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英语中，表示亲属称呼的词汇很少？ 第1页

中国孩子在学说话时，正确掌握七大姑八大姨之类亲属的不同称谓，恐怕是件极难过的槛。中国亲属称呼之复杂举世罕见，仅与父亲同辈的男性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五种称谓。虽然各地亲属称呼有所不同，但任何一个汉族社会都不会像英语那样把与父亲同辈的亲属男性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

更能体现汉语称呼复杂的还是同辈人，英语中用cousin大而化之的概念在汉语中则必须根据具体的亲属关系选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八个中的一个指代。

对亲属的称谓一般有类分法和叙称法两种类型。类分法将同等、同类的亲属用同一种名称表示，不管该亲属与自己的具体关系。英语中的cousin就是典型，只要是自己的同辈，不管是伯父、叔父还是舅舅、姨妈家的孩子，都是cousin。

叙称法则正好相反，一个叙称法的称呼明确表示了该亲属与自身的关系，如汉语中的堂弟一定是父亲兄弟的儿子，而且比自己年纪小。

显然，一个社会类分法使用的越多，其亲属称谓系统越简单，而叙称法用得越多，则其亲属称谓系统就越复杂。

世界上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亲属称谓系统，19世纪，人类学家摩根将全世界的亲属称呼分为六个大类，分别以对应的五个印第安部落和南苏丹土著命名，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社会的亲属称呼都可归结为当中的一类。

在摩根的分类系统中，最简单的亲属称谓系统为夏威夷系统，该系统差不多把类分法用到了极致，只区分性别和辈分：如家族中跟母亲同辈的女性都叫makuahine，跟父亲同辈的男性都叫makuakane，和自己同辈的女性则都是kaikuahine，男性则是kaikua ʻana。

最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则为苏丹系统，苏丹系统中大量采取叙称法，一个亲属称谓对应的亲属关系非常少。该系统的特点是对直系和旁系的亲属都采用叙称。中国的亲属称谓即属于苏丹系统。

处于苏丹系统和夏威夷系统之间的其他四种系统，并不太容易对其系统的简单或复杂程度副做出精确排序。英语中的亲属系统为爱斯基摩系统，主要特点是对直系亲属采用叙称，但对旁系的亲属如姑舅堂表兄弟之类大而化之，并不多加区别。

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的亲属称谓差别会如此之大？莫非亲属称谓系统都是由简单向复杂演变的？

早期有观点认为，亲属系统的演变往往和社会的演进程度相关：如果使用夏威夷系统，则说明这种社会相当原始，并且推论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性方面的禁忌，两个男女之间可以随意发生性关系，因此不需要复杂的亲属系统以规避乱伦风险。随着时间演进，社会伦理逐渐建立，对区分亲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称谓发展得越来越细。

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力，实则简单粗暴且不符合事实——夏威夷人虽然亲属称呼极其简单，但却并非乱伦狂人，而且有证据显示，夏威夷社会的亲属称谓系统曾经更加复杂，是后来逐渐简化成今天这样的。

亲属称谓系统由复杂演化为简单，其实并不只是夏威夷，譬如现今采用爱斯基摩系统的英语社会，历史上其称谓系统就曾经是更加复杂的苏丹系统。

英国人的祖先是来自今天德国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亲属称呼相比他们的现代后代要复杂得多。

现有资料显示，盎格鲁撒克逊人称呼姨母为Modrige，姑母为Fathu，舅父为Eam，叔父/伯父为Faedera。显然比现代英语uncle aunt两个词包打天下要复杂得多。而现在叫cousin的，在当时则要根据具体关系，有Faederan sunu（叔伯之子）和Modrigan sunu（姨之子）等区别。

现代英语这种相对简单的爱斯基摩称谓系统，是由入侵的诺曼人从法国带来的。当时法国的亲属称谓已经相当简单，不过，法国简单的亲属系统也并非其原生态，同样经历过一个不断简化的演进过程。

法语源自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拉丁语中亲属称谓相当复杂。舅父为avunculus，姨母为matertera，叔父/伯父为patruus，姑母为amita。同样，拉丁语对表兄弟姐妹的称呼也相当详细，某些方面复杂程度超过汉语。

譬如汉语中的“表兄弟”和“堂兄弟”，在拉丁语中还有更精细的划分：舅父的儿子叫consobrinus，姨母的儿子叫matruelis，叔父的儿子叫patruelis，姑母的儿子叫amitinus。在直系亲属上，拉丁语也相当复杂精确，如拉丁语中祖父为avus，曾祖父为abavus，高祖父为atavus，均可区分。

与英语社会和法语社会的称谓演进方式不同，中国整体上走的是一条逐渐复杂化的路径。如上古时期父亲和父亲的兄弟，子和侄的区别并不明显。《汉书•疏广传》就有“广徙为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以今天中国的亲属称谓体系来看，这两位当然是叔侄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礼记•檀弓上》更说“兄弟之子犹子也。……不为之别立名号。”

侄，本来是女子对兄弟子女的称呼，男子称呼自己兄弟子女为侄的风气要到晋朝才开始流行。伯父叔父和父亲并不太区分的习俗，更是至今仍然在中国部分地区存在，如西安地区对伯父、父亲和叔父都可以用“大”、“爸”称呼，“大大”即可以是叔伯、也可以是父亲。

同样，上古时期同辈亲属中，对兄弟和姊妹的区别也不明晰，能见到以“兄弟”代替“姊妹”的用法。对弟弟和妹妹的分别也比较模糊，《史记》中“女弟”的用例非常多见。此外，当时妹限于男子称呼自己的妹妹，女子称呼自己妹妹则使用显然和“弟”同源的“娣”。

而母系亲属则更为简单，上古时期母系各亲属中只有舅的称呼比较独立，而且和叔父伯父等父系称呼不同，舅当时不称舅父。母亲的姐妹则几近没有专门的称呼，硬要区分，只有“从母”这样的说法。而“姨”当时则是指妻子的姐妹。随后转为母亲的姐妹，则是子随父称。

亲属称谓既可以简单化，也可以朝复杂方向演变，这些演变难道是完全随机，无方向可循吗？

亲属称谓的演变虽然有着一定的随机性，但也和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越精密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一般情况下对应着更加复杂、阶层更加分明的社会结构。

作为亲属称谓体系最复杂的一类，苏丹系统的亲属称谓和大家族和阶层分明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除了中国的亲属称谓是苏丹系统外，波斯和土耳其的亲属称谓也是苏丹式。

反之，当复杂的社会结构解体时，纷繁的亲属称谓体系就变成了记忆上的额外负担，会遭人扬弃。

如法语的cousin，其词根来自consobrinus，本来在罗马社会中仅指舅舅家的儿子。但罗马帝国后期经历了蛮族入侵后，复杂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亲属称呼随之被剧烈简化。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弄清一个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不重要，除了属于核心家庭的几个近亲之外，其他亲属只需要知道和自己有一点血缘关系即可。所以就囫囵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堂、表兄弟了。英语的称谓简化也同样发生在诺曼入侵打乱了旧有社会秩序的时代。

但中世纪以后英国贵族阶层的逐渐确立，对血统的重视在贵族中变得非常重要。于是英语中的cousin也发展出了各种各样让关系更明确的说法。如表兄弟的子女互相之间是second cousin，而表兄弟与表兄弟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则为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removed用作亲属关系限定最早的记录在1548年）。

这些变动终于让英国的新贵家族有了追根溯源的仪式感，不过由于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区分并不在意，所以在一般口语中并不常用。

中国现代的亲属称谓系统定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战乱频仍，单凭小家庭很难在此环境中自保。家族的重要性空前提高。隋唐时期成为著名家族的崔、吴、郑、王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崛起的。

这些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在历史舞台上的崛起，对中国称谓系统的不平衡演进提供了助力。

——中国复杂的亲属称谓的一大特点，就是父系母系亲属称谓的复杂程度并平衡：父亲的哥哥和弟弟能够区分，但母亲的兄弟则被归为一类。在堂亲、表亲方面则差别也相当明显，只有父亲兄弟的子女算作堂亲，而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统统算作表亲——这种父系比母系复杂的情况正是父权社会的特征。

碰巧的是，中国的另一项传统也使得称谓系统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人一般会避免对亲属直呼其名，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交谈过程中如果涉及某个特定亲属，则往往得依靠其他方式精确定位，因此中国的亲属称谓不但要分叔父、伯父、姑父、舅父，而且往往还要在前面加个“大”、“二”、“三”、“小”等表示排行的字，以在不提及姓名的情况下能准确指称一个特定亲属。有了排行的助阵，使得中国亲属称谓系统的规模在大家族中呈指数级上升，比一般的苏丹系统更胜一筹。

虽然中国的称谓系统今天是全世界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但其前景却不太妙。

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规模缩减、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个体原子化，对中国亲属称谓系统的延续构成重大挑战——中国社会结构已严重偏离典型苏丹式称谓系统的特征。

譬如，由于亲戚在日常人际关系中地位不断降低等缘故，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正确称呼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不过，这不重要，因为下一代中国人没有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各种亲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