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你有什么想对毛主席说的？ 第1页

拿破仑曾说过：“我的所有胜利和败绩都可能被遗忘，但这个一定不会”——他指的是《拿破仑法典》。

毛泽东也是这样，他所有胜利和败绩都可能被遗忘——史诗般的长征也好，开创性的游击战也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也好，筚路蓝缕的国家建设也好，甚至……但是他有几件事是任何人不应也不能遗忘的——

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彻底地将一个阶级——地主阶级清除出了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发展消灭了必须清除的障碍——无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

地主阶级的原罪在于：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地主+佃农”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地主本身不从事耕作，也不干涉佃农耕作，生产组织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单户独立耕作，以收取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有定额、分成等多种形式）获利，土地出产是以满足地主和佃农的自身消费为目的，只有少量无法自产的盐、铁器等通过“三日一场五日一墟”的零星商业活动交易。这种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随着时易势变，当进入19世纪工业化逾发迫在眉睫的时候，小农经济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火药的构成如下：

其一：农业社会的平均粮食亩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49年因耕地劣化、水利荒废等原因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

其二：1949年，虽然以大量劣质耕地开垦为代价换取耕地总面积较明清有很大增长，但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这个前所未有的超低值，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仅3.6亩！

当然，如果全国1.1亿吨的粮食总产能平等合理地分配到全国5.4亿人头上，老幼弱壮人均200公斤即使刨去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购、贮、运的损耗，也还饿不死。

但是，导火索在这里：

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主收获物的5成（好田可达6成，如要用地主的牛等生产工具可达7成甚至以上），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每年视年景须交纳地租3000~3500万吨粮食！

此外还有被层层加压、转嫁到农民头上后高达正税十多甚至数十倍的“皇粮国税”……也就是说：这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人均仅约100公斤粮食！

这还不足一个壮劳力在缺油少荤时半年的食量，而即使老弱病残每年也至少需120公斤粮食。

“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些冰冷的数据，所有把当年粉饰成一片田园牧歌的企图都是如此的可笑和可耻。

如果，当年中国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祥和美好；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粮食和原材料……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

所以，20世纪上半叶，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自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让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只有土改可以暂时熄灭“嗤嗤”燃烧的导火索。而只有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破坏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才能彻底解决“火药库”，为工业化进程扫清道路！

二、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国家政权力量第一次可以直接作用于每一个人。

在此以前国家的基层政权是县级政权，“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结果就是：这些由地方“推举”、官方任命却不付一文薪水（除宋代）的“乡绅村老”也同时身负行政体系的“礼乐教化、排难解纷、止讼息争、惩奸弭盗”职能，皇权对乡村，除了赋税和徭役之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找你你也不烦我”。而“乡绅阶层”就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和乡村权力经济结构的核心，不仅有公职在身可惩奸弭盗、征税征伕，并且收租、放高利贷，垄断乡村手工业和商业（如酒坊、粮铺等），同时还管理着庙宇、宗族事务和一些迷信组织。整个农村都在“乡绅村老”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之下，祠堂中可定小民生死，一念间能断“官司”胜负，而“乡绅村老”合计下就决定征谁的税、征多少税……每个乡镇都有类似红楼梦中那种“护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张家顶子（官帽）、杨家银子、王家定子（拳头，指武力）”等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县城周边以外的农村，除了自己的道德约束外，“乡绅阶层”的权力在和平时期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对自己的佃农，其心理优势更远高于现在最跋扈的老板。

在习惯和传统的束缚下，不仅是地主，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是“地主+佃农”模式或至少是小农经济的拥护者，“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景深入每个农民之心。如果说佃农的梦想是成为自耕农，自耕农的梦想就是成为地主，为子孙置业购田。这就意味着，在当年的中国农村，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是极为顽强的；如果没有强力的社会变革措施和外力干预，甚至战争也只是“死水微澜”。就象历史上那样，战争灰烬上将很快重新生长出大大小小的地主，战火毁坏的祠堂将重建，宗族将很快地壮大或重组，重新开始被战争打断、逆转的土地兼并。

当然，时易势变，即使只是坐而等待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被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慢慢地侵蚀破坏，预计不到百年后都会“自然、平和”地自行瓦解冰消。但是，我们等得起吗？随着人口增长耕地日削月瘠，仅仅建国25年后的1974年中国人均耕地已不足2亩，幸而当时亩产已由70公斤增长到152公斤，并因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再10年后增至240公斤（这时人均耕地已降至1.8亩）……

摧毁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甚至可以说，解放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居然是《婚姻法》（1948年10月起草），并不是共和国有多么同情痴男怨女们，实际上枪口瞄准的就是宗法制度（族权、夫权）。

相信现在已经没人再去祠堂拜见族长，观摩“浸猪笼”“用家法”了吧。土地革命在为工业革命开辟道路。

三、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以亿计数的产业工人。

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化学农业、钢铁农业。建国时全国5.4亿人，以人均基本口粮300公斤/年计算，至少要1.6亿吨粮食，但当时只能产1.1亿吨，连基本生存也无法保证。粮食，这个是买不起也不可能依赖外购的，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耕地有限，提高土地单产势在必行，于是要化肥要农药要良种要农机……而其中仅氮肥就至少需1000万吨（折纯，按日本当时水平计算），差不多相当于2012年全世界的尿素交易量（折纯）。所以这个也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的，中国只能立足于自产。但是要建化肥农药厂就要优质特种钢，就要先建钢铁厂。钢铁生产出来，厂建好了还要原料，要“三酸两碱”，要甲烷乙醇丙烯，要石油天然气……等等，又要建厂。还有运输问题，要建汽车厂，要修铁路公路。原料齐了还要技术工人，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以当年80%的文盲率培训千万工人也非易事。化肥农药生产出来了还要推广普及使用知识……这样折腾一番下来，化肥产量从0.6万吨（折纯，1949年）上升到869.3万吨（折纯，1978年）再到7431.99万吨（折纯，2015年），高中毕业生从1949年的6.1万人增长到1979年的726.5万人，粮食也增长到3.0亿吨（1978年）和6.2亿吨（2015年）。大家累了几十年钱没赚几个居然还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回头一看，工厂已经建了一大堆，技术虽然差了点但所有产业都基本齐全，一不小心已经是美苏以外唯一产业全面成龙配套国家，而如今是拥有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对大国而言，一个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是农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尽管这一工业体系的建立其过程是极为痛苦和艰难的，他依靠的是剥夺农业农村和长期的极度的压制消费的高积累；其代价是高昂的，因为建设和管理经验的缺乏，造成了很多浪费和生态的恶化；甚至以现在的观点看来整个体系都是相当粗糙的。但是，中国的工业跨过了“0”和“1”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重工业！假如没有这么一个“粗糙”的工业体系和交通网络的基础，以亿计数的产业工人，以亿计数的非文盲的劳动力后备军……可能巴菲特连中国在非洲还是亚州都不知道，也绝不可能出现改革开放后连续数十年两位数的工业增长率。资本家不是慈善家，资本流入的目的是谋利，而不是帮你建设，它们只会在沃土中播种收获，绝不愿在荆棘中开荒。之所以当年台一再“戒急用忍”，要求台企积极南下却终归失败，以及各国对华投资热情一直远高于在印度和非洲，就因大陆已经有了完整的产业链，机电、电子等各类产品的原料、配件的供应成本和便捷更有优势。更何况如长虹、徐工、海尔、京东方等公司原本就是从毛泽东时代继承发展而来的，没有当年的歼6就不会有今天的歼20，没有当年的解放车就不会有今天的长城长安。

四、凤凰涅槃。

最关键的是：随着已没落的地主阶级被清除出历史舞台，农村基层结构的重组，妇女的解放；汉语拼音方案、白话文、简化字、普通话的推广；农村基础教育（民办村小）体系和基础保健（赤脚医生）体系的普及；品种门类较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基本交通骨干网的建成；以及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所进行的改革开放，都预示着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已隐隐约约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全景即使在目前也仍不明朗，前面的路途也依旧是重重迷雾、处处陷阱，在途中还有无数的反覆和复辟；它的缺陷和不合理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必须继续进行改革；其中新旧思想、观念的对抗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伤也是极巨大的；遭受被追赶者的严酷打压也是必然的；但是，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结构，它已是积极迎接而不是象百年前那样或消极盲目、或畏惧顺伏于外面的变化和挑战。例如乒乓外交，积极借亚、非、拉之力重返联合国，四三方案，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入关（入世）谈判，申奥等等都说明了这一变化。经过毛泽东时代，按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说法：中国“确立了以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已由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并正在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这一转变是从上层到基础的全面转变，中国已由蛹化蝶。

百年忍辱负重后，中国又一次以强大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上。敢与锋芒正锐的苏联刺刀见红，一纸文告可让美国止步于17度线，这些都是“9.18”时的中国根本无法想象的。最说明问题的是敌视共和国二十多年后，美国人还是必须面对现实，最终抛弃了多年的盟友——蒋介石，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战方能言和”，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五、结语

简单地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可看作车临悬崖时的急转弯，只能一直拼命将方向盘往左掰。于是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到国共合作，到共和国建立，到……一次比一次激进，也如破堤洪水，势不可阻；直到1978年开始往回掰……

就而言，就是试图借泛滥之势破开旧堤，重整河道；如荆江裁弯取直工程一样。“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历史大势无法抗拒，所以毛泽东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而超越时代的理想就如滔天洪水……不可否认，这个失败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给一些无辜者造成了伤害……但是，力阻屠龙者变成恶龙的失败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历史就象是在登山，历尽艰辛后回首从前，往往会感叹：早知如此……但是，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局中人的迷茫是难以为外人所知的。国家的发展也象一个人的成长，在其初是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但也莽撞幼稚，毕竟中国是如此独特的国家。

毛泽东不是完人，但绝对是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中国人。

“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