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退位民国建立算不算禅让？ 第1页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具体的学科史背景，那就是2011年前后宪法学界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的集中关注，《环球法律评论》在该年第5期中专门做了一个“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主题研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篇文章是高全喜的《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章永乐的《“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杨昂的《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其中前两篇论文扩展为《立宪时刻》《旧邦新造》两本专著分别出版，甚至由此引起了宪法学者关注清末民初的风潮，比如喻中也曾撰文讨论洪宪时期的国体和宪法问题。

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也是因为宪法学者与历史学者的思路很不一样，他们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主要观点包括两条：第一，从法理上来说，民国政府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清帝逊位诏书，而清廷的逊位则构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第二，从疆域而言，清帝逊位诏书对于稳定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意义重大，这两个观点分别来自高全喜和章永乐。客观来说，这些宪法学学者的分析方法基本来自于法学领域，对于历史事实了解不够扎实，其发表的刊物也主要是《环球法律评论》《中外法学》《法学家》等法学期刊，只有章永乐2012年的《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发表在《清史研究》中，近代史学者对于他们的观点或明或暗的提出过批评，最典型的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一文，直接指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相关论争的话，章永乐和杨天宏的文章也是最值得看的，高全喜的观点问题很大。

就宪法学者由清廷禅让和逊位诏书所引申出的两个观点而言，所谓法理上的正当性源于清廷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成立的，而对于清廷逊位是否有利于稳定边疆形势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实际上，当今宪法学者的观点并不新鲜，袁世凯当时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就提出了类似观点，即《清帝退位诏书》宣布统治权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 ，因此中华民国的统治权系由清帝让与而来，所以讽刺的是，当宪法学者回到袁世凯宪法顾问的论证思路时，这种观点本身很可能是偏颇的。

应该说这场论争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法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科思路存在很大区别，宪法学者更多关注法律文本本身及其规范意义，而忽略了文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导致他们的论述有很多不合史实之处，这种问题尤其体现在高全喜的“法理论”里。对于辛亥鼎革之际而言，讨论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自然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这也是南北争论的焦点，但是将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视为清廷的禅让则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在辛亥革命时，清廷本身就不具备禅让的资格。在古代社会，人们认可禅让具有继承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是原有政权本身的合法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而清廷显然不具备这一前提，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时的南方各省所打出的旗号是“独立”“光复”，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是意味着南方并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在逊位诏书刚刚颁布后，孙中山就直接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可见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

当时关于民国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存在三种意见，首先是孙中山所主张的：“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大总统，也就是说未来袁世凯主导的民国政府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继承者，而清廷的合法性在逊位同时一并消灭，谈不上禅让与继承，袁世凯的新政府与之完全无关。其次是袁世凯借赵秉钧之口提出的，南北政府同时取消，袁世凯在天津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形中，袁世凯同时切断了与南北政府的继承关系，这也引起了南北和谈中南方激烈的反对。最后就是清帝逊位诏书中所说的“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然而宪法学者据此论述其宪法意义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句话本身就是由袁世凯改动而来，其原句为“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字句的变动使得袁世凯从与民军平等地位的受托人变成了唯一的被授权者。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清帝逊位诏书中采用了最后一种方法，但是即使是袁世凯本人也否认自己的合法性来源来自于清廷，在孙中山催促其南下的回复中，袁世凯特意强调：“孙大总统来电所论 ，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在这种表述中，袁世凯模糊了北京政府与此前南北政府的继承关系，而是笼统的称为“代表推举”而来，这倒是与《临时约法》中“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表述不谋而合，直到1914年，袁世凯想要重订《中华民国约法》，乃至为复辟布局时才重新抬出逊位诏书的“全权组织”一句，此前则一直闭口不谈，这也体现出所谓清廷禅让的核心问题，对于民初的政治环境中的时人而言，清廷本身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何谈禅让？

此外，禅让的另一重含义在于通过论述政权之间的延续性，减轻旧臣的心理负担，使其继续为新政权效力，就这一点而言，逊位诏书同样没能达到这一效果。许宝蘅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虽然继续为新政府任职，但是将清朝到民国视为承平向乱世的转变，辛亥“革命”被其视为“变乱”，他之所以坚持任职，主要是因为儒家的入世思想：“又以为为人之道不应无始终，不应弃事，不应专顾自己。”

因此，所谓清帝逊位本质为禅让和合法性继承的观点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逊位诏书所隐含的统治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对于南方革命军而言，他们根本不认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何以禅让？而对于清朝遗老而言，民国的合法性也并未通过逊位诏书得到继承，因此逊位诏书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意义有限。第二，所谓带有授权性质的字句，本身就是由袁世凯修改而来，因此讨论其中的正当性继承问题显然是无意义的。第三，就民初的政治环境而言，真正被举出的合法性来源是国民和代表推选，而不是清廷的授权，这一点即使是袁世凯同样承认。因此，所谓清朝禅让观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无论是对于革命党、清朝遗老还是袁世凯而言，逊位诏书都不具备传承合法性的意义，也就无所谓禅让。

相比于法理上统治合法性的讨论，清帝逊位是否防止了分裂这一问题则仍有讨论的空间。一方面，辛亥革命期间，边疆尤其是外蒙古和西藏确实存在动荡的现象，并且明确将其归咎于清廷，另一方面，在退位前夕，蒙古王公反而成为最为激烈的反对者，因此在辛亥鼎革之际边疆地区对于清廷的态度是复杂的，清帝逊位的姿态以及“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字句对于边疆局势的影响仍然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最后，虽然宪法学者们对于具体事实的掌握不够扎实，导致其论述存在很大问题，章永乐在《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一文中也反思认为“过于拔高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甚至试图用他否定民国政权的革命起源也是不恰当的”，但是杨天宏也承认“这一来自法学界的批评对近年来正面临艰难学术转型的史学研究是有益的，至少它提示了一些历史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的存在。”比如将辛亥鼎革视为“大妥协”的说法对于理解革命本身是有助益的，这种提法有助于摆脱此前南北对立的线性叙事模式，将革命军、北洋、清廷甚至是列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突出各方在变革之际的行为与姿态，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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