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于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离世，如何评价余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得失？ 第4页

中文鼓吹洗白胡适的第一人，很多胡粉用来美化胡适的内容根源都是来源自他的大作，比如重寻胡适历程里那些彩虹屁文章。

记得曾经你乎也有个（自称是）余门弟子的文史带V也是颇为热衷此道。

可能“民国文脉”们天生擅长互相吹捧攀亲联姻这一口吧。

文笔非常好，而且很有岁月沧桑感，毕竟有旧学底子。

玩文字魔术得心应手，谈论历史事件和人物擅长“隐”“讳”，能轻而易举的通过自己的文字给不了解相应历史的人塑造出他希望你形成的认识，在这方面的水平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你看他给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汇》重新发行版写序，写英雄气短，写婉转哀愁，如果不是你对汪精卫这三个字太熟悉，直是令人黯然落泪。

即便如我，看的时候也是叹服不已，把同桌的大腿都快拍红了。

总之其人有三个好处，一是反人类政治立场坚定所以影响不大，二是后继无人，三是终于。

其人也有三个坏处，一是擅长踢寡妇门刨绝户坟，二是太久，三是现在才。

立 场 坚 定

“余英时是不是xx，我用你告诉我吗？”

“传说归传说，这可是皇军的官方认证”

余英时虽然在美国读的博士，但是他那套治学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传统中学的路子，举个例子，《朱熹的历史世界》前半本就是用白话文把三代之制、道统一类的概念讲了一遍。《孟子》最后一章讲五百年而有圣人出，从尧舜一路数到孔子，俨然有当仁不让的意思，余英时也数人头……当年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讲孔子为万世立法，虽然是今文经学“《公羊》是孔子为汉制法”固有理论的再发挥，但是康有为实际想说的是他康圣人也要效仿孔子为中国立新法，儒学里的魔怔人就是康有为这种样子。

大概是有感于美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结合的现状，余英时的书非常爱用西方理论，但是只是最表层地套用一下，特别像大一大二学生写论文“A现象可以用B理论解释一下”，实际上提不提一嘴那些理论对分析一点影响都没有，更不要说用那些范式来组织研究了，比如《方以智晚节考》的序言非要套用一下《自杀论》，完全不考虑下涂尔干那书是在工业社会初兴、社会变动剧烈的背景下创作的，工业社会的理论套到明朝人头上是不是合适（他说方以智是利己主义自杀，利己主义自杀是现代社会的自杀类型）。我的阅读感受是他书里的那些西学全部去掉完全不影响分析，甚至结构更完整。

PS 当年我的高中老师去台湾高中交流，回来说台湾高中里居然有道统序列碑刻，最后两位是孙中山和蒋介石，我挺好奇余英时会怎么看这个道统序列。

我听过一个故事:

话说任我行率日月教打下了华山派。

风清扬以“华山腐朽不可为“为由，早早在日月神教谋了个闲职。

每日只是写书，书中记着的尽是议论华山列代得失，结论是日月教灭华山顺天应人，华山上下须记得日月教解救之功。

几十年后，有华山劫后余生的后人，奋发重建华山派，砥砺前行，不止再复华山昔日规模，甚至更有盛势。

风清扬见此，逢人便说:华山正脉在我处，彼者篡逆而己，吾未叛华山，所反者篡逆。

后某日，风某薨，有日月教众曰:宗师不再矣。

水鱼哥曰:可惜晚死三十年，民智己开。

讲完故事，有些东西还是觉得需要剥开来讲。

1.余某对中国的历史的解读并无多少创见，只是在方法论上采用了西方的叙述结构，西方历史因为实物证据少，所以通拉长叙述时间再辅以若干局部证据，通过逻辑推演来解释社会演变，以期回避无实证的缺陷。

这与传统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对比中国史学向来从实物证据做为叙事起点的考据方式，形式上更贴近西方人的习惯。

2.余的史学地位，一方面是叙事方式上贴近西方，在西方有语权霸权的特定时期內，占据了语权高点，另一方面，是余反G立场，呼应了西方的政治需要，得到西方政治资源的加持，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余的史学地位。

3.余对中G与大陆的论述，并非由事实出发，而是基于西方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下对“中共与大陆”扭曲的描述而推演出来的，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史学作者应该有的求真态度，这是学术污点而不是学术创见。

余某一再强调中G是苏联的附庸，没有民族立场，即便后来苏联解体而中华日盛，仍然认为中G必蹈苏联覆辙，枉顾事实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以此博西方学术舆论的赞誉，然后自誉有史人风骨，简直讽刺。

4.对于余的评价，实际上“反华反G”的标签早早就贴上了，余引此为傲。这个立场己经隔绝了他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共鸣，和余自称的“民族主义文化道统”背道而驰。反对自己的民族，却以民族主义自居，是很可笑的事实。

5.非要评论的话，余没有用自己的知识建设国家民族，而用于诋毁国家民族，来取得社会地位，实不足取，也只有事随人湮的结局了。

学术上的事咱也不懂，只说说余大师在践行他所推崇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上的作为（文中删改笔者皆为本人）

一、”君有召”

余英时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的女婿，他的太太陈淑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和国民党有着我所谓的“金玉关系”（笔者改）。他的表现真的很差劲。这个余英时在台湾东部花莲的时候，忽然台湾的统治者蒋经国说要见他，那一天正好台风天，他听说蒋经国要见他，就很巴结的就要立刻去看蒋经国，可是那天是台风天啊，怎么办呢？就找到一个警察，骑着那种重量级的摩托车，他穿了雨衣，警察也穿了雨衣，他就抱住警察，从花莲冒着风雨赶到台北，去见他眼中的主子蒋经国。余英时却有这样的表现，做读书人竟然没身份如此，行吗？香港的金耀基，我看也是一样的货色，学问可能更差。他们是搞公共关系的，不是做思想工作的。

引自：《李敖对话录》---《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李敖有话说》734.2006-12-28：我的另外一个境界

二、汉贼不两立

国民党学人余英时，在9月27日《中国时报》上，发表《四十年的矛盾与悲剧》专文，一开始便有一段怪论，他说：“首先我要提出来的是大陆‘建国’这个概念，我不承认所谓‘大陆建国’这个命题。中华民国建国结束了两千年的中央王朝的系统，成立了共和，这是改变了国体，而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大陆有自己一套理论，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大陆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

（以下为李敖反驳）

　　余英时这番话，真是狗屁不通的话。说不是“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这是绝对不通的，试问哪一个“建国”不基于新旧政权的取代？若说只是政权的取代，中国早就在那儿，那么他佘英时的其他文章中，怎么会出现“明太祖是开国之君”的话？（见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79页）试问明太祖开的是什么“国”？余英时说“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又说大陆的“建国”只是政权的取代，“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这些怪话，与历史和法理都不合：

　　第一、中华民国的建国，根本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是建国以后才成立的。今天把兴中会、同盟会说成国民党前身的，是扭曲历史。事实上，兴中会、同盟会跟国民党是两码事。

　　第二、清朝是被迫退位的政权，它的承不承认，没有任何意义。张三把李四扫地出门，即使李四承认张三喧宾夺主，事实也是鹊巢鸠占。张三并不因此就理直气壮，当然张三也无须因李四承认才合法。

　　第三、至于国际的承认，更算不了什么，清朝就是被各国承认的，照余英时的怪逻辑，则中华民国的建国，也是政权取代，因为国家早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就存在了。

　　第四、在国际法中，虽有“国家的承认”（Recognition of State）和“政府的承认”（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的差距，但“大陆的‘建国’”，却无不符合，历史如此、法理也如此。

（该段所有大陆字眼，为笔者替换）

引自：《大江大河它骗了你》---余英时是“中华民国”未亡人

《世论新语》---余英时从狗屁到马屁

关于余大师在台湾的活动，李敖有如下评价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窦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笔者删）；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窦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跟着共产党走了（笔者改）。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窦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余英时。论软弱、论错乱、论媚功、论才疏、论挟洋自重，余英时都是拔尖人物，是第一样板。卢建荣、张友骅带头揭发他，良有以也。

---《李敖风流自传》窦丁的访问

著名历史学家” 余英时 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死亡。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1955年赴美，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2006年，余英时曾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历史学家”“旅居美国”“诺贝尔奖”“港媒大肆纪念”……

我倒不是偏见，但是咱也实事求是：就这一堆元素搭建在一起的人，有几个成分不是反动的？

我简单唠唠吧。

1

余英时晚年创作生涯最大的一个手笔就是启动“胡适洗白项目”：著出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一书。

其中比较新颖的内容就是所谓“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自己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还胡适先生本来面貌”。

这与那一时期借所谓《蒋介石日记》来为蒋介石洗白的路数一脉相承。

蒋光头曾在日记“西安半月记”里造谣张学良和杨虎城去看他、目睹他“抗日以来的日记”后泪流满面、羞愤不已，所以释放了他、才有了国共合作抗日………

结果张学良后来接受采访直接打脸： “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之后更生气！唉，里面具体不谈了…”

那帮蓝色媚美反动分子的日记可以被拿来作为史料，这是“历史学家”该有的学术思略吗？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写出来的哪能是真心话？

胡适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330、 331、332页）真情表白、毫不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为何找不见？

又比如余英时大力洗白胡适的一个点：在美获博士——且不说这博士的授予其背后美国人的政治考量，至少在1927年之前，胡适从未在美拥有博士学位，但其时已对外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堂而皇之地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

以胡适作为一个历史核心，余英时这类的文人是典型的精英史观和“士人复辟”推崇群体，通过对中国自1927年开始的工农武装革命史的极度污蔑、对新中国政权的极尽反攻，完成对自己一种未尽的价值付诸的强行圆场。

最终，余先生一方面在悲愤着目睹新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期的空前强大；另一方面依靠无力的释史解构，获取美国势力的临幸。

2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没有人喜欢余英时？

当然有！恰如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间：1987年；又恰如作品极其露骨的名字： 《士与中国文化》 。

那个“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人，不过逝世十年，士大夫们就握着笔杆子开始了反攻倒算。

就在仅仅七年前时，领袖前脚刚刚发表完主题为 “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的讲话，后脚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公然出版上架余英时的书籍。

“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在余英时的笔下，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此后余某人又爱用“知识人”一词）甚为类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配合着《士与中国文化》再一年后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惊动全国、甚至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们都啧啧称叹的 某部纪录片 ，余英时为首的精英士大夫史观，时隔四十年终于再一次将中国“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人民群众阶级，踩入了尘埃里。

以那部纪录片的名字为名，他们那帮“老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派系名称： XX派 ，崇美媚洋之标志语录，就是余英时的名言：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美国人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的，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美国人看不惯残忍？自建国独立以来，美国所参与的战争和对外的军事行动达200多次，仅二战结束到科索沃战争的半个世纪，美国发动进行的海外军事行动就达170次。

保守估计，自1846年入侵墨西哥到2011年策划颠覆叙利亚，美国百余年来需要对超过1800万人口的死亡，负承直接责任。

余英时的精神祖国美利坚，哪里“看不惯残忍”了？

更无需多言的，是余英时那篇著名的文章 《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小资产阶级酸腐文人对工农革命领袖的仇恨、对人民汪洋大海的恐惧，字里行间尽显无余。

余英时这样评价毛泽东： “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

目前的国际环境又让这群文人墨客们重新燃起希望，因为美国对中国发起制裁和围堵。于是乎他们又重新兴奋起来，呼朋引伴为余英时这样的反动文人招魂。

但是，反动文人就是反动文人，这一垃圾酸腐群体在历史上历来就是如此，只敢暗戳戳，从无正威威。

想认美国当干爹，却只敢嘟嘟囔囔“反对向苏联一边倒”；想对军队削权、剥离党对军队的领导，却只敢嘟嘟囔囔“我们应该发展经济和文化”……

逃到美国要口饭吃的余英时，不正恰如其分吗。

反动文人阶层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这个阶层得益于知识分配不均而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所谓“大师阶层”。

所以他们鄙视下层民众，尤其热爱践踏底层的工农阶级。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他们最爱做的是攀附旧权贵甚至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因而，“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

原来他们还能用政治观点不同，来为自己开脱。但到美国西方，不择手段打压我国后，这些人也要摇旗呐喊，充当走卒，十分可耻了。因为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公开打出的旗帜就是，美国优先、美国利益第一。又怎么解释余英时们宣扬的美国西方普世救世的胡说呢？

于是乎他们只好换一套说法，说是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可是历史能离开政治吗？

这些为余英时招魂的人虽然从心里喜欢他的政治观点，却也只能背地里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一副孔乙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