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宋明的士大夫（小地主）完全没用。宋明的士大夫和汉唐的士大夫到底有什么区别，风骨不同是怎么造成的？ 第1页

因为汉唐的精英阶层，能力相对更为全面，战略眼光更为综合，宋明的乡绅则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把宋明以来的乡绅阶层，和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形成的乡绅阶层做一个比较，后者和汉唐的“精英阶层”更为相似。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侯建新老师的《资本主义起源新论》

英国的乡绅

经过缓慢而又富有成效的发展，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新的精英阶层，那就是乡绅的兴起。明格指出，乡绅的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而在17世纪时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乡绅阶层。

乡绅（Country Gentry或Esquires）最初的含义，大概是指有资格从军的自由人。其后，形成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小地主阶层。诺曼征服后，他们成为骑士的重要来源，本身则作为低于骑士的等级而存在。到

中世纪晚期，乡绅的数量和经济实力一再膨胀，据斯通统计，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英格兰的乡绅人数增加2倍，而他们收入却几乎增长4倍。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乡绅显然兴旺起来了，他们和富裕农民约曼一起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虽然乡绅收入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他们主要以农牧业经营为主，通过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管理而发达起来的。

16世纪上半叶宗教改革导致的寺院土地拍卖，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乡绅的经济实力。美国学者在研究了教会地产后肯定地指出，教会改革中处置的土地，大部分落到了乡绅手里，“乡绅已成为英国农村的脊梁”。

乡绅力量的增强

在1436年至1690年间，王室和教会的地产日益萎缩，而乡绅所占土地的比例则由25％上升到45％—50％，几乎翻了一倍，如若再加上与之接近的约曼的土地，高达70％—83％，在英国耕地总面积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该时期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几乎完全被乡绅把持。以前郡守是地方最高长官，15世纪后实权落到大多由乡绅出任的治安法官手里。治安法官除维持乡里治安外，还执行司法事务，监督价格标准，规定工资限度，惩罚盗贼和流浪者，管理工商业和公共福利等。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乡绅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大量出身于乡绅家庭，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都铎政府提供了最好的官吏，逐步分享了贵族的政治权利。在重要的政府机关如财政部、枢密院以及大法官等要职，贵族不再拥有垄断地位。议会亦然。

下院在16世纪权威大增，由都铎王朝初期的296个席位到伊丽莎白时期增加到460个，其中乡绅占绝对多数，造成乡绅“侵占”议会的局面。

这一时期，以往壁垒森严的阶级分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一方面，一部分乡绅开始与贵族财富相当，甚至富埒男爵，于是有的乡绅购买爵位正式跻身贵族。另一方面上层农民与乡绅也出现某种程度的交融。16世纪末叶的牧师兼史学家富勒在一首诗中说：“一个杰出的约曼，就是一位款步而至的乡绅，（约曼与乡绅的）融合在下个世纪更加普遍。”

当代史学家罗斯也指出：“约曼有时比他们的乡绅邻居还要富有……他们积极改进耕作技术，与乡绅一样也是农业改革家，也一心追逐利润。”

英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约曼与乡绅如此接近，以至出现了“宁为约曼头，不做乡绅尾”那样的英国谚语。事实上经常有杰出的约曼被授予乡绅或骑士称号。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农民与封建统治下层的交融，形成英国独特的历史现象。正是基于这种交融，在贵族与普通农夫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中间等级；这个“中间等级”与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成为推动现代农业的利益集团。从广义上讲，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基本特征的乡绅——租地农场主阶级，不仅包括绅士（Gentry）缙绅（Esquires）、杰出的约曼和富兰克林，还包括改变了经营方式的骑士。这是个新型的阶级，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显然，他们是英国资产阶级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的绅衿阶层

明清以来，由于举人、监生、生员（秀才）身份改为终身制以及官僚队伍的膨胀，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数量和实力的绅衿阶层（又称缙绅或乡宦）。经济上，他们多为当地首富，拥有大片良田美宅。政治上，通过乡里保甲制和乡族组织，成为明清特别是清代乡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因素。

明清绅衿在乡村社会的醒目地位，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英国中世纪晚期的乡绅。表面看，他们似乎不无相似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最初把“Gentry”这个词译为“绅”。实际上，中英乡绅的核心内涵相去甚远，其中的差异，深刻反映了中英乡村社会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中英“乡绅”的本质不同

发迹途径不同

首先，他们发迹的途径不同。英国乡绅起初虽然也是封建等级里的成员，但他们在中世纪晚期发达起来的原因不是凭借其政治身份，而主要靠经营资本主义农场和从事谷物、羊毛生意牟利而崛起，并在地方上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举足轻重。

在国会，也是因其财力成为主要纳税人而进入“第三等级”从一定意义上讲，英国乡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明清乡绅则是政治关系的产物。绅衿阶层形成于明代。“绅”，大带，士大夫所服用；“衿”，学子之所服。“绅衿”原义泛指地方上的士大夫和在学的人。科举取士后，则主要指取得进士、举人、监生和秀才等有功名的人。他们在正式场合都穿有“公服”。科举学子是各级官吏的来源，所以绅衿概念的主要内涵也就转为“官”，或与“官”相关的人员。它既包括在位的官员，也包括退休的官员和取得功名还未任命的预备官员。绅衿特权荫及家族，这样其父兄子弟、亲亲戚戚也常常被称为绅。总之，绅衿是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

致富手段不同

其次，他们致富的手段不同。英国乡绅致富，主要靠开办资本主义租地农场，雇佣工资劳动者，追求市场利润。在扩大资本主义农场的圈地运动中不乏暴力，但是总的来看，以新的生产组织为依托的地产让渡和集中，主要是靠市场完成的，因此，原始积累更是一种市场积累，更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道路，并结束了权力和暴力积累的历史。还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积累的过程，即以乡绅为核心的新型农场主的发达，几乎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旧贵族的衰落同步进行的。这正是英国16世纪发生的事情。

而绅衿地主经济的膨胀，既靠一般的地租收入，又凭借他们的政治身份。附属于政治身份上的特权之一是免役。不仅现任官员，连退休归乡的官员也享有免役权，不仅自己免役，还荫及身边的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规定：京官一品免30丁，二品24丁，至九品免6丁，连学校生员也免差徭2丁。明中叶后，又发展免租即“论品免粮”，从一品至九品分别免30石至6石不等。在比较清明的年景，即政治特权还没有极具恶性膨胀的情形下，小生产还能勉强维持其简单再生产过程。随着王朝晚期的纲纪不振，腐败不已，缙绅地主的权力越发不受限制。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扩大特权而加快聚敛，从而使社会打破相对平衡，出现灾难性的动荡，这正是晚明李自成起义和清中期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背景。缙绅地主用诡寄、投献、分花等种种非法手段，私自扩大荫户数量，大肆兼并土地。这样，朝廷征派的租赋就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庶民百姓的头上，不堪重负的小农不绝如缕，以至纷纷破产，包括大批“中产之家”的破产。所谓“彼官宦族党奴仆坐享高腴”，另一方面，“穴居野处无不役之人，累月穷年无安枕之日”。

显然，明清乡绅聚敛财富是以典型传统的权力方式进行的，是以严重摧残生产力为代价的。

法律制度的不同

最后，他们管理乡村的方式也不同。英国中古晚期地方上的行政、工商、司法等诸多实权，都归治安法官，而治安法官主要由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担任。乡绅还是乡村社会的领导力量，并与陪审团的工作结合进行。更重要的是，乡绅与生产者是新型的雇佣关系。

总之，英国乡绅主要依据法律和某种程度自治的方式管理乡村，被管理的对象大多也是走出了中世纪阴影的自由劳动者。绅衿统治乡村仍然是根据贵贱有等的“居乡礼貌”进行的。

他们不当兵、不服役、不完粮纳税，一切负担都分嫁给当地老百姓，有时还从中渔利，发一笔捐献财；负担归之平民，利益官绅合得，这就是官绅共治的地方。

明清绅衿的恶行

官绅共治，可是，敢在地方强夺民财、包揽诉讼、草菅人命的，正是这些官绅人家。他们大多倚势恃强，上下相护，平民无所控。明朝辅臣张孚敬因病居乡时，其侄仗势横行，强占田庐妇女，无恶不作，“诛求尽于锱铢，剥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积害十年”。至于一般官绅人家欺男霸女，私设公堂、牢狱，虐待以至拷打至死佃户、奴婢的案例，同样不少见，他们却往往以各种名目逃避法律制裁。总之，我们看不出明清绅衿与英国乡绅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英国，中世纪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由几个不同性质的权力体系共同组成的：代表王权和马尔克村社自治权的村镇、代表领主权的庄园、代表基督教权的教区。村镇、庄园和教区既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这种多元结构的农村体制无疑给英国农民的个人自主活动留下较多的天地。起初庄园靠庄官制运行，最直接的管理者是庄头，他秉承领主的旨意，可他本身又是农奴集体推举产生。到中世纪晚期，领主及其代理人管理庄园已很困难，而必须通过中介人——富裕农民中的头面人物进行统治；最迟到15世纪中叶，这些上层农民和正在兴起的乡绅实际上把持了乡村事务。

同时，这些乡绅和富裕农民约曼又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发起人，并成为推动这种新经济生活的利益集团，使英国17世纪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奠定了日后产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明清对基层农民的超经济剥削

作为中央王朝基层政权的乡里保甲组织，与血缘宗族势力和宣传“忠”、“孝”为核心的儒学教化之权，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实行强有力的人身和精神控制。这种三位一体完备而有效的统治，极大窒息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发展；他们所承受的无限制的、往往令其濒临破产的经济盘剥和巨大的精神负荷，远远超过了英国农民。

明清自身难以产生“约曼农”阶层

宋朝以来，始终不能产生比较富足而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农民阶层，是不足为怪的。明清以来，随着缙绅势力的膨胀，乡村统治又加入绅权，然而绅权并没有给乡村的行政管理带来任何新元素。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仍然缺乏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没有相应地产生新的观念和新的需求，当然更谈不上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与运作，因此，农村经济与社会迟迟未能步入现代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