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会面中,突然毫无预兆的要求记者清场,而在那段现场的视频中,似乎有一记者问了一句:“Did he shit?”(“他是不是拉了?”),而旁边的另一位记者回道:"I have no idea,hope the microphone got it。"(“我也不知道,但愿麦克录到了。”)
这段视频流出之后,全世界的舆论场都炸了锅,人们纷纷怀疑,已经是80高龄的拜登,是否在这样严肃的场合,一个不小心,拉在了裤子里,所以才会突然要求清场,而现场的记者是闻到了味道或者听到了声音,才会有此一问。
这个看似荒谬的猜测,却意外的流传极广,以至于向来标榜言论自由的外网都开始大量封杀此类帖文,而美国官方也很快出来辟谣说清场跟总统拜登的身体情况无关,只是出于政治和外交因素,两位领导人必须密谈。
但网民们可不管这么多,美国政府越是删帖和澄清,他们就越是对拜登的“脱粪”深信不疑,传言越传越是有板有眼,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那句“祝他身体健康”也被拉出来反复分析,进一步佐证了拜登的“失禁症状”。
这个曾经代表着“战无不胜,众望所归”的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一强国,居然以如此不体面的方式迎来了舆论的毁灭性打击,这让许多美国的敌人和反对者都大为诧异。
然而,冷静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其中疑点颇多,因为在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第一位记者在提出疑似脱粪的疑问之后,另一位记者给她的回复是“我希望麦克风录了下来”,如果真的是拉裤子这种事情,被麦克风录下来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还不如说希望摄像头拍到了。
即便退一万步,认定确实是拜登没有控制住大小便,但其实他作为一个80岁的老人,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稀奇,衰老并不是罪恶,也不至于为此如此残酷的嘲笑一位老人。
因此,拜登如今的被群嘲,可以说只是美国国力衰退的一个缩影,无论拜登是否真的大小便失禁,但他作为美国总统,领导着这个衰退的美国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跌下了神坛,曾经的荣耀必然会一道一道全部化作孽力反馈回他的身上。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美国今日没有从阿富汗撤军,新冠也已经完全被控制,那么拜登就是拉的到处都是,也依然会有人跪舔说他这就像廉颇“一饭三遗矢”,是有大将之风,可当美国撤出阿富汗,新冠病死七十万之后,哪怕他这位总统日日正襟危坐,我们也总会怀疑,他屁股底下,是不是粘着什么不雅的东西。
这,就是今日的世界,就是美国从“谁也打不过”到“谁也打不过”之后,所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啊。
找青中年男人比较多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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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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