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展现出『工匠精神』的人物事迹？ 第1页

歪楼，希望别被打......

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内心是拒绝回答的。因为每次说到工匠精神，都不禁想起“非遗”这两个字，一直以为工匠精神是这样的…………

没想到还是这样的......

（新疆的叼羊）

新疆的叼羊以及韩国走钢丝讲笑话，这些看似风趣、幽默、搞笑、宛如段子一般的操作，统统都是非遗！

下面这个“不打疼自己不罢休”的舞蹈居然也是非遗（捂脸.jpg）

回楼，免得被踢。

视频里的舞蹈看似搞笑可爱，确实也能引起神经质一般的大笑，但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这种舞蹈叫“肉连响”，是湖北省利川市土生土长的、以独特的肢体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少数民族地方舞蹈品种，流行在都亭、柏杨、汪营一带，舞蹈主要以手掌击额、肩、脸、臂、肘、腰、腿等部位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而得名。

“肉连响”以往曾称“肉莲湘”，动作与民间传统舞蹈“打莲湘”相仿。因舞蹈以其肉体碰击发出响声为其突出特色，乡民习惯称之为“肉连响”。“肉连响”舞蹈动作诙谐、明快，深受群众欢迎，但因表演难度大，动作要求高而使习艺者不多。

视频中跳舞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步荣城，一个叫周娇娇。步荣城和周娇娇曾经获得亚洲体育舞蹈公开赛冠军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冠军，也曾被受邀参加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节目，与迪丽热巴、杜海涛共舞。

作为两名95后，小步与娇娇在赛场上退役之后，除了在抖音上发布创作舞蹈类、旅行vlog、情侣生活日常视频之外，两人还开办了少儿及专业舞蹈考级培训学校，培养了3岁到30多岁的数百名学生。

在“肉连响”舞蹈的基础上，小步和娇娇还加入了其它舞种的元素，这不，视频里的“肉连响”就是这两人改编的作品。回到家中带着他们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学习非遗舞蹈，继续传承非遗文化。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拥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这可能就是工匠精神。

把题目拉回来，除了少数像上面那样有趣的内容之外，工匠精神大多暴露的，还是一种坚持到执拗一般的手作精神，是对祖辈传承千年文化瑰宝的继承。

“手作”一般指通过编制、烧制、金属缠绕等技术，以手工制作完成的物品。分布艺、金属、镌刻等类型。

茶道

“一揉一捏，烘烘炒炒”雷山非遗传承人、银球茶第三代传人、抖音达人毛鹃 ，让银球茶工艺在掌中传递最初的温度。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有九难：一曰造。银球茶是在鲜叶的茶受热炒干后，逐渐形成大小不同的圆体茶球形状，这一点在制作上就颇有困难。

毛鹃作为这种独特炒制方式的继承者，一方面是在面对非遗技巧的传承时，在技巧方面的坚持，炒茶本身就是一件辛苦的差事，而作为爷爷独创技巧的传承人，毛鹃的压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周边茶农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带动村民脱贫也是毛鹃的一大夙愿。截止到2018年，毛鹃的银球茶已经带动农民实现增收682.00万元，带动周边茶农2000多户，解决了当地2000多人就业岗位。

银器

贵州麻料富春银匠潘仕学在手工打银方面的执着，同样是工匠精神的体现。潘仕学是来自雷山的银匠，祖祖辈辈都靠打银为生。《黔记》记载：“苗族富者以金银耳珥，多者至五六如连环。苗族银饰的加工，大多以手工操作完成。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虽然苗银制作的工艺精美，但关注苗族银饰制作的人太少，银匠生存成为了问题。所谓的工匠精神并非仅是对技巧的浸淫，潘仕学更希望苗族特殊的打银技巧能够走出去，带动着祖祖辈辈生活在雷山的苗族匠人摆脱贫困。

苗绣

“针针线线，密密疏疏”，除了李宇春《蜀绣》里提到的色彩，抖音达人杨阿妮的苗绣也焕发出了与众不同的色彩。苗族刺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技巧。针法很多，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来种；针脚也分为绣、插、捆、洒、点、挑、串，综合用这些针脚绣法，能使带有幻想色彩绣物跃然而出。有些针脚（如挑、串）则常被人们单独使用，显示特殊的装饰美感。

而从事苗绣的杨阿妮除了在村子里学到的刺绣技艺之外，还参与了艺术班的进修，在传统雷山苗绣上添加了很多现代风格的元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结合，还为村子里的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此外，还有一些人的工作与手作无关，也并非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但却用工匠精神投入到了整个社会，去做他们的扶贫事业。比如福福在自驾游攻略中提到的利山风景，带动了一周圈的人前去自驾游；卷毛佟一年下来为扶贫项目免费做了六场项目培训......

《道德经》中提到过，知其黑，守其白，为天下式。无论是雷山文化中被世人所接纳的茶道、银器、苗绣等传统手艺，还是小步与娇娇用一己之力所坚守的“肉连响”舞蹈，乃至将一腔热血用作社会上贫困地区的福福和卷毛佟，这种知黑守白、一丝不苟的坚持，就是工匠精神吧。

耗费36年，在所有人都遗忘的情况下完成国家任务算吗？

2012年4月，车洪才带着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几页已排好版的样稿以及主编人的简历，独身一人乘坐公交，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他推门进入，却不知道该找谁。

“你来这里干什么？”门卫问。车洪才答，“我要出一本书。”得知车洪才要出的书是外文类，门卫建议他前往外文室。这是车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来到商务印书馆。

其间走错一次门，等车洪才寻对位置，编辑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车洪才说，要出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方一时没有听明白。在听车洪才提到词典的字数是200多万字后，小姑娘起身叫来编辑室主任。

“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车洪才将带来的材料一并交给闻讯赶来的编辑室主任，两人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主任当场表示，会认真研讨车洪才带来的材料。

在阐述编写过程的材料中，车洪才提到词典经过商务印书馆立项。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早期工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

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中）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下一些任务。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任务中断

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任务重启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就做了出来——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任务时间跨度近36年，中间经历中断，又被车洪才再度重启。2012年，词典编纂任务初步完成。

交稿出版

2014年4月，车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这项国家任务始于1975年的全国辞书会议；1978年，受命的商务印书馆将它委托给了车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经国家还有这样一项工作。

2015年3月，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和外交官张敏主编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正式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他的事件被报道后，有媒体称车洪才用半生时间完成了“被遗忘的国家任务”。他表示，媒体的说法他并不认同，无人问津他完全可以理解。

记者：36年的时间里，真的没有人问过词典的编著工作吗？

车洪才：“是的。但这也不能就说是国家忘记了这件事。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可能是媒体报道需要一个读者关注的角度吧。我认为编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不是当年我所在的传媒大学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从北京广播电台带来的任务。两个单位领导可能没有衔接好，加上我被外交部借调，校领导的更替，新的领导要完成他现有的任务。所以，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