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时间线,大致如下。
1.魏惠王中后期 数次的战争失败(马陵之战,秦收复河西,襄陵之战),使魏国丢失了大部分保卫核心领土的缓冲区(河西上郡,楚南阳外围,泗上小国倒向齐国),但魏在中原持续扩张,仅东半壁领土就有大国的体量(人口城市最密集,农商发达),对韩赵始终保持压制。虽无文侯时期独霸天下的国力,但一增一减之下,仍旧属于一流。
2.襄王时期 实现对黄河北岸水道的控制,将韩拦腰斩断(所谓魏分为二在此时就不成立了)。利用秦齐将楚击落神坛(丹阳蓝田之战,垂沙之战)吞并方城外楚淮北地,在中原继续扩张,实力持续上升。此时魏国绝对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因为巨大战争创伤沉默,齐国尚未获得实际领土进账,秦国还未彻底消化巴蜀)
3.昭王时期 伊阙之战妥妥的惨败,赔光了魏襄王时期辛辛苦苦攒下的武卒,晋国故地河东沦落敌手。韩国地缘被秦彻底破坏,豫西山区基本被秦推平,颍川地自此暴露在了秦军铁蹄下。这为后来魏冉“五入林中,七攻大梁”埋下了隐患(韩奸)。不过,魏昭王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利用阴谋活动,在齐国的覆灭下成功得到了宋地这块大肥肉。弥补了河东的丢失。
然而, 这并不一定是等价的买卖,地缘破坏的代价不是领土进账就能弥补的。
4.昭王后期至安釐王前期 报应来了,五国伐齐后,秦昭王联合赵国夹击魏国。北线因为有魏国经营上百年的“邺—汤阴—朝歌”邯郸包围圈,暂时没有大碍(赵国在军力上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强大,农业上更是鸡肋,国力不强于魏)。东线,因为韩国在伊阙之战后地缘被彻底破坏,在核心区(颍川)面临秦魏两国的攻击下,被迫倒向了威胁相对较小的秦国(魏城马陵和韩都新郑近在咫尺)。秦军在魏冉白起的率领下,“五入林中 ,七攻大梁”(其中包含传奇的华阳奔袭战),给沿途带来巨大的破坏,魏国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不能忽视的是,魏国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密集(5~6个城市圈),交通便利(鸿沟等运河),能够调动大量战争资源反击。这种强悍的防御能力严重妨碍了秦军推进的步伐,使得魏能够有时间利用外交手段来斡旋 ,争取他国援助。即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安君,也曾经因为合纵两次在大梁城下铩羽而归。
5.安釐王中后期 秦军在野王—长平—邯郸—汾城战争中消耗严重(顶着荒年与韩赵决战,消耗了巴蜀地区大量的战略贮备;士卒伤亡接近30万),魏楚因为接近20年的休养生息(巴东拉锯战,华阳闪击战后三国再未爆发大规模战争)基本恢复了实力。在信陵君主导的第一次合纵中 ,联军成功把王乾击退,魏国趁势收复了半个河东,回头就灭掉了卫国,并吞并了秦国的陶郡。虽然后来秦将张唐反攻收复了河东,但秦只能承认魏对陶郡的占领(当时中原最大的商业城市),之后魏国甚至攻下了齐五都之一的平陆。
连遭两丧的秦国在庄襄王时期再次出关,蒙骜(蒙恬祖父)一战拿下太原,二战南下上党,直逼魏国高都(三晋在上党地区最后一个要塞)。丢失大片领土的韩赵沦为中型诸侯国。信陵君再次出山,指挥纵军将蒙骜打回老家。秦军狼狈地退回关内,似乎准备放弃关外的全部领土。
也许是早年压抑地过狠 ,晚年的魏安釐王野心开始膨胀。魏军反手攻韩,全歼韩国最后的一支野战军,信陵君兵临管城(新郑东北大门),企图一举灭韩。不愿魏坐大的楚考烈王出兵攻魏,却连在南阳和宋地连吃两场败仗,在秦魏的威胁下(楚陈地军可能在这两仗损失不小),楚国即将迁都巨阳。信陵君攻下管城,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魏国大量战争资源,魏国最后还是没吃掉韩国。不过,沦为小型诸侯国的韩国灭亡也进入了倒计时。
远处的咸阳,秦庄襄王、吕不韦、蒙骜等人乐开了花。
表面上,魏安釐王似乎成了天下的征服者。破秦败楚伐齐收赵残韩,好像当年魏文侯魏惠王也没这么拉风过。
然而,不管魏国取得了多大的胜利,魏楚同盟已经破裂,韩国已经残废,齐国已经退出合纵,燕赵相互扯皮……三晋势力基本退出上党,秦晋一体化基本实现。秦国的国土安全彻底解决,凭借巴蜀关中的支持,蛰伏关内的秦人正在布局一盘大旗。透支国力并举目无亲的魏国逐步丧失先机。
6.景闵王时期 蒙骜再度出山,这个当年信陵君的手下败将此时已无人可挡。秦军横扫河内,打穿东郡 ,断绝纵亲之腰。沦为中型诸侯国的魏国已经独木难支。纵有庞瑗击蕞,春申君击陕(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然而,列国已无人助魏重整江山。毕竟,那个魏安釐王时期的魏国实在太过可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承受得起它复兴的后果。魏只得疯狂向齐扩张(一度打到济南历下)来维持实力,以抵御秦的兼并。
不过,那个政治强人不会让列国抓住时机,死灰复燃。在尉缭李斯等人的谋划下,一张密集的间谍网伴随虎狼之师的脚步逐步吞噬列国。
7.魏王假:在始皇帝灭赵破燕,秦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包围魏地。魏国仍旧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利用大梁周围发达的交通和水利,坚持抗秦。
通武侯王贲水淹大梁,魏王仍旧没有逃跑,率领军队和涌入城中的秦军巷战,力战到投降被杀。
这个继承了春秋第一强国衣钵的强国,最终伴随着大梁的毁灭,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三晋地缘的破坏和尴尬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个强而不霸的国家,也预示了它的命运!
要想知道魏国是怎么衰落的,就得先知道魏国是如何崛起的。不过此事说来话长,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话说国运之事离不开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人和。
一、天时。
话说三家分晋之初,商鞅还没有去秦,田氏还没有代齐,吴起还没有去楚,燕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微弱的存在感。其他诸侯国郑国、宋国、卫国等已经没有叙述的必要了。这一时期,魏国周边的大国尚未从春秋的颓废中苏醒过来。
魏国国君魏文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率先对魏国进行封建化改革。其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一、废除官吏世袭制度,选贤与能,广招贤才。这一操作让魏国人才济济,例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吴起、西门豹等等。
二、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措施让封建地主阶级迅速壮大,魏国飞速迈入封建时代。
三、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是在为封建国家完备制服建设,为魏国的封建化提供制度性保障。
四、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威震天下的“魏武卒”。这位魏国的崛起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在魏文侯的带领下,魏国率先跨入封建国家行列,综合国力远超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可以说魏国因天时而崛起。顺便在这里说一句,各位老铁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对比一下商鞅变法与李悝变法相似程度有多高。
二、地利
关于魏国的地理条件,废话不多说,先上一张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魏国的四周都有大国,西邻秦、南接楚、东临齐、北有赵。这是典型的“四战之地”,一旦外交战略出现失误,魏国很容易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局。与此同时,魏国的大部分土地位于平原上,尤其是国都大梁周边,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
魏国的版图形状也特别有意思,东边一大块(河东之地),西边一大块(河内之地),中间被韩国的上党郡隔开,两地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北面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一条孔道,一旦孔道被截断,魏国就只能呵呵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魏国的地理环境并非一无是处。魏国地处天下之中,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冲,并且其土地平整而肥沃。从经济角度看,魏国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天下诸侯中,也只有魏国玩得起重装步兵——魏武卒。
地理环境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国运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商鞅未去秦国之前,也没见几个人鼓吹秦国地理环境的,大多数都是马后炮般在秦国强大之后,大力吹捧关中地形条件得天独厚。
魏文侯一波神操作,让我们几乎看不到魏国地理环境的劣势,反而是将其优势给充分发挥了出来。魏惠王几波骚操作,则是把魏国地理环境的劣势给凸显了出来,从理论上的四战之地变成了现实中的四战之地。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人,自然环境总是有利有弊的,就看你如何利用了。
三、人和
魏国的人才多不多,多,太多了,多到爆!!!
魏文侯时代,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并且魏文侯团队十分注重三晋联盟,面对软柿子魏国直接单挑硬刚,面对齐、楚这样的大国则是三晋一体,联合讨伐。得益于正确的外交战略,多线作战的困境对于魏文侯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魏武侯、魏惠王时代,魏国同样人才济济,但是全特么跑路了。吴起去楚,孙膑去齐,更可怕的是商鞅、公孙衍、张仪去秦。你说这不扯么,真心不知道魏惠王吃错了什么药,居然眼睛这么瞎,放跑了那么多经天纬地之才。暂且不说商鞅去秦给魏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光是一个孙膑就把魏国给忽悠瘸了。
人才流失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魏惠王认不清当时的形式,北边伐赵,西边攻韩,彻底瓦解了三晋联盟。失去了三晋联盟庇护的魏国,就如同脱了壳的螃蟹,全身都是软趴趴的。以前的魏国是主动出击大杀四方,现在的魏国是被动防守,四方被杀。
综述:
魏国本来得尽天时,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在战略出击上频频失误,没有一个主攻方向,四面出击,得罪了全世界。从外交上讲,只要三晋联盟存在,魏国就并非四战之地,但是魏惠王的刚愎自用导致了韩、赵、魏联盟关系彻底破裂,魏国彻底陷入了四战之地的危境。接下来人才严重流失,周边齐、秦、楚的强大都得益于魏国送去的人才大礼包。以前都说“楚才晋用”,到了魏惠王这里变成了“魏才天下用”。悲哀,的确悲哀。。。。。。
说实话,魏虽然出于晋,但是在各种层面上都比晋差得太远。
就军事智慧而言,魏国跟晋国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想当年晋国玩得多花,假道伐虢、退避三舍那都是穿越时空的经典智谋。反观魏国,几乎都是靠着魏武卒硬刚,留下的经典战例不多。
在外交智慧上,魏国也比晋国差远了。晋国高层十分善于纵横捭阖,各种阴谋鬼计层出不穷。例如培植吴国势力直接掏了楚国的肛。魏国呢,就连起码的三晋联盟都维持不住更不要说玩合纵连横了。
在战略选择上,魏国更是比晋国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当年晋国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压制楚国北上,但是同时也利用众诸侯对“南蛮”的恐惧来巩固自己中原老大的地位。魏本来有很好的机会,魏文侯先于其他国家进行封建改革,国力最强。结果,骄横的魏惠王四处开战,连同出于晋的韩、赵也不放过。从外交上讲,魏国本来并非四战之地,活活被自己给打成了四战之地。要是晋文公看到了这一幕,不知道棺材板能不能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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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的崛起,很大程度要归因于晋的家底好,晋可是中原之国,众所周知,曾经的中国,中原地区是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再如涟漪般向周边地区扩散,在生产力水平,土地开发程度,晋都是超越其他国家的。
晋国的冶铁技术在当时也是傲视群雄的,前513年,晋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所用之铁还是从民间收集,说明晋的民间已经能熔炼生铁,并掌握了生铁冶铸技术。
《孙膑兵法·吴问》:晋国六卿之中,中行氏、范氏制田以一百六十步为亩,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虽然各国农民耕种亩数相同,但其他各国往往是百步为亩,百步一亩的田,和两百步一亩的田,此间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可见铁质农具的大量使用,使得晋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
三家分晋后,魏自然也继承了晋的生产力水平,《战国策·魏策三》: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
《论衡·率性》:魏之行百亩田,邺独两百亩,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
魏文候采用李悝变法,定魏国新法典,《法经》六篇,平籴法等,使得魏国更加富强。
正是因魏国富强,家底好,才可以采用魏武卒制度,让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而这是其他各国想学都学不了的。
建立之初,魏武卒的确可说是百战百胜,但却是不可持久的,从建立到庞涓在马陵之战,葬送魏武卒主力,前后60余年,而庞涓和吴起所统帅的魏武卒,已不可同日而语。
《荀子·议兵》: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魏之武卒,谈之色变,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魏武卒便是以重赏选拔勇夫,再以重赏激励勇夫,问题就出在重赏上,以当时生产力,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这种重赏。
选为武卒后,全家徭役赋税便全部免除,国家还分房分田,立了战功还能获得爵位和赏赐,荀子一语道破,当武卒年龄增长,无法再作战时,以当时人的状况,这也不过十来年,国家收回赏赐的良田?重新征赋税?那不就成了“过河拆桥”,谁还为国拼命?
标杆已经立在那里了,后面只能按这个标准来,不然凭什么别人当兵赏良田百亩,自己当兵就赏五十亩?凭什么别人当兵免赋税,自己当兵还要交赋税?
由此魏国进入一种死循环的发展模式,为了应付魏武卒带来的国家土地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必须要通过对外战争,掠夺别国土地和资源,但长期对外战争,不仅大量消耗本国资源,更重要的是,长期作战,魏武卒群体也必然随时间不断膨胀。
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对外战争所产生的收益,无法弥补魏武卒增长,所快速消耗的国内资源,可魏国要维持武卒制度,又只能不断战争,否则同样会内爆而亡,魏国岂有不衰之理?
正所谓利之所在弊亦随之,魏武卒初期利大于弊,而随着时间推移,则弊大于利,魏武卒属于重装步兵,由于赏赐丰厚,装备是自给自足的,重赏不仅提高了其作战动力,同样作战装备也优于其他各国士卒。
庞涓所统帅的魏武卒,由于几十年的时间流逝,其获得的赏赐和初期已经出现了差距,当获得的封赏逐渐逊于之前,不仅作战动力在不断下降,最终也再难自给自足打造精良装备。
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都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商鞅变法,这些变法最终目的,都是封堵平民的出路,将上阵杀敌变为唯一出路,为此许以重利。
商鞅变法废除贵族特权,为秦快速积累一笔可用于赏赐的奖品,平民为了争夺奖品,便唯有上阵杀敌。
同魏武卒一样,获得奖品的人,便不会再愿意将奖品让渡出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私有制下的重利,可以快速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同样,私有制也存在重大天然缺陷。
魏昭王、安釐王时期,都是想着办法,要让武卒群体将曾经的赏赐吐出来,不仅无法实现目的,还导致国内矛盾不断加剧。
治乱循环,源于制度的内生性原因与偶然因素的合力,而制度的天然缺陷是无法避免,必然会呈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周实行的是封建贵族政治,世卿、世禄、世官,具有阶层凝固性,古代中国既是施加政治调节的功能组织,也是一个身份组织、生活组织,是一大群人谋生牟利的组织。除了行政效率最大化之外,安排身份的尊卑贵贱,也是国家的重要组织目标。
周的个人生计,与血缘身份紧密联系,由职位获得的采邑与禄田,退职时也是要交还的。
上层贵族具有凝固性,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具有流动性,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上层贵族余子可下降为士,甚至平民,而平民亦可被选为士。
士作为一个具有流动性群体,逐渐从封建贵族政治体系中游离出来,具有一定的自由性,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定自由的士,便不甘心作为底层贵族而存在。
章学诚所言“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
周是政教合一,孔子时代,政教逐渐开始分离,孟子所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群体逐渐增长,虽受过教育,又自诩有着聪明才智,却游离于贵族政治体系之外,大量士,既无法入仕,更无法施展抱负。
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便是士阶层夺权的重要一步,不能忽视“巫”这个群体,周及之前,“巫”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和鬼神沟通,从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巫”的话语权具有相当的分量,并且“巫”的身份也具有继承性,必须要降低“巫”的地位,才能为士阶层上升打开通道。
真正阻碍士向上流动的关键,自然是贵族身份的凝固性,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这些著名变法,都是在瓦解贵族世袭的身份凝固性,以“选贤任能”为士阶层开启晋升通道。
墨子主张中的尚贤,也是强调贤良之士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金子塔的最高层为国君,依次贵族-平民,而士游离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并且作为群体,目标便不可能是取代国君,只可能向上取代贵族。
对于国君而言,士群体的上升,并不动摇国君的地位,只是将金子塔进行重构而已,故国君往往会支持变法。
当一个群体成长起来,却遇到天花板,无法上升时,便会摧毁阻碍其上升的障碍,士便打破了贵族特权,这自然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
但当群体获得上升后,金子塔进行了重构,原先的进步力量,则退化为保守力量,更多考虑如何将身份地位传承下去,关闭其他人的上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关闭上升通道,不能简单理解为“屁股决定脑袋”,也无关个人道德品质,无论是小人还是君子,都会趋向于关闭上升通道。
并且,士的群体不断增长,内部必定会开始分化,新的内部矛盾也随之出现。
另一个不得不重视的,士最初作为底层贵族,是由于血缘关系,战国时代游士的大量出现,血缘关系又同地缘关系逐渐产生联系,地缘关系的产生,自然激化了士群体的内部分化。
地缘关系便会产生方舆之见,排斥乡土以外之人物、政见、学说。
当然,战国时期,地缘关系只处于萌芽阶段,要到秦汉之后,地缘关系才会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
变法会使利益分配发生改变,在争夺利益的窗口期,便会充满活力,当利益瓜分完毕,窗口期关闭,活力则逐渐消逝,唯有等待新群体的成长,再开启新一轮的利益重新分配,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新群体的成长,需要时间过长,活力期结束后的等待期,国力自然也会逐渐衰落。
李悝变法,作为战国时期变法的先行者,魏的内部矛盾必然会先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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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网友 @王靖海 的文章《残魏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