张献忠闹，关外皇太极多尔衮闹，他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连陪老婆的时间都没有，天底下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做皇帝比普通人都累，而崇祯就这样，整整的干了十七年。别人考得差都是平常不好好学习不听讲，期末也拼一把，而到崇祯手里，他始终在努力，从一登基就在为了帝国折腾，先办了魏忠贤这个死人妖，然后出了李自成、张献忠，那么就打，而关外又开始闹，他对付满金，而天下又开始大旱流民四起。对于正常的剧情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打击，最后他的命运便发生转折有了好运气，然而到了我们崇祯身上，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到最后还是没有等到那份正常剧情。他努力，他尽力了，然而最终却还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结果。他能怪谁？他累了，他也到了该休息的时候，所以，他脖子一伸，选择了一颗槐树，静静的挂在了那棵槐树上。

明朝自此而亡。

你们现在还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崇祯呢？

完。

《史记》里面壮烈的事情也不少，但已经很晚了，改天有空再8。

谢绝转载。

知乎总说我答案字超了，所以后一部分是用图片发出来的，向大家说声抱歉。这个体验也是挺反人类的啊……

看到很多朋友的答案，很受触动，好像找到了自己最初读史时的那份感动。共享是种美德，我也讲个元嘉之战的故事吧。

发生在公元450-451年之交的元嘉之战是令我最动容的历史故事之一，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从比较浅的层次上说，它有着各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要素——气势磅礴的南北对峙、投鞭断流的霸主与励精图治的明君、顶天立地的英雄与阴险狡诈的小人，等等。上面不是有朋友说到张巡守睢阳么？这场战争中也有这样的故事，而且不是一场，是两场，并且——这两次困守孤城最后都成功了。还不止这些，功败垂成的义士，白衣却敌的太守，舌战千军的儒士，七进七出的勇将——这些经典的角色，元嘉之战中一个不少。

另一个层面则是更深远的层面：一些关于民族、价值观及天下的问题。作为一代雄主拓跋焘与刘义隆——很可能是整个南北朝时代最璀璨的两颗大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悲壮的一次正面对决，我甚至认为，放到整个古代史中，这段历史也是数一数二的。气势宏大的南北全面战争其实并不多，此前的三国时代中吴汉二国极少同时发动攻势，后世易代时候的南征几乎是平推性质。打的一板一眼，有来有回的，还是只能到南北朝里寻找。淝水之战是大家熟知的，但说实话，那是属于清谈的东晋的战争，太风雅，太不沾地气了，包括对手苻坚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元嘉之战则是真正绞肉机般的大战，血腥、黑暗并发人深省。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一些更高层面的思考是必然的。

总之，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供我们挖掘，但这段历史由于南北朝本身不被人重视，所以了解的人也不多，我觉得这点很遗憾。所以想和知友共享一下这段远去的往事。

1

天性浪漫的苏东坡以一阙《念奴娇》来歌颂英雄辈出的赤壁之战，而沉郁的辛弃疾则在最有名的词作之一中引用了元嘉之战的典故。“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词的内容几乎对所有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而这场战争本身却远远没有这首词的知名度。不用提赤壁之战了，甚至比起六十多年前的淝水之战，都有档次上的差距，即使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丝毫不输于前两场。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战的开幕与结局并不满足大多数旁观者的心理预期，甚至可以说，是对这种心理预期的一种反动。因此从美学角度来说，元嘉之战就先输了一筹，虽然历史在进行时，并不会顾虑自己的剧情是否违反大众审美，最拙劣的历史亦是真实，在这一点上，它便胜过最高明的剧作。

在赤壁与淝水两战中，故事的开端是北方势力气势汹汹的南征，结尾则是南方势力的成功逆袭。人们总是愿意看见以弱胜强的奇迹，何况，晋室南渡，北方五胡乱华，这在南北对峙的天平上放下了一枚名为“民族”的沉重砝码。如果说支持弱者还只是个人偏好，那么支持汉族王朝，便简直是一个原则问题了。而元嘉末年的那一场南北大混战，则刚好把这种传统的戏码反了过来。故事以刘宋的大举北伐开头，却以他们的惨重失败而告终，纵然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来看，他们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我曾经打算过把此次元嘉之战的经过写成一部历史小说，甚至半开玩笑地拟好了诸如“向北！向北！”“一个河东人在关中”之类的章节标题，但是在进入谋篇布局的阶段时，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我意识到这将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如果说赤壁与淝水两战是两本有主角有配角，情节起承转合齐全的古典主义小说的话，那么元嘉之战这本小说，如果写得出来的话，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借用文论的名词，可以说它是一部正宗的“反史诗”。在这部“反史诗”中，传统小说的要素，比如地点与人物，都是极端模糊的。这场战争中并没有涌现周瑜、诸葛亮、谢安、谢玄这样的“一时多少豪杰”，少见的几个将才也未能善始善终。甚至，在整场战役中，我们找不出一个如赤壁与淝水那样矛盾集中体现的舞台，这导致我们甚至没法给它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但是，这不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过程完全是索然无味的。正如《奥德赛》与《伊利亚特》的关系一样，普通的读者当然更乐意阅读前者，但是如果一个读者能认真地把后者读下来，也许能从中收获的，并不比前者来得少。

这篇文章里用“元嘉之战”来指代此战，虽然这不是元嘉年间南北的唯一一场战争，但却是规模最大与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既然名为元嘉之战，那么理解这场战争，需要注意的最重要背景，就是宋文帝刘义隆当政的元嘉时期。诗人给后人留下“元嘉草草”的诗句，咋看上去，似乎这是一个好大喜功而无所作为的年代。而事实上，元嘉这个年号代表的，是一个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绝无仅有的繁荣年代。

《宋书·卷五十四》里写着这么一句话：“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这是史册给出的极高评价。《南史·循吏传》则填充了更具体的内容：

“文帝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服，六戎薄伐，兴师命将，动在济时。费由府实，事无外扰。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在这里，史官几乎是把所有对“盛世”的形容词都加到了元嘉之世身上，而它对这个时代的描述并不空洞，一个个场景使我们沉浸在一幅如同《新闻联播》般美好的画面中。而这样的热烈描述在南朝的各种史册里还能找到很多。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会发现著史人在事后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在貌似冷静的叙述背后，总是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伤在闪烁。事实上，对“失落的元嘉”的这种微妙的感伤情结，不仅贯穿了整个南朝的宋齐梁陈时代，还在后世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回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述完元嘉之战后，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这句话便是这种情结的最精炼总结。

不过，元嘉时代是否真的能当得起后人的这番深沉的寄托？这便要看我们从怎样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元嘉之治其实很难占据过高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王朝的一般规律是，治世是一个上坡的阶梯，这之后王朝将迎来巅峰盛世，之后才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从文景之治后的武帝全盛，到贞观之治后的开元全盛，莫不如此。用这个标准去考察元嘉之治，显然是不合格的。《南齐书》载：“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很难想象这样血淋淋的记载会系年于“元嘉”这个寄托了无数美好的年份之下，可是事实毕竟是残酷的。在北伐之前，我们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治世”的经济积累尚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朝廷只好下诏向巨室和僧侣借贷。可见，在元嘉末年，所谓的“治世”已经出现了裂痕，战争只不过加快了这一进程而已。元嘉之战失败后，此前国内潜伏的矛盾全面爆发，刘义隆被太子弑杀，经过夺位之争后，孝武帝登基，全面改革元嘉年间的政治措施，刘宋自此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下坠，治世后的盛世终未到来。

但是，萤火之光在白日里纵然算不得什么，在黑暗里却是为夜行人指路的明灯。当然，南北朝时期到底是不是黑暗的时代，这是要用厚厚的书来讨论的问题。不过，从掌握话语权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看去，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却找不出一点光亮，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元嘉年便脱颖而出了，毕竟，它在历史长河里算不得什么，可是在整个南朝，还是比其他时期高出一截的。“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说法或许过于俚俗，不过要体会元嘉之治在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这也许是个合适的比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体会到“草草”的元嘉之战背后的那种彻骨之悲凉。

2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以刘宋朝廷北伐为主基调的元嘉之战的开头与尾声却是两次宋国的城市防御战。比起最后惨烈的盱眙防御战，作为这场大戏第一幕的悬瓠防御战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从防御难度上来说却要大于前者。其一，拓跋焘攻击盱眙时魏军已处于强弩之末，国内矛盾也开始萌生；其二，防守盱眙城时，城内兵多粮足，器械精良，拓跋焘更多是为了出一口恶气才不计伤亡攻城，而对悬瓠的攻击是北魏一次冷静的报复行动，出动了整整十万大军，悬瓠城内的兵力却不到一千。

说是报复行动，是因为宋国此前在边境线上并不老实。当时北魏境内有关中盖吴的叛乱，刘义隆下诏指示豫州守军向叛军提供支援，这种挑衅当然不可能为魏国所容。不过这充其量只是小打小闹，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攻击悬瓠，这种反击力度还是颇令人惊讶的。

长江为南人天险，但却是最后一条防线，因此向有“守江先守淮”之说。汝南郡地处淮水、颖水中间，可以左右相救，为淮北重镇，而当时汝南郡的治所就在悬瓠。但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威慑意义显然还要大于一座悬瓠城的得失，在拓跋焘的蓝图里，现在并不是彻底消灭宋国最好的时机，只要让他们暂时老实就好。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行动恰好成了刘义隆决定大举北伐的一针强心剂。

十万大军的数目并非号称，而是实数。这中间或许包括了相当部分随军非战斗人员，但是数目远远多于守军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守将陈宪拼命防御，坚持四十二天，“魏人填堑，肉薄登城，宪督厉将士苦战，积尸与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此时徐州援军将至，魏军于是引退。本来代理汝南郡太守的陈宪也因这次守城的战功被刘义隆专门下诏褒扬，太守一职得以转正。

拓跋焘回到平城之后，给刘义隆写了一封信。虽然战场上输了面子，嘴上却丝毫不软。隔上一千多年的历史纵深，我们再次读这封信，已难以感受到当年那种令宋国朝野震恐的凶残之气，事实上，说我们从其中感受到了一种黑色幽默，也毫不为过，而拓跋焘的这种黑色幽默接下来我们还要多次领略。姑且在此摘录这封信的一小段吧：

“彼常欲与我一交战，我亦不痴，复非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外宿；吴人正有斫营伎，彼募人以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岂得不为我有哉！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邪！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当使鬼缚以来耳。”

信中说，既然你们南方人打仗喜欢劫营，我就把营地撤到一百里之外，你们的兵跑不快，一晚上走五十里而已，到了白天他们就完蛋了。后面又扯淡说要抓住你连兵刃都不用，这里有婆罗门擅长念咒，可以召唤小鬼把你捆过来。一代雄主写给老对手的信竟然如同小孩撒泼，实在是令人哑然失笑。事实上，这种嬉笑怒骂的能力似乎也是很多枭雄都具有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当然是那位在一张旧报纸背面“炮打司令部”的主席了。在拓跋焘与刘义隆的“交往史”上，拓跋焘的每一封信几乎都是这种风格，但是史册上并没有刘义隆回信的记载。看上去至少在幽默感方面，他离拓跋焘还有所差距。

在这样的言辞后面，存在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自然是写信者无比自信自己的实力，于是气定神闲地对敌人加以“调戏”。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其实写信者的内心深处是自卑的，他忌惮自己的敌人，于是使用嘲讽的方式来消解这个心结。很难把拓跋焘的信完全划入任何一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第二种成分是存在的，而且所占的比例不低。这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证实，宋和魏谁都没有能力吃掉任何一方，拓跋焘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刘义隆的这种认识也曾经异常清晰，在元嘉七年的北伐前，他派遣田奇出使魏国，主要想表达的是：“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这种在开战前先设好底线的行为未免显得软弱，但至少当时刘义隆对局势的认识十分清醒。至少在元嘉二十七年，他失去了这种清醒。

关于北伐的廷议迅速在刘宋朝廷上展开，进言刘义隆立即北伐的有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此之前都没有亲历过战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义隆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方。难道是他严重缺乏判断能力吗？对于一名维持南朝三十年繁荣的帝王而言，这种揣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其实，问题仍然出在观察角度之上。史册是后人撰写的，当时著史者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重新组织材料时，即使不有意为之，带入些许由结局反推开端的成分，亦是情理之中。而站在今天的我们，在史书的指引下回望过去的时间坐标时，对来龙去脉已然洞若观火，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如果不站在历史人物所处之时空中去理解他们，便难免觉得自己比元嘉之治的缔造者还要来得英明了。

至少在这次北伐前的决策过程中，刘义隆的刚愎自用毋庸讳言，我也并没有为他辩解的意思。事实上，在历史的大潮中为任何一个个人辩护毫无意义，但苛责任何一个个人同样也没有意义。首先必须清楚的是，相对于拓跋焘对伐宋的暧昧态度，北伐是宋国的既定国策，打不打并非问题，争议的焦点是时机。这从北伐的反对派劝谏刘义隆的言辞上可以得到印证。左军将军刘康祖的建议是“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另外表达明确反对意见的军界重量级人物只有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难道刘义隆真的会因为几个白面书生的煽动就决定北伐？一幕戏剧这样渲染矛盾是可以的，但是真实的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而刘义隆在廷议中反驳沈庆之的言辞也并非文人们所谓“封狼居胥”的大话空话，他是这么说的：

“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美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

把脏水泼到檀道济、到彦之身上自然不够厚道，但是后面对形势的分析展望却是有理有据，近期中期远期战略规划一目了然，后面的军事计划也严格按照此进行。如果我们还是用简单的“元嘉草草”来总结这场战争，确实是说不过去的。试问，今天的我们如果坐在那个一言九鼎的位置上，在老老实实地发展了几十年经济后想建立一些功业，朝中的大臣又一致附和，会不会也觉得沈庆之之类的老东西实在碍事呢？恐怕我们很难作出乐观的回答。

无论如何，统治者本人已经下定决心，大举北伐就不可避免了。正式诏令颁布的日期，资治通鉴记载为七月庚午，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应该是七月六日，也就是公元450年8月10日。诏书中说道：“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这除了官方辞令之外，应该也反映了刘义隆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反驳刘康祖第二年再动兵的建议时，他就驳斥道，北方的人民已南望王师久矣，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我们无法谴责刘义隆的迂腐，因为我们自己在几十年前也真诚相信过全世界人民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而且，从后面的史实来看，也许这个叙述并不算过分，只是南朝的“王师”此次又会让让人民失望罢了。

3

在战备阶段，王玄谟是北伐最坚定的鼓吹者，史书中的记载是“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战争开始后，他以宁朔将军节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两员经验丰富的宿将——率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节制。这支部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是整个东线战场的中坚力量。

战事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宋军进击碻磝，魏方守将，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而走，印证了刘义隆“泛舟北下，碻磝必走”的判断。肖斌派遣将军崔猛进攻侧翼的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不战而走。这样一来，按照战略规划，下一个需要拿下的要地就是前方的滑台。肖斌自己和沈庆之留守碻磝，派遣王玄谟进攻滑台城。

虽然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元嘉之战不能简单地用“草草”来概括，但对纯结果论者来说，这两个字下得并不过分。出乎南朝朝野预料的是，在刘义隆的一番看上去很美的规划中，却连初期计划里“易可覆拔”的“滑台小戍”都没有拿下，而滑台攻击战的失败，则要完全“归功”于前线指挥官王玄谟。

如果不考虑元嘉北伐这一堪称悲壮的大背景，王玄谟的失败在史册上的记载几乎像是一幕轻喜剧。在围城的初期，注意到城中有很多茅草屋，麾下将领向他建议放火箭焚烧，而王玄谟的回答是，城里的设施迟早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烧掉呢？真是大义凛然，令人只有哑口无言。听到“王师”北伐的消息，“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印证了刘义隆对民心所向的估计也许并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王玄谟再一次令人不可理喻，他随意分配义军，并向每户征收财物，征收的内容更具有轻喜剧色彩——八百只大梨。

魏军以骑兵为主，若发兵救援滑台，并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听到将领们请求南援的请求时，拓跋焘再一次发挥了幽默的才能，他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虽然说的比较搞笑，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想在宋兵锐气正盛时跟他们打骑兵不擅长的城市攻防战，而是想把战略纵深拉长，拖垮对方的经济，再集中骑兵优势一举击破。恐怕当时在他的心中，几个据点已经被当作弃子了。

可是王玄谟的表现让拓跋焘“失望”了。一直到十月份初冬魏军南渡黄河的时候，滑台都仍然掌握在魏国手中。十月九日，反击正式开始，“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统率作为犄角的水军的钟离太守垣护之听到消息后，迅速撤退，路上遇到魏军横江的铁索，则用斧头砍断，最后只损失一条船，安全撤回大本营。

严格说来，元嘉北伐到此就进入了结束阶段。虽然与此同时西路军在柳元景的率领下节节胜利，但魏军渡河后将深入宋境，失去了东路呼应的西路孤军处在尴尬的地位，不久便被刘义隆下诏召回。

这么说来，积累元嘉近三十年的建设成果，凝聚无数仁人志士心血的北伐，就这么告终了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用了几百个字就概括了精锐的东路军与被刘义隆寄予无限厚望的王玄谟的惨痛失败。看上去，事情又可以被简单化了，王玄谟是奸臣，怂恿昏君北伐，自己却贪生怕死，导致北伐失败，真是令人感叹。感叹过后，便开始期待忠臣与明君的出现。如果这样读史，是读通了二十四史都难以有什么长进的。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不是什么昏君，相反，说他是整个南朝时期说得上的明君也不为过。王玄谟在北伐中的一系列行动固然十分搞笑，并因此被戳了一千多年的脊梁骨，但说他是奸臣？似乎也未必。后来宋国政治日衰，王玄谟时常冒死进谏。暴虐的刘子业先是嫌他刚直将他排挤出朝，外派到青州当刺史，后来因为杀人太多，为了巩固帝位，又召回他任职。王玄谟的子侄都劝他不要回朝趟浑水，他答复道，自己受历代先帝的厚恩，怎么能不临危受命呢。这岂止是奸臣，简直就是典型的忠臣表现。另外，孝武帝在位时，徐州大饥，王玄谟拿出自家的十万斛谷物与一千头牛赈济灾区。这还是那个北伐时贪婪的连人民的大梨都要征收的王玄谟么？我们快要不认识他了。

王玄谟没有双重人格，他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并不是洗心革面。事实上，任何从单纯道德角度解读历史的努力必将归于徒劳。无论我们是从传统角度，谴责王玄谟在北伐中耽误战机，还是像《宋书》一样，凭借他晚年的忠诚，评价他“斯可谓忘身徇国者欤”，都只不过把目光局限在一隅。我们感兴趣的，绝不应该仅仅是王玄谟本人。

即使是只看北伐时的表现，也很难把王玄谟归到“贪生怕死”那一类去，他人品本不败坏，但却不长于军事，这是很容易下出的结论。那么，是谁把他推到了一军之将的位置上？这哪怕对他自己，也是毫无好处的一件事。如果他一直在太守的职位上做着内政，偶尔发发无关痛痒的清议，在史书上的评价还会比现在好得多。

答案很明显：皇帝，但又不仅仅是皇帝。南朝的皇帝虽然留下许多荒淫暴虐的事迹，但他们实际的权力却无法与秦皇汉武相比。晋朝本来就是以世家大族为基石建立的王朝，南渡之后更是出现了门阀政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和贵族共享了权力，政治等级森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虽然宋齐梁陈时皇权上升，已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但是士族的重要地位则被继承下来，这个遗产要到引入科举制的时候才开始被扬弃。而我们要讨论的主人公王玄谟正出身于有名的北方大士族，太原王氏。

如果说这个出身为王玄谟提供了向上爬的基础的话，那么皇帝的赏识则提供了契机。早在刘裕还在世的时候，王玄谟就用他的专长——说话打动了这位刘宋的开国皇帝，但是刘裕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并没有马上委王玄谟以重任。后继的刘义隆则被说的飘飘然，竟然将北伐的重中之重交到一个菜鸟的手中。我们恐怕无法苛责萧斌派沈庆之和他一起留守，而让王玄谟出战，我们只能说，他将刘义隆想让王玄谟建功的心情领会的非常到位。于是，在说一不二的皇权与盘根错节的门阀的联合作用下，王玄谟踏上了一条不属于他的道路。

我们并不是说世家大族里出不了人才，也不是说凡是专制君主赏识的就都是坏的。事实上，西路军主帅柳元景亦是出身著名的河东柳氏，至于淝水之战的主帅谢安就不用多提了。这仅仅是是一个概率问题，美国总统中也有废物，但比例一定会比门阀阴影下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选出来的官员，要低上那么一些。顺便补充一下，最后王玄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去世，比起柳元景、沈庆之、臧质这样在元嘉之战中大出风头，最后却死于非命的同僚，我想，他也许算的上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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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潦草收场的东线主战场，其他几条战线打的可以说是热火朝天。在刘义隆七月六日正式的下诏中，是这样布置其他各条战线的：

“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东西齐举；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汧、陇；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

可以发现，除了臧质和王方回的那一路之外，其他各路北伐军都由刘宋宗室亲王挂帅。这种局面说明，皇室在经过东晋那一段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大门阀的岁月之后，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一定要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从历史上来看，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宋齐梁陈更迭，王朝依然一次次被立下军功的权臣篡夺，正像当年刘裕篡夺东晋基业一样。更大的副作用，则是诸王惨不忍睹的夺位之争，如果斗争局限在宫闺内，起码一时对百姓影响不大，可是当这批王子控制了军队之后，悲惨的结果就可以预见了。这样的内耗消耗的不仅是刘宋的国力，臧质、柳元景这样的南朝优秀将领也往往牵涉其中，死于非命，以薛安都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则选择了投降北魏。此前的檀道济也是因为牵扯到刘义康与刘义隆的权力斗争中才被处死，对于本来就缺乏良将的南朝来说，这同样是一笔恐怖的损失。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起码在元嘉二十七年，矛盾爆发的前夜，他们还是暂时团结了起来，一起对付北方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