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吧:
要说服三观正常的人相信一个痴迷于慈父在30年代最后几年所酷爱的统治手段的皇帝爱民如子,那还不如把希特勒洗成白左比较实在。
要知道希特勒面对一颗实打实想炸死他的炸弹,在同归于尽的末日心态下也就肃掉了几千人而已。
朱元璋不爱民,相反,他的残暴是古今少有。
他的一些直接破坏行为,前面几个答案已经讲得比较完备了,故不赘述。本文主要分析朱元璋对各地的治理,原因及其影响。
江南
元代“吴中素号繁华”“赋税甚轻,徭役极省”。,史学家沈德符也表示“前元取民最轻,故不可法。”元末时,江南为张士诚所据,也“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
朱元璋统一天下过程中,张士诚算是比较难啃的,例如“武宁围(苏州)久不克”,直接导致“时信国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后,一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时信国引兵从葑门入,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人口稠密的苏州葑门一带本可以“民物繁庶,余门皆不及也。”却由于自己的疯狂,闹得 “至今百载,人犹萧然”(杨循吉《吴中故语》)。
活下来的百姓呢,则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洪武二十四年后,填实京师,多起取苏松人者以此。”且将这些百姓打入贱籍,“至营籍亦入隶坊”。
历代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在明代竟是一副骇人情景: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杨基《白头母吟》)。
此外,还有高赞所说的江南重赋问题。清人潘耒, 吴江人, 曾对吴中地区的赋税做过一番总结。他指出:
自唐以来, 江南号为殷富。元有天下, 令田税无过亩三升, 吴民大乐业, 元统、至元之间(1333~ 1340) , 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士诚) 氏故臣及土豪田, 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送汤潜庵巡抚江南序》
潘耒为顾炎武的学生, 是清初著名学者,《明史·食货志》的最初撰稿人, 掌握资料极为丰富。“莫乐于元, 莫困于明”, 正是他对宋、元、明几代在江南征赋情况的总结。《明史·食货志二》所述,“惟苏、松、嘉、湖, (太祖) 怒其为张士诚守, ……按其私簿为税额”云云, 亦与潘耒所言相符。
到了万历时期的学人王士性, 在其所著《广志绎》卷二, 谈到苏松重赋的原因时这样说道:
苏松赋重, 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 而赋乃加其十之六。或谓沉(沈) 万三时, 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 或又谓张(士诚) 王不降(明) 之故, (明太祖) 欲屠其民, 后因加赋而止, 皆不可晓。他是明末之人, 点出了由于吴民拥戴张士诚, 朱元璋怒而加苏松民重赋, 但还是不愿深说, 只说“皆不可晓”
“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寓圃杂记》)在重税下喘不过气,“民世受其患”,即使过了近百年,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
这样下来,江南人民也纷纷怀念起有张士诚、元朝的日子,毕竟,他们还可以“旋即安枕,吴、浙晏然”。朱元璋曾经问起一位老妇人张士诚在江南的表现,老妇直说“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然苏人至今犹呼为张王云”
这样的举动,使得明太祖本人也有了忌惮,“太祖平吴后,虑犹有余孽,城守难其人”(《野记》)
宁州
宁州在元末,是李思齐,张良弼,王保保等军阀争夺之地。经过数百次战乱,在明初,这里已经“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纪事录》)。宁州土地贫瘠,山高地寒。
这样的疆域,理论上应当轻徭薄赋。可当地知州却表示“宁州钱粮自明朝以来, 积逋如山, 从无一岁报完”,直接向朝廷阐明了这样的后果:惟是赋重而民不能支, 势必逃亡; 逃者愈众, 则地日以荒, 而正供逋欠逾多, 欠多则催科逾严, 而民生愈蹙, 将有不可知者。周日强《守宁有感》诗, 对当时宁州的惨状伤感不止而又无可奈何, 其诗曰:“瘠土山城地半荒, 民逃庐废尽堪伤; 官同五日□良少, 赋重十邮供应忙。
考之缘由,同样是与明军拉锯多年。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古迹》谓:
李思齐城: 元将李思齐屯兵处, 在州南山一里许, (明兵攻) 三年未下, 明太祖怒, 遂增赋额一倍。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初:
“况人不皆上农, 岁不无饥馑”
南昌
元末的江西,曾是陈友谅的势力范围。有了以上两地的经历,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结局,甚至连朱元璋自己都表示:
未归附时豪强割据, 狼驱蚕食, 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 供亿更繁, 今已九年, 其为困苦, 朕甚愍焉。(《明太祖实录》)
《南昌府志》卷三《舆地类 风俗》称,南昌地区在元代“赋役轻省,民庶而富,礼义之俗不因时变,学者留意经史”
在明代,却是一片民不聊生之景:“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无以为生,大多忍饥寒以支礼义,细民终岁不知盐肉之味”在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七《典制类·田赋》中, 作者又说:《书》称杨州之域, 厥田惟下下, 厥赋下上, 上错。乃南昌属杨裔, 土尤称下下矣,而惟正之供, 百倍畴昔, 奈何民不穷且逃也。
写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说,这只是为了打击政敌余孽,可以理解。那么,再来分析一下他对全国总体的治理,常人看了,还以为是在写爽文,这里试举几例:
风筝不让放 “京师风高,不许放纸鸢,许养鸽,翦其翎,不许远举。”史玄《旧京遗事》
歌舞不让兴《榕村语录》:“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军人娱乐活动不让有《客座赘语》:“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胡惟庸案,顺手就来了个大杀京民: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纪事录》)
二十三年,京民为逆,僇其半,以半迁之化外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帚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野记》)
分析以上史料,不难得出,朱元璋始终在乎的,只是自己的一时发泄与龙椅的稳固。一言以蔽之:起兵他有功,开国他有份,治国他无德,驭民他有罪。
补充放在最前边:
挖掘朱元璋的历史,确实可以看出其历史是丰富多彩的,
例如,以后可以谈谈朱元璋的文字狱,可不是你们多数人知道的文字狱。
有机会写写朱祁镇的作为,就是被网络污名化的明英宗,
明英宗还是有作为的,在明朝皇帝里还是不错的。别老拿叫门天子这一件事评价朱祁镇,这样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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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朱元璋的二、三事。
至于是不是爱民如子,那你就看着办吧。
1、明朝农民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告诉天下百姓:你们本分是纳赋和力役。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仁义忠孝之民,刑罚何由及哉。”————《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
赋役都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明史》卷七八,《食货志》《赋役》。
啥意思呢,
就是你们这些百姓都不要闲着没事干,
要安于本分,别想入非非的,
所以永远不能离开你们所耕种的土地,
朱元璋就非常贴心的在有黄册登记土地户口外,并设路引制度,百里内许农民自由通行,百里外即须验引。
“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弘治会典》卷一三〇。
但是天下百姓也不能都老老实实的听朱元璋忽悠啊,
所以也准备了强硬的手段。
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军民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弘治会典》卷一三〇。
洪武六年(1373)七月癸亥,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获民无路引者送法司论罪。问之,其人以祖母病笃,远出求医急,故无验。上闻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释之。——《明太祖实录》卷八三。
从洪武六年开始到崇祯十六年,有明一朝二百多年里农民就永远被禁乡里,专心为朱家尽本分。
田赋和力役只是农民负担的一小部分。
除了对国家以外,农民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官吏则巧立名目,肆行科敛,他们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
2、明朝的流(逃)民现象
有人会问明朝的流(逃)民现象跟朱元璋有关系吗?
有关系。
明朝的流(逃)民现象是制度的问题。
而明朝很多地区税赋是很沉重的,远的不说就说洪武时期一些地区税赋劳役就已经很沉重了。
洪武元年(1368)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黄册成后,行里甲法,以上中下三户三等五岁均役。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后法稍弛,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又改行鼠尾册法,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责坊里长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只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一被佥为上供解户,往往为中官所留难,贡品被挑剔好坏,故意不收,只能就地改买进奉,率至破家倾产。————《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让朱家明朝成为万世朝代可以说是费尽心血。
在他的设计中,明朝初期很多朱元璋建立的制度,都成为不可动摇的“祖制”,垂之万世,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
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地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
朱元璋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
“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典故纪闻》卷五.余继登。
所以,有明一朝二百多年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能追到朱元璋这个根上。
书归正传回到明朝的流(逃)民现象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有明一朝二百多年爆发将近二百次农民起义?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很多人都知道崇祯年间的明朝流民现象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际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流民现象。
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者,当春夏时耕种之务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其室家。穷困流离,职此之由。——《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各地的赋役都有定额,由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负责输纳。
逃亡的情形一发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农民便为已逃亡的农民负责,尽双重义务。
原来自己所负的一份已觉过重,又加上替人负担一份,逼得没有办法,也只好舍弃一切,跟着逃亡。
永乐七年(1409)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县言:“县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税粮尚责里甲赔纳,侵损艰难,请暂停之,以俟招抚复业,然后征纳。”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赔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又逃徙,租税愈不足矣。”——《明成祖实录》卷九十九
明朝流民现象广泛出现在明朝前期,只不过没有明朝后期那样严重而已。
在所谓的仁宣之治里老百姓也不能幸免。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广西布政使周干奉命到苏、常、嘉、湖等府巡视民瘼。据他的报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所致:
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宁,苏之昆山,自永乐十二年以来,海水沦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余顷,逮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出?常之无锡等县,洪武中没入公侯田庄,其农具、水车皆腐朽已尽,如而有司犹责税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粮长之设,专以催征税粮。近者常、镇、苏、松、湖、杭等府无籍之徒,营充粮长,专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倍量之,有立样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数付与小民,运付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著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欠,倘遇恩免,利归粮长,小民全不沾恩。积习成风,以为得计。巡检之设,从以弓兵,本用盘诘奸细,缉捕盗贼。常、镇、苏、松、嘉、湖、杭等府巡检司弓兵不由府县佥充,多是有力大户令义男家人营谋充当,专一在乡设计害民,占据田产,骗耍子女,及稍有不从,辄加以拒捕私盐之名,各执兵仗,围绕其家,擒获以多桨快船送司监收,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必厌其意乃已。不然,即声言起解赴京,中途绝其饮食,或臧害致死。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粮长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明宣宗实录》卷六。
正统二年(1437)九月癸巳,行在户部主事刘善言:比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并直隶诸郡县,民贫者无牛具、种子耕种,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室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远役,以故举家逃窜。——《明英宗实录》卷三四。
正统三年(1438)正月辛亥,行在户部奏:直隶清苑县,人民逃移五百九十余户,遗下秋粮六百六十余石,草一万三千四百余束。山西临晋县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余户,遗下秋粮三万四千一百四十余石,草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余束。此二县各称,见存人户该纳粮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纳逃民粮草,愈加困苦,乞暂停征。上以民无食故逃,其无征之税责于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缓其征,逃民其设法招抚。————《明英宗实录》卷三八。
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戊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史濡等奏:山东青州府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诸城一县逃移者一万三百余户,民食不给,至扫草子削树皮为食。续又逃亡三千五百余家。地亩税粮,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二。
正统十四年(1449)据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报告,单是陈、颍二州的逃户就不下万余。————《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据巡抚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于谦的报告,各处百姓递年逃来河南者将及二十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四。
这是明朝自朱元璋时期开始就存在的,
朱元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使这个问题在明朝末期总爆发。
所以,不能把明末农民起义的责任都退到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身上,
他们当然有问题,
但是流民的问题那已经是积攒几百年的问题了,
只不过在明朝末期总爆发了。
就别扯那搞笑的明末小冰河笑话了。
3、朱元璋为什么非常讨厌孟子?
和所有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一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大力尊奉孔孟,
但是文盲出身的朱元璋识字以后在夺得天下之前也没有读过《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名著,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
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他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明太祖实录》
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老朱看见啥了?
老朱看见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这两句是孟子的名言,
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也没有那个皇帝认为孟子说的这话有啥不妥。
但是朱元璋认为孟子说的这些话是胡说八道。
如果这句话是胡说八道,那么所谓的爱民如子能是真实的吗?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
当时大臣们都懵圈了。
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朱元璋是谁啊,
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可几千年来作为孔孟之道的传人里边就是有不怕死的,
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建成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
金吾侍卫遵命拉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
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
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但是老朱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
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
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
编了一本《孟子节文》,
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被删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深恶痛绝呢?
删除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
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除,
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很简单,在明朝你就算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就是孟子批判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原因也是很简单,就是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郑子产有疾。谓于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明太祖朝,政策有个特点就是管得特别多,不服管就要入罪。典型的“猛政”。像迁徙人民实边这种事更是很容易招致反抗,三国时就有说法说“民之于徙,甚于伏法......类多灭门,少能还者”,虽然说得夸张了点,但是水土不服,死亡率确实也不低。习惯了元朝粗疏治理之后,肯定有许多人对于这种指令经济是不能适应的。
但你要说整体经济的恢复怎么样,国家的整合做得怎么样,那明太祖做得实在是没得挑剔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他当然也知道自己这种高压的猛政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所以才中意宽仁的太子朱标,甚至随后又传位给朱允炆,正是知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道理。至于朱棣以靖难上位,则非其可以逆料了。
当然,《左传》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作为一个法家模式执行者,院长毕竟不是这样的,他还是明白地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写在“大诰”里。朱元璋在《大诰·乡民除患》中规定:允许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各地方的为恶胥吏以及乡村城市中的“老奸巨猾顽民”绑缚送京;如果有人胆敢中途阻拦,枭首示众。洪武年间,常熟县百姓陈寿六持《大诰》将本县贪墨县吏顾英绑缚送往南京,不仅得到朱元璋热情接见,而且还被其称赞为伟大、奇男子。这种发动基层监督来管理官僚的思路,就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
最后提一句,有一位伟人搞生产建设兵团实边,发动群众大修道路水库,大炼钢铁,做的事情和明太祖是非常相似的,后世也一样深受其惠。当然由于时代思想风气上的差异,这位伟人在自我和家庭作风上显得比明太祖无私很多。所以爱民不爱民这种事,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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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的皇帝是谁,许多人想都不用想,定会答道朱元璋。
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抨击谩骂的有,歌颂赞美的也有,但是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承认他的手段强硬如铁。
关于明太祖的一些争议,如封藩王、杀功臣等,本文暂且不谈。
然而,一些人认为明太祖朱元璋文化水平很低,他的一些政策阻碍了中国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朝相比宋朝在经济上是一次严重的大倒退,而最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朱元璋的小农思想导致的,如果沿用宋朝制度中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些看法有道理吗?朱元璋的政策是否真的和他的出身有关呢?
01 劫后江山
我们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看看明朝刚建立当时的社会是何等模样?
元朝中后期水患严重,不得不修黄河,但由于行政效率低下,矛盾进一步激化。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发15万人修治黄河,并派兵2万沿河镇压。结果,同年红巾军起义即爆发,从1351年到1368年十余年间的元末农民战争,令山河满目疮痍。
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当时不少地区多是无人之地,洛阳和开封这样曾经的大城市人口不足两万,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山西洪洞大槐树
著名的大槐树移民就发生在那个时期,明朝当时基本就是一穷二白,稳定人口恢复生产才是第一位的。
重新移民巩固边防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轻松,对于荒地的开垦得有足够的人口、农具、耕牛、还有好的政策。组建大量卫所和民屯去巩固边防是必要的;当时卫所和民屯对人口管控极为严格,但是不严格控制基本上就是徒劳无功。虽然元朝版图很大,但是西南地区不少土司连听调不听宣都做不到。典型的像是麓川,和一个独立的政权没有区别了。
当时北元残余势力还在,西南土司还有较强的独立性。所以如果不设立卫所和民屯,如何守卫北方,如何消化西南云贵地区?若非明太祖朱元璋的铁腕,明朝的版图并不会比北宋大多少。
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虽然移民带有强制性,但是对经济恢复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便认为,为何不大力发展商业?但是,连饭都吃不饱做什么生意,和谁做生意,去做什么生意?当时的山河大地,就是这样惨淡凄凉!
▲麓川王朝版图
何况,洪武北伐还有对西南扩张本身也需要钱粮,但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经过大规模战争。那么,钱粮如何保证呢?正是上面说到的屯田,既保证军事扩张,又不影响粮食供应。
02 经济成果
关于洪武年间的经济恢复,数据不会欺骗你我。
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到了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已经有民户达1605万户,在册人口6054万口,耕地面积达850万顷(一说450万顷)。
再看北宋的数据,北宋继承后周,中原好说歹说有后周那十年的休养生息,但是恢复得如何呢?
至道二年(996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敻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也就是说经过将近四十年岁月,北方地区仍然没有从五代战乱中恢复过来。
苏辙《御试制策》载:
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
这样来看宋朝经济完全恢复,已到宋真宗后期了。
再看田赋粮收入: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
而宋朝又如何?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
其中,谷物收入3170万石,而明朝的石要比宋朝大。且,在赋税税率上明朝要低于北宋。故,洪武年间,粮食收入已经超过了北宋真宗初年。
因宋代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一般亩收一石的土地年纳一斗,江南等地每亩年纳三斗,若是军屯民屯更高。在地租上,明朝民屯或者军屯一亩地地租也不过三斗,普通民田更低。
商税上,明朝剥削更加之轻,“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田器等物不得征税”。
▲洪武大帝
明太祖曾经建立库房为商人保存货物,以此使商人免除牙侩的剥削。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裁撤364处税课司局,并规定“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太祖还以粮食换取盐引,既巩固国防又促进经济发展。
在宋朝不少商品是专卖的,尤其是食盐专卖,北宋末年达到四千万贯;盐以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时期都在一千万贯上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品种是杂税,尤以南宋为最: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当时宋朝除了两税之外,还有丁钱与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主要的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
我等再看看宋朝的收税比例,《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
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可以看出,明朝商税低于宋朝。虽然明太祖坚持农业本位,但商人生存反比宋朝轻松很多。
03 整顿吏治
大明太祖皇帝的执政措施里面中,比较具有争议的一项就是针对吏治的严格整顿,洪武四大案,可谓杀得人头滚滚。
▲青田先生刘基塑像
但我们可以看看刘基的话:
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
在元朝吏治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我们可以看一些记录:
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可想而知,当时的吏治腐败到何等程度。而且元朝和宋朝一样吏强官弱,一些小吏甚至把长官比作牲口。正因为这种低效腐朽的吏治情况,才让百姓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最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元末农民起义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整顿吏治过程存在手段粗暴的问题,但是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不用子产般的猛政,又哪有更好的办法?
▲《子产论政宽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正是因为吏治的整顿,战乱地区的经济恢复速度才得以提升。洪武盛世不是下馆子吃饭,是靠贪官污吏的鲜血和骸骨献祭出来的。
朱元璋不是圣人,也无法彻底预见几十年以后的事。但是在劫后江山之中,他制定的政策在很短时间内,使大明从一个起家于江淮的武装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掌控全国的强大王朝。
朱元璋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爱民如子,毕竟他也没有把全部大明子民都封成藩王。
非要较真的话,我觉得朱元璋可以称得上是爱子如子。他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那样,绞尽脑汁也要把自己能掌握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的子孙们,王位、土地、财富、权力,有什么给什么,世袭罔替,永世不绝。
在历代宛如修罗场一般的皇权战争中,父爱无疆、舔犊情深的朱元璋反倒是像个异类了。无情最是帝王家,能做到爱子如子的皇帝,纵观上下五千年,也就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朱元璋绝对当得上千古一帝这个名号。
至于黎民百姓要为朱元璋的亲情付出什么代价,那就不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谁叫你们不是他的子孙呢?
爱民谈得上,如子也就算了。
很多人说朱元璋有太多的小农思想,这话其实也不算错。
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把老朱理解为一个农民,一个聪明又勤劳的农民。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肯干发家致富,最终田亩里五谷丰登,庭院内六畜兴旺,小日子过得相对不错。
然后呢,民众是什么?是他的儿子吗?错了,民众就是他田里的五谷,院中的六畜。
作为一个勤劳农事的老农民,爱五谷吗?爱六畜吗?当然爱了,能不爱吗?不爱五谷六畜他不可能把家业挣下来。但是他可能把五谷六畜当儿子看待吗?显然不可能。
因为没有谁会把儿子拿镰刀一刀割了脱粒完了秸秆烧火,谷实蒸饭,更不会把儿子用屠刀一刀捅了剥皮洗净烧水下锅。但是面对五谷六畜,这些都是最正常的操作了。
我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古代统治者眼里,老百姓和自己圈里的牛羊真的差不多,所以才要“牧养”,养肯定是要尽可能养好的,但是该杀一部分吃肉的时候也绝不含糊。
“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张居正《陈六事疏》
“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后汉书·班勇传》
一点不奇怪,这很正常。
如果这个网站开始正面评价岳飞的话,我还要怀疑它是不是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正版药厂公开到岸价了吗?没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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