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茂陵无奈太仓陈,槐里家传本助秦。
万落千村荆杞满,陇西桃李亦成薪。
几年前我在YouTube上看过余英时论政的视频,看了之后就震惊了,他政治上怎么会如此幼稚愚蠢?接下来我又想,政治上如此愚蠢的人能研究好历史吗?
不过这两年我态度有所转变,我倾向于相信他确实有真才实学的大历史学家。倒不是说我看过他的书,我只是选择相信历史界专业人士的评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历史上的真知灼见和政治上的脑残愚蠢并存于一人,就好像是一个物理学大家同时是一位低端民科一样。
借余英时的例子,我谈谈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坚决反共必脑残。这个现象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既是因为大知识分子往往学识过人,某方面脑残之后反差特别强烈,也是因为大知识分子往往喜欢以理服人也自信能够以理服人,所以在荒诞的观点之下可能会花费巨量的精力去进行辩理。辩理越多,错误的程度荒唐的程度就越深,这就类似于一个深度民科的荒唐可笑程度往往要超过一个缺乏科学知识的普通人。
我奉劝网络上的反共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认知能力,你们就算反对也不要坚决反对。
回到余英时,我知道有些史学家推崇他。我主张不要这么做,我是真心为学科发展好。网络上学界外的网民对余英时骂声一片,诸位不要不当一回事,别觉得“学理自有学人评,公众意见无所谓”。这是一种前网络时代的落后思维。抱着这种思路搞历史,是对历史学科的集体性不负责任,恐怕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指的主要还不是官家怎么样,而是民众里的有识之士和有野心之士可能采取的手段。这里要吸取的教训来自大洋彼岸,看看美国的民间舆论分子是如何在很多民众那里和关键场合将精英知识分子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局面已经难以收拾。这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的傲慢要负很大责任。
我建议“留学去人”。余英时的古代史真知灼见可以使用,近代现代的东西一字不提,余英时的名字尽可能不提,著作尽可能不直接引用。这样的话,有价值的学理就保存下来了,人本身的恶劣影响则尽可能排除了。这是不是坏了圈子里的规矩?是违反了旧的规矩,但属于立了新的规矩。新规矩有利于让有才华的人把更多精力放在学术上做出更多成就,也避免了他们在政治上大放厥词损害整个圈子的利益。
余的中学、西学水平都不咋样,虽然比我们网上票友那是高一点的,但在学术圈里真不够看的。
余的影响力大,说白了是当帝国主义走狗产生的——
几所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特别是钱穆先生为首的新亚书院,是希望通过创立中文大学,弘扬中国文化、建立复兴中国文化的根据地、为整个中国社会服务。而港英当局则希望中文大学成为笼络和驯服华人为港英殖民统治服务。余英时在这个关键的斗争中,甘当港英当局马仔,背刺老师钱穆先生。
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是 一批不愿屈服于港英当局、坚持中国民族本位的学者教授和他们的学生,被解聘、驱逐。钱穆先生抗议无效,最终也黯然离去。而蒙面黄尸们就是从这种驯服华人为港英殖民统治服务的工程中孕育出来的。
而余获得的好处就很大了,因为成了港英当局的可信可靠马仔,于是余去美国镀金一圈回来之后,获得了港英当局将大学文史社哲类的课题经费评审大权交给他管。
文史社哲类也一样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所谓在传统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无非就是他拥有课题经费评审大权,仰其鼻息者众。学阀政棍而已。
在学术圈搞立场先行、立场默杀。无下限的舔一踩一,不管你是舔哪一种都很恶心好吧。何况舔港英殖民这种蒙面黄尸们鼻祖。 谁要是只反对舔那种,不反对甚至赞扬舔这种,那只能是又蠢又坏。
社会科学界的南怀瑾(略暴论 廉价七成正确)
余的学术精华集中于明清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还有思想史方向。
然而总归逃不过旧式学者以古讽今的习惯。
如果说南怀瑾谈儒释道,属于思而不学的典型,余先生的学术之于今天的社科,就是学而不思。
或者说,随着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革命”,68革命后社会科学再建构[1],“历史学家”和“传统史家”已经有了显著分野。
好比说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心的,可能是符号,现象,结构,互动。
而传统史家更多的是强调“汉贼不两立”,“春秋成而贼子惧”。
这种论证范式,总体还是公羊学的“王正月,何也?大一统也”,这也是所谓古典知识的意识形态性。
这种区别,就类似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后者是历史学家,而前者可以归入“史家”行列。
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2]
余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是继承了宾四先生的学风。
所以余先生的作品,往往是讲1840之前的,都是学术精华,讲1840年之后,读起来就总归怪怪的。
因为越靠近作者所处时代,一方面资料越来越多,难以正比辨别,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影响。
我错了,我看了看,确实还是辱余了。
还是南怀瑾更Low,简直是Low穿地心。
古有南怀瑾三年通读《大藏经》,今有知乎众遍览《二十四史》。
1943年,25岁的南怀瑾入峨眉山闭关,3年间遍阅《大藏经》。有此学问垫底,出关后,他壮举连连,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高僧真传,被各派印证,承认其为密宗上师。
活在美国吃着美国投喂的饲料,思想却停留在乾嘉年间,对现代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一窍不通,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本质性区别茫然无知,又对人民群众充满了大地主对佃户式的傲慢无礼。
由于以上的缺陷,他所谓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基本都是盲人摸象、刻舟求剑,还大量掺杂了个人的低级好恶,总体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至于他给汪精卫洗地,捧胡适臭脚,那还在其次,不过是在彰显他个人的人品卑下,一辈子反共的人,临死时看见连美国都奈何不得红色中国,怕是死不瞑目吧!
以赛亚·伯林。
狗贼
据说是小时候经历了新四军二一五事件所以对我党有深深的敌意。
啊,要说学术成就,49年北大肄业,去了香港新亚书院接着读,成了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然后在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中学校董会成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死前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包括台湾省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另外,他的学术理念主要是通过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他认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苏联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著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主义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
2012年,余英时把亲笔信函〈覆黄国昌先生函〉传真给澄社社长黄国昌,公开支持台北青年学生“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反旺中的拒绝中时运动,批评大陆透过蔡衍明收购台湾媒体控制台湾舆论,呼吁台湾民众以香港为鉴,要尽一切力量维护当地的新闻主权。
2013年,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我党的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不看好我们的“中国梦”,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014年10月10日,多个台湾媒体报道余英时作品在各地遭官方全面封杀下架。不过,10月15日,《环球时报》打脸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只是因为销量不佳退货处理。
如果说这是他脑子里的水,那么他其他值得称道的点在于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余英时最著名的书《历史与思想》从1976年出版(台北 :联经出版),已经第34版。
最后,他虽然反共,但不是台独。
颇肖钱穆先生,史论为其表,经学为其里。
一个伪装成学者的反动地主文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极大恶意,搞历史夹带私货,写政论信口雌黄,一生致力于给封建的旧世界招魂。
他这一辈子,buff叠满了,反共、复古、封建、儒学、精美、媚外......还给周作人、汪精卫洗地。
他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却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最喜欢从“本心”出发,他的作品看起来论据充分论证详实,但对于历史前进的脉络充满偏见了主观臆断,四舍五入都有地摊文学之嫌,甚至还提出了“心理史学”(谢顿黑人问号脸)。他自诩儒者,评价汪精卫也从他的“本心”出发.....岂不是忘了他们儒家祖传的“论迹不论心”?
他号称自由学者,但平生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在现实中搞建政搅风搅雨,结果满肚子偏激、狭隘、幼稚、不切实际,真有谁按照他那套治国理政,结果只能是气煞阿明王,笑死卡大佐。
他所谓的“文化中国”,其实就是封建地主士大夫的那个中国,是江南大儒的那个“中国”,这个“中国”无论在哪里,存不存在,统治者是谁,只要他们这帮大儒活着,就能继续解释下去、服务下去......如今他死在美利坚,他的孝子贤孙们可以痛哭流涕说“华夏正统在北美”、“英时之后无中华”。
如今他死了,对于广大现代工农群众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对于无数精神地主、精神士大夫、民国粉来说,是如丧考妣的惨事,他们确实应该披麻戴孝,给他们的精神领袖哭灵发丧……我们嘛,可以去吃席喝酒,观看遗老遗少们的“新儒学”脱衣舞。
纵观他的所有研究,包括《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洋洋洒洒卷帙浩繁,但你从字里行间只能看到一个字“士”,对,他研究历史,不研究人民,只研究他们这个阶层自己——“地主士大夫”、“封建知识分子”。
余英时想要的那个世界,大概就是某些“精神儒者”想要的那个理想国,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泥腿子闭嘴,这个“君王”,可以是封建帝王,可以是北洋军阀,可以是蒋介石,也可以是美帝国主义,总之不能是中国自己的工农大众。
有人鼓吹余英时的“学术”,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学术吧。
我们先看看他对教员、对新中国的傲慢和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那些恶毒的辱骂、疯狂的攻击、对新中国和教员的仇恨我就不放出来了.....就看这短短几百字,几乎没有几句话是理性、科学的,他居然认为二战后中国已经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并且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成为“五常”;他甚至认为“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没有重大意义,“中国成为独立国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他还认为,建设现代国家的业绩上,教员没有超过孙中山、甘地、尼赫鲁......我敢说他既不了解新中国,也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国家”。
他否定阶级斗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并且不讲逻辑,纯粹以“我没有看见”,“我知道的地主都是好人”这样的笔法来论证,谈到近代革命史的时候,他不像历史学家,倒像是汪主席、流沙河那一脉的“文学家”,用个例代替整体,用主观臆断代替现实,用想象中的记忆代替严谨的调查、研究、统计,这就是他徒子徒孙们鼓吹的余大师的“学术精神”。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 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其实,要了解中国旧社会存不存在剥削,地主阶级到底有没有压迫农民,你都不用看共产党这边的史料,直接读美国人编的《剑桥民国史》就行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做抽样统计,不了解中国数千年地主农民矛盾的演变,就能信口雌黄发明历史吗?这样的“学术”,与袁腾飞高晓松何异?
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支持新自由主义,于是美国就成了他的“理想国”,他吹捧美帝的立国精神,更符合孟子的学说,更符合儒家的“仁”,他说“美国对残忍的事情看不惯”.....朝鲜、越南、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人民、印第安人表示很淦。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 有关。”
我来翻译翻译余老爷子的“新儒学”,这个新儒学,也叫做“儒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咱们只靠传统的儒家文化,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本没有必要搞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而且这个“新儒”,立场更加灵活,身段更加柔软,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垄断资本家,都可以是“儒者”的爹。
他们知道,他们向往的那个旧时代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在人民民主专政、生产力大发展的巨变下湮灭,但他们依然心存妄想,念念不忘复辟他们“贵族”、“老爷”、“相公”、“才子佳人”们的荣光,他们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找不到那些阴沟藏身了,于是远赴海外,虚构出一个新的“君王”侍奉下去,仿佛那个旧世界还在一样。这时候,哪怕是盎格鲁萨克白人,也可以带领他们复辟“文化中国”,“儒家正统也可以在美国”!
江南大儒,可以是民国的大儒,也可以是美国的大儒。
钱谦益是儒,余英时也是儒,没毛病。
他是旧中国、旧文人、反动派的一个缩影,曾是一个行走于世间的老僵尸。
现在,他终于不动弹了,愿棺材板足够结实,钉死了,魑魅魍魉永远都不要爬出来。
很多人“悼念”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果,而是把他当做了“自由主义”的符号。做价值观的“批判”是最不需要动脑的,只要有鲜明立场即可,这就是人们追随符号的最大原因。他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又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既不了解当代中国,却还要从自认的文明“高位”居高临下道德批判,,一个符号的内卷不就这样开始了吗?
更新一下:余先生的学术成就自然是很高的,从内在理路谈中国思想,总体比较偏向杨联升的汉学和胡适的五四启蒙价值。不过其局限也在此,简单来说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对解释、解决实际问题没什么帮助,只能依附某一派别,当当“帝师”
另外说一句,给别人扣“粉红”帽子,说别人动不动就把问题归结到“屁股坐哪里”上的人,其实也应该自省下是不是也用了同样的思维逻辑先入为主了。文青于世无补的,真的想要了解社会、解决问题,用祖师爷胡老先生的话说,还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吧。