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的法官生存状况怎么样？ 第1页

不是法官，算是一方当事人吧。一个申请执行的案子，第一次申请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财产终本了，后来发现被执行人的住所，跑去法院找执行法官申请拘人，法官也是很负责任，让我们确认被执行人的行踪规律，就按照这个时间跟我们去找人了。

因为非本市，大清早六点就出发赶过去了，没找到被执行人，但被执行人的父亲一通胡搅蛮缠，法官讲了很多也没用，后来留了个通知要求被执行人去法院解决问题。

约的时间到了，那天我们也去了法院，他却迟了快两个小时才到，本以为是来好好解决问题的，结果又是一通胡搅蛮缠，甚至瞎扯审判时少计算了还款金额，拿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票据来说话，一开始法官还很有耐心的拿卷出来对，后来他越说越离谱，怎么解释都不听，法官被气的没法子了，就说我是执行法官，我只负责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什么法官一手托原告一手托被告，那是审判庭法官的义务，我们的任务就是替申请执行人执行，你要是对案子有什么疑问，就去找审判法官，去申请再审去！我没必要在这被你指着鼻子骂！

结果被执行人火气更大，怒气冲冲的说了一大堆，用一句话引爆了现场的气氛，你就是收了原告的钱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上心！

那一刻我脑子都要炸了，法官更是气炸了，办公室其他法官明显也都生气了，他们兢兢业业工作，执行又是尤其累人的活，不在正常上班点去拘人已经成了常态，有时候甚至要忍受被执行人的暴力相待，但这样的污蔑，我觉得任谁都受不了，更何况，这个案子我去找法官之前，根本都没见过他，我们从没贿赂过他，更何谈他收了我们的钱。

作为申请执行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自己是罪魁祸首，又实在不知道是不是该为法官辩解几句，整个人懵在那里。跟我一起来的同事打了个圆场，让被执行人跟他一起商量一下对账以及付款事由，离开了办公室。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件事。我想，那个法官可能当时也在想“我图什么？”。执行成功钱也分不到，执行不成可能还要被骂，这种情况下认真做事的法官，大概都凭着一腔热血和责任心，可这样的事情如果一再发生，这腔热血还能燃多久？

广州某区基层法院，当过执行局书记员、执行局内勤，现在是民事案件小助审一名。

先说收入。对比起北京的同行来说，我们要好一些，全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补贴、住房公积金、洗衣服通讯费等等等等）不到十万。然后公会会发两瓶洗衣液一桶花生油什么的。没了。

工作八年来，收入完全没有变过。八年前一年的收入可以买市区里一套小小的房改房，现在一年的收入连一个厕所都买不到。

我是本地人，还能靠父母解决住房问题。我一个农村来的同事，到现在还在租房住，他的同班同学在广州做律师，已经有房有车了。

然后说工作。审判庭每人每年办案将近300件，执行局每人每年将近400件。这个数字跟其他地方的法院相差不大，但我想说的是，这每年办的几百件案，不是法官一个人的努力结果，所以光说这个法官每年结案多少件，是不太准确的。

我做执行局书记员那时，是一拖一的配置，也就是说是我只用负责我跟的法官的案件。也就是说我和我跟的法官两个人每年共完成三百多件案件。当然更精确一点的话，我们办的每一件案件，都还凝结着各位承担辅助任务的同事的努力（譬如法警、司机、后勤部门等等）。但是绝大部分的工作就是法官和书记员完成的。

在审判庭，书记员再细分为法官助理和速录员。法官助理与法官一同办理案件，速录员只负责开庭记录和卷宗的整理归档。现在审判庭的搭配是两名法官配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速录员，平均起来也就是两人负责一年的两百多件案件。

所以，从工作量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应的。也许我的工作效率还可以，我全年工作基本没有什么加班。但是我有不少同事是经常加班的，法官判决没写完要加班写，法官助理很多辅助工作没做完都要加班。上面有广州的同事说加班有补贴，我们法院加班的确有补贴，但补贴指的是误餐补贴，也就是说晚上加班、周末加班，只会给你一顿饭的饭钱，就是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稍微吃个好一点的快餐都不够。所以我也曾戏谑自己，加班为当事人计算加班费自己却没有加班费。

审判庭每年办两百多件案件，算起来平均每个工作日就得起码办完一件案。一件简单的案件，最费工夫的就是开庭、写判决、校对判决和整理卷宗。一次开庭大概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最简单的判决要花半个小时写完，交给助理花半个小时校对，助理还得负责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拿传票、拿判决什么的，速录员花半小时整理卷宗和装订。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案件的工作量。

要是说复杂，那是可以复杂到天花板上的，有的案件光开庭就开了六、七次，有的案件光调查就有二十几个银行账户要调查，这二十几个银行账户的流水账还要逐条核对，有的案件要鉴定、评估，有的案件的判决书要好几天才能写得完。当然不得不说，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当事人交流。有的当事人每天给你来一通电话，每次一说就说上半个小时。作为法官我们也清楚，很多当事人其实只是想找个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也只能做垃圾桶，每天收集当事人的负能量，心里想着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呀。

所以说，每个工作日完成一件案件，时间上也只是刚刚够用。所以我写完一份判决，也没有时间再细细读几篇，助理也只能匆匆浏览一遍就算校对完毕。很久以前有一个新闻说哪个法院的判决书，把人民法院写成了人民币法院，其实我们都特理解，不就是拼音输入时不小心敲多一个按键呗。我们的工作压力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核对判决书，所以有一两个字词错误其实是太正常了。

接着说工作压力。压力之一就在于法院的行政化，法院作为实质上的政府机构之一，需要承担各种行政任务。前几年广州亚运开幕式和闭幕式，我们所有的法官要去到珠江边上各个小区站岗，看是否有可疑人员出入，亚运比赛赛场要我们法官去当观众填满观众席。广州创建文明城市，我们所有的法官要到街头拿小旗指挥市民过马路。区里要开什么大会，我们法官也要去做听众。这些听起来天荒夜谈的事情大大占据了我们的工作时间。

压力之二，在于不合理的考核。每年的结案率要求我们年底收到的案件要在短短几天内完成，或者干脆让当事人年底不能立案。简易程序适用率要求我们大部分案件都要在三个月之内办结。均衡率要求我们每个月结案的数量都是一致的，如果你这个月只收到五件案下个月却收到四十件案，你要想办法这两个月每月都结案二十件。还有服判息诉率要求我们尽量减低上诉率，但是劳动案件才10块钱的上诉费用，哪个败诉的当事人不上诉一下？所以实际上九月份之后我们就把上诉案件压下来等到来年再移送中院（这样就能算下一年的服判息诉率了）。这些大量的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考核让我们苦不堪言。

压力之三，在于各种各样的“运动”。天朝的领导新上任后，喜欢搞一些大型的“运动”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一搞起“运动”来，就要忙活好一阵子。我在执行局当内勤时刚好碰上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运动，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加班，但为了这个运动全执行局几十号人天天加班，一直持续大半年。前两年广州搞“三打两建”，我们刑庭的同志在短时间内要处理一大批案件，所以他们也要天天加班持续半年。

压力之四，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其实在法院工作，不可避免地要跟民众打交道，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民众还是讲道理的尊重人的，来到法院也是相信法官的。但是只要有那么一两个不讲理的胡搅难缠的当事人，就要耗费你大量的精力。前两年有一个在拆墙时被墙体压断腿的当事人，认为我们判决不公，就赖在法院不走了。一般赖在法院不走我们也就找法警把他撵出去就是，但这个当事人刚做完手术，腿上还打着钢钉，我们也不敢碰他。我们怕他自残，所以只好每天派人轮流陪着他，给他买饭倒水，劝他不服判决可以上诉，他却只有一个要求，让我们改判。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发出去的判决我们就改不了了，只能通过上诉才能改，但是无法跟他说清楚。这个当事人在我们这里逗留了77个小时，我们日夜轮流陪他陪了77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当事人，其实有一小部分是多多少少有些心理疾病的，这些人我们无法跟他们正常沟通，但我们也只能一遍一遍跟他解释。还有一点，来法院办事的当事人，都是带着各式各样的怨气的，不可避免地会在各个阶段通过各种途径把怨气撒出来，而法官每天都需要承接这些怨气。所以没有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是有可能承受不了的。我们法院就有好几个同志最后得了精神病，只能把他们安排在档案室、打字室等部门工作。

最后回应几个问题，很多人都说法官判案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影响很小。我们判案除了依据法律法规，还有很多省法院、市中院的指导意见，其实规定的很具体很细致，除非你不顾职业危险瞎判，否则我们的判决还是符合各种规定的。我一年办理的案件中大概有10%的案件会有同事、领导或者亲戚朋友等过问，但我都是会跟同事、领导介绍案件的具体案情、跟亲戚朋友解释法律或上级法院如何规定，让他们明白我不能左右案件的判决，判决是根据事实和各种规定形成的。我反而会让他们跟当事人做工作，看这件案件能不能调解。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你的判决不是终审判决，是可以上诉的，上诉被改判后你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如果被发现有廉政问题那会丢了工作的，我觉得正常理性人不会冒这个危险去为其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第二就是法官离职潮的问题。的确有不少同事选择离开法院，大部分都是去纪委、检察院、政府各部门，只有很少的几个离开公务员队伍。作为我自己，虽然收入不多工作压力不少，但我目前还没有离开的打算。因为我还会有法治的理想，会有做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职业理想。这说起来也许很迂腐，但这份职业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判决或调解后当事人的那一声“谢谢你，法官”。

第三就是现在的司法改革。现在改革的方向似乎是“去行政化”。的确如前文所述，行政化导致法院有很多额外的行政任务，但法院的行政化也有其好处，就是法院可以在强大的政府那里获取帮助。法治永远不是法院一家就可以完成的，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现在广东省高院搞的执行指挥中心，就是在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形成的。如果以后法院“去行政化”独立出来，你去银行调查、调取公安卷宗，请求警察维持秩序、请求政府协调案情等等，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顺利了。希望上面的领导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第一次写长答案，也不想匿名了。如果什么时候回答被删除或者匿名了，那就是单位政工办找我谈话了。

以上。

我学了七年法律，考了司法证，好不容易成为执行法官，却一拳砸碎了自己的法院铁饭碗。因为真的干不下去了。

2008年夏天，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命运，被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大量企业不景气，工作职位剧减，就业压力前所未有。因此，报考公务员成为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为了找一个饭碗，隔壁宿舍的兄弟半年之内参加了九次公务员考试，最后落脚贵州，被我们赠予“八府巡考”的头衔。

我缺乏“大丈夫四海为家”的勇气，只报了上海、浙江（我的老家）、江苏（女友老家）三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最终被江苏某市地方法院录用。

和兄弟们喝完整夜的大酒，当年9月，我拖着箱子跟女友来到那座苏北的四线小城。我那时以为，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但没想到，几年以后，因为一记冲动的拳头，我不得不从法院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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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考入法院的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性，所以我“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法院执行局报道：这里的工作就是强制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出差多，经常外出拘留被执行人，对抗性强，当然男性更适合。

那时执行局每年要办理7000余起案件，近七成涉及民间借贷，这里面，基本有六成以上是高利贷。有时同事间私下开玩笑自嘲说，我们可以被称为“官方专业追债师”，工作的权力包括合法地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通过官方公文让银行干涉被执行人的资金等。

刚到进执行局时，我做书记员，直接上级是副庭长林峰。林峰是全局业务最强的老资格法官，比我大十岁，西南政法科班出身，一身书卷气，不仅是局里业务骨干，还是同事公认的笔杆子，材料写得非常好。他热爱法律工作，听说多年以前，市政府办公室曾来指名挖他过去，但他竟然拒绝了。那个代替他调动过去的人，现在已经是市府办主任。

林峰待我如兄弟，从工作到为人处世，事无巨细都是手把手地教我。

除了林峰这样的良师，我也结识了几个聊得来的朋友。一个叫吴昊，在刑庭，是个富二代，家里的别墅离法院步行只要一刻钟。他父亲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吴昊考上公务员时，觉得儿子的保时捷卡宴太过高调，给了换成了一辆“代步”的奔驰E。不过吴昊没有纨绔子弟的样子，只喜欢哲学。

一个是经济庭的郭健，山东人，来自农村，家境平平。读了研究生，考上公务员，沉稳低调，踏实肯干，领导很喜欢，是重点栽培对象。

最后一个是跟我一起在执行局的王观。他是本地人，早我三年考入法院，上班才半年时上级中院领导来视察，召开座谈会讨论法院建设，本来王观只是被安排去凑人头，他却不按照规矩来，当着众人面，主动要求发言，痛斥法院弊病，呼吁解决本法院法官“五大遗憾事”：工资太低、工作量巨大、晋升奇慢、职业风险高、太没尊严。领导见他频繁参加其它公务员考试，心收不住，干脆把他“发配”到了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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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不大，人口不过四五十万，可民间借贷盛行，产生大量的借贷纠纷案件，在我们局，一个执行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件案子，工作量是中西部同行的四五倍。师傅林峰手上同时在办的案子有近百件，手下的助手，就我一个。我们办案外出时的公车，需与其他三名执行法官共用。

我们时常调侃自己，“干不好执行法官的法学研究生不是好销售。”作为“专业追债师”，我们面临巨大的绩效考核压力，考核指标上百个，核心指标二三十个，跟高中期末考试一样，每个月还要被厚厚一沓的“名次表”鞭策。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写论文、扶贫、扫大街，加班是家常便饭。

正式成为执行法官之前，我的工作日常是这样的：将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纠纷双方）——拿着查询通知书，去商业银行查询被执行人（欠债人）的存款——用“冻结裁定书”，冻结资金往来频繁的账户。

欠债人很少会在自己名下账户存钱，通常查几十个案子，也就一两个案子有存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马上制作“扣划裁定书”，并送达银行，扣划存款。

这些，都是师傅在做，我跟在后面。

当然，更有效率的办案手段是，以“拒不履行”为由，拘留被执行人，可案子这么多，被执行人几十上百，我与师傅二人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时，往往申请人（也就是那些要钱的债主）就会派上用场，充当我们非正式的“盯梢线人”——我们没有精力盯梢，他们没有权力抓人，合作起来，就不一样了。

申请人的“举报电话”时常在清晨或者夜里打过来，我们接到电话，就要立即赶去“带人”（拘留），师傅、我、开车的司机三人，开车出去一趟，动辄两三个小时。司机对这种突击行动抱怨很多，我也劝过师傅，下班时间就别接举报电话了。但师傅的回答是：“这年头申请人也不容易，打赢官司拿不到钱。加会儿班说不定就能搞掉一个案子。”

在一线工作时才知道，在大多数不讲理的债主看来，来了法院就该拿到钱，甚至有人把法院视作银行和保险公司，认为法院应该先付钱。他们在放贷时不去考虑借贷的风险和自己把控的责任，却认为国家财政应当为个人的损失买单。

师傅林峰办案时追回欠款的“到位率”最高，但光鲜的成绩的背后是“费力不讨好”的心理阴影：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有一阵子，每个周一的下午，都有一个很瘦的女人，来到执行局大厅，对师傅破口大骂，脏话词汇量刷新了我的认识，她情绪激动时，还动手扯坏过师傅的制服衬衫。

这个女人叫周红，是师傅手上一个交通肇事案的申请人。这起案子的被执行人叫王建，一个22岁的无业青年。案子很简单，王建偷偷骑他舅舅的摩托车，结果出事故撞死了周红的丈夫。法院判王建本人除了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受害者家属45万。可王建家徒四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些情况周红都知道，可她只要钱，被执行人拿不出，她觉得就是法官没有尽到责任，一直纠缠。

领导要维稳，面对的这些复杂情况，指示“忍无可忍，重新再忍”。我有时看不过去，气愤地对师傅说，“这种人，你还让我加班给她准备司法救助的材料，她配拿救助吗？”

师傅无奈又担忧地看着我说，“这年头哪个做法官的不挨骂，你气性这么大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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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傅刚进法院的那个年代，要想从书记员升法官，至少六七年，但我则只用了三个月——因为我入职那年，有7名法官离开了A城法院，人员不足，案件却井喷式爆发，于是我被火速提升，开始独当一面。

执行法官的工作，颠覆了我曾经对司法工作很多书生气的想象，开始了解了现实社会。当时，法律上允许的民间借贷利息，大致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也就是月息两分左右。但实际上，高利贷远超这个水平，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曾经调侃郭健说，“你们经济庭总支持高利贷可不行啊！”郭健白我一眼，反问，“换成你，你怎么判？”

我承认，换了我，也得按证据判，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我带走过的一个被执行人小李，是父母溺爱的家中独子，高中毕业后，不上班工作，在家啃老的同时，频繁约会女网友，买奢侈品讨好她们。小李借了4万元高利贷，8000元利息折现，拿到手3.2万。但是，借贷方会利用小李急于借钱的心理，让他打了一张本金12万的借条，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偿还利息——“4万变12万”的操作手法并不难，双方去银行伪造了转账借款凭证，放贷人先把12万打到小李账户，然后押着小李去ATM机上把12万现金取出，留下实际借到的3.2万，交还给借贷方8.8万。

但最终上法庭时，证据只能是本金12万的借条，拿走3.2万的小李，要按照借条上的规则，还20多万的债务。

当然，法院认定借款事实，也并不是仅凭借条，针对这点，放高利贷的人也会升级手段，在借钱时，就做好全部证据链，欠条、借款用途、转账的凭证一应俱全，借款人迫于各种原因，只能配合。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判决。这种情况下，所谓打击高利贷，已经是无从谈起了。

小李的案子，最后庭外和解，他的父母老泪纵横，还是还了放高利贷的人12万。我逼问小李，当初为何要签12万的借条，为什么有12万的转账凭证。他支吾半天，最后喃喃自语说了实话：“借的时候根本没想还。”

我一时竟无语。

也有那些真正值得同情者，小店的业主，工厂的老板，为了周转，不得不饮鸩止渴。有一个名叫胡利的被执行人，本来经营一家制衣厂，接外贸单，生意红火，08年金融危机后，订单锐减，收入大跌，不仅拖欠工人工资，工厂日常运营也无法维持。他先找了银行，但拿不出合格的抵押物，只好铤而走险，头脑一热，找放高利贷的人借了10万，月息1角。一年时间后，10万滚成22万。“债权人”来法院起诉胡利，也是22万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一应俱全，法院不得不判决支持。最终胡利关了工厂，自己卖车还债。

高利贷这个江湖的运行，完全绕过了法律，这令我又恐惧而困惑，在纷杂的现实里，我觉得自己身处某个法律精神深刻隐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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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也被工作上的两难拉得粉碎。

2009年的一个案子，我办了整整一年。这是一起抵押借款案，也跟高利贷有关。被执行人是一对60多岁的退休夫妇，他们向银行抵押自己唯一的房子，借款一百多万，然后将钱全部给了放高利贷的人，月息三分。

正常收息五个月之后，放高利贷的人跑路去了迪拜。银行借款到期，老俩口拿不出钱，银行要收房子，向法院申请强制腾空拍卖。老俩口几乎每天都来我办公室，先是苦苦哀求，然后变成撒泼、谩骂。老俩口希望法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驳回银行的申请执行，不要拍卖他们的房子。

他们贪婪、无赖、无礼，但每日在我眼前颤颤巍巍的佝偻身影，又一次次触动我心底那些柔软之处。

他们的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现求情行不通后，老两口居然又搬来了老母亲的灵位，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展开新一轮“道德”攻势。那些受人敬畏的习俗，也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道德”攻势没起作用，他们又以死相逼。老两口在自家房门处放了汽油桶，扬言要与房子同归于尽。

最终，法院出动30余人的队伍进行强制腾空——这样的行动，在人力稀缺的法院，每年至多做一二次。执行那天，30余个人分成5组，两组负责外围安保，阻止被执行人亲友冲进来，两组分别负责一个被执行人的拘传，剩下一组人员的职责才是组织搬家公司搬运。期间，还有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的人员见证。两位老人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两天的强制腾空结束，这个案子的耗时已经接近一整年。

离开时，我没再看他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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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苏北小城，高利贷的烈火还在延烧。

汽车租赁行的经理刘行，改做了放债业务，不到一年的时间，座驾就从马自达6变成了奔驰，还买了别墅。刘行妻子过30岁生日，凡是参加的人，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红包回礼。在人们眼里，他的“投资”稳健而热门，若想要把钱给他拿去放贷，往往还要托人找关系。

暴利吸引来了更多的逐利者。一些小企业主也不再安心经营，而是以企业的名义吸纳大量资金，加入高利放贷冒险，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引发连锁反应，企业就会破产血本无归，引发大量三角债务，供货商的货款，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又形成更多的案件，这些源源不断的起诉汇聚到了法院，案件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时，欠债人大多已山穷水尽，还款艰难，法院执行的温和手段，已不能满足放高利贷者急切需求。法院最严厉的手段也只是，每年将被执行人拘留15天。

于是，暴力追债上场了。大量的高利贷催生了各种讨债公司，他们采取公司化运作，主动拓展业务，从债权人手中低价收买债权，一边借助司法力量，一边则是非法的暴力威胁。浙江铁笼沉尸案，山东于欢辱母案，只是非法拘禁暴力追债的冰山一角。

2010年初的一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举报电话，说被执行人周新出现了，就在他工厂的办公室里。周新原来办砖厂，生意一直不错，后借钱在江西投资石矿场，因没有理顺当地政商关系，不久，项目失败，欠债200余万，债务越滚越多。

我和书记员迅速赶到现场，却惊异地发现，打电话举报的人就是周新自己。周新连声哀求，“法官赶快把我带回法院，赶快把我带回法院！”

原来，他的办公室内外，有10多个人社会人员盯守着他。

我立即打电话向领导请示，动用两辆警车、5名警察，才把周新从厂里带出，送到了拘留所，周新在车上连声感谢。被关了15天，周新一分钱也没还出来，“法官，我欠的不只是这200万，真就这一笔，我砸锅卖铁也还。我也是没办法。”

后来，周新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子，果然又来了更多。据说他后来扔下老婆孩子，逃去了海南。

6

转眼间，我在A城已经三年，虽然工作有各样的不是，但也没想过要放下这个铁饭碗。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照顾周全，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招待我。二老还在小城边买了块地，准备盖栋房子给女友和我做婚房。

但没想到，就在2010年，小城市平淡惬意的生活，连同我执行法官的职业生涯，都突然因为一个女人结束了。

她叫杜君，是我的一个系列案的被执行人，半年多里，共有12个人申请对她强制执行，标的总金额500余万。同样作为被执行人的还有她的前夫王宇，王宇曾是一名公务员，头脑灵活，交游广阔，他虚构了一个投资项目，先从亲友入手，然后是同事，最后是高利贷，大约借了四五百万。忽然一天，王宇卖了房子，辞职，离婚，卷钱离开了小城，不知所踪。

于是，所有的债务，都扔给妻子杜君。

由于之前大量债务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在相当长时间里，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得非常严格，一般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即使只有一方签字，也会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随着办案深入，我觉得杜君应该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些钱。她是小城最好中学的老师，31岁，与我姐姐同龄。因为债务，杜君的情绪时常崩溃，变得歇斯底里，总是尖叫、怒吼、流泪。这是一个令我心烦而头痛的被执行人。

有一天，又一个债权人找到我，要我一定去拘留杜君。来到她家里，只有杜君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小男孩很懂事，小心翼翼地端了一杯开水给他妈妈后，便坐在妈妈旁边。每次看到这个小男孩，我心里都有点难受，我的外甥跟他同岁，但这孩子眼神看人小心翼翼地，一点儿不像五岁的年纪。

和杜君的谈话还是老一套，还钱，制定还钱方案。杜君的情绪又开始歇斯底里，这时，小孩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希望把水端给他的妈妈。忽然间，杜君拿起手边的报纸，狠狠地抽向孩子的脸，水洒了一地。

我怒了，对她吼道，“你干什么？！这是你亲生儿子，他才几岁！”

杜君开始哭闹，“他跟他的死鬼爸爸一样，怎么不去死？放着好日子不过，把这么多债给我，都是讨债鬼！都是讨债鬼！”

小男孩还是木木地立在旁边，不敢动也不敢哭，看来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这是他儿子，也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你叫他要怎么承担这些东西？你是他妈，当妈就要承担责任，你总不能这么伤害他。”

杜君还是情绪很失控，半坐在地上，哭着说，“我被毁了，被毁了！一辈子被毁了！”

那天，我没有如申请人所愿拘留杜君，因为我知道，如果拘她15天，她将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劣迹”被学校辞退，那时，这母子俩就真毁了。我不想做那根压断他们生活的稻草。

我再三向债权人解释，“拘了她，丢了工作，更还不起钱！”但愤怒的债权人不管不顾，只要我拘留她，先是软磨硬施，继而恶语相向。毕竟被骂是已是工作常态，我一如既往忍着。

忽然，债权人开始用土话骂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拘留她，你跟她有一腿！”

“你XXX再说一遍！”我带着怒气站了起来。

“你跟她有一腿！所以不拘留，我要去投诉你，还要去你家，你别以为我XXX的不知道！”

我一拳挥过去，世界安静了。这一拳不只是打他，也是打向这份工作带来的压抑、无力、郁闷。

7

被我打了的申请人一直不停地投诉我。一气之下，我向法院提交了辞职报告，心想：老子不干了！

师傅林峰比我还焦急，不停地上下奔走，拿回了我的辞职报告，扔在桌上说，“你怎么这么冲动？说什么不干了？我去跟领导商量下，给你调换个岗位。”

“师傅，别折腾了，我是真不想干了。我学了七年法律，考了司法证，可拿的是什么收入，每天面临的是什么的工作环境？我这辈子挨的骂都没这几年多。我累了，我不干了，没意思。”

师傅沉默了，我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临别时，跟师傅喝酒，我流下眼泪，“师傅，我走了，我是逃兵，是懦夫，我对不起你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师傅只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去了上海当律师。今年春节，我陪妻子回小城过年，吴昊组局，以前在法院的几个死党聚到一起。王观终于在34岁那年选调到邻市的行政执法局，郭健考到了省直实权部门，娶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只富二代吴昊留在了法院——当年，我们一直调侃，他的人生结局应该是继承家族事业。

酒酣耳热时，问起我的师傅林峰，吴昊说，因为要进行员额制改革，林峰重新从法官成为了法官助理，几个月前，他也辞职了。

（编者注：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按照案件数量、人口密度、法院设置等因素来确定法官人数，集中行使国家审判权。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金木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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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刚好我家太太是家乡小城一名基层法院的庭长。她本科跟我是一个大学，后来考研到了广东某大学，研二时通过司考。后面我考虑到女孩子工作的稳定性，就建议她报考了家里的法院，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法院。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讲讲她真实的现实状况：

一是社会地位。在老家小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办点什么事儿，打个招呼就能找到人，社会关系在这里要比大城市更重要。小城市的人们，普遍意识里认为公务员才是正经职业，是吃国家皇粮的；她自己潜意识里也有这种优越感。当然，当年我让她考法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至少希望在孩子上学的时候能打个招呼啥的，办事方便。

二是工作量。实事求是的讲，法官的工作我认为应该是所有公务员体系中最累的工作之一，却又责任最大。现在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升，老百姓一有问题就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加之基层法院前几年进行了员额制，导致法官的数量有了明显的下降，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我太太所在的基层法院，大概好几十号人，有不少从军队转业过来的人。真正有能力办案，能审案的就只有15个人。我太太负责的综合庭，除了要审理民事案件，还要负责行政案子，整个庭就她一个法官，另外一个老法官常年休长假。今年因为疫情原因，3月底才上班，到10月底的时候她就收了170多件案件，审结了120多件，经常跟我讲周末还要沟通案情和写判决书。有时候，还要面对当事人的投诉，除了身体上的压力，还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

三是收入。关于收入这一块，我一直不清楚我太太的确切收入，她也一直没有告诉我。我所知道她的月收入构成是基本工资+办案补贴，公积金一个月1000多，综合年收入大概一年是12-14万元左右（应该是计算了公积金）。另外，她跟我讲说年轻人都不想做法官，工资只比助理多几百块，压力却要大上几百倍。因为助理只需要整理案件材料和卷宗，法官除了梳理案情和开庭外，还要写判决书，并且要对所审判的案件终身负责。还有一次听她讲，说她们法院里面工资最高的是一个军队转业过来的副院长，大概一个月有14000多。至于其它的福利，现在在国家反腐的高压态势下，什么都没有。有一年中秋节发了一盒月饼，听说她们院长还挨了处分。法院后面有一个宿舍区，里面的老房子都是很多年前，以大概市场价的50%作为福利卖给当时法院上班的人的。这些年进来的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了，全靠自己买房。年轻的法院干警可以申请住宿舍，一个单间月租50元/月，水电费单位出。另外，单位有食堂，供应一日三餐，一个月充卡60元，菜品还不错。这个收入，基本生活无忧，但对于年轻人买房特别是男孩子来讲，压力的确非常大。

四是心态。能在法院上班的，哪怕是在基层法院，家里或家族里面或多或少，要么有一定的政治关系，要么家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太太所在的法院，近些年来走了不少同事。有些同事是家里有关系调走了，有些是考走了，还有一些是直接离职出来做律师了。我太太在2017年的时候也再次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当时考了某省高院第3名，当时该岗位招录10个人。但是当年她们法院有9个人要离开，院领导考虑到这9个人都是办案骨干，索性1个都不放，我们找了人也没用，死活不放。加上第2年生二胎，无暇再考，且年纪也大了，于是作罢，只好安心在基层法院继续工作。只是近来，她压力过大，偶尔会跟我抱怨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说院里有好几个法官辞职出来做律师了，听说做得还不错，她也想再过两年出来做律师。我这时会笑笑，安慰她说会尊重她的意见。我知道她也只是说说而已。

五是情怀。当年她大学毕业后，她在司法局工作了一年，考虑到太闲就离职了。当时又正好怀孕在家，我就跟她讲，让她在家做全职太太。但她思考了许久，对我说她不想做全职太太，一是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又考了证，感觉都白白浪费了；二是她不想将来孩子长大后，觉得妈妈没用。正是她说的第二点打动了我，我同意她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上班。虽然她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有所抱怨，但我感觉她内心还是对这份工作充满热爱和认真，并且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廉洁奉公。有时她会跟我讲有些案子特别是离婚案件当事人想让她尽快判决，会塞给她红包，她都坚决不收。她说她周边的同事都做得很好，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黑幕和歪风。她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女法官。

我太太应该是代表了相当一大部分基层法官的现状。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我的存在，她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她可以把这份工作当作一份理想，而不是世俗的权力和职位，希望她一直可以这样保持下去，我亦会一直支持她！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在此针对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几点作一点补充：

1、我专门确认过的，我太太在2017年参加的是某省省考，非国考，是允许在职公务员报考的。但考完后需要原单位出具一个同意报考的函。

2、关于工资待遇，可能每个省，每个地区的经济情况不同，法官的待遇的确差别比较大。我家太太所在的区域为中部某省，其收入一年应该不会超过15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她确切的工资数额，是从她日常谈话中推测的。能确定的是，发工资的时间是每个月5号，5号发本月的工资，这点是我羡慕的。

3、我看好多在法院工作朋友回复讲，一年办案300+，400+，甚至人均500多件的，震惊之余，钦佩之心由然而生。就这个事我还专门问了我太太，她讲今年已经接案180件，审结147件。至于法官的工作量，她讲各个法院法官的人员配置可能会差别。现在我太太的法院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官自己完成，书记员只负责文书打印、开庭记录、校对和文书传达，相对比较轻松。何况她还带着两个孩子，每天要负责接送上下学，我由于工作关系常年在外，一点忙也帮不上。作为家属，内心有愧，实在对不住朋友们的夸奖。

4、最早的时候她在司法局工作，那个时候司法局还未深化改革，没有太多事情。现在司法局的地位上升了，管理的事务多了，权力相应也大了。当然，我也问过她有无后悔过？她说不后悔，至少现在从事的工作更紧贴她的专业吧！

虽然大家都那么忙，虽然有着或多或少的抱怨，但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梦。因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依靠法治，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官的主体地位将更加凸显。所以，现状虽艰，但未来大有可为。大家加油！

2020年12月8日傍晚更新：

上周末我回家了一趟，半夜醒来，见她躺被窝里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刷题，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对话：

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做题？

她：睡不着。哎呀，你看我的分数（我带着睡意瞥了一眼，好像是几万分），现在已经排名全国130多万名了。不过我在我们院才排第二。第一名是一位老同志，上这个平台比我要早很多，不过我迟早要超过他。

我：你又不是党员，也学这个？

她：全院每个人都要学的。（可能想起了之前我一直苦口婆心叫她入党的事情，她一直不愿意）你知道吗？现在有政策，说院领导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群众，还要有一个女性，还要求高学历。刚好这三点我都符合，幸亏没听你的，现在院里已经把我作为重点来培养了。哈哈，再过几年我可能就是副院长了

我：你们院到底有多少人，怎么每次我在你们院微信公众号上看召开全院大会的相关新闻，每次就稀稀拉拉坐那么二十来个人？

她：我们院七八十号人呢！但很多人不服管，特别是老同志，一般的大会他们都不参加。另外还有一些法警，可能外出执行任务，也不会参加。

我：老同志这么厉害？连院长的话都不听吗？

她：哎呀，你别提了。我们庭有一位老同志，刚过50岁，每年都在考司法考试，一年要请4个月假专门在家里准备司法考试。平时工作日下午都见不到人，我问他的书记员，书记员也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

我：你们院领导知道不？

她：我去跟院长讲过，说刚接了4个案子，准备分2个给那位老同志的。但他人都找不到，只有自己全部接了。院长说那位老同志已经工作30多年了，资历比较老，适当的时候会敲打一下。

我：院长这话说了等于白说，估计他也不敢去说。

她：其实我也知道院长不会去说，院长倒是希望案子都由我来审。因为那位老同志虽然庭审经验丰富，但在审案时非常极端，院长也怕出问题。例如上次有个行政案子，是一个女职工起诉人社局，要求工伤赔偿的。本来女职工在下班途出现车祸，造成二级伤残，本应向该企业提出工伤索赔。但女职工一直与该企业未解除劳动合同，一年半以后该企业才开始为女职工交纳工伤保险。现在该企业老板让女职工起诉人社局要求赔偿。

我：这明显有问题啊！事后1年半才交保险，怎么会赔之前发生的工伤呢？如果这样都可以，那每个人都会学，这世界就没有规则和法制可言了。

她：对呀！从人道主义出发，我是希望女职工得到赔偿，但她应该是找企业去赔偿。但我跟那位老同志讨论案情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人社局要支付工伤费用。如果这样判，那就真的要出问题。所以，院长是真希望这几个案子都由我来审，院长答应我说马上给我们庭调一个法官过来。

我：既然事多人少，为什么你们院一直没招人？没进新人吗？

她：人不少，只是真正做事的就那么十几个。去年没招人，今年招了5个法官助理，公务员考试考进来的；另外还招了5个书记员（雇员制），好像这个月可以上班。

我：现在是急缺审案子的人，那招考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招审判员？

她：现在招考的都是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参加法官遴选考试才能做法官。不是每个法官助理都可能参加遴选考试的。（中间插问：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每个法院的名额都有限，院里都会派最有可能通过的人去参加考试。（再次插问：考试题目难不难呢？），试卷前面都是一些选择题和判断题，倒不是很难。但最后一题是写判决书，这一题就是40分。如果方向搞错了，例如本不应该赔偿，你写要赔偿，就一分都没有，肯定过不了。还有本应该只赔20万，你算出来写赔30万，也会丢好多分。前年我们院派了3个人去参考，就过了1个。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院最高分。

我：那你都是要做副院长的人了，形象要上去，过了年去给你换辆好车？

她：我们院的女孩子，基本上个个都是开着奔驰和奥迪，有几个身上背的包都是几万的。我倒觉现在的车挺好，既省油又方便，剐蹭一下也不心疼。倒是你（我？？）回来一定要注意形象，每天要刮胡子，出门衣服要穿整齐（为什么？这里没什么人认识我呀？）是没什么人认识你，但你回来每天开着我的车，人家都认识我的车！我可不想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我：呃·····呃····呃，现在工作不是重点，你要多照顾点家里和孩子呀？

她：给你两年时间，两年后必须回来，孩子的事就交给你，我刚好多办点案子。

我·········遂沉默，不再说话。

今日下午我离家，她发微信给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