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二审维持原判，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如何看待这一判罚结果？ 第2页

首先表明自己观点：不认同判决结果。

下面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其一，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到底价值何在？

法律援助律师原本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而设立的一项制度。起初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只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后来部分地区逐渐扩大到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不是为了限制辩护权。现在有的地方为了让律师不在法庭上“捣乱”，强行要求被羁押的嫌疑人“自愿”放弃家属聘请的律师，转而聘请司法机关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其实质上就是把律师变成“第二公诉人”，让辩护律师这样一个唯一可能帮到被告人的专业群体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个人认为，未来必须严格限制法援律师“鸠占鹊巢”，尤其是一些敏感案件中，只有当被告人及其家属均明确表示不花钱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才可以介入。并且不能轻易用嫌疑人的意志否定家属的意愿，因为在被羁押情况下的嫌疑人，其表达出的意志很难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现。无论是“货拉拉”案，还是劳荣枝案、北大弑母案，一审中均存在法援律师“强行介入”且引发家属强烈不满的问题。

其二，“疑罪从轻”还是“疑罪从无”？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于定国传》中写道：“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这在当时是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进步，相比于先秦以来的严刑峻法，“疑罪从轻”毫无疑问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思想。但是，两千年后的今天，“疑罪从轻”制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货拉拉”案的判决显然是平衡了各方利益与舆论博弈的结果，即“定罪但从轻”，体现的“疑罪从轻”的思想。如果从数学期望的角度上来讲，或许这确实能达到与事实最为接近的预期结果。因为当时车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两个当事人清楚。事实有没有可能真的与早期女权主义者煽动性的言论相符？当然有可能。但是法律不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工具，至少刑事案件不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不允许存在模糊判决，不能依据“可能性”定罪，更不能用“法定刑期”✖️“犯罪概率”=“实际判决刑期”的方法进行量刑。

我们应该坚决践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没有百分百的证据证明有罪，就必须认定其无罪，决不能为了舆论而搞平衡。

其三，轻罪有没有必要设立“前科”制度？

货拉拉司机在刚获得自由的时候，其上诉意愿并不强烈。在很多人眼里，既然已经获得了自由，就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争一个“名誉”了。但为什么后来司机又选择了上诉呢？个人认为最大原因还是“前科”制度。

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

依法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到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因为有前科制度的存在，货拉拉司机未来终身都要背负一个“犯罪者”的标签，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司机本人不从事体制内的工作，但是他的子女将来参军入伍和从事部分体制内工作时，势必会受到影响，“政审”很难通过。这不免让人想起秦国以来的“连坐”制度，哪怕是一个很轻的罪名，都要让一家老小承受恶果。

现在二审结果已出，说实话，司法程序上翻盘机会已经不大了。但即使司机真的“有罪”，也不过是判一缓一的轻罪，未来其子女前途如何保障？难道把别人的上升通道彻底堵死就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吗？

最后一次更新：

关评论了，主要是太累，看到评论就想回，有几个人的评论我回了得有几十条，总想跟人把这个事掰扯清楚，或许浪费时间，又摁不住自己的手，把人拉黑吧又显得好像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一样，干脆评论一关，拒绝交流，我也图个清静。

不出意外以后我只回答刑事案件的有关问题，也都会关评论，如果有想交流的，就私聊吧，我看的不多，但只要是想要在刑法刑诉法的框架内讨论问题，我尽量回复。

最后点无关案件的。

刑法不如物理化学那种学科，门槛很高，专业的人和不专业的人过于隔阂。刑法的很多观点结论，反而是通过朴素价值观去思考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笑，这还是法考遇到不会刑法题的答题技巧）。这也就导致了对于成为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加入讨论的门槛很低。

但这不意味朴素价值观的思考，可以替代刑法的思考。刑法有其自己的概念、理论、原则，例如这次我在评论里和人讨论涉及到的法律解释、故意过失、作为不作为等等，这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去了解的，是在重大复杂、争议巨大的案件中找出刑法意义上“正确”答案的依据。

所以我个人建议不要把和别人对于刑事案件的讨论当成是网络节目上的那种自由发挥的“辩论”，或者说，在辩论开始之前，请先对案件涉及的刑法概念、原则、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一定的了解、学习，在刑法的框架下“辩论”。毕竟最终还是用刑法来判案子，不是用朴素价值观甚至立场屁股判案子。当然这不是说不学刑法不配发言的意思，不要误解，提出观点是个人的自由，但battle观点的时候，双方都懂刑法（至少是一些基本知识、原则）能显著提升沟通舒适度，也能加深对问题的了解，而不至于成为基本概念、原则实际都存在分歧的互相争执，没什么意思意义。

第四次更新：

评论区有个网友 @无心上网007 ，认为本文引用的张军检察长主编的《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的观点，来说其他法官违法，逻辑不通。原因有：1.“新刑事诉讼法又不是检察长发布的”；2.“不懂这本书是硬性要求还是建议，还是只是一本课外读物”；3.“他这个只是解读，例如中纪委驻最高法纪检组副组长 吕广伦也对此发表了观点：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来看，全部开庭审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不显示是因为我国刑事二审案件的基数大，又缺乏行之有效的程序分流措施，有限的审判、检察资源无法应对全部开庭带来的负担；不必要则因为一些上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提出的异议并不影响定罪量刑。”

我这是手打的他评论我的原文哈，之前还有一长串争论，我就不写上了，有兴趣的自己看吧，这个我觉得有在正文回应一下的必要。

原因1：新刑事诉讼法又不是检察长发布的

《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是2012年6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主编为张军检察长，2012年他是最高法副院长，也就是这不是检察长的观点，是最高法副院长的观点。同时副主编南英法官、黄尔梅法官、刘学文法官，这三位法官两位同为最高法副院长，一位是最高法副部级专职委员，均有百度可查。所以这不是一个检察长的观点，而是三位最高法副院长和一位专职委员的观点以及若干审判员的观点。难道有人会认为，新刑诉法的修改，没有最高法的法官们参与吗？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位网友拿吕广伦法官的观点来反驳《法官培训教材》的观点，而吕广伦法官正是这本书的编委（吕广伦法官2016年以前是最高法审判员）。。。这简直是我反驳我自己。。。

原因2：不懂这本书是硬性要求还是建议，还是只是一本课外读物

三个最高法副院长，一位专职委员，审判员若干，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一起出了一本叫《法官培训教材》的书，没人会觉得这本书是给法官晚上睡前看看图个乐呵的课外读物吧。。。

张军检察长在《法官培训教材》里阐述的理解，并非因为其是最高法副院长，具有权威的地位而必须采用，是因为其更贴合立法原意和法条文理，才应该被采用。

对于立法原意而言，我在回答正文进行了一节的阐述，这位网友也在评论里认同了“二审全部开庭的确符合立法精神”；至于法条文理，刑诉法234条1款1项：“（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这里规定是“异议，可能影响”，没有规定“异议，法官认为可能影响”，那么就不应该将异议是否影响定罪量刑的认定权交给法官，只能是异议本身可能影响，否则与1996年刑诉法规定的“法官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没有一点差别，这种“法官认为”的解释，也不符合12年刑诉法的立法原意。

因此张军检察长所作的理解，是贴合刑诉法法条文理，符合立法原意的，对于刑诉法23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在实践中按照他的理解，来决定开庭审理。

原因3：吕广伦的观点，认为二审全部开庭，不现实，也无必要。

无必要这一点，上面的论述我已经说了，这个不是他觉得事实清楚的问题，即使他曾经是最高法的审判员，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也要符合立法原意，贴合法条文理。

至于不现实这一点，也许当年这个观点还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但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一审阶段认罪认罚，全国范围内的上诉率相较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大幅降低。在我所参与的认罪认罚相关论坛中，理论与界与实务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减少诉累的作用，能让法院集中精力审理少数疑难、复杂、影响重大的案件。

也就是说，吕广伦法官所强调的缺乏程序分流这个事，已经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解决，至少是缓解了，那凭什么现在还说不现实呢？

即使不纠结货拉拉案件提出事实证据异议能否开庭审理的问题。从货拉拉案的巨大争议与社会关注度来看，其也属于“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如果它不属于，这条兜底条款可以在下次刑诉法修改的时候直接删了。

最后补充一点，希望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屁股坐哪，你是法官你觉得程序不违法？二审不开庭没问题？当有一天你坐在被告席上，你不服一审判决，你上诉提出事实与证据的异议，二审法院告诉你我们审查过了，你的异议不成立，不影响定罪量刑，我们决定不开庭审你，你愿不愿意？你真的以为你这辈子绝无可能成为周阳春第二吗？你当然可以去认同长沙中院对周阳春的实体判决，这仅是一个个案，每个人都有对这件事进行评价的自由，但你不要因为认同实体判决，连带为长沙中院的程序违法洗地，程序违法的恶果威胁的是所有人，包括你我

第三次更新：

感谢 @少时忠贞为国酬 找来了长沙中院二审裁定原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455267175）。说实在的我不会开车，而且没有看过案卷证据，更没有到长沙案发地勘察过，所以对于他提醒的让我注意路程时间这个点，的确做不出什么分析。

但通过裁定我有两个观点，1.长沙中院决定不开庭确实违法；2.长沙中院对于周阳春职务上的注意义务，以及先前行为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说理有很大的问题。

一、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说理

长沙中院裁定提到：“周阳春对实施提出的异议是认为其采取了有效的刹车制动措施，但该异议……（列举案件证据）等事实证据相矛盾，其异议不能成立，不影响案件定罪量刑。”这段话说明长沙中院还是先阅卷，对异议进行了实质审查，认定异议不成立、不影响定罪量刑，事实清楚后，做出的不开庭审理决定。所以长沙中院还是适用的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审理2021年的案子，可以说这个裁定的内容实锤了长沙中院不开庭审理的决定严重违反了2018年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具体论述在下面，不多赘述。

二、关于周春阳职务上注意义务的问题

长沙中院裁定提到：“周阳春作为职业司机，应当遵守货拉拉平台的各项安全规则及司机行为守则，在工作中负有保障跟车乘客人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这句话没有错误，但是少说了半句。

虽然周阳春本质上是货运人，但是在乘客跟车的情况下，我认为其也可以适用承运人的有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是原则，这也的确是高度注意义务，但是在旅客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是免责的。死者跳车，我虽然不是民事律师，但觉得这不是故意，也是重大过失吧（期待民事律师说法），如果是，在民事上周阳春都是免责的，刑法作为最后法、补充法，民事没有责任，刑事怎么会有责任？没人能想象一个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在民法上没有侵犯死者的生命权的案例吧？

所以长沙中院虽然列举一大堆货拉拉平台的规定，但对周阳春注意义务的理解过于片面，不是所有的乘客伤亡，都在承运人的注意义务之内。

三、周阳春不负有“对先行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的防止义务”

长沙中院裁定：“周阳春的先前行为使被害人车某某的心里恐慌逐渐升级，并且使车某某人身安全陷入实质危险……”而所谓先行行为，就是“偏航、无视偏航意见、争吵、态度恶劣”。

所以说，周阳春的所谓先行行为，是作用于死者主观，并由死者主观反映到死者客观上的。这句话的意思有二：

其一，这个危险没有直接导致他人在现实上、客观上死亡的危险性，所以所谓偏航、争吵，就不是“先行行为”。先行行为所产生的危险，应当是现实的，在客观上就可以致人死亡的危险，例如我是一个厨子，河豚没处理好，食客吃了中毒了，我不管不顾食客死了。但周阳春的这些行为，都没有造成现实上可以致死者死亡的危险，裁定也说，死者是基于心里恐慌而陷入实质危险。

其二，退一步说，周阳春的行为即使属于先行行为，这个危险也是在死者自我答责的范围内。例如我给他人毒品，他人吸毒结果过量了，人死了。这个毒他人吸不吸、过不过量，这个危险是在他不在我，我不能够承担他吸毒过量的死亡责任。同样的，死者是要求下车、打电话报警、开窗呼救还是跳车，这个决定在她不在周阳春，因为周阳春根本没逼她跳，只是偏航+争吵。

所以周阳春的注意义务在民事上可以因为死者的故意和重大过失免责，偏航争吵等行为不属于能产生现实致人死亡危险的先行行为，危险的产生也在死者自我答责的范围，我认为从法律上不负有作为义务。

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以下为第一次更新：

有评论说这个案子是有意为之、已经不是就事论事了，刑诉法背的再好，就适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我觉得说得对也不对，我的确刑诉法也还行，也过了法律职业考试，甚至即将成为执业律师，专门做刑事案件的那种。我从毕业前就开始实习做刑案，至今已经3年多了，敢说比这个问题下的大多数答主都了解刑事诉讼的司法现状，我何尝不知道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呢？

但满座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

今天货拉拉案说有意为之，明天再有个搬家家案，继续有意为之，光有意为之没有用，什么是有用的？争取社会监督。怎么社会监督？二审开庭审理、一二审庭审直播公开。二审怎么争取开庭审理？那只能掏出刑事诉讼法了，不然去法院门口脱衣服翻跟斗嘛？

我们的一个当事人，在一审法庭上对着法官大喊，说我申请庭审直播，让全国人民看看我犯了什么罪，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案子一审也是基层法院，庭审走过场，检察官连质证都不带回应的，法官也一直推进度，判决基本没采纳我们的意见。上诉提了事实和证据的异议，论述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二审直接不开庭审理。当然，庭审直播也一直不开。我遇到的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

但货拉拉这种社会关注度极高，争议极其巨大的案子，仍然用这种违法不开庭审理的方式，不管外面怎么吵，法院就关起门来鼓捣，直接拿出一份写的像那么回事的裁定了事，对此我真的难以接受。

我也没有别的武器，只有刑事诉讼法，那我就从刑事诉讼法说，说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违法的实实在在，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明白这样的案子二审不开庭，从法律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不合法也不合理，那么下一个搬家家案出来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去争取社会监督。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希望把我打磨的武器，让有需要的人共享。

以下为原文：

总结起来一句话，长沙中院拿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决定2021年的案子不开庭审理，不符合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一、长沙中院如何能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二审不开庭审理？

（一）长沙中院适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审理2021年的案件

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先假定“货拉拉案”不存在上述四种情形，根据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该规定的非常清楚，先决定是否开庭审理，确定不开庭的，再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

而从“人民法院报”文章来看，长沙中院是先阅卷、讯问上诉人、取辩护人和检察机关意见，作出了“事实清楚”的定性，再决定不开庭审理，显然颠倒了2018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不开庭审理案件的工作顺序。

为什么特意说跟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颠倒了？是因为这种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的方式，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即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才是先阅卷、讯问、听取，作出事实清楚的定性之后，才决定不开庭审理。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已经经过2012年、2018年两次修改，不开庭审理的决定方式早已彻底改变，如果“人民法院报”公众号的表述属实的话，那么笔者合理怀疑，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审理的案件中，仍沿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已被修改的有关规定。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开庭审理决定方式为何被改变？

对于上诉案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上诉案件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只有事实清楚的上诉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实质上是“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的二审审理方式。但是因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官，更兼多种原因，导致法官不当使用自由裁量权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作出不开庭审理的决定，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以不开庭审理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二审审理方式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对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进行规定，不再赋予法官定性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裁量权，只允许法官在不具有应当开庭审理的四项法定情形下才可以决定不开庭审理，彻底贯彻“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的二审审理方式。

须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是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裁定的法定条件，当上诉人对案件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时，显然只有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查明，所得出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如果法院已经先得出了“事实清楚”的定性，潜在含义就是证据足够证明法院认定事实，相当于判决裁定都写了一半了，此时才决定是否开庭审理已无意义。从这一点来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也导致了2012年对有关规定的修改。

从1996年到2012年、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沿革来看，简言之，当年法律规定缺乏标准、太原则、有问题，以至于法官拿原则当例外，现在明确规定应当开庭的法定条件，增加二审案件开庭率。长沙中院为何不顾法律已经修改，还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呢？

二、“货拉拉案”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属于应当开庭审理的二审案件

（一）周阳春已经提出对事实、证据的异议，且论述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长沙中院必须开庭审理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已经非常明确了，只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提出事实与证据上的异议，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就必须开庭审理。而这个“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是异议本身可能影响，不是法院认为可能影响。

张军检察长在其主编的《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2012年出版）中，明确指出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即2018年《刑事诉讼诉》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不能做限制解释，符合条件就应当开庭审理：“只要是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了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异议，不论该异议最终是否成立或者最终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均应当开庭审理。即使所提的异议明显不成立，根据立法精神，也应当开庭审理。”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张军检察长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其将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即2018年《刑事诉讼诉》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与把握写入教材之中，用于法官培训，这本身就代表该观点是最高法的权威观点。

因此，二审法院仅能就上诉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只要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异议，二审法院即应当依法作出开庭审理的决定。法院不能通过限制解释，认为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或异议最终不影响定罪量刑，规避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案件作出不开庭审理的决定。

根据“人民法院报”公众号文章：“一审宣判后，周阳春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在书面上诉状中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二审审理期间，周阳春及其辩护人对部分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经审查，不影响案件定罪量刑。”这段话显然表示，周阳春确实对事实证据提出了异议，且论述了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否则长沙中院不会进行实质审查得出异议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结论。

根据《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进行。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审理：（二）法庭调查应当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新的证据等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可以直接确认。”

从该规定来看，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证据上的异议，应在开庭审理中认定其是否成立。而对于异议是否最终影响定罪量刑，更要以认定异议是否成立为前提条件。法院在决定二审开庭审理之前，无权越过法庭审理，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或异议是否最终影响定罪量刑进行实质审查，否则相当于未审先判。

以上足以说明长沙中院作出的二审不开庭审理决定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二）“货拉拉案”本身也属于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即使不考虑周阳春在二审过程中所提的事实、证据异议，货拉拉案本身也符合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张军检察长在《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中对“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作了理解与把握：“（1）社会关注、影响重大的上诉案件；（2）当事人或者亲属强烈要求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3）同级人民检察院建议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4）发回重审后再次提出上诉的案件；（5）开庭审理有利于收到最佳社会效果的上诉案件。”

对于“货拉拉”案而言，其自案发开始就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激烈的讨论，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法理的论述又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可谓有重大社会影响，显然属于“社会关注、影响重大的上诉案件”；而二审开庭审理此案，能够正视听，还原事实真相，接受社会监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审判公正，显然属于“开庭审理有利于收到最佳社会效果的上诉案件”。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观点，“货拉拉案”亦应当开庭审理。

原文见链接：汉卓原创丨第31期 韩冰、刘玮：从“货拉拉案”看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审理

有些答案真的是能胡说八道的一本正经。

问题的关键是责任吗？就老有人在论证对错啊，有没有责任啊啥的。我们就假设错了，也假设司机有责任（狗屁的责任！）

问题是这个责任是不是刑事上的责任？是不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他的行为是否有法律的因果关系，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不是民法，这是刑法，我都不说那破法院怎么践踏诉讼法了，这是刑法的范畴。

酒桌劝酒导致人死亡，要负法律责任，要赔钱，这没问题，需要判刑吗？

喝醉了酒的人没送回家，半路酒醉冻死路边，要负法律责任，要赔钱，这没问题，需要判刑吗？

通过刑法来使无辜者蒙冤，来达到规范行业？这逻辑怎么建立的。

大家反对民事赔偿吗？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犯罪两个字在他们这里这么轻飘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